三十多年前，我寫過一篇關於《三國演義》的文章，題目是《關於曹操形像的研究方法》，作為畢業論文。寫這個題目，當時有一個直接原因，就是我的一位老師在《文學評論》上發表關於曹操研究的論文，我覺得很有可議之處。正趕上要報畢業論文題目，匆匆想到不妨就此商榷一番。在我看來，老師的思路是以評價歷史人物的標準評價文學人物，其中可以看出一些學術以外的話語背景，如、郭沫若等人對曹操的正面肯定，以及七十年代中期“評法批儒”給曹操塑造的政治形像，等等。我想借此論證文學的自身規律，八十年代初期文學創作與理論批評正亟欲擺脫政治束縛，對文學本體的關注亦是一種學術風氣。我定下題目，去找那位老師做論文指導教師，她倒是欣然同意。而且更沒想到，後來她給我的評分是“優”。那個年代大家思想上都有僵化之處，但人與人的關繫倒是簡單淳樸。
一九八二年初，我從黑龍江大學畢業回到杭州，便將這篇論文投到《文學評論》。我不知道文章能否發表，但多少有一點自信（那時候這種事情不講人情關繫，投稿時並不認識任何一位編輯），卻沒想到《文學評論》竟是作為那一期的頭條（1982年第4期），同年十月又被《新華文摘》摘要轉載。作為一個剛畢業的本科生，頓然有了嶄露頭角的感覺。其實讀大學那幾年，我都在寫小說，幾乎是心無旁騖，這一來倒是跟古典小說或是理論批評方面都有了一些轇轕，亦將我帶到了一個選擇的路口，今後是接著做古典小說研究，還是轉向做文學批評？自己有些猶豫不定。
一九八四年我連續參加了兩個全國性學術會議，一個討論古典小說，一個是當代文學研究。我是以出版社編輯身份參會，那時已調入浙江文藝出版社。那兩個會議使我有幸認識許多學界前輩和新銳，研究古典小說的學者鼓勵我接著做這類題目，搞當代文學的認為我更適宜做理論批評。按國內學界通例，古代與當代很難跨界，兩頭沾邊就顯得很不專業。八十年代是文學觀念急遽變化的時期，理論思潮的交鋒，敘事文本的嬗變，顯然對我更有吸引力。作為編輯，手上的業務正好有理論批評這一塊。這樣，我的寫作自然就轉向文學批評。第二年夏天，完成了一篇壓在手裡好幾年的關於《水滸傳》的論文（《〈水滸〉主題思維方法辨略》，《文學評論》1986年第3期），之後很長時間裡，一直沒有關注古典小說方面的話題。
一九八四年八月，我借著去北京出差機會，見到了《文學評論》編輯部的前輩們。其中一位老編輯帶我去了《讀書》編輯部，那時三聯書店和《讀書》編輯部還在朝內大街166號那幢樓裡。在堆滿書刊的閣樓上，我一下子感受到一種特殊的文化氣息，聽瀋昌文、董秀玉、吳彬他們聊天，很快讓你領悟到在學術與觀念之外的某種人文情趣和話語方式。吳彬是負責中國文學的編輯，跟我談論當時興起的新小說革命和“尋根文學”，問我是否有興趣寫寫這方面的文章。於是，從一九八五年起，我也成了《讀書》的作者。那幾年裡，我給《文學評論》寫過幾篇關於文學思潮和當代性探討的論文，給《讀書》寫過韓少功、周梅森的小說評論，寫過黃子平、季紅真的書評。從那時到現在正好三十年了，我沒有統計過給《讀書》寫過多少文章，當然不算太多，我不是那種勤奮的寫作者，但我對這份雜志始終懷有一種文字表達的追慕。
八十年代末，我在《文學評論》發表了李銳小說集的評論，還有一篇關於尋根文學的綜論，以後就告別了那種混跡學術的寫作。當然，後來發生了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況，理論話語陡然逆轉，這使我不能適應。另外一個原因是，自己對愈益走向科層化的“學術”產生了心理和趣味上的抵觸。盡管內心覺得愧對《文學評論》的編輯們，九十年代以後就再也不做所謂學術論文那種東西了。我喜歡隨筆和讀書札記那樣的文體，喜歡那種敘述的自由，喜歡從文本出發去追尋思想蹤跡……就這樣，自己的文化興趣和文字表達習慣漸而轉向以《讀書》為標杆的那種路徑，此後的寫作一直沿循這樣的軌跡。九十年代中期，《讀書》編輯們以“脈望”名義策劃一套“書趣文叢”，其中就有我的一種《尋找手稿》（遼寧教育出版社1996）。
重新細讀《三國演義》和其他古典小說，已是二十多年以後。我注意到，學者們已不再以小說比附現實政治，研究方向基本上轉移到版本沿革、作者身世及本事考證等方面。其實，自五四以來，中國小說研究的主要關節就是這些，當年魯迅、胡適治小說也都從這幾處入手。這算是回到了學術正路，羅貫中、施耐庵籍貫，吳敬梓身世，自然都成了極具影響的課題。當然，我自己的興趣依然在文本本身，因為不搞學術，用不著關心人家圈內人的課題。
歲月老去，思慮散逸。有時往往會想到小說的意義生成，小說作為一種敘史方式對歷史的重述與誤讀，是一個有趣的現像。早年寫那篇關於曹操論文的時候，我還隻關注文學本體，完全從審美角度立論。其實，中國小說跟詩詞一樣，不完全是一種文學文本，亦需要從歷史和倫理的角度去認識。有一個問題，我一直很奇怪：如果有人問哪一部文學作品對國人心靈影響，我肯定說是《三國演義》，可是這部小說敘述的歷史並非驕人的漢唐盛世，亦非人文輝煌的兩宋時期，為什麼這裡邊的故事對國人特別重要？
其實，三國時期嚴格說來不能算是一個朝代，隻是夾在東漢與西晉之間的一個短暫的歷史過程。如果從黃巾作亂算起，其開端應定於漢靈年（184），但是從諸鎮紛爭到形成魏蜀吳三足鼎立，名義上東漢朝廷仍還存在，一直延續到獻年（220）。所以，史學界通二二〇年曹丕稱帝作為這一時期的起點，並以二八〇年東吳滅亡為結束，前後一個甲子。可是下一個朝代晉朝二六五年就開始了，曹魏咸熙二年，司馬炎迫使曹奂禪讓而稱泰始。蜀漢已於兩年前滅亡，這時隻剩下東南一隅尚未統一。從獻帝禪位到司馬炎登基，短短的四十五年間天下兩次禪讓，歷史的巧合讓人匪夷所思。
如果從黃巾起事算到東吳滅亡，這個時間跨度幾乎長達百年，史書《三國志》和小說《三國演義》的敘事內容大抵根據這一時間標尺——漢末士族豪強正是抓住剿滅黃巾的契機而崛起。歷史的長鏡頭在四十五年、六十年和將近百年之間晃動著，推近和拉開，時間記憶在敘述中漸漸被更替和改寫，或是散落成碎片。我在閱讀中認識到，這段分分合合的歷史不但極具故事性，而且幾乎所有的人都能從中找到自己的精神慰藉。
陳壽撰《三國志》以曹魏為正統，雖說不盡合理，體例上亦顯得別扭，卻是代表了某種共識，那就是企圖尋找一種統轄性的歷史存在。秦漢時期形成的大一統局面是可以產生多種釋義的歷史記憶，譬如用錢穆的話來說，那就是“國家民族之摶成”（《國史大綱》第三編第七章）。其要義在於，將春秋戰國以來裂土分封的貴族專制逐步改造為具有行政意義的郡縣制度，這樣政治上似乎就順理成章地納入儒家先賢設計的禮治之道。可是東漢末年的亂局打破了這種大一統，士族豪強以武力紛爭，似乎一切又回到了戰國以前的局面。顧炎武有謂戰國時“邦無定交，士無定主”（《日知錄》卷十三），其實三國時期亦如此，這種情形在《三國志》的敘事中自有充分體現。由於漢室已是要被革除的對像，在陳壽那個時代的史家眼裡，隻有抽像的聖王之道，並沒有具體的“國家”觀念。
陳壽撰史帶有某種&ldq敘事”的理論預設，以為歷史應該符合具有某種演化軌跡的構想型式，成王敗寇的歷史消息中自然包含王朝興替的倫理邏輯。譬如，劉備、孫權之所以不能成為一統天下的雄主，因為衡量以“修齊治平”的聖王之道都有所欠缺；而曹操“終能總御皇機，克成洪業者”，不但有以魏替漢的既成事實，在陳壽心目中其形像“光於四海”而幾乎有如周公。
我想，如果將歷史理解為一個民族的共同“記憶”（抑或包括共同的“想像”），被認為是文學作品的《三國演義》則有另外一種敘史意義。原初的記憶可能漶漫不清，也可能本身就帶有某種想像，小說家不妨以自己的想像去修正前人的想像，以填補歷史記憶。譬如，《三國演義》將“匡扶漢室”作為大目標，衰靡不振的漢室就成了光榮與崇高的像征。在國家意識召喚下，放大和凸顯了忠勇節義的英雄氣概。小說家之所以同情弱勢的蜀漢一方，並非出於文學史家所謂“劉姓天下”的正統觀念，而是痛以後中土沉淪的現實悲況。沉淪之中重述恢復漢室之舊夢，明顯是召喚漢族士夫之歷史記憶，強調華夏民眾之國家認同。逆境奮起的英雄敘事對於飽受欺辱的民族來說意義重大，人們至少能藉此獲得某種精神自慰。有趣的是，對《三國志》記述的劉備妻子三番五次被擄，《三國演義》竟照單全收，因為正好藉以重構另一種故事。關羽千裡走單騎，趙雲長坂坡殺入萬軍之中，都是以護嫂救主大顯其無比忠勇；同時，更於憂患之中刻畫劉備苦其心志、動心忍性的大人之心。尺蠖之屈，以求伸也，這是小說家眼中的王者風範。
《三國演義》描述的謀略手段是所有三國敘事中精彩的內容，小說情節幾乎按照博弈性設計推衍，由於戰爭語境使得一切詭詐之術都合法化了，因而得以盡興發揮。當然，此中的機會主義策略自是沉澱於國人集體意識中的文化記憶。當初，關羽被曹操的軍隊圍在下邳城外土山上，曹操派張遼來勸降，關羽提出的個條件就是“降漢不降曹”，這種說法有些自欺欺人（他本來就是漢臣，何來降漢之說）。關羽的“投降”隻是應機權變，曹操答應得竟很爽快，“吾為漢相，漢即吾也。”反正大漢王朝就攥在手心裡。他隻想著將關羽收歸己用，不去糾纏什麼說法。彼此各自表述，各取所需，乃以實用主義對付機會主義。
對於《三國志》的重述與誤讀，絕非自《三國演義》開始，在宋人說雜劇的三國戲裡邊，都有自己的話語生成。從歷史著作到文藝作品，性格因素被放大了，國家形廓變得清晰了，打打殺殺的百年鬧劇，竟成功地植入家國倫理大義。本來，在豪強紛爭的語境中，英雄、梟雄乃至奸雄並無多少區別。劉備有梟雄之稱，曹操更負奸雄罵名，並不妨礙二人煮酒論英雄。曹操放言“今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耳”，說到底要看誰能問鼎中原。可見“英雄”語義紛歧，原本並無人格準則與道德底線，而劉備卻以“匡扶漢室”的國家名義占據話語制高點。在後世的三國戲中，在國家意識形態語境中，這就簡單地分出了好人壞人。
梳理一下三國敘事的傳世文本和傳播途徑，大致可以排出這樣一個序列：
一、陳壽《三國志》。
二、《三國志》裴松之注所引佚史。
三、《後漢書》何進、董卓、袁紹、袁術、劉表、呂布諸傳；《晉書》宣、景、文、武帝本紀等。
四、《世說新語》中的三國人物紀事。
說話中的三國故事及《三國志平話》。
雜劇中的三國戲。
七、《三國演義》嘉靖本、毛本。
八、明代戲文（南戲）和明清傳奇、雜劇中的三國戲。
九、明清以來民間拜關帝的廟祀活動。
十、清末以來京劇及地方戲曲中的三國戲。
十一、明清以來民間年畫及其他美術作品中的三國人物和故事。
十二、連環畫《三國演義》（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1956﹣1962年出版）。
十三、五十年代末發起的關於曹操歷史地位的討論，並出版《曹操論集》（三聯書店1960年出版）。
十四、電視劇《三國演義》（1994年版）、《三國》（2010年版）。
十五、當下風行的桌面和在線遊戲《三國殺》。
這個列表不敢說沒有遺漏，譬如，二〇〇八年在河南安陽發掘的曹操大墓，以及隨後引起的質疑和爭議，是不是也應該列入？據說當地正加緊旅遊開發，而如今旅遊產品往往亦是歷史 / 文學文本的衍生物。
這是一個層累地造成的文化堆積，其中包含的記憶信息是如此豐富而駁雜，似乎很難統一到某種知識譜繫中，難以作出條分縷析的學理性認識。譬如，關羽身前為人臣，死後卻稱帝，被尊為“關帝”，忠誠者變成了忠誠之對像，這是哪門子的綱紀？然而，這個對像化過程似乎亦一再被復制。再如，照例說戲臺上的人物都有好人壞人之分，可是呂布呢？所有的歷史學者對呂布都沒有正面評價，戲臺上呂布卻是討人喜歡的武生（翎子生），他算是好人還是壞人？
要替曹操翻案，顯然亦有好人壞人的標準。當然，操心古人的政治正確和先進性代表也是郭沫若、翦伯贊那些大學者的學術雅趣。可是，民間野老村夫乃至青少年讀者關心的卻是馬超與關羽的武藝高下，三國武將排行榜永遠是一個讓人感興趣的話題。還有，劉關張三人“寢則同床”是怎麼回事？今天的讀者從三國敘事的密碼中又發現了新的問題——現在網絡上就有許多帖子討論這哥仨是否有龍陽之癖。
混沌的歷史記憶，映照著五花八門的現實圖景，尤其自明清以來民間拜關帝到當下風行的《三國殺》遊戲，更是體現了接受層面不斷變異的衍生性，亦一並印證了思想史之“迷思”（mythos）現像。
以上是我讀三國想到的一些問題。我每每感嘆，個人能力和精力總歸有限，如此散逸的思緒不可能將自己引向深入而繫統的探究。
編入這本小書的文章不全是關於《三國演義》，還有幾篇是談論《水滸傳》、《西遊記》和《儒林外史》。那幾部小說與歷史的關繫不是很大（我一直不理解魯迅為何將《水滸傳》列入“講史小說”），也就是說它們不是重述史家文本的文學作品，所以我在文章裡更多地著眼於人物和故事本身。當然，更使我感興趣的是敘事方式中包含的種種寓意。
在浩如煙海的古典小說中，我前後涉及的隻是寥寥幾種。當然，這幾種都很重要，是中國小說中為數不多的幾部大作品，值得反復細讀。奇怪的是，學術圈內很少有人對這些作品作出文學意義上的解讀，也很少有人從話語蹤跡中去梳理這些作品的敘事旨意。所以，現在文學史教科書上講到《水滸傳》，還是一種階級分析的講法；講到《西遊記》，依然襲用魯迅、胡適的“遊戲”、“玩世”之說。如果說，有一千個觀眾就有一千個哈姆雷特，我相信差的哈姆雷特就是寫進教科書裡的那個。至於我的哈姆雷特，我想好讓他自己從作品裡走出來。
望著城市陰霾如晦的天空，似乎不能想像應該還有陽光和白雲，往往是學術慣例遮蔽了貧瘠的思維。其實，對於文學作品而言，探求的足跡總是伴隨著閱讀興趣而不是學術目標。平日讀《儒林外史》，總覺得它不隻是諷刺科舉制度和暴露士林丑態，泰伯祠大祭寫得那麼隆重，難道是作為一種反襯？這等重振斯文的禮樂大事，為什麼不在儒門的文廟舉行？作者何以將遁世作為終極價值理念，是否另有深意存焉，在知識話語與權力關繫的糾結中是否還有一個隱蔽的主題？一遍遍讀下去，腦子裡總會產生許多問題。
老來讀書有一個好處，就是更有隨心所欲的方便，借用《儒林外史》中的一句話，“從今後，伴藥爐經卷，自禮空王。”
收入本書的文章曾發表在《讀書》、《書城》和《上海文化》等刊物。是《讀書》編輯部衛純先生建議將這些文章結成一集，亦費了他許多功夫，在此深表謝悃。
李慶西
二〇一五年中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