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茫茫的草原》這部長篇小說的誕生、受譽,以及後來的遭難和重生的整個過程,是一個曲折、復雜而又完整的故事。我甚至想過,當我到了晚年,寫不成別的作品時,就以長篇小說《茫茫的草原》的坎坷經歷為素材寫一部長篇小說,讓讀者從一個側面看到我們社會生活的變遷:新中國成立初期,黨和政府對發展文學藝術事業和培養少數民族作家方面的關懷與重視,當時作家在創作活動中所富有的思想解放、大膽探索的生動活潑局面;從一九五七年以後“左”的思潮的逐漸形成和猖獗;在“十年浩劫”中,作家們所遭受的“史無前例”的衝擊與迫害;直到粉碎“四人幫”,特別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在祖國大地上出現的一派生機盎然的景像。在這部漫長的歷史畫卷中,《茫茫的草原》的曲曲折折、榮毀沉浮的過程,可以成為一個小小的插曲。
我是從一九五二年開始醞釀寫這部長篇小說的。那時我二十出頭,剛踏入文壇,寫作基礎、藝術素養都比較差,但正是血氣方剛的年齡,敢打敢拼,一落筆就計劃寫一部百萬字的巨著。後來我入中央文學研究所研究生班學習,在學習期間有寫作實習時間,所以沒有中斷這部作品的創作準備工作。每年我還利用寒、暑假期,到草原深入生活。一九五四年,我從北京返回內蒙古,為了完成《茫茫的草原》,我到察哈爾草原的一個旗裡掛職深入生活,就在這期間寫完了《茫茫的草原》(初稿為《在茫茫的草原上》)上部,一九五七年春出書。
《茫茫的草原》是解放後出版的部反映內蒙古人民生活鬥爭的長篇小說。它一出版就獲得了內蒙古自治區成立十周年文藝評獎文學一等獎。這不隻是對我個人的獎勵,是黨和人民對我們少數民族文學的興起和少數民族青年作家的成長的鼓勵!我一鼓作氣,於一九五九年秋,在北京西郊風景秀麗的八大處寫完了下部,三十二萬字。正要向出版社交稿時,我被急電召回,“反右傾”和“反對現代修正主義思潮”的運動開始了。從那以後,《茫茫的草原》就作為具有人性論、階級調和及民族主義傾向的作品而受到批判,時間長達一年多!當時我抱著極其真誠的態度,聽取各方面的意見,並按當時自己所能接受的程度,在一九六二年把上部重改了一遍,次年在韋君宜、王笠耘等同志的鼎力支持下,以精美的裝幀重印出版。不少評論家在各種報刊上發表文章,對我這個修改本給予熱情的評價。日子又好過了。但好景不長,隨之一個運動接著一個運動,我工作的單位被打成什麼俱樂部、黑窩子。《茫茫的草原》重遭阨運,被打成“鼓吹民族分裂主義和修正主義的大毒草”,我被派去搞“四清”,“以觀後效”,等候處理。
到了“文化大革命”,更加步步升級,我和內蒙古其他幾位著名作家被打成“反黨叛國集團”,我本人“榮升”為內蒙古文藝界“第二號階級敵人”(此外還兼有十幾頂帽子,不作贅記);《茫茫的草原》(上部)早已被定為黑書,在報刊、電臺上多次受到點名批判。我的家多次被查抄,後將我的家物、藏書、書稿全搬去,在呼和浩特市中心一個展覽館裡舉辦“瑪拉沁夫反黨叛國罪行展覽”,我用多年心血寫成的三十二萬字的《茫茫的草原》下部原稿,就在這時全部遺失了!這是後來纔知道的,當時我還被關押在單人牢房裡。
然而,正在這時候,固陽縣山村一位蒙古族小學教員,冒著危險把《茫茫的草原》(上部),用鐵盒密封起來埋在地下。後來這位可敬的同志給我來信說,他這樣做是因為他堅信終會有一天,《茫茫的草原》一定能夠重見天日!
我欽佩這位年輕的預言家!他的預言終於變成為現實。打倒“四人幫”後,中共內蒙古自治區黨委做出決定,正式給長篇小說《茫茫的草原》上部及其作者徹底平反,恢復名譽,人民文學出版社亦已重印該書。
歷史是多麼可愛又公正的老人啊!
到了一九七九年,春風吹得我創作欲望頓然騷動,我提起筆來開始重新寫起《茫茫的草原》的下部。這可就難嘍!原稿的基本情節、人物脈絡等沒有忘記,但是具體的語言表述、細節描繪等就無從記得了。特別是作為一部長篇小說的下部,它受著上部的總體制約,還不能完全離開上部另行編制。恢復丟失的舊稿,比寫一部新作還難!我苦苦熬了一個春天,終於寫完了全書。內蒙古大型文學季刊《奔馬》的編輯同志聞訊前來索稿。當時我的自我感覺並不良好,總覺得後幾章寫得不理想,但又一時找不出緣由何在,我感到困惑。我沒有敢把全書稿子交出,隻將下部的前半部即本書的卷三,交給他們先拿去發表。這是一九七九年五月的事情。當時我國正在興起思想解放運動的春潮,為了適應新的歷史時期的形勢,人們不安於現狀,不安於既得的成績,都在從各個方面進行勇敢的探索和創新。就是在那一股催人奮進的春潮中,我逐漸認識了這部小說後幾章所存在的問題,即,它沿襲五十年代小說創作的習慣(是的,我隻想說那是一種習慣),按照初的總體設計,把故事寫完了。如果說得再直率一些,我仿佛重復著近似於這樣一種模式:在戰場上敵我進行了一場決戰,我們勝利了,敵人失敗了,我軍指揮員乘坐吉普車(在我的作品中是騎著戰馬)趕到正在歡呼的戰士群中,他舉起右臂向戰士們高呼:“同志們,我們勝利了!”於是乎,隨即戰鬥或戰役的結束,作品中的矛盾衝突結束了,藝術情節結束了,人物命運也全結束了……如果說前些年的讀者還能寬容我們這種藝術描寫習慣的話,那麼八十年代的讀者就不一定會繼續接受這種模式了。我們這一代作家面臨著重新學習,面臨著自我調整的任務。誠然,這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我們必須接受這種挑戰。
我暫時把已經完成的稿子放下不發表,用很長一段時間進行學習和思索,調整自己的藝術觀念,與此同時,對這部作品的後幾章從總體設計上進行根本變革:把那些離開人物命運、離開人物關繫而單純對戰鬥或戰役過程的描寫大量刪減,並將其全部推到背景位置上去,而把人物關繫與人物命運拉到前臺來;用人物關繫與人物命運的發展襯托出生活和歷史的進程。隻是作品結束了,別的什麼都沒有結束……
這本書的後十多萬字,先後改寫過三次,現在,這部書終於定稿、發排了。我並不認為經過改寫和調整的那一部分一定是成功的。我在這裡隻是想說,創作是一種殘酷的勞動,你付出了心血和汗水,但不一定就會獲得你所期望的碩果。
然而,我依然感到極大的欣慰,這部書畢竟是寫完了。我乞求讀者原諒:這筆債我拖了這麼多年,而且今天奉還得也不是多麼漂亮、利落。但我還是希望你,尊敬的讀者,會喜歡我的這部小說。
瑪拉沁夫
一九八七年九月五日於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