題記

修訂本簡要說明

引言

章  出身與家世考

  節  周邦彥出身書香門第

  第二節  周邦彥之叔周邠事跡

  第三節  周邦式非邦彥之兄弟行考

第二章  周邦彥生年及少年事跡考

  節  周邦彥生年考

  第二節  周邦彥是否曾遊荊州、長安考

  第三節  周邦彥少年遊荊州、長安、湘中年月考

  第四節  周邦彥少年在錢塘詩詞考

第三章&nbs豐事跡考

  節 年入京師考

  第二節  周邦彥入豐五年考

  第三節  周邦彥在京師行跡與太學生活

  第四節  《汴都賦豐七年三月考

  第五節  《汴都賦》旨在頌揚皇朝治績並非專意頌揚新法

第四章&nbs祐事跡考

  節  周邦彥在太學之上官同僚考

第二節  黃隱事件與太學風波

  第三節  周邦彥賦詩頌揚曲真

  第四節  周邦彥教授廬州乃宋制之常，與新舊黨爭無關

第五章  周邦彥並未“流落十年”考

  節  周邦彥赴廬州行蹤

  第二節  周邦彥丁母憂考

  第三節  周邦彥服除後再赴廬州任

  第四節  周邦彥詞中知溧水行蹤

第六章  京師十五年事跡考

  節  周邦彥自溧水回朝行蹤及改官考

  第二節  周邦彥在考功員外郎等職及議禮局檢討時之超擢

  第三節  周邦彥在議禮局檢討任之上官同僚考

第七章  晚歲十年事跡考

  節  周邦彥出知河中府考

  第二節  永興軍路平籴與鑄錢之爭

  第三節  周邦彥第二次長安之行

  第四節  周邦彥知隆德府前後事跡

  第五節  周邦彥寫詩為蔡京祝壽並斥範純粹為“奸臣”考

  第六節  周邦彥知明州年月及事跡考

  第七節  周邦彥入拜秘書監之時間與事跡

  第八節  周邦彥因受劉籨、王肕“謀逆”事件牽連而出知真定考

  第九節  周邦彥赴真定途中及在真定之作

  第十節  周邦彥離真定赴順昌

  第十一節  周邦彥安家明州與旅死知處州途中

  第十二節  周邦彥卒葬何處？

第八章  提舉大晟府及大晟府八十四調與周邦彥無關考

  節  大晟府八十四調與周邦彥無關考

  第二節  周邦彥詞中多新聲

  第三節  周邦彥並未提舉大晟府考

第九章  宋徽宗君臣與李師師事考

  節  北宋是否隻有一個李師師，而無其他以師師為名者？

  第二節  晁衝之與李師師遊冶考

  第三節  周邦彥妓女詞可證其與李師師並非僅止於“聽歌”與“應歌”

  第四節  周邦彥與李師師遊冶考

  第五節  宋徽宗與李師師遊冶考

  第六節  李師師事之小說化

證後餘思

薛瑞生著述編年  邱曉

跋

學術升降，代有沉浮。中華學術，繼近現代大量吸納西學、滌蕩本土體繫以來，至上世紀八十年代，因重開國門，迎來了學術發展的又一個高峰期。在中西文化的相互激蕩之下，中華大地集中迸發出學術創新、思想創新、文化創新的強大力量，產生了一大批卓有影響的學術成果。這些出自新一代學人的著作，充分體現了當代學術精神，不僅與中國近現代學術成就先後輝映，也成為激蕩未來社會發展的文化力量。
為展現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學術所取得的標志性成就，我館組織出版“中華當代學術著作輯要”，旨在繫統整理當代學人的學術成果，展現當代中國學術的演進與突破，更立足於向世界展示中華學人立足本土、獨立思考的思想結晶與學術智慧，使其不僅並立於世界學術之林，更成為滋養中國乃至人類文明的寶貴資源。
“中華當代學術著作輯要”主要收錄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大陸學者、兼及港澳臺地區和海外華人學者的原創名著，涵蓋文學、歷史、哲學、政治、經濟、法律、社會學和文藝理論等眾多學科。叢書選目遵循優中選精的原則，所收須為立意高遠、見解獨到，在相關學科領域具有重要影響的專著或論文集；須經歷時間的積澱，具有定評，且側重於首次出版十年以上的著作；須在當時具有廣泛的學術影響，並至今仍富於生命力。
自1897年始創起，本館以“昌明教育、開啟民智”為己任，近年又確立了“服務教育，引領學術，擔當文化，激動潮流”的出版宗旨，繼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繫統出版“漢譯世界學術名著叢書”後，近期又有“中華現代學術名著叢書”等大型學術經典叢書陸續推出，“中華當代學術著作輯要”為又一重要接續，冀彼此間相互輝映，促成域外經典、中華現代與當代經典的聚首，全景式展示世界學術發展的整體脈絡。尤其寄望於這套叢書的出版，不僅僅服務於當下學術，更成為引領未來學術的基礎，並讓經典激發思想，激蕩社會，推動文明滾滾向前。

《周邦彥行實新證/中華當代學術著作輯要》：
宋人記邦彥事跡者，以王灼為早。據嶽珍在《碧雞漫志校正》後附錄《王灼行年考》，知王灼生於宋徽宗崇寧四年（1105），周邦彥於宣和三年（1121）卒時，王灼已十七歲年（1126）王灼曾赴汴京應試，此時距邦彥之卒甫六年。然王灼不及見邦彥，關於邦彥之記載，自然得之於傳聞。《碧雞漫志》卷二關於邦彥有兩條記載，即相互抵牾。前條日：“江南某氏者解音律，時時度曲。周美成與有瓜葛，每得一解，即為制詞，故周集中多新聲。”僅隔兩條後又日：“崇寧間建大晟樂府，周美成作提舉官。”周邦彥既提舉大晟府，何以卻不懂音律，要等江南某氏制律後方能填詞？盡管王灼《碧雞漫志》史料價值極大，然於邦彥所謂“提舉大晟府”之記載，豈非有聞必錄、錄而不辨歟？
據王灼《碧雞漫志•序》，知《碧雞漫志》成書於紹興十九年（1149），而《東都事略》約成書於孝宗乾道年間（1165-1173）。王稱雖“承其家學，旁搜九朝事跡，采集成編”為《東都事略》，然私家著述，難於遍覽公私典籍，豈其采納王灼之說而未加考辨，始在邦彥傳中謂邦彥“召為秘書監，擢徽猷閣待制”兩句之後，順便加“提舉大晟府”之句乎？不然，何以晚於《東都事略》三四十年之樓《序》，卻僅謂邦彥“性好音樂，如古之妙解，‘顧曲’名堂”，卻隻字未提邦彥“提舉大晟府”耶？須知樓鑰為《清真集》作《序》時，邦彥之《墓志》尚在，樓《序》又豈能疏忽如此耶？即如強煥《題周美成詞》，自謂“餘慕周公之纔名有年於茲，不謂於八十餘載之後，踵公舊蹤，既喜而且愧，故自到任以來，訪其政事”，可謂對邦彥崇敬有加，何以亦隻字未提其“提舉大晟府”耶？其後，陳振孫作《直齋書錄解題》，遂亦沿《事略》之誤，然亦僅言“尤長於長短句自度曲，其提舉大晟府亦由此”，尚未將創為大晟府雅、燕樂八十四調之功歸於周邦彥。到了南宋末年，張炎在其《詞源》中，纔又將王灼言萬俟詠“新廣八十四調，患譜弗傳，雅言請以盛德大業及祥瑞事跡制詞實譜。有旨依月用律，月進一曲，自此新譜稍傳”，改頭換面，歸功於邦彥，謂：“迄於崇寧，立大晟府，命周美成諸人討論古音，審定古調，淪落之後，少得存者。由此八十四調之聲稍傳。而美成諸人，又復增演慢曲、近、引，或移宮換羽，為三犯、四犯之曲，按月律為之，其曲遂繁。&rdq人修《宋史》，其《文藝傳》多采自《東都事略》，故《宋史》邦彥傳亦沿《事略》之誤。潛說友撰《咸淳臨安志》，雖撮錄群籍而不考，但卻注明出處，亦不失史家之真誠。明清人牙慧，於是“假作真時真亦假，無為有處有還無”，遂謬種流傳，以至於今。
綜上所考，可總結如次：大晟府自置局至罷局，先後提舉其事者為劉昺、楊戩與蔡攸，與邦彥毫無瓜葛；“討論古音，審定古調”，創為大晟府雅、燕樂八十四調的是劉昺、魏漢津與蔡攸，亦與邦彥毫無瓜葛；“依月用律，月進一曲”的是蔡攸，更與邦彥毫無瓜葛。中國人向來有“言以人傳，因人廢言”之傳統，時至南宋，是非已定，魏漢津為剩員士兵，名不見經傳，劉爵、楊戩與蔡攸已臭名昭著，故王灼雖在無意間移其事於周邦彥與萬俟詠，但世道人心皆與焉，王灼之言始能不脛而走。張炎又將王灼言邦彥與萬俟詠事合二為一，皆歸之於邦彥，於是眾美盡集之於邦彥矣。
《遺事》謂：“其提舉大晟府則僚屬有徐伸干臣（典樂）、田為不伐（初為制撰官，後為典樂、大司樂）、姚公立（協律郎）、晁衝之叔用（大晟府丞，然大晟府官制無丞，疑即大樂令官，與太常寺丞同）、江漢朝宗、萬俟詠雅言、晁端禮次膺（均制撰官，次膺後為協律郎）。”（按：括號內文字原為王氏小字注）。後之學者，對王氏之言亦信奉不疑。其實，這些人有的就根本與大晟府毫無關繫，有的人雖然是大晟府詞人，卻與邦彥根本毫無關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