瑪拉沁夫的文學創作及其歷史性影響
——《瑪拉沁夫文集》總序
吉狄馬加
瑪拉沁夫被譽為中國草原文學的開拓者、中國當代少數民族文學事業的重要推動者。他是中國個自覺地以寫草原為己任的作家，他的小說把蔥郁的草原呈現為生氣勃發的生命形式，把自我的藝術個性與民族的藝術傳統融合為充滿英雄意識與陽剛之氣的壯闊境界，浸透著蒙古民族遊牧文化的厚重，顯示出內在的詩意的張力。他站在歷史的高度，用自己的作品呼應現實的變革，對民族的命運做深層的思考和追問，表現出強烈的歷史使命和真誠的大愛之心。這使他的小說創作具有扣人心弦的藝術魅力。同時，作為新中國培養的代作家的代表性作家之一，他一直鍥而不舍地致力於中國少數民族文學事業的建設和發展，為培養一批又一批新生代少數民族文學新人做出了歷史性的貢獻。
瑪拉沁夫是一位創作成就頗豐的傑出作家，在他的作品中，既有史詩性經典巨著、長篇小說《茫茫的草原》（上下部），也有描寫重大題材的神采飛揚的中短篇小說和許多韻味悠然、行雲流水般雋永清麗的散文及多部電影文學劇本。瑪拉沁夫的文學成就，早已突破地域界限，蜚聲全國，走向世界。他不僅具有深厚的馬克思主義理論修養，而且具有較深的文化學識和藝術素養；不僅創作方向正確，而且在藝術上也刻意求精。因此，他的作品既豪放灑脫、英氣勃勃，又明麗清新、深切感人，具有鮮明的獨特風格，在我國百花爭妍的文壇上，是一束鮮艷奪目的草原之花。
新中國成立後，在黨的領導下，少數民族文學蓬勃發展。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內蒙古已經形成了一個草原文學流派。一個流派的形成，必定需要有一個相當規模的文學群體，同時必定需要有幾位優秀代表人物先行，瑪拉沁夫無疑就是那個年代草原文學的重要開拓者和先行者之一。瑪拉沁夫早在二十一歲時，因創作處女作《科爾沁草原的人們》而一舉成名。從此，纔情畢現的瑪拉沁夫的創作就一發而不可收。其後的幾年時間裡，他先後創作出了《春的喜歌》《在暴風雪中》《路》《迷路》《花的草原》《歌聲》《琴聲》《詩的波浪》等三十多篇小說，特別是用數年時間創作出反映蒙古族人民為爭取民族解放而英勇鬥爭的史詩性長篇小說《茫茫的草原》，以及電影文學劇本《草原上的人們》《草原晨曲》《沙漠的春天》《祖國啊，母親！》和影響了幾代人的著名報告文學《草原英雄小姐妹》等，這些作品都強烈地表現了作者一貫堅守的對祖國統一和各民族大團結的珍愛情懷，並以他已經形成的具有濃郁“草原味”的清靈、秀麗的藝術風格，對草原的變革和新生活、新人物，進行全情傾注地描繪，顯示出了瑪拉沁夫豐厚的民族情懷與民族文化的底蘊。文學大師老舍贊譽瑪拉沁夫為“文壇千裡馬”（一九六三年）。文學巨匠茅盾於一九六二年發表近一萬字的長文，專門評點瑪拉沁夫的小說創作。他認為瑪拉沁夫的作品已經形成了自己的風格，十多年來始終一貫。茅盾先生的結語是“瑪拉沁夫富有生活的積累，同時他又富於詩人的氣質，這就成就了他的作品的風格——自在而清麗”。
進入新時期以後，瑪拉沁夫以飽滿的時代意識和旺盛的創造力先後發表了《道曙光》《踏過深深的積雪》《大地》《荒漠》《草原的浪花》《青青大草灘》，特別是他的短篇小說《活佛的故事》和中篇小說《愛，在夏夜裡燃燒》，堪稱是中短篇小說難得一見的翹楚之作，充分展現了瑪拉沁夫掌握小說創作功底之深、藝術想像力與表現力之強。《活佛的故事》獲得了一九八○年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
他的創作深深植根於蒙古族人民社會現實的土壤之中，通過更深刻更哲理化地揭示歷史發展的規律，推導出充滿當代精神的主題；以深厚的民族情感、開闊的民族文化視野，把描繪草原的生活內涵與歷史淵源全方位地提高到了一個新的高度。
瑪拉沁夫是草原的歌者，是藝術地繪制草原的高手。他所選擇的題材、提煉的主題、塑造的人物形像，都具有濃郁的草原色調、草原氣質、草原風采。讀他的作品，我們可以體會到藝術的神秘的一面，它能把你輕輕帶到蒙古草原上，讓你猶如置身於一望無垠的綠草叢中，猶如看到了人歡馬叫的場景，聽到了一首首悅耳的牧歌。因此，人們稱瑪拉沁夫是中國草原文學的代表性作家，是名副其實的。因為，是他率先同幾位少數民族傑出作家一道，將整個少數民族文學創作帶進了一個新的層次，提升到了一個新的高度。大家知道，在新中國成立之前，中國是沒有草原文學這個概念的。雖有一些個體文學寫作活動，但由於各種原因，並沒有引起人們的關注。一九五二年一月，瑪拉沁夫在《人民文學》上發表了《科爾沁草原的人們》，在全國引起強烈反響。一九五二年一月十八日《人民日報》在“文化生活簡評”中稱贊這篇小說是“寫了新的主題、新的生活，反映了現實生活先進的力量，用新的倫理和新的道德精神教育人民”的優秀作品。也正是在那以後，敖德斯爾、超克圖納仁、雲照光、安柯欽夫、扎拉嘎胡、朋斯克、張長弓、楊嘯、賀政民、馮國仁等一批內蒙古作家先後推出了一大批草原文學力作，其中有一些是漢族作家，對此瑪拉沁夫曾經做過這樣的解釋，他說：“草原文學這個概念不是民族性的，而是地域性的，是指寫草原這一特定地域的文學。內蒙古作家中的漢族同志，有的生在草原，長在草原，寫了一輩子草原，甚至去世後把尸骨都埋在了草原，例如著名作家張長弓等，他們的作品當然是屬於草原文學，他們本人當然是文學流派的重要成員。”瑪拉沁夫的這種開放性包容性的見解是公允的，得到了學界的認同。至此，內蒙古作家以一個群體姿態出現在當代文壇上。
大草原是草原文學的母體。瑪拉沁夫不是坐而論道者，他遵循同志的教導，一直堅持深入生活。成名後，他在北京學習了兩年，一九五四年主動要求返回內蒙古，徑赴察哈爾草原，在基層掛職生活了三年，一九五八年到包鋼白雲鄂博鐵礦擔任車間黨總支書記兩年，後受批判，被下放農村改造，參加“社教”“四清”長達三年之久（瑪拉沁夫卻坦然認為：對一個作家來說，那也算是接觸基層體驗生活）。總之，不管在順利時或是逆境中，瑪拉沁夫從來未曾消沉過，這一點，我們從他在不同境遇時創作的作品中可以得到印證。因為他對我們的黨、我們的共和國、我們這個時代的忠貞信念從未動搖過。瑪拉沁夫的創作是蒙古民族一個時代的文化符號。從文化全球化的高度和視角來審視瑪拉沁夫的小說藝術，我們不能不得出這樣一個結論，即瑪拉沁夫的小說是一種有別於其他類型的草原文化小說，這應該是瑪拉沁夫對中國文學乃至世界文學的一大貢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