纔如江海命如絲
一
天纔詩人王昌齡是京兆長安人，其郡望有山東瑯玡與河東太原二說，歌唱在距今已千有餘年的盛唐。我的籍貫卻是湖南長沙，生活於當代，隻能引頸遙望他的背影。不能和他攜手同行，杯酒言歡並言詩了，然而，一提到他的名字，除了敬慕與哀憐，我還感到分外親近。
他的名字，像一團火，溫暖了我青年時代在邊塞饑寒交迫的歲月。猶記六十年代伊始，我大學畢業後從京城遠放君不見之青海頭，故鄉與親人在南方，風雪與寂寞在塞外。身在邊塞心憶江南，於天寒地凍之中想念那瀟湘水雲，洞庭漁唱。難以忍受的饑餓與懷鄉，填滿了度日如年的每一個日子。這時，王昌齡的邊塞詩不時從唐朝遠來，敲叩我的門扉與心扉，邀我一道去巡邊躍馬，高歌豪唱。“荷葉羅裙一色裁，芙蓉向臉兩邊開。亂入池中看不見，聞歌始覺有人來。”他的清新旖旎的《采蓮曲》呢，也溫馨了我
纔如江海命如絲
一
天纔詩人王昌齡是京兆長安人，其郡望有山東瑯玡與河東太原二說，歌唱在距今已千有餘年的盛唐。我的籍貫卻是湖南長沙，生活於當代，隻能引頸遙望他的背影。不能和他攜手同行，杯酒言歡並言詩了，然而，一提到他的名字，除了敬慕與哀憐，我還感到分外親近。
他的名字，像一團火，溫暖了我青年時代在邊塞饑寒交迫的歲月。猶記六十年代伊始，我大學畢業後從京城遠放君不見之青海頭，故鄉與親人在南方，風雪與寂寞在塞外。身在邊塞心憶江南，於天寒地凍之中想念那瀟湘水雲，洞庭漁唱。難以忍受的饑餓與懷鄉，填滿了度日如年的每一個日子。這時，王昌齡的邊塞詩不時從唐朝遠來，敲叩我的門扉與心扉，邀我一道去巡邊躍馬，高歌豪唱。“荷葉羅裙一色裁，芙蓉向臉兩邊開。亂入池中看不見，聞歌始覺有人來。”他的清新旖旎的《采蓮曲》呢，也溫馨了我
這個南方人的夢境。我曾寫有一篇題為《巧思與創新》的讀詩札記，發表於六十年代之初的《四川文學》，編輯是一面不識直到“文革”結束後纔有緣萬人叢中一握手的陳朝紅兄。那雖非我的處女之篇，卻也是我年方弱冠的少作，我當時和王昌齡在詩中隔千載時空而促膝交談的情景，文章刊出後的歡欣鼓舞之情，以及陡然而增的與逆境抗爭的力量，數十年後驀然回首，還恍如昨日。
早在少年時代，我就從《唐詩三百首》中初識王昌齡的大名了。“閨中少婦不知愁，春日凝妝上翠樓。忽見陌頭楊柳色，悔教夫婿覓封侯。”（《閨怨》）那閨中少婦的幽怨，也曾造訪過我懵懵懂懂不識愁滋味的少年之心。很早也讀到過王昌齡、王之渙與高適“旗亭畫壁”的故事。當年在長安的酒樓，一群梨園弟子和女伎聚會時演唱歌曲。唐代的絕句是可以入樂歌唱的，不像現在的某些新詩，不要說被之管弦引吭而歌了，就是讀起來也詰屈聱牙，毫無節律與音韻之美，等而下之的更如一塌糊塗的泥潭，還自以為妙不可言玄不可測。當時三位詩人互賭勝負，看誰的作品演唱的頻率，結果王昌齡被唱次數多。伶人們知道作者在場，喜出望外，便請他們“俯就筵席”而“飲醉竟日”。這一詩酒風流的文壇佳話，早由中唐的薛用弱記載於《集異記》，然後在文人的筆下眾生的唇間不斷再版。少年的我也不禁異想天開：如果我其時也躬逢其盛，不僅可以像現在年少的“追星族”（他們追的多是歌星、影星與球星），一飽瞻仰星鬥級名詩人的眼福，也可一飽詩與音樂結成美好姻緣的耳福，而且還可請他們簽名或題詞留念，假若保存至今，那豈不是*珍貴文物而價值連城嗎？
及至年歲已長後和王昌齡相近相親，纔知道他是盛唐詩壇有
數的重量級人物，當時及後世對他的評價與褒揚，都是實至而名歸。不像當代文壇，“絕唱”“經典”“大師”“劃時代”“裡程碑”之類顯赫的名頭，輕易頒與同時代的作者，如同市場上降價批發的積壓商品。殷璠與王昌齡同時，是盛唐詩歌在理論上的代表，他編選盛唐詩選《河嶽英靈集》，雖然一時看走或看花了眼，竟然沒有選錄杜甫的作品，這不能不說是身為選家的重大失誤甚至“失職”，但他選入的，畢竟大體如他所說是盛唐詩的精英，是東晉以後幾百年內振起頹勢的“中興高作”。入選作品多的是王昌齡，共十六首，居諸家之首，而王維與李白名下，分別也隻有十五首與十三首。初唐四傑的習慣排名是“王楊盧駱”，連李白都屈居王昌齡之後，如果他看到這個選本，白眼向天的他，會不會像心高氣傲的楊炯一樣，說什麼“愧在盧前”而“恥居王後”呢？如果這個選本還屬於同時代，那麼，後於王昌齡一百餘年的司空圖評價前人，人物早已退場，塵埃早已落定，就應該沒有任何文本以外的政治因素人事關繫的牽扯與瓜葛了，他在《與王駕評詩書》中說：“陳、杜濫觴之餘，瀋、宋始興之後，傑出於江寧，宏肆於李、杜，極矣。”這一評斷，該是符合“公平、公正、公開”的現代評判三原則的吧？李白與杜甫如果是峻極於天的雙峰，王昌齡雖然整體海撥略低，但也是他們之前的巍然峻嶺。至於絕句這一詩歌樣式，從草創至於成熟的發展過程中，王昌齡則做出了與李白同樣重要的貢獻，他現存詩一百八十餘首，絕句就多達八十首，連詩聖杜甫也隻得遜讓三分。我總以為，如果簡而言之，作家大體可以分為“一般、優秀、傑出、偉大”四級，古今中外的作家均可以由禮儀小姐引導就位，或自行對號入座，而王昌齡被司空圖評為“傑出”，可謂先得我
心。唐代之後以至晚清，對王昌齡更是名副其實的“好評如潮”，而非像現在的許多評論文章一樣，作品本來平庸卻捧上雲霄。例如明、清兩代，就常將王昌齡與李白相提並論，如“七言絕句，幾與太白比肩，當時樂府采錄，無出其右”（明·胡震亨《唐音癸簽》），“唐……七言絕，如太白、龍標，皆千秋絕技”（明·胡應麟《詩藪》），“七言絕句，古今推李白、王昌齡。李俊爽，王含蓄，兩人辭、調、意俱不同，各有至處”（清·葉燮《原詩》），至於“神品”“品居神妙”“連城之璧”“千秋絕調”之類的嘉語美辭，更是絡繹不絕，絢麗如夜空慶賀的煙火。
還有一個頭銜的論定，也是一個饒有興味的問題。“琉璃堂”，原是王昌齡等人在南京時聚會吟詠之處，在王昌齡之後一百多年的晚唐，流行一本說詩雜著《琉璃堂墨客圖》，此書今已失傳，殘本存於明抄本《吟窗雜錄》之中。書中稱王昌齡為“詩天子”。這一稱號流傳後世，南宋詩人劉克莊在《後村詩話新集》中就說：“唐人《琉璃堂圖》以昌齡為天子，其尊之如此。”清代宋犖在《漫堂說詩》中，也贊美“太白、龍標，絕倫逸群，龍標更有‘詩天子’之號”。代的辛文房在《唐纔子傳》裡，卻有一字之改，他說“昌齡工詩，縝密而思清，時稱‘詩家夫子王江寧’”。到底是“天子”還是“夫子”呢？在封建時代，“天子”是天之驕子，人間至尊，“夫子”隻是對男子的敬稱，也用作對老師的稱呼。以王昌齡的天纔絕代，在詩壇而非官場的地位與影響，以及有關稱謂記載的先後，我認為當以“天子”為是。王昌齡在詩歌創作特別是其中的絕句領地上南面而王，君臨天下，如同出自《詩經》的“萬壽無疆”一語，竟被後世專用於帝王，難道隻有封建帝王纔可稱為“天子”，難道“天
子”一詞隻能由帝王一己得而私之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