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錄

隨筆與掉書袋＿ 001

讀書似水能尋脈＿ 006

文采風流＿ 009

對待書的方法和態度＿ 013

讀書與治學＿ 017

藝術古今雜話＿ 022

八旗文贊＿ 028

漫話“工具書”＿ 031

詩文化＿ 033

文之思＿ 037

詩人什麼樣子＿ 041

悲劇性人物——漫畫家＿ 044

瀟灑意如何＿ 047

羨魚＿ 051

談笑＿ 055

談哭＿ 058

擠和捧＿ 062

虛字和實＿ 066

念半邊字及其他＿ 070

京劇之思＿ 073

緣話＿ 079

多少樓臺煙雨中＿ 083

逢年到節繫人思＿ 087

太原隨筆＿ 090

女士頌＿ 094

四通八達百和祥＿ 099

新秋漫筆＿ 101

妙語與妙人＿ 105

毫釐之差＿ 109

不悔——知愧＿ 113

少年書劍在津門＿ 120

何限深情＿ 124

我和胡適之＿ 131

自家的癖性＿ 137

我與“紅樓”有夙緣＿ 141

我的筆＿ 145

看畫與觀化＿ 149

《三國》補詩與《西遊》駢語＿ 154

豈敢豈敢＿ 158

“恨水兩埋肩”＿ 161

青石板的奧秘＿ 164

雪芹曾客“富兒”家＿ 169

長安·種玉及其他＿ 172

普度寺·福佑寺·克勤郡王府＿ 176

龍年與曹雪芹＿ 178

雪芹遺物＿ 183

紅樓竟親歷＿ 187

“紅樓”本是燕京典＿ 193

從紅樓到康熙＿ 196

絳珠草·文化教養＿ 199

不敢提芹字字清＿ 202

世事無如糾謬難＿ 204

“六朝人物”說紅樓＿ 207

潘霍芬與太虛幻境＿ 210

雪芹·水星·紅祠＿ 213

芹廟·芹像·紅樓升官圖＿ 216

藕香名榭在津門＿ 220

萬安山訪古剎＿ 223

太平湖夢華錄＿ 227

字比巴鬥大＿ 233

金陵紅樓女＿ 242

翰墨緣＿ 245

什剎海邊憶故交

——記張伯駒先生軼事＿ 248

黃裳·我·紅樓夢·水西莊＿ 251

“真”亦可“畏”

——吳宓先生史片＿ 255

中華文化八千年＿ 260

世間曾有這麼一個人

——悼亡兄祜昌＿ 264

黃氏三姊妹＿ 269

海外紅友小記＿ 273

淵淵鼓音＿ 280

海大道·柳劫·皇會＿ 286

曹寅題畫與天津鋻藏家＿ 291

王維·年畫·美容院＿ 294

《歲華紀麗》與“熱愛生活”＿ 298

圖書館·齊如山·《紅樓》秘本＿ 303

哈門鴉兒的＿ 307

老掌櫃的＿ 311

黃葉村·小蒸食·蒲包＿ 315

臘鼓催年  人天同慶＿ 319

因粽葉想到“人大”提案＿ 324

“對對子”的感觸＿ 328

教學是一門藝術＿ 331

豈止“勝讀十年書”

——讀唐君毅先生論中西文藝精神之不同而有感＿ 337

翻譯的慷慨和“亂來”＿ 342

深刻的不幸＿ 345

讀“史”有感＿ 349

城·紅樓茶社·三毛＿ 352

佳節話清明＿ 358

校後記＿ 360

編後綴語＿ 363

序

我們中華文獻自古分四大類，名為“四部”“四庫”，即經、史、子、集是也。經史不消多說自明，倒是子與集如何區別，值得弄個清楚。我引光緒二十三年（1897）嚴復與夏曾佑二先生合撰的《國聞報附印說部緣起》中的幾句話：“書之實欲創教而其教不行者，謂之子。書之出於後人一偏一由，偶有所托，不必當於道，過而存之，謂之集。”可見集是夠不上哲士賢人之言、沒有足以創教濟世的大道、而隻記下些零星的一偏一隅之見的東西，——扔進字紙簍又覺心疼，於是“過而存之”罷了。

過而存之呀，怎不先就讓人臉紅。

我從初中時代十四五歲時喜弄筆墨，積習甚深。在報紙上發表小文，為時也是很早的，今皆難尋。以後作了“考證派”，寫些“論文”，而詩詞隨筆等“非論文”實亦未曾停筆，所積數量實在不小，但大抵隨緣信筆，寄興抒懷，根本無意為文——也夠不上“文”的真規格。信筆漫談的“信漫性”太強了，就不免落於草率粗疏，很少是精心措意、經營締造的用功之作。

但近年忽蒙《光明日報》的韓小蕙女士——散文創作、編集、評論專家——在報上發文，把拙文列入“高境界”等級內，與季羨林先生諸前輩“平坐抗禮”，可真使我汗顏而內愧！這實在是她的偏愛與謬許。我很感謝她，人都會因有賞音而欣幸喜慰，文人尤甚——於是我也因此進入了“文”壇。幸甚至哉，愧甚至哉！

這本集子收錄的，有一部分是我早年寫就的。因年深日久，自己賦性散漫，沒有一點兒條理性，破書殘稿亂極了，有些舊文是連記都不記得了，記得的也無法找全了。這就定會“遺珠”，而編收在此的更難免“濫竽”之嘆。明眼高人自能鋻之。

此外，有一部分是在編輯時新寫的，未曾發表過。

編時原則有二：一是不修飾“加工”，一一存其歷史本真。例如《黃氏三姊妹》，把二姐與三妹兩個人的芳名都弄顛倒了，以致有“饑鳳”先生在成都報上為之補糾，我對此另加注，文中則不做改正——因為一改就失了真，而人家的糾補也落空了，那是不對的。

第二是“盡力”校正原刊時的錯字、漏字與被人改壞了的字法句法、文理與音律節奏——漢字文章是要講這些的。我平生所發文字，刊出時幾乎百分之九十九是帶錯刊誤植的，有的令人啼笑皆非，行家也會哂我“不通”。但“命”中注定，辦法不多，常以為“恨事”。今次乘此機會，應該消滅補正那些了吧？

書名取《歲華晴影》，因為我很喜歡“歲華”二字，它就是人生的佳境。至於“晴”，我從幼年就與它結下了不解之緣——一開始自學作七絕詩就有一句“檐牙小雀噪晨晴”之句；後來把“詞集”題名曰“晴窗語業”。近年給報紙寫專欄隨筆又叫作“響晴軒硯漬”。這番晴意，大約與生長在北國的晴空高爽的氣候裡大有關聯。

歲華是流轉不居的，秦郎少遊的佳句“東風暗換年華”就寫得特好。既然它是流轉的“逝水年華”，所以隻能用筆來敘寫一些偶然可以捕捉的影子。既是影子，於是它總在清晰與模糊之間，似有如無之際。何況“文不逮意”，古人早有此嘆了。就連曹雪芹也自稱“未學無文”，則可見要想為歲華留影，談何容易——須學，第二須文，而我之“學與文”，比之前代文星，那又該用何言何語來“自雲”呢？

再有一點，不怕您見怪：我根本不喜歡胡適之先生平生至極得意的“白話文”，因為“白話”實不成“文”；而強名為“文”，盡失中華漢字文章之大美至味了，這種想法大約很“荒謬”吧？而自己也隻好寫些“白話文”，真是自相矛盾，“違心之文”，既可笑，又可嘆。

這樣寫“文”，它能好得了嗎？

但世上萬事有緣，我這種無學不術的“文”，居然也得到中國社會科學院王春瑜先生的謬識，他定要我選編一本“文”集。這真讓我慚感交加，非常感謝他的至意高情，也益發“自慚‘文’穢”。

因雙目俱損，工作艱甚，此一小冊之編整繕錄，亦須女兒助手倫玲出力，出版社責編以及校對、美工等位貢勞者，在此謹表謝忱。

校後記

病目校書，十分喫力，女兒又助校一遍，希望“基本上”消除了作稿、繕錄、排字……等工序中出現的誤字誤句。“校書如掃落葉”，古語不虛，難保已無“漏網”的殘“魚”，深盼讀者發現時賜示，以便改正。

在此附帶解說幾處並非誤排的——或者說是“文義”上的事：

“掉書襲”，掉的本義是搖晃、擺動，引申為顯示、賣弄一類意思。書袋，古時書是卷軸，分用袋裝，叫作“帙”，俗呼書囊。掉書袋是顯弄書多，與“掉進袋裡”無關。拙文中有一處故意借用現今“掉”的另一俗義，不過是一種趣語，請勿誤會。

“巴鬥”，似多寫作“笆鬥”，我引用的是復印本原字。笆鬥，柳條編的農具，個頭兒很大，容糧米甚多，故以“大”顯名。

“夠嗆”，北方俗語，嗆是“喫”的打趣語，夠嗆猶言“夠受的！”，即“難以消受”“苦於承當”之意，“漢文章”，語稱“西漢文章兩司馬”，謂太史公與司馬相如，皆前漢人也。若“漢文章”，應包兩漢而言，故拙文舉司馬遷、班固為例，不必拘看。

《談笑》篇寫時本意在於借此小例以展示我們漢文的語彙之豐富而願今之為文者能夠多讀些書而不致文詞十分單薄貧瘠；但文體是半莊半諧的。未料後來選入中學教材書中。近一位教師惠函指教，指出此文的許多“文病”，如“證明了”須改“表明了”，“吧”後要用“？”，等等。他是善意的，但經他一“改卷”，文趣全失，話也死板了——這是不明“文各有體”之故，而要“規範化”。文字的風格與風趣，隻在分寸之間，把它消滅了就不再可讀了。

萬安山訪古剎，據同遊的劉女士（現在日本教學）說，我把時日記得不盡準確。但已無法追查改正。

“紅樓升官圖”，近北京竟發現了宮內所傳彩繪本，是一位滿族老人之家藏。報紙上稱之為“紅樓夢棋”。附記於此，讀者或感興趣。

《太平湖夢華錄》中提到一個石羊臥於古城牆與護城河之間的茂草之中。後來方知，西便門外的石羊，乃是北京九門古文物的一項名品，我們所見的，即此無疑了。

《雪芹遺物》中所敘舊硯，鐫有“千山老芹”之疑識。假若此疑不是偽造，則必又有人據此“考證”曹雪芹祖籍了。按曹寅詩集曾署“千山”，實為當時漢人身隸滿洲包衣旗籍（旗奴）的避諱含糊之設詞隱語，並非實指某一地點，正如也署“長白”“滿洲”，其義無異。已有學者指出，從古之遼陽籍人氏，絕無自稱本貫為“千山”之例，豈可以此二字為實際地名？其說是。拙文是隨筆，原不涉“論文”之事，但恐因此又生是非糾纏，故略為解說於此。

周汝昌

丙子重陽佳節前

編後綴語

這本書，初版於1997年初，至今已經過去了25個年頭。如今蒙作家出版社厚意再次印制精美圖書，不勝感慨繫之。

那是1996年，父親收到了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王春瑜先生的來函，告知東方出版中心擬推出一套《當代中國學者隨筆叢書》，因常讀父親文章，以為年高事繁，卻能寫出大量隨筆，表示贊嘆；還說父親的隨筆，深受讀者的喜愛，因此希望能將文章選編，收入這套叢書中。父親十分感謝王先生的這一番厚愛至意，就答應了下來。而這一任務，他的目力已難做到，就落在了我的肩上——當然這是責無旁貸的樂為之事。

父親的“美名”是“紅學家”，罩在他這“紅學家”頭上的，是一頂“考證派”的帽子。父親為此遍嘗了嘲罵與譏諷。他對紅學的貢獻，自有公論，不是二三人所能左右的。父親的詩學、紅學，在十幾歲時就埋下了深深的種子，待根深葉茂，挺撥高大，直插雲霄時，什麼“桂冠”對他來說已經不重要了。

然而不為人知的是，他在研紅之外，還寫了大量的信筆漫談，寄興抒懷的文章。五十年代，他就為《人民日報》《文彙報》寫過一些這類文章，還寫了一些例如《學書雜語》《退谷》《板橋逸文》等短篇文章，後刊載於《春遊瑣談》一書中。六十年代，他又為《光明日報》《大公報》《中國婦女》等撰過文章。1962年陸續發表在《天津晚報》上的一組《沽灣瑣話》，可以說是他在這方面的一個“多產”時期。“文化大革命”初期批判“三家村”時，嚇得他把“瑣話”交出來接受“審查”，萬幸沒有當成“黑話”。

進入八十年代，父親的創作狀態可謂“如日中天”，他不僅出版了幾部專著，在極為艱難的目力下及繁冗雜事之中，寫了幾百萬字的學術論文，還為幾家報紙、雜志分別開闢了《響晴軒硯漬》和《七十二沽人語》等專欄。九十年代，又寫出了一批很受讀者注目的隨筆文章。

父親的這類文章數量很大，每一篇都是對中華文化的闡釋、熱愛，更離不開對“紅學”的執著。 我從一個“先睹為快”的“讀者”來看父親的這些雜文，有一特點，即真正是名副其實的“信筆”，文章是從他筆下“流出”的，寫得很快，很自如，不苦思冥索，更不打磨造作，如行雲流水，而無“八股”氣。這樣行文，是他的主客觀條件造成的習慣，也許不免一個“率”字：不精不細，但好處就在一個“真”字上。有一位朋友曾特言：過去之文是功力，近來之文是升華，父親則說：豈敢當此！

我還清楚地記得1996年年末，父親突然得了一場大病，來勢兇猛而重，高燒不退。1997年1月28日，我們取到《歲華晴影》，送到父親手邊時，他很高興，還寫下一首詩：

丙子臘二十為五九第三日病始愈值滬寄《歲華晴影》文集亦到因賦詩紀之

五九六九河邊柳，大化生機浩蕩春。

我獨病中吟好句，誰能枕上作閑人。

民間藥物皆神聖，故裡年光想煥新。

欣喜歲華晴影麗，刊成吉日賀良辰。

初版書原是作為父親八十壽辰的慶典禮品。如今手捧這本精美圖書，父親的靈心神筆，他的喜樂哀怒，他的海納百川……流連回轉，難以逝去。

父親逝世十周年，我把《歲華晴影》放在墓前，作為好的紀念。

感謝作家出版社，感謝責編劉瀟瀟、單文怡兩位女士，感謝為本書貢力之全體同仁。

周倫玲

壬寅二月十二花朝日

歲華晴影

隨筆與掉書袋

隨筆與掉書袋，好像天生不相合套，有點兒“矛盾”——在“子平學”中就是“犯六衝”的關繫。既曰隨筆，那何必詩雲子曰，引經據典？若一繁征博引，那“隨筆味兒”即使不變，也要大減了。它們兩“家”難以並存是真的，雖然說不上“勢不兩立”。

有些人一聽掉書袋就搖頭——也許搖頭是頭疼的一種“表現”？所以願意聽“隨筆”二字。更多的人是嘲笑掉書袋，連大詞人辛稼軒都因此而“虛心接受”了嶽倦翁的“批評”，真是其來尚矣！

那麼，掉書袋這“東西”就注定是壞的了？

我看也不一定。誰叫咱們中華的文化如此悠久而豐富得驚人呢？從秦火焚燒，以後的無數的浩劫，到今日的書還裝滿了億兆的“袋”，則又何怪乎一不小心就“掉”進去了？

隻要不是為了賣弄炫耀，在需要的時候掉它一掉，應該是“無可厚非”，未必那麼可笑甚至可怕，避之如洪水猛獸。

掉書袋，也不一定非具“形式”“體例”不可，比如列出某書、某題、某冊、某卷、某頁……一大串，清楚明確（也用以表示“目驗”而非“轉販”，其實，標明出處的轉販更多）；不具“形式”“體例”的掉法兒也不勝枚舉。胡適先生反對“用典”，就是反對掉書袋。但是當他自己說他當年的文學革命是“逼上梁山”，這又算不算掉書袋與用典？且不必說“梁山”一典，就說“革命”吧，如果不是湯周武很早“革”過桀紂的“命”，那胡先生自己用的“革命”一詞，又從何來？難道可以說是他自創的“革新”的“白話”？

說到這個詞，我想起被關在“牛棚”時，因晚上要喫藥，向那位看守的“革命派”姜公申請拿藥瓶兒（那是必須放在外屋，現喫現要，我屋裡是任何“身外之物”不許有的）。他惡狠狠地吼道：“這不是療養所，我們是革你的命！”我聽了心下暗想，原來我也與紂王有同等的身份資格，豈不大哉。

說到隨筆，其實不管你如何地“隨”——隨時、隨地、隨事、隨境、隨想、隨感……也還是不知不覺地要掉幾回書袋的。小例不用多舉了，我隻說一句總話吧：我們中華的漢字，即大家寫“隨筆”用的文字，它本身就是一個特號的大書袋。你不掉進它去，那你文章怎麼寫成的呢？

隨筆的“隨”，到底是個什麼意思？對不起，我這就先得一掉。

書袋是漢代大師許慎在《說文》裡說了的：“隨，從也。”

翻譯成今天的話，就是“跟著走”。好比排著隊次第行進，你不能掉隊，也不能擋礙後邊的人走，更不能“走自己的路”——所謂“另闢蹊徑”，那就不是隨了。

因此，隨也就有了隨順、隨和的含義。

這不有點兒太“被動”了嗎？不然的。據《易經》上講，“隨”乃第十七卦的卦名，震下兌上，是個吉卦。儒師的解釋說，隨有兩重意蘊：一是讓自己隨從眾人，二是讓眾人隨從自己，諧和團結，都為大家的公益，而不為個人的私利。這種精神可太好了！一點兒也不是個“被動”的問題。

那麼，無怪乎《易經》說是“隨之時義大矣哉”了。

既然如此，則敢來寫隨筆的，可不是“鬧著玩的”，其意義價值就值得重新估量，刮目相視了。

自己跟著人走，而又不等於“被動”，那必然就是心裡明白所跟的前行者是個正確的真理正道者。這就不是甘做糊裡糊塗的盲從奴役。而能使眾人願隨自己而行，又必然須是你自己也是個講真理正道的人，因為眾人也不低智，即不會盲從你。

如此看來，我們的這“隨”，確非“隨隨便便”或者“隨心所欲”的小事一段，實乃“人際關繫”的事，群眾之間的事，亦即社會生活的一樁大事。把“隨”看小了，“隨筆”的市場價格也就不值大錢了。

我說這話，千萬別誤會，以為我是對隨筆的“稿酬標準”有所不足而借題發揮，小題大做。

舊時在戲臺上拉胡琴的，鼓書園子裡彈弦子的，都沒有福分享到今日的美稱，叫作“伴奏藝術家”，隻叫“隨手”——梅蘭芳先生的文章裡就還這麼用。雖說是“隨”，可要緊極了，比如梅先生他若沒有徐蘭沅、王少卿，簡直唱不了戲，更成不了名，他沒有笛師馬寶明，他怎麼唱得出那麼優美動人的《奇雙會》？有一年，尚和玉這位長靠武生大師到天津的天華景戲園去演出，一出拿手的絕活《挑滑車》，那靠把武功架勢氣魄就不用多說，單說那唱，是昆曲牌子，隨手是嗩吶小海笛，一曲《上小樓》，“遙望那殺氣天高……”真是揭響入雲，令人意氣昂揚激越，慨慷擊節而喚“奈何”！然而你別忘了那位吹嗩吶的。他平時隻拉胡琴，坐臺的開場戲，都是他的活，那胡琴真叫無精打采，聽了讓人昏昏欲睡——誰知他一給尚老吹嗩吶，那全副的精氣神，都透出來了！那份兒精彩，使得尚老的技藝更顯神威十倍。由此例（還有很多可舉）可見，這“隨”可不隻是個簡單的可有可無的“附加物”，它是一種骨肉、魚水的關繫。也由此我纔懂得，中華古語“夫唱婦隨”，絕不意味著婦隻是個“百依百順”的應聲蟲，那“隨”乃是相輔相成、相得益彰的道理。而人們往往誤解了真義。

人們說“隨分守常”。魯智深唱《寄生草》說“芒鞋破缽隨緣化”。佛門還有一句話叫作“隨喜”，也很有滋味可尋。

這實在夠不上“書袋”的規格，可我已經掉了一番。雖不免為大雅方家所哂，畢竟給“隨”添了點兒顏色。隨筆之身價，是否能因之稍加尊崇？實在難保；但在我自己來說，則書袋雖不廣不深，倒是掉過之後比原先的“水平”提高了一些：原先隻以為隨筆者，和“閑聊”不過五十步與百步之間耳，如今卻覺得“隨筆”的“隨”非常重大起來了。書袋給隨筆撐了腰，誰曰不然。

“筆”呢？又怎麼掉法？這也大有來歷，孔聖曾雲：“筆則筆，削則削。”也翻今日之言：該寫的寫；不該寫的，寫了也得刪去。

這多麼好！“隨”了之後，再來“筆”之於紙，纔可稱為文章，而這裡面也包含了削的工序，外行人，哪得知哉。

書袋本身，其實並不總是可怕可厭，可怕可厭的隻是那“掉”者若是個鼕烘腐儒，本來好好的書袋也被他掉得一派酸氣、腐氣和架子氣。

若是真有能掉得風流瀟灑的能手纔人，那就不但不嫌他掉，還巴不得他多掉一番，也是一種“美學享受”，開心益智——我的話題範圍當然還是“掉書袋的隨筆”，不涉其他文體。

——可是，到哪兒去尋這種風流瀟灑的“書袋隨筆家”呢？我滿懷虔敬，盼望能多遇到一些，盼望這些也能被認可算為一個新的“隨筆流派”。

讀書似水能尋脈

1954年之春末，我奉特調由成都四川大學回到北京。川大歷史繫老教授、詩詞名家繆鉞先生深懷惜別之真情，作有七律一章見贈，其中一聯寫道是：“讀書似水能尋脈，談藝從今恐鮮（xiǎn）歡。”

他贊稱我的話，實在愧難克當；但讀書要能“尋脈”，卻是我們兩人（忘年之深契）治學上彼此的交流體會，不同於泛泛之詞，俗常的套語。

讀書要能尋脈，至少有兩層意義：一是從一部書來看時，要理會其間的首尾章法，起伏呼應，縈回曲折，放收擒縱，開合跌宕……此為行文賞筆，明義識旨的必由之路，書中有脈，隱顯無常，含露不定——是以貴在能尋，方不迷惘。

二是從多部書之間的承傳演化關繫而尋其脈絡，識其意旨。比如說，以《紅樓夢》這一部書來說，那要尋起來，其來龍去脈就太豐富了！

先說“去脈”。雪芹之書一經問世，仿、續、補、翻……之作紛紛出現，至於不可勝數（至少可列七八十種之多）！那從嘉慶初年開始，絡繹不絕。迨到《鏡花緣》《兒女英雄傳》《老殘遊記》《海上花列傳》這幾部出名的書，沒有一部不在“脈”中——李汝珍寫一百名纔女，是正面效顰；文康是反面“對臺唱戲”大翻案；劉鐵雲金針暗度，遺貌取神；“海上花”揭題“列傳”實實得雪芹本懷——因為《金陵十二釵》這個題名之後面原是省去了“列傳”二字的（雪芹原書寫百零八位不幸女子的“列傳”，十二釵僅僅是以“正釵”為代表之義）。這都分明清楚的。

但若回過頭來再尋“來龍”，便更有意趣了。早有漢代劉向，創了一部《列女傳》；到晉代皇甫謐，他又撰出一部新的《列女傳》。這就都是雪芹要寫他自己贊美、憫惜、悼念、憤慨、悲痛的一大群“列女”的真正源頭啟示。

如若不信，那麼請君一讀清代記載戲劇演員的《燕蘭小譜》吧，著者還要正式說明，其選列的人數為何是“七十二”？那是從《列女傳》而來的。

中華的“七十二”，是個文化像征數字，意思是“很多很多”，不要拘認是個實數。七十二是“九”的八倍。“九”已代表多了，故“四九”三十六與“八九”七十二都運用到《水滸》裡去了。四九加八九，正得百零八位——《水滸》《紅樓》，皆取此義（四九、八九，共十二個九。九為陽數，十二為陰數）。

這就是中華文化的妙諦，如今能理會古代作家的文心匠意的讀者也漸漸少起來了，所以對“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十二正釵”“九十六副釵”的涵義也就莫名其妙，囫圇吞下一個個的大棗罷了。

本文以“數”講“脈”，其他可悟，所謂“隅反”之理，自不須絮繁瑣瑣逐一詳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