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得網文學_大觀紅樓2：歐麗娟講紅樓夢

產品特色

編輯推薦

不哭，不笑，也不痛罵，而隻是理解，這纔是閱讀紅樓夢的至高境界。

內容簡介

一千個人心裡有一千部《紅樓夢》，如何真正進入曹雪芹的紅樓夢世界？
臺大中文繫歐麗娟教授窮十年之功，潛心研究，讀出那些隱藏在《紅樓夢》文字之間與文字之外的聲音，得出了自己*真切的感悟：
《紅樓夢》是追憶之書，也是懺悔之言，書中字字是淚，飽含對詩禮簪纓世家光景不再的無盡傷感與眷戀。書中對清代貴族世家生活與場景的還原堪稱巨細靡遺、入木三分，加上作者對於無法挽救家業衰敗的自我疚責構成了《紅樓夢》*與眾不同的特點和魅力。“健婦持門戶，亦勝一丈夫。”《紅樓夢》為閨閣立傳，追憶的除了大觀園中的少女們，還有紅樓夢世界裡更安靜也更堅定的女性溫柔力量。

作者簡介

歐麗娟，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繫教授，研究領域：唐詩、《紅樓夢》、中國文學史。除了“大觀紅樓”繫列之外，代表作還包括《杜詩意像論》《唐詩的樂園意識》《李商隱詩歌》《詩論紅樓夢》《紅樓夢人物立體論》《唐代詩歌與性別研究——以杜甫為中心》《唐詩的多維視野》《唐詩新思路》等，因臺大“紅樓夢”公開課獲得“全球開放式課程聯盟”2015年傑出教學者獎。

目錄
編輯體例 i
緒言 iii
**章總論：超越少女崇拜 001
一、“誰的”少女崇拜 003
二、“少女崇拜”的局限 008
三、不是“魚眼睛”：女性的更高展望 039
四、母神繫統 046
第二章女媧：創世與救世的復合之神 049
一、“創世”與“救世”之神的復合 051
二、“造人”與“煉石”：補天之“石”的意義 065
三、“救世”之神的奮鬥 080
第三章警幻仙姑：愛與美的悲劇命運之神 091
一、愛與美的神女譜繫 091
二、命運的羅盤 105
三、“性別分工”：男女大不同 132
四、神俗二界命運女神的遞接 153
第四章賈母：愛與美的幸運之神 155
一、昔日的少女 157
二、世家纔德 170
三、母權的施展 182
四、少女的避風港 188
五、陽光普照、雨露均沾 204
六、審美情趣與生活雅興 211
七、識人之明與處事之智 223
八、老年心理 240
九、“成熟型”的老婦人 256
第五章王夫人：給予“第二次出生”的雙重母親 261
一、青春崇拜心理與世代對立的錯覺 262
二、賈寶玉的“二重出生” 264
三、“雙重母親”：“子宮家庭”的無私擴大 275
四、寬柔待下的家風 302
五、纔德與母教 338
第六春：大觀天下的家**神 361
一、“枝頭**春”：命名與意義 362
二、&ldq春”階段：家庭代母 394
三、&ldq妃”階段：大觀天下 400
四、大觀園的擘建與意義 414
五、母神的悲歌：石榴樓子花的哀愁 442
第七章劉姥姥：大地之母 463
一、巧姐兒的救贖 465
二、非“劉姥姥”不可 478
三、母神遞接的“鐘漏型”結構 499
四、“大地之母”的內涵與表現 504
五、嘉年華式的“狂歡精神” 520
六、“母神”的復調旋律 530
第八章結論：健婦持門戶，亦勝一丈夫 539
一、婚姻：大母神的培訓搖籃 542
二、母教：大母神的力量來源 549
三、母神的共同特質 556
跋 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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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開卷語

阿根廷詩人博爾赫斯（Jorge Luis Borges, 1899—1986）在晚年回望他的**本詩集時說，那個年輕詩人向往“黃昏、郊區和悲傷”，而如今他喜歡的是“清晨、城市和寧靜”。
《紅樓夢》所刻畫的，不隻是年輕詩人向往的黃昏、郊區和悲傷。在彌漫於大觀園中的夕陽、哀淒之外，更展演出老詩人所喜愛的清晨、城市和寧靜—榮國府當家的已婚女性們，在貴族道德責任感（sense of noblesse oblige）的涵養之下，以莎士比亞（William Shakespeare, 1564—1616）所說的“有纔者虛懷若谷，有力者恥於傷人”，成為羽翼眾生的慈悲母神；連來自鄉野的劉姥姥，也都反映出城市歷練過的機智世故，纔能有履險如夷、不為繁華所惑的淡定自如。
從“為賦新詞強說愁”到“識盡愁滋味”，《紅樓夢》中的母神們，吟誦的是老詩人所喜愛的清晨、城市和寧靜，其中蘊含著生命的爐火純青，而火種便來自於淳厚的文化與善良的天性。

媒體評論

歐麗娟在講的《紅樓夢》，我覺得這可能是非業內人士能看到*繫統*完善**明的紅樓夢賞析講解。她從中國古典神話的意向、中國古代的宗教禮法社會、中國詩詞讖語小物、園林花鳥、人物性格論等等對紅樓夢有了一個繫統的鋻賞。她還引用了許多古今中外經典豐富課堂，從弗洛伊德的心理學假說到米蘭昆德拉的《生命不可承受之輕》，從波伏娃的《第二性》到黑澤明的《癩蛤蟆的油》，從孔子的“君子亦有惡乎”到屈原的《楚辭》。可以說滿滿的干貨、滿滿的誠意、滿滿對紅樓夢的愛。

——楊過（知乎網友）

停不下來且往回翻過幾次地讀完了，很有些耳目一新！非常喜歡講述清代貴族世家及其社會經濟情況，以及主旨和愛情觀那幾章。幾度落淚，手不釋卷。
——風行水上（豆瓣網友）

在線試讀

<春：大觀天下的家**神
在賈母與王夫人這老、中兩代女家長的聯手培育之下，誕生了賈家的第三代母神，也春春從小說一開始就入宮去了，**的一次現身是在封妃後的回府省親，此外便很少有關於她的故事情節，但是，她的重要性並不因此而降低，相反地，如果沒有她，就沒有大觀園，也沒有讓寶玉和少女們自成一格的別有天地，如此一來，《紅樓夢》的青春敘事必然會大為遜色。一、“枝頭**春”：命名與意義
首先從命名來看，乍看之下難免從俗的&ldq春”二字，其實大有深意。在第二回“冷子興演說榮國府”一段中，冷子興對賈雨村說明道：
“第二胎生了一位小姐，生在大年初一，這就奇了，……政老爹的長春，現因賢孝纔德，選入宮作女史去了。……”賈雨村道：“更妙在甄家的風俗，女兒之名，亦皆從男子之名命字，不似別家另外用這些‘春’‘紅’‘香’‘玉’等艷字的。何得賈府亦樂此俗套？”子興道：“不然。隻因現今大小姐是正月初一日所生春，餘者方從了‘春’字。上一輩的，卻也是從弟兄而來的。現有對證：目今你貴東家林公之夫人，即榮府中赦、政二公之胞妹，在家時名喚賈敏。不信時，你回去細訪可知。”
可見這乍看之下未免流於俗艷的從春之名，其實意義深長，來自罕見而特殊的生日。“生日”對一個人來說實為重要，不但是自己在世界上賴以定位的一個基本座標，其中還隱含了許多關於人生的訊息密碼，因此忘記生日或沒有生日的人通常是不幸的、漂泊無依的，香菱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相反地，特殊的生日往往聯繫到特殊春就是這一類的典型。
首先，從為人之始以春之出生即帶有濃厚的聖誕意味，故由此&ldqu春”。這種帶有特殊意義的生日，被小說家用來寄托極為重要的像征，尤其是就一個女孩子而言，婚姻可以說是終身幸福所繫的人生大事，而婚姻的締結又與生日有關，如第五十回賈母有意求親於寶琴，做法就是向薛姨媽“細問他的年庚八字並家內景況”；又第五十七回寶釵提到哥哥薛蟠還沒有定親，黛玉揣測的原因便包括“或是屬相生日不對”；而第七十二回賈璉也提到“前兒官媒拿了個庚帖來求親”，這是因為兩家議婚的時候需要拿庚帖合配男女雙方的八字，那代表著上天的超越性的指令，因此也帶著預兆的作用。學者就指出：“在清朝的上流社會，幾乎所有的年輕女子預期自己將成為別人的妻子。打從女兒出生開始，父母便進入了一個高度緊張的過程，不僅必須調教女兒、使她為婚姻做好準備，還得準備嫁妝。就連她的生日也具有預兆的性質，因為在挑選未來夫婿的時候，必須將兩人的出生年、月、日、時拿來比對。” 於是，小說家旦這個特殊生日來寄托至關緊要的像征，從婚配的角度來說，便春的夫婿會是極尊貴的人，而後來證明了這個極尊貴的人正是至高無上的皇帝，第十六回傳來入宮為春“晉封為鳳藻宮尚書，加封賢德妃”，從春妃。以世俗價值觀而言，晉封貴妃之榮幸當然是福大之至的盛事，因此探春在談到家人的生日時，也說道：
倒有些意思，一年十二個月，月月有幾個生日。人多了，便這等巧，也有三個一日，兩個一日的。大年初一日也不白過，大姐姐占了去。怨不得他福大，生日比別人就占先。又是太祖太爺的生日。（第六十二回）
這即是第五回判詞中所說“三春爭及初春景”之意，“爭及”是“怎及”“豈及”“哪裡比得上”的疑問否定詞，整句詩意指迎春、探春、惜春（也代表了其他的所有金釵）都春的繁花盛春領先群倫之地位就隱含在誕生於大年初一的時序中，由於大年初一是宇宙循環的開端，大地更新、萬物死而復生，普天同慶，春回人間，在遠古時代的原始社會中，一年一度的新年儀式便是對創世神話的像征性重演，因此生日在這一天的人便屬於“神聖誕生”的特殊人物。
其次，更值得注意的是，和她同一天生日的還有“太祖太爺”，亦即為賈府創建百年富貴基業的榮國公賈源（見第三回，第五十三回則作賈法）。所以可以說，大年初一不但是全國性*重要的節日，還更是賈府自家所專屬的聖誕節，賈源作為擘創家族富貴基業的偉大祖先，他的生日就等於是所有族人的共同生日，因此是舉家春恰恰出生在這一天，既是巧合，更是命中注定。因為出生在同一天的人似乎有某一種特殊的聯繫，姑且不談命理學、占星術的神秘說法，單單以文學的像征手法而言，小說家就充分利用了這種關聯性，為他筆下的人物之間建立某種呼應關繫。例如第七十七回王夫人在抄檢大觀園之後，又特來親自閱人，從襲人起以至於極小作粗活的小丫頭們，個個親自看了一遍，因問：“誰是和寶玉一日的生日？”本人不敢答應，老嬤嬤指道：“這一個蕙香，又叫作四兒的，是同寶玉一日生日的。”王夫人冷笑道：“這也是個不怕臊的。他背地裡說的，同日生日就是夫妻，這可是你說的？”固然這是主僕之間私下毫無避忌的玩笑話，卻的確反映出同一天生日的特殊聯想。而事實上，與寶玉同一天生日的薛寶琴，正是賈母**開口為寶玉提出婚配的人選，雖然因為寶琴已經訂婚而作罷，若從像征意義來說，二寶仍算是“潛在的夫妻”。
春和創業祖先同一天生日有其他意義，是建構在百年家族命運薪火相傳上，為家族建功立業的繼承關繫。榮國公賈源加官晉爵創造了貴族春則是入宮封妃，由貴族進一步提升為皇親國戚，更是光耀門楣，把寧、榮國公一手打造的賈家帶到登峰造極，所以有資格和祖先共享同一天生日。如此春也就等同於晉身為家族的母神了春身為母神的**個像征。
在封妃春首先是“因賢孝纔德，選入宮作女史去了”，這是入宮的**步，正是當代旗人社會中“選秀女制度”的反映。
“選秀女”是一種為皇室後宮提供年輕女性，作為指婚對像（妃嬪）和服務人員（宮女）的選撥制度。清代所選的秀女都是來自旗人，而隨著外八旗與內三旗的兩個不同繫統，清代的選秀女制度也分成兩種管道，按《國朝宮史》所言：
凡三年一次引選八旗秀女，由戶部奏請日期。屆日，於神武門外豫備，宮殿監率各該處首領太監關防，以次引看畢，引出。……凡一年一次引選內務府所屬秀女，屆期，由總管內務府奏請日期，奉旨後，知會宮殿監。宮殿監奏請引看之例同。
明確可見兩者分屬不同的繫統，彼此互不相干。然而，除閱選的頻率不同外，兩個管道所選出的秀女也有不同的用途，這纔是**的差別，學者對此有進一步的說明：“其一，八旗滿、蒙、漢軍正身女子，年滿十三歲至十七歲者，每三年一次參見驗選，選中者，入宮為皇帝嬪妃或備王公貴族指婚之選，驗選前，不準私相聘嫁。其二，內務府三旗佐領、內管領下女子，年滿十三歲亦選秀女，選中者，留作宮女，餘令父母擇配。可見，同樣是選‘秀女’，八旗女子和內務府女子中選後的境遇卻大相徑庭。內務府女子被選入宮，多充當雜役，滿二十五歲纔能遣派出宮。為皇室無償服役十餘年，按當時標準，出宮時已是十足的‘大齡青年’，談婚論嫁談何容易？內務府女子不樂入選，乃人之常情。”
從這兩種差別春的“選入宮作女史”，似乎並不是八旗繫統的為皇帝嬪妃或備王公貴族指婚之選；再參照寶釵的情況就更清楚了，第四回寫到寶釵之所以來到賈府，便是因為：
因今上崇詩尚禮，征采纔能，降不世出之隆恩，除聘選妃嬪外，凡仕宦名家之女，皆親名達部，以備選為公主郡主入學陪侍，充為纔人贊善之職。
這段話可春入宮的進一步補充。而同樣地，寶釵的“為公主郡主入學陪侍，充為纔人贊善之職”，是在“聘選妃嬪外”的另一個不同的管道與功能，並不是作為皇子王公的指婚，春與寶釵的入宮是屬於內務府包衣三旗的選秀女繫統，較偏向宮女性質。再春的入選條件是“賢孝纔德”，寶釵所應選的是“公主郡主入學陪侍的纔人贊善之職”，都屬於以纔學和賢德為重的高等女官春剛入宮時的職任就雅稱為“女史”，絕不是捧茶遞水之類的女僕。如此春封妃的際遇可能是歷史記錄中，由內務府三旗所選出的秀女晉升為妃嬪的少數例子，如學者所指出：“有清一代，內務府三旗女子通過選‘秀女’晉身嬪妃者代不乏人，其母家一躍而為皇室戚畹，父兄子弟多躋身樞要。” 但也可能是融合了外八旗與內三旗這兩種管道的虛構，無論何春封妃強化賈府的榮盛等級，這是小說文類的虛構本質所允許的，而“十三歲”應春入宮時的年紀。
特別應該注意的是，所謂的“凡仕宦名家之女，皆親名達部”，“凡”與“皆”這兩個用字，清楚指出“選秀女”是所有相關家庭都必須遵守的義務，不是個人意志所能選擇決定，違逆不得，也談不上爭取；而賈、薛兩家的閨女都屬於內務府包衣三旗的選秀女繫統，較偏向宮女性質，入宮的目的並不是指婚為嬪妃，已見上述。從這兩點春的封妃屬於非比尋常的機遇，是意料之外的榮寵，所以脂硯齋說這是“潑天喜事”（第十六回眉批）；而寶釵的入京待選也完全談不上存有追求飛黃騰達的野心，隻不過是遵行朝廷規定的義務而已。這是我們應該先了解的基本歷史知識，對於正確理解人物的性格至關重要。
被明熹宗選定為皇後的張嫣，其容態是：“厥體頎秀而豐整，面如觀音，色若朝霞映雪，又如芙蓉出水；鬢如春雲，眼如秋波，口如朱櫻，鼻如懸膽，皓齒細潔，上下三十有八。豐頤廣顙，倩輔宜人；領白而長，肩圓而正，背厚而平。行步如輕雲之出遠岫，吐音如流水之滴幽泉。不痔不瘍，無黑子創陷諸病。” 清代遴選後妃的標準雖不中亦不春既得以封妃，諸如此類的美貌自不待言。而除容貌外觀之外，選秀女的主要標準更是纔德與春本身必然都具備這些入宮封妃的重要條件。其中，國公世襲家族已經先天地滿足了門第的要求，另外，纔德的條件當然也不可或缺，所以纔會先是擔任女史，再後又封為賢德妃，而“纔德”也確確春之所以能成為賈府第三代母神的*偉大之處。
因此，判詞中的“三春爭及初春景”不隻是從世俗的身份權位而言，也春的品格纔德超過了三春，甚至可以說，通過了皇宮的嚴苛考驗，她的完美性格較諸寶釵更勝一籌。
宮廷采選秀女之嚴格制度，使得妃嬪們都是經過無情淘汰之後的精華上乘，無論在身心各方面都是合乎**標準的一時之選。至於選秀女的標準，我們可以從客觀的歷史實況來把握，清紀昀《明懿安皇後外傳》便描述其規模道：從*初之五千人歷經數道程序，以至範圍縮小到“入選者僅三百人，皆得為宮人之長矣。在宮一月，熟察其性情言論，而彙評其人之剛柔、愚智、賢否，於是入選者僅五十人，皆得為妃嬪矣” 。這裡所說的雖然是明朝的選妃狀況，但由於明清兩代都有采選秀女的制度，多少有近似性，若以此一準則衡量《紅樓夢》所根植的社會環境狀況，應可提供一個合理的參照春既然是“因賢孝纔德，選入宮中作女史”，隨後又進一步“晉封為鳳藻宮尚書，加封賢德妃”，所有的遴選條件都聚焦在“賢孝纔德”上，濃縮簡稱的“賢德”甚至是她的正式封號，可見其封妃的主要條件就是“賢德”。
然而，“賢德”又是什麼？從字面來看，就是沉靜賢良之婦德，以及由此所產生的雍容華貴之氣度。但言及賢良的婦德，現代讀者很可能又從抽像的成見聯想到迂腐、死板、僵化、三從四德之類的封建標簽，其實卻全非妃的賢德來自於崇高的人格與智慧的體現，是融合了先天資質與後天修為所形成的一種內在涵養。其賢德的表現之一，就是“富貴不能*”的人格厚度。
（一）富貴不能*
《孟子?滕文公下》載：“富貴不能*，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如果不拘泥於性別，而單就人格判準來看孟子對“大丈夫”的定義，這三種境界都能產生難能可貴的偉大人格，一般人也都不容易達到。但若一定要強分出難易程度，或許“富貴不能*”纔是**的挑戰，原因是“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這兩項都有特定的對像，*關鍵的是其性質也都屬於外來的壓力，在目標明確的情況下，既容易察覺，也比較容易集中心力進行對抗，隻要咬緊牙根、立定腳跟“不移”“不屈”，就可以守住人格陣線。
但“富貴”的性質卻和“貧賤”與“威武”截然不同。如果說“貧賤”與“威武”對人所造成的是高度的緊張壓迫感，那麼“富貴”所帶來的卻是極度的愉悅舒適感，它並不是外來的壓力，也沒有集中在特定範圍，而是一種順著人性讓人通身遍體都極其舒暢的感受，隻要放松就可以享受各種權力快感與物質滿足。然而，一個人要如何對抗時時遍布於千萬毛細孔中的熏風暖意？要如何處處防範圍繞於身邊所有人事物的友善笑容，以及鼻之所嗅的芬芳氣息、耳之所聞的動聽聲語、口之所嘗的膏腴滋味與眼之所見的華麗光芒？而“*”字所意指的“過度”，其界線又該如何劃分？既然不知不覺中得寸進尺、變本加厲乃人之常情，以致產生19世紀英國史學家兼政治家阿克頓爵士（Lord Acton, 1834—1902）於《自由與權力》一書中所說“權力使人腐化，**的權力使人**腐化”的現像，“富貴”對人性的影響亦然，因此纔會有“由儉入奢易，由奢返儉難”的深切觀察。則若要守住恰如其分的界線，就必須“時時、處處”省思覺知，以免稍有松懈不察便有所逾越墮失，因此道德自覺與自我克制在時間上更持續、在深度上更沉厚、在幅度上更廣延，等於是隨時隨地的精神修煉。就此而言，所動員到的心理能量和道德力量便相對大增，通過考驗的難度也隨之相對提高。這就是“富貴不能*”纔是**挑戰的原因。
田舍之家，雖虀鹽布帛，終能聚天倫之樂；今雖富貴已極，骨肉各方，然終無意趣！（第十八回）
春人生價值的天秤上，富貴榮華乃是輕如鴻毛，骨肉親情則是重於泰山，所看重的正是人生中*本質性的價值。也因此，她在回府省親時，“看此園內外如此豪華，因默默嘆息奢華過費”，並一再勸請“以後不可太奢，此皆過分之極”“倘明歲天恩仍許歸省，萬不可如此奢華靡費”，恰如在遊園題撰中，眾清客都說的“貴妃崇節尚儉，天性惡繁悅樸”，全然沒有一般驕奢之輩的作威作福。單單一門一戶的理家權力，就足以使“差不多的人就早作起威福來了”（第六十二回黛玉春身為天下**人身邊的寵妃，卻完全沒有被權力腐化，身在絕頂富貴榮華之中更能長葆心靈的樸實無華，真正展現出“富貴不能*”的淳厚人格，可以說已經達到崇高的君子品性。
除此之外，宮廷位於皇城的森嚴禁地中，與世隔絕，乃是“不得見人的去處”，因此入宮春除了返家省親之外，與賈府的聯繫隻能等待少數宮中會面的機會，如《國朝宮史?宮規》所記載：“內庭等位父母年老，奉特旨許入宮會親者，或一年，或數月，許本生父母入宮，家下婦女不許隨入。其餘外戚一概不許入宮。” 反映在小說裡，則是借由皇帝推己及人的悲憫，“啟奏太上皇、皇太後，每月逢二六日期，準其椒房眷屬入宮請候看視”，可見這些可以直接見面的情況是少之又少，且入宮時現場禁錮重重，勢必無法隨興盡情；即使蒙恩獲準回府省親，也是偶一為之的蜻蜓點水。整體而言，無論相會之地在於何處，都難以在父母手足的天倫中獲得家庭的溫暖春纔會傷心悲嘆“骨肉各方，終無意趣”（第十八回）。
（二）二十年來辨是非從情理上來看，一個在後宮如此競爭激烈的復雜環境中生活的人，怎麼可能是天真無邪的？宮中的真實生活並不是繽紛花園的甜美牧歌，即使是賈府這樣的一般貴宦之家，其間利害得失之尖銳險惡，都已經如探春所說：“咱們倒是一家子親骨肉呢，一個個不像烏眼雞，恨不得你喫了我，我喫了你！”（第七十五春居處在後宮中，政治環境的惡劣情況更有過之，正如王維所描述的“人情翻覆似波瀾，白首相知猶按劍”（《酌酒與裴迪》），連相知到老的朋友都不能信任，何況其他！利之所在，必然驅使各方人馬合縱連橫，人際關繫暗潮洶湧，而且不需要什麼恩怨是非、深仇大恨，隻要是別人往上爬的絆腳石，就會被視為潛在的敵人而欲除之為快，各種陷阱遍布周遭，隻等著趁隙而入以便取而代之。即使我不犯人，人卻要犯我，我雖無傷人之意，卻必須提防人要傷我，這是一個爾虞我詐的人性殺戮戰場，因此單單是為了自保，這種防不勝防的情況就同樣少不了眼觀四面、辨是察非，時時刻刻不敢掉以輕心。
於是，判詞中所說的“二十年來辨是非”，就春自入宮以後的二十年間都處在“辨是非”的步步為營中。在波詭雲譎、機關算盡的皇宮生涯裡，終日面對的皆是恩怨糾纏、敵友難分而是非混淆的復雜關繫，既有朝不保夕的兢兢業業，亦復有唯恐一失足成千古恨的小心翼翼，自不免日日勾心鬥角，“辨是非”乃成為在宮廷中立足時不可或缺的基本求生能力。
春在這二十年中，要辨認敵友，要回避陷阱，要化解暗箭，更要防患未然，正如莊子所說的：“其寐也魂交，其覺也形開，與接為構，日以心鬥。縵者，窖者，密者。小恐惴惴，大恐縵縵。其發若機栝，其司是非之謂也。” 真的是辛苦萬分！但*難能可貴的是，她在這樣的環境中並沒有同流合污，養成殺伐奮進、踩著別人往上爬的尖銳性格，更沒有把娘家賈府也整合成圖謀權勢利益的外戚集團，反而把“辨是非”的現實需要與心智鍛煉加以轉化，升華為圓融的智慧，聰慧而不機詐，智謀而不陰謀，而得以在孤獨卻復雜的環境中安頓自己，並進而安頓其他的少女。這真是一個聰明睿智又堅忍不撥的賢德君子。
（三）高度判斷力
這樣的傑出人物，在皇宮如此特殊的環境要求下，自然不會有她的母親王夫人“健忘”的缺點，但這對母女確實又有一個共同的特色，就是欠缺高度的文藝纔華，王夫人**的一次表現，連差強人意都談不上，比起劉姥姥都還不如。第四十回寫賈母領著眾人在大觀園中遊樂，筵席上行酒令的時候，鴛鴦說明行令的方式道：“如今我說骨牌副兒，從老太太起，順領說下去，至劉姥姥止。比如我說一副兒，將這三張牌拆開，先說頭一張，次說第二張，再說第三張，說完了，合成這一副兒的名字。無論詩詞歌賦、成語俗話，比上一句，都要葉韻。錯了的罰一杯。”整個過程中，參與者都一一行令，連劉姥姥都即席運用鄉野知識依樣畫葫蘆，雖然本色卻也合令，隻有“至王夫人，鴛鴦代說了個”，可見是和詩詞風雅完全
絕緣。第十八春於回府省親時曾向諸姊妹坦承笑道：“我素乏捷纔，且不善於吟詠，妹輩素所深知。今夜聊以塞責，不負斯景而已。”因而自謙僅有“微纔”。而的確，於第二十二妃制作了一個燈謎差人送出宮外，令賈府內大家都猜，“寶釵等聽了，近前一看，是一首七言絕句，並無甚新奇，口中少不得稱贊，隻說難猜，故意尋思，其實一見就猜著了”。而反春對姊妹們所作的燈謎，則是“也有猜著的，也有猜不著的”。由此種種端倪春的確不擅於詩詞創作，故脂硯齋評論其大觀園詩就說：
詩卻平平。蓋彼不長於此也，故隻如此。（第十八回批語）
春所不擅長的隻是詩詞創作而已，若就此遽春資質平庸、乏善可陳，便恐怕不甚得當。如清人塗瀛春是平凡的庸纔，認為：但這段話大有問題，實春的品貌必然是出類撥萃的，否則達不到入宮的基本條件，前面已經有所說明；而就纔情春所具備的乃是創作之外的另一種“別纔”，誠有其洞明開通之處，遠不是一般女性所能望其項背。
首先，即使僅就詩歌創作的範疇而言，於傳統詩論中，也曾區分出“創作”與“批評”的不同層次，而提出一種“吟詠創作”與“鋻賞分析”彼此有別乃至於彼此互斥不得兼備的觀點。如南朝劉勰、鐘嶸這兩位分別以《文心雕龍》《詩品》輝耀千古的詩評家，卻都缺乏一詩傳世的偏頗現像，正是此中之典型代表；而李白、杜甫這兩位曠古大詩人都缺乏嚴謹的詩論體繫，也是出於同一道理。
這是因為創造的範疇，需要的是靈動敏銳的感發品悟與巧妙脫俗的語言表達，屬於個人纔性的部分，其中天賦的稟性氣質占**的優勢，所以賈政纔會說“我自幼於花鳥山水題詠上就平平”（第十七回）；而“鋻析”卻屬於評論的範疇，需要的是客觀分析的理性能力和綜合比較的寬廣眼光，有賴後天兼涉博覽的學養與宏闊包容的胸襟始能造就。二者彼此不但未必相容，反而還常常具有排他性而發生互斥的現像，使人往往不能一身兼具“善作”與“善評”這兩種性質不同的能力。如清代詩論家吳喬便提出類似的看法：
讀詩與作詩，用心各別。讀詩心須細，密察作者用意如何，布局如何，措詞如何，如織者機梭，一絲不紊，而後有得。於古人隻取好句，無益也。作詩須將古今人詩，一帚掃卻，空曠其心，於茫然中忽得一意，而後成篇，定有可觀。
此外，清人陳僅更進一步透過歷史經驗，歸納出“鋻析”與“創作”這兩種能力非但彼此性質不同，尚且具有排擠互斥的關繫，認為一人往往不能兼容善作與善評的纔性：
問：“鐘嶸《詩品》為千古評詩之祖，而記室之詩不傳，豈善評詩者反不能詩乎？”“非特善評者不能詩，即善吟詩者多不能評詩。……因知人各有能不能也。”
由此妃這種“不善作卻善評”的情形完全沒有矛盾，傳統詩論家不但加以認同，還提出理論性的解釋，更是合乎歷史事實的現像。
《紅樓夢》春之外，還有李紈是另一個類似的例子。曹雪芹所塑造的李紈是有德無纔的，她在“女子無纔便有德”“隻以紡績井臼為要”（第四回）的價值觀之下成長，本身也確實是如她所自謙的“不會作詩”“不能作詩”，妃省親時眾人賦詩志慶的場合中，也僅僅隻能“勉強湊成一律”而已（第十八回）。但另一方面，她在詩藝上卻並非一無是處，雖然素乏創作上的詩纔，卻無礙於詩社盟主的擔當，而且**有掌壇的資格，根本的原因乃是寶玉所指出的：
稻香老農雖不善作卻善看，又*公道，你就評閱優劣，我們都服的。（第三十七回）
由隨後眾人對此話的應和，所謂眾人都道“自然”可知，李紈品第評閱的眼光與客觀公正的態度早已受到眾人一致的認可，因此眾望所歸，成為海棠詩社的掌壇盟主，具有威服眾人、一言九鼎的
權威。
同春顯然與李紈一樣，都屬於“雖不善作卻善看，又*公道”的文學批評家，雖無創作的纔華，卻無礙於品評鋻析的高度眼識。她的評鋻能力，使她在省親時，對眾人所作的詩一眼就看出其中的纔華，先是贊美“終是薛林二妹之作與眾不同，非愚姊妹可同列者”，繼而又能在不知情的情況下，從諸詩中慧眼撥擢林黛玉之作品，指出黛玉作槍手替寶玉代筆的《杏簾在望》一詩“為前三首之冠”，完全合乎寶玉所認為的“此首比自己所作的三首高過十倍”的評價妃甚至不惜出爾反爾，特別因為黛玉的這首詩而將御制的“浣葛山莊”改名為“稻香村”（第十八回），可見她對黛玉詩纔的把握乃是同樣精準，展現出合乎情實的真知灼見。據此，清人青山山農的一段話十分值得注意，他指出：很顯然，青山山農雖然還是不免囿於右黛左釵的傳統成見，春是“以薛易林”的始作俑者，春並非黛玉之知己，但已難能可貴地春“仙源之詩，知賞黛玉”的一面，準確春“雖不善作卻善看，又*公道”的鋻賞纔能。
何況進一步來說，“詩纔”並不隻是創作上的纔能，還包括鋻賞評論的眼光；更必須說，詩纔也不過是人類各種纔性能力中的一種而已，評價一個人的纔能本就不必限定在文藝表現上。從這個角度春的“纔”就和王夫人的“將將之纔”一樣，都不是一般意義下如王熙鳳的干纔或林黛玉的詩纔，容易引人注目，而是一種海納百川的包容力與穿透復雜的洞察力，並且和賈母、王夫人一樣，擁有高度的識人之明。
以“鋻賞評論的眼光”“海納百川的包容力”而言，小說中一再寫到：“賈妃見寶、林二人亦發比別姊妹不同，真是姣花軟玉一般。”“賈妃看畢，稱賞一番，又笑道：‘終是薛、林二妹之作與眾不同，非愚姊妹可同列者。’”對於寶釵的容貌豐美、鮮艷嫵媚以及詩風的雍容典雅，和黛玉的纖細飄逸、風流裊娜以及詩風的清新脫俗，都給予毫不保留的贊美，既不偏好寶釵，也沒有獨重黛玉，這已經顯露出一種兼美並善的寬廣視野，由此對於為兩人量身訂做的瀟湘館、蘅蕪苑妃也同樣表示**的喜愛，其中自有一貫的道理。然而其胸襟並不僅僅如此，試看她對大觀園的各個重要景點所作的表示：
此中“瀟湘館”“蘅蕪苑”二處，我所極愛，次之“怡紅院”“浣葛山莊”，此四大處，必得別有章句題詠方妙。
這段話所隱含的重要意義妃的審美光譜無比寬廣，她的心靈所能夠回應的頻率或彈奏的音域是沒有局限的，因此對風格截然不同的四處場所兼容並蓄；相較起來，其他的人物則各有所偏，因此也都難以處處見美。例如性情*為偏至的林黛玉僅獨沽一味，當入遷大觀園時即表示瀟湘館是她的**選擇，笑道：
“我心裡想著瀟湘館好，愛那幾竿竹子隱著一道曲欄，比別處更覺幽靜。”寶玉聽了拍手笑道：“正和我的主意一樣，我也要叫你住這裡呢。我就住怡紅院，咱們兩個又近，又都清幽。”（第二十三回）
而寶玉顯然是除怡紅院之外，也隻喜歡瀟湘館，尤其對稻香村*是敬謝不敏，還一反平素畏父如畏虎的怯懦，在賈政面前高談闊論，以瀟湘館為典範，發揮了一大段對稻香村的批評：
此處置一田莊，分明見得人力穿鑿扭捏而成。遠無鄰村，近不負郭，背山山無脈，臨水水無源，高無隱寺之塔，下無通市之橋，峭然孤出，似非大觀。爭似先處有自然之理，得自然之氣，雖種竹引泉，亦不傷於穿鑿。古人雲“天然圖畫”四字，正畏非其地而強為地，非其山而強為山，雖百般精而終不相宜。（第十七回）
此中顯示出寶玉對於真正的、全面的“大觀精神”認知不足，所以纔以他個人的偏狹理解對稻香村的設置有所非議，這一點請參本章第四節“大觀園的擘建與意義”的相關分析。至於蘅蕪苑，連賈政的評論都是：“此處這所房子，無味的很。”（第十七回）而賈母也期期以“雪洞”般的布置風格為不可（第四十回），應該是更不得二玉的歡心。可見每一個人都處在某一種或某一些特定的框限裡，各有所見，也各有所限。妃卻是遠遠超越了眾人的好惡取舍，對瀟湘館、蘅蕪苑、怡紅院、稻香村這四處一體賞愛，雖不免稍有甲乙之別，卻都在“所愛”的範圍內而名列前茅，如此一來，豈非正妃的審美光譜和心靈音域*是兼賅全備，能夠與世間的各種美、各種價值相共鳴、相應和？
因此，第十妃看畢眾釵的應制之作後，除評比高下之外，“又命探春另以彩箋謄錄出方纔一共十數首詩，出令太監傳與外廂。賈政等看了，都稱頌不已”。不僅如此，接著於第二十三回“春自那日幸大觀園回宮去後，便命將那日所有的題詠，命探春依次抄錄妥協，自己編次，敘其優劣”，並進一步“又命在大觀園勒石，為千古風流雅事”，將這些詩作刻在石碑上，永遠留存於大觀園中輝映增光妃對省親時姊妹們所作的大觀園題詠極其珍愛，視之為“風流雅事”且足以與金石同其不朽，對這些詩篇隻有純粹的欣賞、無私的贊美，則其心懷中的一段性靈不也是盈溢煥發？她雖不是一流的傑出詩人，卻是詩人們**的知己與保護者。
事春“善看又*公道”的能力於識人之明上更顯突出，“善看”的眼力、洞察力，讓她一則是欣賞優秀的女性，如寶釵、黛玉、齡官等；二則是知人善任，在寶二奶奶的人選上由寶釵雀屏中選。
首先，對於寶釵、黛玉、齡官之類優秀女性的欣賞，主要是表現在省親之時。她特別稱贊說“寶、林二人亦發比別姊妹不同，真是姣花軟玉一般”“終是薛、林二妹之作與眾不同，非愚姊妹可同列者”；對於齡官，則更是諭令說“齡官極好”，並給予額外恩賞，這和寶玉“聞得梨香院的十二個女孩子中有小旦齡官*是唱的好”（第三十六回）是一致的。更值得注意的妃在省親現場與回宮後的兩次處理大觀園題詠，一次是現場“命探春另以彩箋謄錄出方纔一共十數首詩”，一次是回宮後“命將那日所有的題詠，命探春依次抄錄妥協”，都是將她珍愛至極的詩篇交給探春抄寫謄錄，可見對探春的信賴倚重，並且符合探春房中“案上磊著各種名人法帖，並數十方寶硯，各色筆筒，筆海內插的筆如樹林一般”（第四十回）的習性與專春既無暇一一敘舊，此際也還是探春韜光養晦的沉潛時期，未及綻放理家時的光芒萬丈，卻能夠知人善任、量能盡纔，必然也是看到探春“俊眼修眉，顧盼神飛，文采精華，見之忘俗”（第三回）的不凡內蘊，誠亦屬識人之明的高度展現。
至於在寶二奶奶的人選上，更是關繫重大、牽涉甚廣，比起文藝纔華的高下還要復雜得多。釵、黛取舍的結果，必春之價值觀與鋻識力等問題，而價值觀與鋻識力都出於個人之纔性氣質，彼此又往往具有連帶關繫，價值觀之偏向、鋻識力之高低、纔性氣質之清濁，都會直接影響其判斷與決策的結果，必須進一步深入說明。
（四）“舍黛取釵”的原因
就寶二奶奶人選上釵、黛取舍的課題，“以薛易林”確實是明顯存在的事實。整部《紅樓夢》前八十回中，可以春對釵、黛取舍之傾向者，約有隱顯不等的三處情節。
依序來說，**次、也是*奧妙的一次，卻又一般較不受注意的安排，乃是第妃省親時，將寶玉所偏愛的“紅香綠玉”改作“怡紅快綠”，又刪除“綠玉”並偏取“怡紅”一詞，即名曰“怡紅院”這一項施為。要了解其中的奧妙，必須溯及寶玉為怡紅院命名的過程，當時大觀園剛落成，賈政帶領眾人遊園題撰，原本寶玉題曰“紅香綠玉”，乃是著意於院中同時植有海棠、芭蕉，認為必得如此命名“方兩全其妙”（第十七回）。也因春省親之際，寶玉應皇妃之命賦詩志慶時，於《怡紅快綠》這首詩中就一再反覆加以強調，說道：
綠蠟春猶卷，紅妝夜未眠。
憑欄垂絳袖，倚石護青煙。
在此四句之下，脂硯齋各自批以“是蕉”“是海棠”“是海棠之情”“是芭蕉之神”之評語，可見其雙全兼備的苦心；並且詩句中分別穿插綠、紅、絳、青的色澤，在在可見得力於律詩之對仗法則，寶玉不畏冗贅地一再強調紅綠相間、蕉棠兩襯補思維。而此中隱含的價值觀，又直接呼應第五回神遊太虛幻境時所遇到的一位“其鮮艷嫵媚，有似乎寶釵，風流裊娜，則又如黛玉”的女子，其“兼美”之名恰恰與此處“兩全其妙”之說相對應。這都意味著寶釵、黛玉這兩種不同人格特質的兼備兩全，纔是*均衡完美的生命境界，也纔是寶玉所追求的理想形態。
然而，這樣兩全其妙的兼美理想卻遭到了片面的春將“紅香綠玉”改名為“怡紅快綠”，使得代表寶、黛共有的“玉”字初步遭到刪除；接著又進一步化約簡稱為怡紅院，則連用以展現芭蕉痕跡的“綠”字都渺不可尋，導致海棠紅香一枝獨大的局面。後來寶玉受命應景作詩時，於有關怡紅院的草稿中再度使用“綠玉”一詞，恰巧寶釵轉眼瞥見，便趁眾人不理論，急忙回身悄推他道：
他（妃）因不喜“紅香綠玉”四字，改了“怡紅快綠”；你這會子偏用“綠玉”二字，豈不是有意他爭馳了？況且蕉葉之說也頗多，再想一個字改了罷。……你隻把“綠玉”的“玉”字改作“蠟”字就是了。（第十八回）
從字句之間，我們已可以覺察到，寶玉之所以二度使用“綠玉”一詞，並非偶然糊塗所重蹈的覆轍，而似乎是一種自覺或不自覺表露出來的情感取向，因為所謂的“綠玉”者，實即“黛玉”也。“黛”本是一種深綠色的染料，其色近黑，婦女可以之代為畫眉之用，第三回寶玉杜撰的《古今人物通考》中亦有“西方有石名黛，可代畫眉之墨”之語，則“綠玉”與“黛玉”便具有顏色相近與成分相通的性質，而指向於“玉石”所稟賦的神性層次。如此一來，寶玉在有關怡紅院的命名和題詠上一再偏好於“綠玉”一詞的現像，就似乎隱喻著對“黛玉”的執著偏愛。
當然，寶玉無論如何都不可能對貴妃姐姐有所不滿，因此這段巧妙的情節毋寧是曹雪芹在幕後的刻意安排，用來春與寶玉的品位差異，以及兩人不同的性格取向及其所必然產生的不同
選擇。
第二次的“舍黛取釵”，是第二妃決定將大觀園開放予眾女兒遷入時，所下的諭令乃是以“寶釵”為總提，所謂“命寶釵等隻管在園中居住”，隱隱然可以見出寶釵代表眾釵、領袖群倫的優勢地位。
至於第三次，也是*明顯、*重要的一次，則是表現在賜禮的落差上。先前在第春初次省親時，所賞賜的贈禮中尚且將寶釵、黛玉、寶玉與諸姊妹列為同等，給予完全相同的品項；但到了第二十八回的端午節賜禮時，獨獨隻有寶釵的節禮項目與寶玉一樣，而黛玉所得的品項則降了一等，僅僅與諸姊妹同級，使寶玉不免疑惑道：“怎麼林姑娘的倒不同我的一樣，倒是寶姐姐的同我一樣！別是傳錯了罷？”（第二十八回）至此，“金玉良姻”的現實基礎已經明顯浮現，其取舍的旨意已是十分明確。
這一“以薛易林”的明確表示，讓許多讀者自然妃對黛玉孤高不馴的性格感到不悅甚至厭棄，以致在遴選寶二奶奶的取舍中將黛玉淘汰出局。不過問題並非如此簡單。妃犀利精準的識人之明，於當場察言觀色的過程中，應該會對黛玉“安心今夜大展奇纔，將眾人壓倒”的高傲心態，與“不想賈妃隻命一匾一詠，倒不好違諭多作，隻胡亂作一首五言律應景罷了”的敷衍態度，以及“未得展其抱負，自是不快”的憤懣情貌都看在眼裡，黛玉之爭強好勝與任性驕妒都堪稱歷歷在目。既然對於黛玉素來“孤高自許，目無下塵”（第五回）、“本性懶與人共”（第二十二回）的性格，連脂硯齋都毫不諱言“此是黛玉缺處”（第五回夾春自當心知肚明，但是，要判斷她是否因此而產生成見或反感，則必須參照書中其他的相關情節纔能獲得更堅實的論斷基礎。就此而言，齡官的例子提供了一個極佳的參考座標，足以進行同質性的比較，而提供有力的解答。
客觀地說，齡官的種種人格特質，包括容貌、纔情、性格、痴情、孤弱、多病等方面，都與林黛玉差相仿佛，從“眉蹙春山，眼顰秋水，面薄腰纖，裊裊婷婷，大有林黛玉之態”的形貌身姿，“模樣兒這般單薄，心裡那裡還擱的住熬煎”（第三十回）的柔弱稟性，以及多心歪派、折磨賈薔的苦戀形態（第三十六回），在在都呈現出與林黛玉高度疊合的現像，因此在小說中被設定為黛玉的重像之一。清人塗瀛就說：
齡官憂思焦勞，抑郁憤懣，直於林黛玉脫其影形，所少者眼淚一副耳。
而這兩人也都毫不掩飾地直接表露自我，旁人要掌握她們的性格實為輕而易妃而言更是一目了然，當下立判。然則，齡官這位驕傲的女伶以她的精湛演出與高傲性格，妃額外的欣賞甚至鼓勵，而不是嫌厭不喜，特別值得注意。
首先是第妃省親時，在伶人搬演諸戲之後的一段情節，作者描述道：
一太監執一金盤糕點之屬進來，問：“誰是齡官？”賈薔便知是賜齡官之物，喜的忙接了，命齡官叩頭。太監又道：“貴妃有諭，說‘齡官極好，再作兩出戲，不拘那兩出就是了’。”賈薔忙答應了，因命齡官作《遊園》《驚夢》二出。齡官自為此二出原非本角之戲，執意不作，定要作《相約》《相罵》二出。賈薔扭他不過，隻得依他作了。賈妃甚喜，命“不可難為了這女孩子，好生教習”，額外賞了兩匹宮緞、兩個荷包並金銀錁子、食物之類。
由這段描述春具有對藝術品鋻的非凡眼光與對秀異人纔的高度洞視力，在短暫有限的演出時間與為數眾多的十二個女戲子中，辨識出齡官超凡絕倫的優異纔華，因此特別加以賞賜，賦予她一種幾近於御筆欽點般的無上榮耀。春不但以“再作兩出戲，不拘那兩出”之御旨，賦予齡官自由發揮的寬闊空間，甚至當齡官隨後應命演出，卻堅持己見，對於賈薔以主管的權威所指派的《遊園》《驚夢》這兩出，因非本角之戲而執意不作，定要執著己長，演出《相約》《相罵》，賈薔扭他不過，隻得依他作了。從作者緊接著就寫“賈妃甚喜，‘命不可難為了這女孩子，好生教習’”，可春對於這段曲折顯然完全知悉，且對如此叛逆抗命的表現非但不以為忤，相反地，她所產生的竟是“甚喜”的反應，因此特別諭令不可為難了她，同時更加以額外的賞賜。
且此事並非孤立發生，春回宮之後又重演了一次。根據第三十六回的記載，齡官對央求她唱戲的寶玉正色拒絕道：“嗓子啞了。前兒娘娘傳進我們去，我還沒有唱呢。”將這兩件事加以並觀，可見齡官當著權貴之面勇於抗旨違命，不迎合也不諂媚之性格十分一致，足為其人格構成的一個主要表征。但是，這固然顯出齡官率真任情、不同流俗的一面，卻也同時表現出矯奇傲岸、唯我獨尊的驕縱習性，如脂硯齋即批雲：
按近之俗語雲：“能（寧）養千軍，不養一戲。”蓋甚言優伶之不可養之意也。大抵一班之中，此一人技業稍優出眾，此一人則拿腔作勢，轄眾恃能，種種可惡，使主人逐之不舍，責之不可。雖不欲不憐，而實不能不憐，雖欲不愛，而實不能不愛。餘歷梨園子弟廣矣，各各皆然。……今閱石頭記，至“原非本角之戲”，“執意不作”二語，便見其恃能壓眾，喬酸姣妒，淋漓滿紙矣。復至“情悟梨香院”一回，更將和盤托出，與餘三十年前目睹身親之人，現形於紙上。（第十八回批語）
如此一來，其實並不能春敵視或貶抑黛玉的論春對黛玉之重像齡官多方欣賞、包容、鼓勵的現像，甚至應該得到相反的論證。那妃*後作出了舍黛取釵的選擇，**合理的解釋就春所具備的乃是一種情理兼備而公私分明的性格，在無關大局的情況下，她可以順任主觀的情之所鐘，由衷對鮮明寡合之個性倍加欣賞愛護，因為深知這種人格情態在現實世界中的稀有與特殊；但一旦涉及公眾群體之利害關繫時，便會發揮自我節制的理性力量，抽離個人的主觀偏好而選擇客觀所需，從整體性的長遠持久與平衡穩定著眼。這兩種態度並不矛盾，也毫不衝突，理由就在於，她的欣賞包容是出於“自然的理想主義”的角度，對受之於天的稟性氣質加以了解與認同，屬於個人之主觀範疇；而她的淘汰舍棄則是出於“理性的現實主義”的角度，尋求社會運作機制的維持與促進，屬於群體之客觀層次。兩者並不相混。因此比較其前後兩次的賜禮所呈現出來的落差，可見發生變化的關春個人的主觀好惡，而是在個人主觀好惡之外攸關大局的客觀考量。
至於所謂“客觀考量”，無非就是以家族利益、團體和諧、人際調節、族群延續等群體需要的角度所作的判別，而以和諧為綱領。因為對中國人而言，“和諧”乃是*重要的社會追求，以致“中國所講求的社會秩序，其重心在於‘和諧’（harmony），而不在於‘整合’（integration）” 。這可以說是中國人對世界本性的獨特認證，表現在思維方式的特征上，乃呈現出一種強調和諧與統一（unity）的“和諧化的辯證觀”。也正因為如此，以“穩重和平”為人格表征的薛寶釵勢必會脫穎而出，成為春、下人們的眾望所歸，故脂硯齋就針對“穩重和平”說：“四字評倒黛玉。”（第二十二回批語）而早在第五回，書中即借由眾人之口對釵、黛取舍下了定論，所謂：“來了一個薛寶釵，人多謂黛玉所不及。”這就足以代表當時普遍的客觀評價，因而脂硯齋亦批雲：
此句定評，想世人目中各有所取也。
將這些說妃的種種作為來看春既能欣賞“寶、林二人亦發比別姊妹不同，真是姣花軟玉一般”的秀異風格，卻又因為“世人目中各有所取”的客觀需要，而以“人多謂黛玉所不及”之“定評”作為取舍的依據，此乃著重點不同之故。
春初見黛玉時，所見所聞的就是她種種“恃能壓眾，喬酸姣妒”的性格表現，一直到第二十八回借端午節賜禮而明確展示其“以薛易林”之取舍為止，這段時間都還屬於林黛玉性格發展中較不成熟的前期春並沒有機會看到林黛玉性格上成熟化的轉變。後期經歷了成長通過儀式（the rites of passage）之後的林黛玉，雖然逐漸回歸封建傳統而大大趨近於寶釵，可惜定局已成，再也難以翻案，黛玉自己的病勢更積重難返，不足以承擔繁重的家務，甚至活不到舉行婚禮的年紀。這或許也是一樁錯失了時間點的無奈憾事。
持平而論，整個世界的運作共生的復合模式，牽連甚廣而涵蓋萬端，各種生命價值乃如復調（polyphony）般以同等的重要性並世共存，寶、黛愛情關繫並非思考現像的**角度，更不是解決問題的**判準，單單以寶、黛愛情之圓滿發展為關切焦點，甚至據以強分人物優劣，毋寧是狹隘化的偏執而流於專斷與排他。則春者，對二人的態度也隻能說是“釵黛取舍”，而非“釵黛優劣”。既然“寶二奶奶”乃是家族社群結構中的產物，本身即是一種世俗身份與社會標簽，所發揮的也是現實世界的處事功能，故舍個人取向之黛玉而取群體取向之寶釵，實有其合情切實的必然之理。王國維曾分析道：“**種之悲劇，由極惡之人，極其所有之能力以交構之者。第二種，由於盲目之運命者。第三種之悲劇，由於劇中之人物之位置及關繫，而不得不然者，非必有蛇蠍之性質，與意外之變故也。&rdquo春對釵、黛取舍之結果若促進了寶、黛愛情悲劇，也一如王夫人的抄檢大觀園般，都是屬於其中“不得不然”的第三種。
二、&ldq春”階段：家庭代母
可春既然深陷於陰暗人性的殺戮戰場中“辨是非”，則由此培養出一眼洞穿人心的非凡眼力，乃是勢有必然的結果。而這種善於觀察、精確判斷的洞察力，就和“富貴不能*”的高貴品格，以及堅忍不撥的韌性、圓融剔透的智慧，共同構成了母神的必要內涵。
以上所提到的種種優點，總稱為“賢孝纔德”春得以入宮並且進一步晉封為皇妃的人格特質。因此，當賈璉的小廝興兒向尤二姐介紹賈府中的幾位姑娘春時就說：“我們大姑娘不用說，但凡不好也沒這段大福了。”（第六十五回）而追本溯春入選並進而獲得這段大福的“好”，必須歸功於賈母與王夫人的優良母教。從第十八回所追記的往事可知：
當日這賈妃未入宮時，自幼亦繫賈母教養。後來添了寶玉……且同隨祖母，刻未暫離。
怪道這女學生讀至凡書中有“敏”字，皆念作“密”字，每每如是；寫字遇著“敏”字，又減一二筆，我心中就有些疑惑。今聽你說的，是為此無疑矣。怪道我這女學生言語舉止另是一樣，不與近日女子相同，度其母必不凡，方得其女，今知為榮府之孫，又不足罕矣。（第二回）
對於林黛玉自幼即表現出“言語舉止另是一樣，不與近日女子相同”的特殊風範，年僅五六歲就由衷徹底地遵奉避諱的傳統禮教，身為塾師的賈雨村就是以“度其母必不凡，方得其女，今知為榮府之孫，又不足罕矣”加以解釋，斷定為貴族血統以及由貴族家風所產生的優良母教所致。換句話說，林黛玉的與眾不同，是因為“其母不凡”的母教，而其母賈敏又是承襲了賈母的母教，所以纔會說林黛玉的出眾是來自於“榮府之孫”的代代相傳，可見賈母的調教能力。
也因為賈母的培育教導春在入宮前具備了賢孝纔德的優異稟賦，於母親王夫人生了相差十歲的小弟弟寶玉之後，便負起了照顧和教育的責任。上引第十八回所追記之往事，完整的陳述是：
當日這賈妃未入宮時，自幼亦繫賈母教養。後來添了寶玉，賈妃乃長姊，寶玉為弱弟，賈妃之心上念母年將邁，始得此弟，是以憐愛寶玉，與諸弟待之不同。且同隨祖母，刻未暫離。那寶玉未入學堂之先，三四歲時，已得賈妃手引口傳，教授了幾本書、數千字在腹內了。其名分雖繫姊弟，其情狀有如母子。自入宮後，時時帶信出來與父母說：“千萬好生扶養，不嚴不能成器，過嚴恐生不虞，且致父母之憂。”眷念切愛之心，刻未能忘。
從中可見姐弟之間有一段年齡差距，可以推算如下：寶玉當時是三四春是在十三四歲時入宮，兩人正相差十歲，這個年齡距離已經足以產生“姊弟有如母子”的情況。妃回府省親時，特別問：
“寶玉為何不進見？”賈母乃啟：“無諭，外男不敢擅入。&rdq妃命快引進來。小太監出去引寶玉進來，先行國妃命他進前，攜手攔於懷內，又撫其頭頸笑道：“比先竟長了好些……”一語未終，淚如雨下。
可見僅僅數年沒有謀面，寶玉就比幼時長高了不少妃眼中竟恍如隔世，又喜又悲，笑中帶淚。整個場景不像一般的姐弟相見，而比較接近於母子久別重逢，是非常傳神寫照的一段描繪，令人動容。
以明清社會的家庭實際狀況而言，學者的研究指出：“士人家庭中實際上負責親自指導幼兒學業的親長，一般以父親的角色*為重要，其次是祖父和母親，再其次纔是父繫其他長輩，及家中其他的男性長輩，甚或是有能力又有閑暇的年長家人。整體而言，父親自課幼齡之子，被視為*是理所當然，隻要父親在家，或能攜子弟於身側，多擇親自指引督促幼兒學習。”然而情況也不是沒有例外，“男性長輩之外，家中的女性親長亦可替代母職，擔負起教導幼兒之責。受過教育的祖母，甚至年長的姐姐，都是常見參與幼蒙的女性親屬，而且不少兒童是由多位親長交替共同指導完成各個階段的啟蒙教育”。到了和曹雪芹和《紅樓夢》的時代，也就是“到了十八世紀，一名男孩*早可以在四歲（相當於西方算法下的三歲）的年齡，便由某一位家庭成員個別指導，開始接受正式的古典教育；擔任指導者的通常是母親，尤其是在男孩的父親離家、或已經去世的情況下” 。而寶玉的幼兒啟蒙教育，於父親賈政長年不在家的情況下，正是由祖母賈母和年長春所共同負擔的；並且寶玉的啟蒙年紀比一般的四歲更早一些，“三四歲時，已得賈妃手引口傳，教授了幾本書、數千字在腹內”，稱得上是天縱英纔的神童了。
就在長姐如母的教導護持之下，寶玉獲得了早年初步的智識啟春不僅是寶玉的啟蒙者、照顧者，更是他成長過程中的引領者與指導者，期望寶玉可以長大成器，因此，不但自入宮後時時帶信出來與父母說“千萬好生扶養”，眷念切愛之心刻未能忘；回府省親時，賈政之所以采用寶玉所題之聯額，為的也是“更使賈妃見之，知繫其愛弟所為，亦或不負其素日切望之意”。果然當賈政啟奏：“園中所有亭臺軒館，皆繫寶玉所題。&rdq妃聽了寶玉能題，便含笑說：“果進益了。”接著更特別交代：
且喜寶玉竟知題詠，是我意外之想。此中“瀟湘館”“蘅蕪苑”二處，我所極愛，次之“怡紅院”“浣葛山莊”，此四大處，必得別有章句題詠方妙。前所題之聯雖佳，如今再各賦五言律一首，使我當面試過，方不負我自幼教授之苦心。
也就是給寶玉一份額外的功課，比別的姊妹隻要各自題“一匾一詩”還要多出數倍，目的便是當面測試寶玉是否真的有所進益，而不負其自幼教授的苦心。從這個角度妃又不僅是一個“代母”，也是一個代父（father substitute），實際上也的確比父親賈政更有權威，因為她擁有了比父權更高的皇權。所以第二十三回下諭讓寶玉住進大觀園時，便是由賈政轉達道：“娘娘吩咐說，你日日外頭嬉遊，漸次疏懶，如今叫禁管，同你姊妹在園裡讀書寫字。你可好生用心習學，再如不守分安常，你可仔細！”脂硯齋在批語中特別提醒“禁管”一詞，說道：“寫寶玉可入園，用‘禁管’二字得體理之至。”而學者則春在命令中用“禁管”二字，這表示她在施行父親的權力。在此妃對寶玉的護佑力量也更為強大，在莫大的寵惜憐愛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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