緒論生命的思索與吶喊 ／1

章戒嚴時期的臺灣左眼

節鄉愁式的左翼 ／10

第二節《鄉村的教師》：彷徨的改革者 ／26

第三節《蘋果樹》：虛幻的希望 ／41

第二章六十年代知識分子群像

節從蒼白孤絕到冷靜諷刺 ／52

第二節 《一綠色之候鳥》：地域與代際呈現 ／74

第三節《後的夏日》：愛情與美國 ／86

第四節《唐倩的喜劇》：透過性體察知識分子 ／100

第三章“外省人在臺灣”

節縫合一道傷口 ／117

第二節《件差事》：剪下的樹枝 ／139

第三節《文書》：過往的夢魘 ／143

第四節《累累》：倉皇而淒楚的生死愛欲 ／155

第五節《永恆的大地》：七十年代的蒼茫暗夜圖景 ／159

第四章為“後街”小人物立傳

節從人道主義出發 ／168

第二節《死者》：祖孫關繫的徹底“斷裂” ／184

第三節《六月裡的玫瑰花》：小人物的情與愛 ／193

第五章十字架下的哀泣

節枷鎖上的斷痕 ／206

第二節《加略人猶大的故事》：十字架上的愛與悲憫 ／216

第三節《賀大哥》：於困境中活出基督 ／226

第四節《萬商帝君》：在行動中擁抱大地 ／235

第六章對資本主義的反省與批判

節寫作“華盛頓大樓”繫列的種種 ／245

第二節《夜行貨車》：“企業下人的異化” ／259

第三節《萬商帝君》：“跨國公司的必然性格” ／278

第七章重訪左翼精神山路

節“對於我，一九五〇年充滿意義” ／296

第二節《鈴珰花》：重返1950年 ／317

第三節《山路》：臺灣左翼的遺忘史 ／331

第四節《趙南棟》：父輩的為理想獻身與子輩的精神迷失 ／350

第八章分斷體制下的“歸鄉”之路

節迎戰“臺獨”勢力 ／369

第二節《歸鄉》：臺灣和大陸兩頭，都是我的老家…… ／394

第三節《夜霧》：一個國民黨特務的懼與怕 ／410

第四節《忠孝公園》：民族認同危機的救贖 ／420

陳映真生平與創作簡表 ／453

參考文獻 ／468

後記 ／470

後記

《陳映真論》的寫作，已近尾聲，卻陷入評價陳映真的難題。左翼鬥士、“文學的思考者”、兩岸薪火人？抑或，永遠的“在野派”？“後街”的英雄？再或者，“後的烏托邦主義者”？似乎都是，又似乎都不是。這些評定，皆能概括陳映真的某些側面，卻又無法涵蓋其全貌。解讀陳映真，走近陳映真，恰如評述陳映真，是一個艱難卻又充滿愉悅的過程。

我無法準確地描述閱讀陳映真的感受，因為陳映真對我的意義是多層面的。研讀陳映真，不僅是文學素養和人文情懷的提升，還加深了我對當今中國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面的理解，更重要的是每每被其對人性的信任、憐憫與寬恕，以及對人間卑弱者的關懷所打動。閱讀陳映真的文章，常常被他的赤子之心和九死未悔的愛國之情感動得落淚。

研讀陳映真作品，逐漸認識了姚一葦、呂正惠、尉天驄、趙剛、陳光興、張立本、藍博洲、馬雪等一批優秀的臺灣學者，欽佩他們對陳映真研究的精闢之餘，受他們的影響也很大。尤其是趙剛和張立本，對我影響至大。至今猶記初讀趙剛文章時，即被他的思想深刻、觀點獨到和文采斐然所吸引，忍不住拍案叫絕。他們對我的影響，不僅在於評析陳映真某些小說篇章時的觀點和見解，還在於解讀陳映真小說的方法和路徑，更在於對陳映真小說的敬畏與虔誠。他們“正襟危坐”反復研讀陳映真小說的方法，看似並不高妙，甚至有些老生常談，卻讓我受益無窮。如果說我能對陳映真小說的解讀有所貢獻，便是得益於此。對陳映真的每一篇小說，我都力求能有自己較為繫統、成熟的解讀，每每下笨功夫，翻來覆去閱讀，捕捉那些零散的心得與體會，直至那些由各個細節的內在聯繫所支撐的邏輯框架和意義體繫漸次浮現，方纔寫下讀後心得。因此，本書的寫作是在左翼、知識分子、宗教、跨國公司、“後街”眾生……一個個主題涵蓋下，對陳映真每一單篇小說的“篇解”。

心理學家梅格·傑伊在一次演講中提到：“人生中百分之八十重要的決定時刻發生在三十五歲。”人生中那些能影響你一生的決定、經歷，以及“頓悟”的時刻，十有八九都出現在三十歲中旬。於我而言，能在三十五歲遇見陳映真是幸運的。這一年，我的精神與思想經歷了巨大的裂變，能更加清醒、理性地審視自我，開始給人生做減法，同時，也因為堅定了把學術當作安身立命之基的信念而喜悅、而充實。在那些揮汗如雨的炎炎夏日，我在書房裡讀和寫陳映真，女兒在旁邊自行讀書畫畫的情景如在耳目。這個夏天，每每在書寫陳映真中，緩釋著陣陣襲來的焦灼與不安。我很慶幸，因為陳映真的文學與思想，得以抵御了思想裂變帶來的緊張與恐慌。

出書在即，興奮、惶恐與感激兼而有之，要感謝的人太多了。由衷感謝我的博士導師吳義勤先生，因為他的信任和支持，方有了本書的面世，並間接助力我走過三十五歲這段精神的崎嶇山路，更加踏實有力地前行。感謝我的領導李波教授，她不僅始終關心我的寫作，而且在我陷入困惑時，鼓勵我要自信，寫出自己心中的“陳映真論”。感謝編輯李宏偉先生，他的認真與包容，讓我解讀陳映真更從容不迫。後，我還要謝謝丈夫孔成剛和女兒孔任棟，以及父親、母親、公公、婆婆等家人，沒有他們的理解與支持，我無法完成本書的寫作。要感謝的人還有很多，不再一一列出他們的名字了。雖然我知道，一個“謝”字不足以表達內心的感激與感念之情，但也隻能道一聲感謝。

任相梅

20月於日照

文學畢竟要給失望的人以希望，給受到恥辱的人以尊嚴，給挫傷的人以安慰，給絕望的人以一點希望的火星。                    

  ——陳映真訪談

讀過諸多關於陳映真的評述，依舊格外欣賞《陳映真作品集出版緣起》中對陳映真的評價。那是1988年由臺北人間出版社編輯出版《陳映真作品集》的“編輯會議”署名寫成的。《緣起》寫道：

從一九五〇年代末，在二十二歲時開始在同人文學雜志《筆彙》發表小說以來，雖然產量不豐，陳映真不但是他那個世代的作家中一直沒有停過筆的少數文學家之一，他所創造的獨異的文字，在中國現代文學中，也已確定了一個卓著的地位。

在文學上，他纖致、銳敏、憂悒和溫藹的感性；他那糅合了我國三〇年代新文學、日語和西語的特殊的文體，和多情、細巧、蒼悒而又富於知性的語言；他隱秘著某種耽美，甚至頹廢的、清教主義和激進主義的靈魂；他那於臺灣戰後世代至為罕見的、恢豁的歷史和社會格局，使陳映真的藝術，卓然獨立。

在“冷戰·民族分裂”的歷史時代，三十年來，他呈現在無數訪談、議論、隨想和爭論中的思想，如今回顧，他一直孤獨卻堅定地越過一整個世代對於現實視而不見的盲點，戳穿橫行一世的捏造、歪曲和知性的荒廢，掀起日本批判、現代主義批判、鄉土文學論戰、第三世界文學論、中國結與臺灣結爭論、臺灣大眾消費社會論、依賴理論和冷戰·民族分裂世代論等一個又一個紛纭的爭論，在戰後臺灣思想史上，文學家的陳映真成為備受爭議，無法忽視的存在。

除卻稱贊陳映真作品藝術和思想的特色與成就外，還講到一個事實，那就是“在戰後臺灣思想史上，文學家的陳映真成為備受爭議，無法忽視的存在”。的確，陳映真在戰後的臺灣獨樹一幟，他的文學不局限於“鄉土”，不賣弄“現代”，而是始終基於人性，基於對“人”的終極關懷，用藝術手法挖掘社會現實，表達個人的思想與見解。

一、思想家陳映真。

毋庸置疑，陳映真是思想型的作家，他認為一切文學作品，都是在為當前緊迫的問題找答案，或是在尋求足以指導人生的理念。他這一思想可以從十歲時追溯起。

陳映真十歲那年，目睹臺灣“二二八”事件，看見被人打在地上呻吟、鞋襪沾著血跡的外省人，聽著大人神色恐懼地談論國民黨軍隊揚威臺北。上小學五年級時，老師在半夜被軍用吉普車押走，住在他家後院的陸家兄妹也被人押走。讀初中時，他眼看著憲兵在火車站貼出的告示：“……驗明正身，發交憲兵第四團，明典正法。”同一時期，從父親書房裡發現的魯迅小說集《吶喊》，啟發了他的文學思考與探索。陳映真曾說：“魯迅給了我一個祖國”，“魯迅給我的影響是命運性的”。其後，他又讀了契訶夫、屠格涅夫、托爾斯泰。上大學時，他對於知識和文學如饑似渴，讀西洋文學，在臺北舊書店搜尋魯迅、巴金、茅盾、老舍等作家的作品，甚至找到《聯共黨史》《紅星照耀中國》《馬列選集》這些禁書。他也細讀《美和審美的社會功利性》以及《藝術的勞動緣起》這一類的美學。1959年，陳映真開始寫小說，發表在尉天驄主編的《筆彙》上。從此，他沒停筆，用他冷峻而豐潤的筆，寫出了大量精致、理性、批判性的作品。

陳映真的成就是多方面的，作品不隻局限於小說，他以“許南村”之名發表過大量的文論與政論，有關政治、經濟、社會以及文學方面的批評，皆是針對當前現實，做了犀利而深刻的探討；他創辦《人間》雜志，以圖片與文字雙重媒體，揭示社會真相和發掘問題，影響普遍而深遠。被譽為“臺灣地區的魯迅”的陳映真，在臺灣的確可以稱得上是個“不合時宜者”。執筆五十年來，他認真思索的問題大致如下：

如何面對日本殖民的遺留；冷戰、分斷與白色恐怖對臺灣社會的精神創傷；第三世界的新舊殖民體制下的知識狀態；跨國資本主義對於在地人民的主體創傷與社會扭曲；左翼的道德主體狀態的危機以及“女性問題”；宗教（或宗教的某種核心價值）在當代的意義；當理想遭遇重大危機時，主體該如何自我保存；誰是加害者？誰是受害者？如何跳出這個無盡的加害與受害的循環？如何寬恕？……

因此，我們今天再讀陳映真，其意義可能並不僅限於從文學層面進行品評，而是透過陳映真的小說思考臺灣的歷史與現實，思考兩岸的關繫，思考我們應該如何理解“中國”，終思考我們應該如何更好地成為“人”。

二、文學家陳映真。

對陳映真作品尤其是小說的評述和概論，2001年臺北洪範書店編輯出版的《陳映真小說集》的概論雖簡短洗練，卻言語中肯，頗富代表性。概論如下：

陳映真一九三七年生於臺灣竹南，臺北成功中學、淡江文理學院畢業；大學時代即以小說深受識者注目，嗣後四十年廣植深耕，累積豐富，文字獨具魅力，思想層次分明，為當代被議論的小說家之一。

陳映真筆路優蔚中見刻意之顛躓，指涉簡賅，寓意深遠，所有作品都在他不移的理想主義，使命感，和廣大的同情所規範之下成型；文學語言之為用，表裡響應，虛實互補，將個人深邃的思維通過藝術結構加以闡發，使小說在現代文化的大環境裡兼具政治論述之性格，反復叩責歷史以汲求任何可能接近真理的道德啟示，睥睨時代風潮趨向，自成一家言。

“自成一家言”的陳映真在當代臺灣文學史中創造了各項“首先”。陳映真首先透過《面攤》（1959）這個創作生涯篇小說，檢討了臺灣初生期資本主義社會中的城鄉移民與貧困議題；首先透過《鄉村的教師》（1960）探討了一個左翼志士的生與死，以及作為歷史背景的日本殖民統治、太平洋戰爭、臺灣光復、“二二八”事件，以及1950年展開的白色恐怖；透過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多篇小說［包括《將軍族》（1964）］，首先探討了所謂“外省人”與“本省人”的關繫；透過《一綠色之候鳥》（1964），高度寓言地首先批判了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及其“改革希望”；透過《六月裡的玫瑰花》（1967），首先批判了美國帝國主義及其挑起的越南戰爭；透過《唐倩的喜劇》（1967）等多篇小說，首先面對了臺灣當局統治下“西化”知識分子的某種被閹割與失根狀態；透過《夜行貨車》（1978），首先批判了跨國資本主義對於第三世界的宰制與扭曲效果；透過《累累》（1979），首先直接將批判指向國民黨軍隊內部，指出那些當年被抓夫來臺的底層外省軍官的雖生猶死的寂天寞地；以《鈴珰花》（1983）等小說，首先檢視與反省了白色恐怖對臺灣社會的傷害變形…… 在臺灣1960年以降的“文學領域”裡，我們找不到第二位像陳映真這樣的戰士在臺灣戒嚴時期創作的眾多“首先”。陳映真的小說讓我們得以從大歷史的變局與微小個人的運命關聯之處，去思索臺灣戰後的歷史，理解臺灣作為中國歷史的有機部分，也是一獨特部分的當代史的命運。然而正如諳熟現當代文學的著名學者李歐梵所言：

從他的作品中來揣測陳映真這個人太復雜了，而且充滿了矛盾：他既寫實又浪漫，既有極強的意識形態又有濃郁的頹廢情操，既鄉土又現代，既能展望將來又往往沉湎於過去，對人生既有希望又感絕望，對於社會既願承擔（而且也做了那麼多有意義的事）但也在承擔的過程中感到某種心靈上的無奈……

正因如此，品評陳映真的文學作品絕非易事。盡管陳映真自己以許南村之名在文論中處處否認文學技巧的重要性，然則他的“每一篇作品中都深藏著各種敘事技巧和像征意像的圓熟運用”，“都各具瑰麗奇特的形態，每一個人物都不重復雷同，連造句遣字都不肯用一句陳腔濫調式的套語，他的意和詞都是嶄新的，詩的，簡潔，生動有力”。然而我們注意到，盡管陳映真是一個左派，是一個“統派”，但他的文學意義和價值，並不在於他宣揚了左派或“統派”的觀點與見解，而在於陳映真其實是一個上下求索的思想家，而非據自己所擅長的理論而理論的理論家。陳映真的文學創作，從不是站在一種啟蒙高位，去宣揚某些“理論”“意識形態”或“立場”。歸根結底，這是因為他不是因“已知”而寫，而是因困思而寫。

三、回到“陳映真文學”本身。

曾建民曾嘆言：“長期以來，有關陳映真的討論經常會出現一種不當的傾向。有人喜歡陳映真的文學，卻不喜歡他的思想和政治。有人肯定他70年代以前的作品，卻否定70年代以後的作品；有人喜歡年輕現代味的陳映真，卻詛咒左派的陳映真；有人尊敬他為臺灣社會正義發聲，卻批評他的統派立場。……出現了隻高舉陳映真的文學而刻意回避或矮化陳映真的思想和政治的發言。”的確，在如何評價陳映真的文學與思想這一問題上，出現了一個巨大的悖論，那就是大部分評論家在其生前或身後多以“拆分”或“分裂”的方式爭取或對待陳映真這一“巨大的存在”。其實，我們要真正理解陳映真，就要把他作為一個整體來理解，其關鍵恰恰就在這些看似“對立”或“矛盾”的關繫上。早在1988年，姚一葦就敏銳地洞察到陳映真小說的特色就在於“文學”與“反文學”的糾纏中：

但是在我看來，他所寫的其他文字和他的小說，事實上是一體的兩面，所不同的隻是表現的方式，小說是內蘊的，含蓄的，潛移默化的，是屬於藝術的形式；而其他的文字則是說理的、明示的，訴之於吾人思考的邏輯的形式；因此論理是小說的延伸，小說是他理論的變形。因為陳映真正是這樣一位真誠的作家；他是入世的，為人生而藝術的。隻有在他對現實有所感、有所思、有所作為時，纔發而為文；他可以采取小說的形式，也可以采取其他的形式。

隻有在感性與理性的互搏中，陳映真小說的重量與獨特方能顯示出來。陳映真多次說過，他之所以寫作，是要解決他思想上所苦惱所痛感的問題。對於陳映真這樣的一直企圖響應所困惑的重要時代問題的思想型小說家來說，文學與思想是合二為一、融為一體的。如何回到“陳映真文學”本身，正是本書思考和研究的重點。把陳映真作為一個整體的研究對像，恰如呂正惠所言：

在戰後一個扭曲的臺灣社會裡，像陳映真這樣一個知識分子，如何在青春的烏托邦幻想與政治整肅的巨大恐懼下，曲折地發展出他的小說寫作的獨特方式，以及藉由小說所折射出來的思想的軌跡；隨後，在越戰之後，他又如何發展出一套第三世界想像，並借著另一種小說，思考臺灣知識分子的位置及其潛在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