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得網文學_海豚文存-一聲短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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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豚文存繫列之《一聲短嘆》，作者汪成法，作者專長於於中國現當代文學的研究。本書收錄了作者12篇文章，分別是《莫信詩人竟平淡 ——從俞平伯的幾篇集外文談起》

《瀋從文、師陀與電影<邊城>》《十八年間兩面緣 ——瀋從文與施蟄存*後兩次會見時間考辨》《幸存者的責任 ——讀<血色流年>隨感》《何人識得重與輕 ——從舒蕪和他的周作人研究談起》《認錯與懺悔》《另一種真實 ——也談賈植芳“拒認”舒蕪事件》

《由楊憲益說到翻譯家研究》《文化交流的“拿來”與“送去”》《黃裳散文與“苦茶庵法脈”》《青燈有味憶當年 ——讀鐘叔河<青燈集>隨感》《當教授成為主編 ——我看陳思和主編<上海文學>》, 作者在文中說人、說事、說書，資料詳實，見解獨到，筆觸細膩，值得一讀。

內容簡介

海豚文存繫列之《一聲短嘆》，作者汪成法。共收入《莫信詩人竟平淡——從從俞平伯的幾篇集外文談起》《瀋從文、師陀與電影<邊城>》《十八年間兩面緣 ——瀋從文與施蟄存後兩次會見時間考辨》等12篇文章。

作者簡介

汪成法，博士，副教授，南京大學中國現當代文學專業畢業，研究方向為中國現當代文學。

Ⅰ 自序：一聲短嘆
1 莫信詩人竟平淡
——從俞平伯的幾篇集外文談起
11 瀋從文、師陀與電影《邊城》
30 十八年間兩面緣
——瀋從文與施蟄存後兩次會見時間考辨
37 幸存者的責任
——讀《血色流年》隨感
48 何人識得重與輕
——從舒蕪和他的周作人研究談起
64 認錯與懺悔
84 另一種真實
——也談賈植芳“拒認”舒蕪事件
109 由楊憲益說到翻譯家研究Ⅰ 自序：一聲短嘆

1 莫信詩人竟平淡

——從俞平伯的幾篇集外文談起

11 瀋從文、師陀與電影《邊城》

30 十八年間兩面緣

——瀋從文與施蟄存後兩次會見時間考辨

37 幸存者的責任

——讀《血色流年》隨感

48 何人識得重與輕

——從舒蕪和他的周作人研究談起

64 認錯與懺悔

84 另一種真實

——也談賈植芳“拒認”舒蕪事件

109 由楊憲益說到翻譯家研究

117 文化交流的“拿來”與“送去”

124 黃裳散文與“苦茶庵法脈”

147 青燈有味憶當年

——讀鐘叔河《青燈集》隨感

156 當教授成為主編

——我看陳思和主編《上海文學》

在線試讀

十八年間兩面緣
——瀋從文與施蟄存後兩次會見時間考辨
在邵華強《瀋從文年譜簡編》、糜華菱《瀋從文生平年表》、瀋虎雛《瀋從文年表簡編》之後，吳世勇又推出了集大成的《瀋從文年譜（1902-1988）》（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6月第1版），這實在是瀋從文研究界的一件盛事，相信所有的瀋從文閱讀者和研究者都將會從此書中獲益匪淺。
這部《瀋從文年譜》在敘及瀋從文的生平交誼時多次提到施蟄存，這當然是因為兩位先生之間有著六十年的交往和友誼，而且六十年間還留下了很多見證友誼的文字，使得年譜在記錄時有著可靠的根據，從而做到信而有征，鑿鑿可據。不過，由於六十年間的材料實在太多，在編寫年譜時必然會采用相關的回憶文章之類的記錄，而對這許多第二手的材料要想一一確切證明卻又實在不易，因此出現某種差錯也就幾乎是難以避免因而也是可以理解的了。
這裡要說的就是《瀋從文年譜》在1981年7月結束時寫下的一條記載：“7月，施蟄存帶研究生到北京圖書館查資料時，到瀋從文家拜訪。這是他們1963年見面後十八年來次見面。”
年譜的這一記載，依據的應該是施蟄存1988年8月在瀋從文去世後所寫的悼念文章《滇雲浦雨話從文》中的回憶：“一九六三年，從文因公出差到上海，住在衡山飯店。他和巴金一起來看我，其時我新從‘右派’改為‘摘帽右派’。……過一天，我去衡山飯店回訪，適巧有別的客人接踵而來，我隻能稍稍坐一刻，就辭別了。這一別，就是音訊不通的十八年。一九八一年七月，我帶研究生到北京，在北京圖書館找論文資料。我擠出一個下午，到崇文門西河沿去看望五十年未見面的張天翼，此後，就到附近東大街去看從文。時已傍晚，話也不多，我想走了，從文和他夫人卻堅邀我喫了晚飯走。我就留下來，飯後再談了一會兒，我就急於回北師大招待所。這是我和從文後一次會晤。”
然而，據《瀋從文年譜》，1963年他隻在下半年由全國
政協安排去廣東、廣西、湖南等地視察過一個月，並沒有去過上海。倒是在1962年2月底，瀋從文在結束開始於1961年年底的江西之行時，歸途繞道上海、南京返回北京，在上海的時間是2月26日至3月3日，住在錦江飯店。雖然年譜中隻記錄了瀋從文2月27日去巴金家拜訪的事情，沒有提到施蟄存，但施蟄存回憶中的那次“文革”前的見面，應該就是指的這一次。
另外，施蟄存這一回憶中說到自己“新從‘右派’改為‘摘帽右派’”，而據《施蟄存日記》（文彙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選編者瀋建中在《編後小語》中的記述，施蟄存1957年8月被劃為“右派”，1961年9月摘去“右派”帽子，說1962年年初“新從‘右派’改為‘摘帽右派’”似乎要比1963年更加切合實際。十八年間兩面緣

——瀋從文與施蟄存後兩次會見時間考辨

在邵華強《瀋從文年譜簡編》、糜華菱《瀋從文生平年表》、瀋虎雛《瀋從文年表簡編》之後，吳世勇又推出了集大成的《瀋從文年譜（1902-1988）》（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6月第1版），這實在是瀋從文研究界的一件盛事，相信所有的瀋從文閱讀者和研究者都將會從此書中獲益匪淺。

這部《瀋從文年譜》在敘及瀋從文的生平交誼時多次提到施蟄存，這當然是因為兩位先生之間有著六十年的交往和友誼，而且六十年間還留下了很多見證友誼的文字，使得年譜在記錄時有著可靠的根據，從而做到信而有征，鑿鑿可據。不過，由於六十年間的材料實在太多，在編寫年譜時必然會采用相關的回憶文章之類的記錄，而對這許多第二手的材料要想一一確切證明卻又實在不易，因此出現某種差錯也就幾乎是難以避免因而也是可以理解的了。

這裡要說的就是《瀋從文年譜》在1981年7月結束時寫下的一條記載：“7月，施蟄存帶研究生到北京圖書館查資料時，到瀋從文家拜訪。這是他們1963年見面後十八年來次見面。”

年譜的這一記載，依據的應該是施蟄存1988年8月在瀋從文去世後所寫的悼念文章《滇雲浦雨話從文》中的回憶：“一九六三年，從文因公出差到上海，住在衡山飯店。他和巴金一起來看我，其時我新從‘右派’改為‘摘帽右派’。……過一天，我去衡山飯店回訪，適巧有別的客人接踵而來，我隻能稍稍坐一刻，就辭別了。這一別，就是音訊不通的十八年。一九八一年七月，我帶研究生到北京，在北京圖書館找論文資料。我擠出一個下午，到崇文門西河沿去看望五十年未見面的張天翼，此後，就到附近東大街去看從文。時已傍晚，話也不多，我想走了，從文和他夫人卻堅邀我喫了晚飯走。我就留下來，飯後再談了一會兒，我就急於回北師大招待所。這是我和從文後一次會晤。”

然而，據《瀋從文年譜》，1963年他隻在下半年由全國

政協安排去廣東、廣西、湖南等地視察過一個月，並沒有去過上海。倒是在1962年2月底，瀋從文在結束開始於1961年年底的江西之行時，歸途繞道上海、南京返回北京，在上海的時間是2月26日至3月3日，住在錦江飯店。雖然年譜中隻記錄了瀋從文2月27日去巴金家拜訪的事情，沒有提到施蟄存，但施蟄存回憶中的那次“文革”前的見面，應該就是指的這一次。

另外，施蟄存這一回憶中說到自己“新從‘右派’改為‘摘帽右派’”，而據《施蟄存日記》（文彙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選編者瀋建中在《編後小語》中的記述，施蟄存1957年8月被劃為“右派”，1961年9月摘去“右派”帽子，說1962年年初“新從‘右派’改為‘摘帽右派’”似乎要比1963年更加切合實際。

《施蟄存日記》中被稱為“閑寂日記”的部分，始於1962年10月1日，訖於1965年12月31日，其中1963年的日記中也確實沒有和瀋從文見面的記錄。因此，應該可以確信瀋從文、施蟄存二人“文革”前的那次見面就是1962年春天的這一面（瀋從文所住的地方也應該如年譜所說是錦江飯店而

非衡山飯店），施蟄存的回憶有誤。不過《瀋從文年譜》既沒有在1963年記錄他和施蟄存見面的事情，也沒有在1962年記錄，對這次見面根本沒有在當年的紀事中提到，次提到就是1981年7月的這一處追溯。

如此，則施蟄存回憶中所說的他和瀋從文“音訊不通的十八年”就應該是十九年了。這也可以從《施蟄存日記》中被稱為“昭蘇日記”的那部分記錄中找到證據。“昭蘇日記”始於1981年7月7日，訖於1985年5月31日，其中1981年部分是施蟄存“1981年7月7日帶研究生五人到北京圖書館閱書，25日返滬”的日記。其中7月14日的日記中有著這樣的記載：“下午訪張天翼、瀋從文。”這也就是施蟄存回憶中他與瀋從文在“文革”後那的一次見面了，《瀋從文年譜》在1981年7月所記的也就是這次見面，同時這也是瀋、施二位先生之間的後一次見面。

然而，施蟄存1981年2月20日所寫的《重印〈邊城〉題記》一文，卻又提供了與此不同的信息。在這篇《題記》中，施蟄存提到他“去年”到北京見張天翼的事情，提到和瀋從文見面並談論重印《邊城》的事情，也提到瀋從文在

他寫文章的當時正於美國講學的事情（瀋從文實際已於1981年2月17日回到北京），文中還寫到了研究瀋從文的美國學者金介甫：“去年八月五日，我在上海錦江飯店會晤了美國青年金介甫。”“我們談了兩小時的瀋從文纔分別，後來聽說他果真到湘西去旅遊。”金介甫1980年夏天的來華和瀋從文1980年鼕天的赴美都是日期明確的事情，而施蟄存為之作“題記”的《邊城》於1981年11月由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這些都可以證明施蟄存的這篇文章確是寫於1981年，而不會更遲。

如此，按照這篇文章的說法，施蟄存在北京和張天翼、瀋從文見面的時間就不是1981年，而是1980年了。施蟄存回憶中所說的他和瀋從文“音訊不通的十八年”就還真的正是十八年。

這一來就可以證明《施蟄存日記》中關於1981年7月到北京的記錄是錯誤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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