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得網文學_奧斯丁學術史研究

編輯推薦

奧斯丁小說的影響一直在持續擴大，到了 20 世紀下半葉，更是成為風頭極健的文化熱點，相關論著層出不窮、不可勝數，說她方駕莎士比亞、比肩狄更斯，也不為過。本書是國內*部面向英語文學專業研究人員和普通文學愛好者的中文奧斯丁學術史（或稱“批評史”）研究讀物，力圖在資料梳理和論述闡發等方面，既能做到比較周全中肯，又能照顧中國學者的視角和獨立見解。

內容簡介

自1811年出版以來，簡·奧斯丁小說破舊立新，一反常規地展現了英國鄉村中產階級的日常生活和田園風光，到了二十世紀下半葉，更是成為風頭極健的文化熱點。其小說在英國文學發展史上有承上啟下的意義，奧斯丁更被譽為地位“可與莎士比亞平起平坐”的作家本書梳理現當代奧斯丁研究學術現狀，是國內*部面向英語文學專業研究人員和普通文學愛好者的中文奧斯丁學術史研究讀物。
全書分為兩編：在*編中，將英美等國的奧斯丁學術史分為三個時段來討論，介紹了早期研究、二十世紀中期的發展及當代奧斯丁研究，尤其著重分析了當代奧斯丁研究在女性主義、後殖民批評、新歷史主義和文化研究等影響發展。第二編從奧斯丁的經典化過程、奧斯丁小說的宗教含義、奧斯丁傳記、奧斯丁作品的影視改編及奧斯丁研究在歐洲和中國等方面，對奧斯丁研究領域中的重要組成部分進行了獨到剖析，不乏洞見。

作者簡介

龔龑，男，1972年出生於山東青島，祖籍江蘇。2009年獲得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外國文學博士學位。自此，一直供職於中華女子學院外語繫，主要研究方向是“現代化進程中的英國文學”，現為副教授。曾出版專著《塞繆爾·約翰遜的道德關懷》（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5）；在《國外文學》《世界文學》《讀書》等刊物發表論文十餘篇。
黃梅，1950年生，中國社會科學院外文所研究員（退休）。論著有《灰姑娘夢的演變》（英文，在美國出版）、《推敲自我：小說在十八世紀的英國》、《雙重迷宮》等；譯著有《浪漫派、叛逆者和反動派》（與陸建德合譯）。

緒言
編? 奧斯丁學術史：1811— 2011
章? 早期研究：1811— 1930
節小說出版和波反響
第二節司各特、惠特利、劉易斯及其他
第三節《回憶錄》及其引發的評論潮
第四節法樂和小說家們的慧眼
第五節紳士學者和查普曼
第二章? 20 世紀中期的發展：1930— 1975
節學院派“登場”與手稿研究
第二節“顛覆”論及對它們的反駁
第三節形式主義研究的浪潮
第四節社會歷史維度的開掘
第三章? 當代奧斯丁研究（上）緒言
編? 奧斯丁學術史：1811— 2011
章? 早期研究：1811— 1930
節小說出版和波反響
第二節司各特、惠特利、劉易斯及其他
第三節《回憶錄》及其引發的評論潮
第四節法樂和小說家們的慧眼
第五節紳士學者和查普曼
第二章? 20 世紀中期的發展：1930— 1975
節學院派“登場”與手稿研究
第二節“顛覆”論及對它們的反駁
第三節形式主義研究的浪潮
第四節社會歷史維度的開掘
第三章? 當代奧斯丁研究（上）
節“理論”的崛起
第二節女性主義視野中的奧斯丁
關注之一：奧斯丁與女性寫作傳統
關注之二：奧斯丁的女性觀
關注之三：婚戀主題
第三節身體政治、性別研究和“酷兒奧斯丁”
第四章? 當代奧斯丁研究（下）
節後殖民批評
第二節“深耕”社會、歷史、文化語境
第三節傳統研究的延伸和變異
小結：作為思辨對像的奧斯丁學術史
第二編? 奧斯丁學術史研究
章? 重繪經典化的地圖
節不可小覷的“簡迷”
第二節機構種種：奧斯丁協會、紀念館和圖書館
第三節想像和創造奧斯丁
第二章? 宗教和奧斯丁的小說
節奧斯丁的國教背景
第二節奧斯丁和福音主義
第三節救贖：小說的宗教意涵
第三章? 現實和文本中的奧斯丁
節家族回憶和“客觀傳記”
第二節奧斯丁傳記的拓展
第三節傳記的當下風格
第四章? 影視改編研究
節綜述
第二節析評
第五章? 奧斯丁研究在歐洲和中國
節歐洲奧斯丁研究鳥瞰
第二節奧斯丁研究在中國
附錄一? 重要文獻
附錄二? 人名中外文對照
附錄三? 書、報、文章、刊名中外文對照
作者後記

前言

在眾多現代學科中，有一門過程學。在各種過程研究中，有一種新興技術叫生物過程技術，它的任務是用自然科學的成就，對生物有機體進行不同層次的定向研究，以求人工控制和操作生命過程，兼而塑造新的物種、新的生命。文學研究很大程度上也是一種過程研究，從作家的創作過程到讀者的接受過程，而作品則是其為重要的介質或對像。問題是，生物有機體雖活猶死，蓋因細胞的每一次裂變即意味著一次死亡；而文學作品卻往往雖死猶活，因為莎士比亞是“說不盡”的，“一百個讀者就有一百個哈姆雷特”。
換言之，文學經典的產生往往建立在對以往經典的傳承、翻新乃至反動（或幾者兼有之）的基礎之上。傳承和翻新不必說，即使反動，也每每無損以往作品的生命力，反而能使它們獲得某種新生。這就使得文學不僅迥異於科學，而且迥異於它的近親——歷史。套用阿瑞提的話說，如果沒有哥倫布，遲早會有人發現美洲；如果伽利略沒有發現太陽黑子，也總會有人發現。同樣，歷史可以重寫，也不斷地在重寫，用克羅齊的話說，“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但是，如果沒有莎士比亞，又會有誰來創作《哈姆雷特》呢？有了《哈姆雷特》，又會有誰來重寫它呢？即使有人重寫，他們緣何不僅無損於莎士比亞的光輝，反而能使他獲得新生，甚至更加輝煌燦爛呢？在眾多現代學科中，有一門過程學。在各種過程研究中，有一種新興技術叫生物過程技術，它的任務是用自然科學的成就，對生物有機體進行不同層次的定向研究，以求人工控制和操作生命過程，兼而塑造新的物種、新的生命。文學研究很大程度上也是一種過程研究，從作家的創作過程到讀者的接受過程，而作品則是其為重要的介質或對像。問題是，生物有機體雖活猶死，蓋因細胞的每一次裂變即意味著一次死亡；而文學作品卻往往雖死猶活，因為莎士比亞是“說不盡”的，“一百個讀者就有一百個哈姆雷特”。
換言之，文學經典的產生往往建立在對以往經典的傳承、翻新乃至反動（或幾者兼有之）的基礎之上。傳承和翻新不必說，即使反動，也每每無損以往作品的生命力，反而能使它們獲得某種新生。這就使得文學不僅迥異於科學，而且迥異於它的近親——歷史。套用阿瑞提的話說，如果沒有哥倫布，遲早會有人發現美洲；如果伽利略沒有發現太陽黑子，也總會有人發現。同樣，歷史可以重寫，也不斷地在重寫，用克羅齊的話說，“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但是，如果沒有莎士比亞，又會有誰來創作《哈姆雷特》呢？有了《哈姆雷特》，又會有誰來重寫它呢？即使有人重寫，他們緣何不僅無損於莎士比亞的光輝，反而能使他獲得新生，甚至更加輝煌燦爛呢？
這自然是由文學的特殊性所決定的，蓋因文學是加法，是並存，是無數“這一個”之和。魯迅謂文學不勢利，馬克思關於古希臘神話的“童年說”和“武庫說”更是眾所周知。同時，文學是各民族的認知、價值、情感、審美和語言等諸多因素的綜合體現。因此，文學既是民族文化及民族向心力、認同感的重要基礎，也是使之立於世界之林而不輕易被同化的鮮活基因。也就是說，大到世界觀，小到生活習俗，文學在各民族文化中起到了染色體的功用。獨特的染色體保證了各民族在共通或相似的物質文明進程中保持著不斷變化卻又不可湮沒的個性。唯其如此，世界文學和文化生態纔豐富多彩，也纔需要東西南北的相互交流和借鋻。同時，古今中外，文學終究是一時一地人心的藝術呈現，建立在無數個人基礎之上，並潛移默化、潤物無聲地表達與傳遞、塑造與擢升著各民族活的靈魂。這正是文學不可或缺、無可取代的永久價值與恆久魅力之所在。
於是，文學猶如生活本身，是一篇亙古而來、今猶未竟的大文章。
此外，較之於創作，文學研究則更具有意識形態和上層建築屬性，因而更取決於生產力和社會形態、社會發展水平。這也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之一。如是，我國現代意義上的文學研究起步較晚，外國文學研究更是如此。雖然以魯迅為旗手的新文學運動十分重視外國文學，但從實際成果看，1949 年前的外國文學研究卻基本上屬於旁批眉注、前言後記式的簡單介紹，既不繫統，也不深入。因此，我國的外國文學研究幾乎可以說是在新中國成立以後全面展開的，而繫統的外國文學學術史研究，這還是次。

一

學術史研究也是一種過程學，而且是一種相對純粹的過程學。不具備一定的學術史視野，哪怕是潛在的學術史視野，任何經典作家作品研究幾乎都是不能想像的。
然而，後現代主義解構的結果是的相對性取代了相對的性。於是，許多人不屑於相對客觀的學術史研究而熱衷於空洞的理論了。在一些人眼裡，甚至連相對客觀的真理觀也消失殆盡了。於是，過去的“一裡不同俗，十裡言語殊”，成了如今的言人人殊。於是，眾聲喧嘩，且言必稱狂歡，言，言必稱虛擬和不確定。這對誰有利呢？也許是跨國資本吧。無論解構主義者初衷如何，解構風潮的實際效果是：不僅相當程度上消解了真善美與假惡丑的界限，甚至對國家意識形態，至少是某些國家的意識形態和民族凝聚力都構成了威脅。然而，所謂的“文明衝突”歸根結底是利益衝突，而“人權高於主權”這樣的時鮮謬論也隻有在跨國公司時代纔可能產生。
且說經典在後現代語境中首當其衝，成為解構對像，它們不是被迫“淡出”，便是橫遭肢解。所謂的文學終結論也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提出來的。它與其說指向創作實際，毋寧說是指向傳統認知、價值和審美取向的全方位的顛覆。因此，經典的重構多少具有撥亂反正的意義。
正是基於上述緣由，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於 2004 年著手設計“外國文學學術史研究工程”計劃，並於翌年將該計劃列入中國社會科學院“十一五規劃”。這是一項向著重構的整合工程，它的應運而生，標志著外文所在原有的“三套叢書”（即 20 世紀 60 至 90 年代——“文革”時期中斷——的“外國文學名著叢書”“外國古典文藝理論叢書”和“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叢書” ）等工作的基礎上又邁出了新的一步，也意味著我國的外國文學研究已開始對解構風潮之後的學術相對化、碎片化和虛無化進行較為繫統的清算。
於是，關乎經典的一繫列問題將在這一繫統工程中被重新提出。比如，何為經典？經典是必然的還是偶然的？經典重在表現人類的永恆矛盾（用錢鍾書的話說是“兩足動物的基本根性” ）呢，還是主要指向時代社會的現實矛盾？它們在認知方式、價值判斷、審美取向方面有何特征？經典及經典批評與時代社會的生產力和生產關繫、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等關繫何如？批評及批評家的作用（包括其立場、觀點、方法及其與時代社會的一般和特殊關繫）又如何？此外，經典作家的遭際與性情、閱歷與稟賦，經典的內容與形式、繼承與創新，以及文學的一般規律和文學經典的特殊性等諸如此類的問題，都將是本工程需要展示並探討的。
且說世界文學一路走來，其規律並非羚羊掛角，無跡可尋。童年的神話、少年的史詩、青年的戲劇、中年的小說、老年的傳記是一種概括。由高向低、由外而內、由強至弱、由大到小等等，也不失為一種軌轍。如是，文學從模仿到獨白、從反映到窺隱、從典型到畸形、從審美到審丑、從載道到自慰、從崇高到渺小、從莊嚴到調笑......終於一頭扎進了個人主義和主觀主義的死胡同。小我取代了大我，觀念取代了情節；“阿基琉斯的憤怒”變成了麥田裡的髒話；“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變成了“我做的餡餅是世界上好喫的”；諸如此類，不一而足。是謂下現實主義。當然，這不能涵蓋文學的復雜性和豐富性。事實上，認知與價值、審美與方法等等的背反或迎合、持守或規避所在皆是。況且，無論“六經注我”還是“我注六經”，經典是說不盡的，這也是由時代社會及經典本身的復雜性和豐富性所生發的。

二

眾所周知，文學是人類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馬克思主義的經典作家向來重視文學，尤其是經典作家在反映和揭示社會本質方面的作用。馬克思在分析英國社會時就曾指出，英國現實主義作家“向世界揭示的政治和社會真理，比一切職業政客和道德家加在一起所揭示的還要多”。恩格斯也說，他從巴爾扎克那裡學到的東西，要比從“當時所有職業的歷史學家、經濟學家和統計學家那裡學到的全部東西還要多”。列寧則干脆地稱托爾斯泰是俄國革命的一面鏡子。這並不是說隻有文學纔能揭示真理，而是說偉大作家所描繪的生活、所表現的情感、所刻畫的人物往往不同於一般抽像的概括、數據的統計。文學更加具體、更加逼真，因而也更加感人、更加傳神。其潛移默化、潤物無聲的載道與傳道功能更不待言。站在世紀的高度和民族立場上重新審視外國文學，梳理其經典，展開研究之研究，將不僅有助於我們把握世界文明的律動和了解不同民族的個性，而且有利於深化中外文化交流，從而為我們借鋻和吸收優秀文明成果、為中國文學及文化的發展提供有益的“他山之石”。習近平總書記說過，我們要“不忘本來，吸收外來，面向未來”。這傳承和豐富了“洋為中用”“古為今用”的“二為方針”。
“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學作為人文精神的重要基礎和介質，既是人類文明的重要見證，同時也是一時一地人心、民心的深刻、體的體現，而外國文學則是建立在外國各民族無數作家基礎上的不同時代、不同民族的認識觀、價值觀和審美觀的形像反映。研究人心自然不能停留在簡單抽像的理念上，因此，走進經典永遠是了解此時此地、彼時彼地人心、民心的途徑。換言之，文學創作及其研究指向各民族變化著的活的靈魂，而其中的經典（包括其經典化或非經典化過程）恰恰是這些變化著的活的靈魂的集中體現。
如是，“外國文學學術史研究”立足國情，立足當代，從我出發，以我為主，瞄準外國文學經典作家作品和思潮流派，進行歷時和共時的梳理。輯、第二輯和第三輯由二十二部學術史研究專著、二十二部配套譯著組成：輯涉及塞萬提斯、歌德、雨果、左拉、龐德、高爾基、肖洛霍夫和海明威；第二輯包括普希金、茨維塔耶娃、康拉德、狄更斯、哈代、菲茨傑拉德、索爾·貝婁和芥川龍之介；第三輯涵蓋陀思妥耶夫斯基、喬叟、簡·奧斯丁、普魯斯特、泰戈爾和希伯來經典。

三

格物致知，信而有征；釐清源流，以利甄別。“外國文學學術史研究”中的經典作家作品學術史研究繫列，顧名思義都是學術史研究（或謂研究之研究）。學術史研究既是對一般博士論文的基本要求，也是一種行之有效的文學研究方法，更是一種切實可行的文化積累工程，同時還可以杜絕有關領域的低水平重復。每一部學術史研究著作通過盡可能抽絲剝繭式的梳理，即使不能見人所未見、言人所未言，至少也能老老實實地將有關作家作品的研究成果（包括有關研究家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公之於眾，以裨來者考。如能溫故知新，有所創建，則讀者幸甚，學界幸甚。相配套的經典論文翻譯，則遴選有關作家作品研究的階段性和標志性成果，其形式類似於外文所先前出版的“外國文學研究資料叢書”。
此次面世的“外國文學學術史研究”中的每一部學術史研究著作將由三部分組成。部分為經典作家（作品）的學術史梳理。這是相對客觀的，但其中的艱難也不可小覷。首先，學術史梳理既不像平素泛舟書海，拾貝書海，盡意興而為之的俯拾由己和隨心所欲；其次，牽涉語種繁多，而且經過 20 世紀的形形色色的方法論和批評思潮的浸染，用“汗牛充棟”來形容經典作家作品研究成果已不為過。因此，要在浩如煙海的研究史料中攫取有代表性的觀點和方法，實在是件考驗耐心和毅力的事情。戰戰兢兢，生怕掛一漏萬，自不待言，且掛一漏萬在所難免。因此，我們隻能擇要概述，甚至把側重點放在經典作家的代表作上。不然縱使篇幅再大，也難以涵括浩瀚的文獻資料。換言之，去蕪雜的枝蔓和重復的敷衍，留精粹要義和真知灼見是必然的，但也是不容易做到的。它考驗我們涉獵的深度和廣度，而且也是檢驗我們學術水準和價值判斷的重要環節。
第二部分研究之研究何啻是一大考驗。都說 20 世紀是批評的世紀，在經歷了現代主義的標新立異和後現代主義的解構風潮之後，在各種思潮、各種方法雜然紛呈的情況下，如何言之有物、言之成理、不炒冷飯，殊是不易；如何在前人的基礎上有所發現、有所前進，就更是難上加難。反過來看，正因為文化相對主義的盛行和批，也纔有了我們展示立場、發表見解的特殊理由和廣闊餘地。舉個簡單的例子，解構主義論的顛覆雖然是形而上學的，卻不可謂不徹底。其結果是相當一部分學者懷疑甚至放思維，但事實思維不僅難以消解，而且在可以想見的未來仍將是人類思維的主要方法。真假、善惡、美丑、你我、男女、東方和西方等等實際存在，並將繼續存在。與此同時，作為中國學者，面對西方話語，我們並非無話可說。總之，從文學出發，關心小我與大我、外力與內因、形式與內容、反映與想像、情節與觀念，以至於物質與精神、肉體與靈魂、西方與東方等諸如此問題，以及經典在民族和人類文明進程中的地位和作用，依然可以是我們的著力點。當論絕不是排中律，而是在辯證法的基礎上關之間所蘊藏的豐富內涵和無限可能性。毋庸諱言，改革開放以來，學術界解放思想，廣開言路，但日新月異中不乏矯枉過正、時髦是趨。比如大到存在與意識、物質與精神的辯證關繫，小到客觀與主觀、客體與主體等等，都大有乾坤倒轉、黑洞化吸之勢。至於意識形態“淡化”之後，跨國資本主化意識形態更是有增無已；真假不辨、善惡不論、美丑混淆的現像所在皆是；個人主義大行其道，從而使抽像的人性淹沒了社會性；普世主義勢不可擋，以致文化相對主義甚囂塵上。文學從大我到小我，從外向到內傾，從模仿到虛擬，從代言到眾聲喧嘩；真實給虛幻讓步，藝術向資本低頭；對妖魔鬼怪和封建迷信津津樂道，任帝王將相和無釐頭充斥視閾，能不發人深省？然而，經典作家是說不盡的，以上的任何一位作家都是無法窮盡的。用巴爾加斯·略薩的話說，偉大的經典具有“自我翻新”的本領。至於何為經典，雖然也是個說不盡的話題，但用簡單的方式綜觀前人的觀點，也許可以用兩句話來概括：一是它們必須體現時代社會（及民族）的認知和一般價值（包括人類永恆的主題、永恆的矛盾）；二是其方法的魅力及審美的高度不會隨著歲月的更迭而褪色或銷蝕。當然這是將復雜問題簡單化的一種說法。而本課題便是關乎經典之所以成為經典的一種較為復雜的論證方式。需要說明的是，經典不等於市場。用桑塔亞那的話說，經典不在於一時一地喜歡者的多寡，而在於喜歡者的喜歡程度。如果在此基礎上再加上一個歷史的維度，那麼這話也就更加全面了。
學術史研究的後部分為文獻目錄。它在盡可能詳盡的基礎上，還要有所選擇。不然，展示一個經典作家的學術史，光文獻目錄就可以編輯厚厚的幾大本。因此，去粗存精，是為重要或主要文獻目錄。
後需要說明的是，“外國文學學術史研究”的中長期目標是在作家作品和流派思潮研究的同時，進行更具問題意識的學術史乃至學科史研究，以期點面結合，庶乎“既見樹木，又見森林”；若能密切聯繫實際，促進中華學術的繁榮、發展和創新，則讀者幸甚，我等幸甚。無疑，此工程面向全國高校及科研機構，希望有志於外國文學學術史研究的同仁踊躍加盟、不吝賜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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