緒論

一、“交叉地帶”的發現 ／1

二、柳青的遺產 ／7

三、有問題的經典作家 ／11

章“理想性”的歷史緣起：1960—1970年代的經驗與敘述

節與文革文學“有染”：並不容易的扎根故事 ／20

第二節“交叉地帶”的發現：回鄉知青的古典愛情 ／33

第三節走進“新時期”：什麼“傷痕”，怎樣“和解” ／48

小結柳青的遺產：個人、階級與社會差別 ／68

第二章高加林的“感覺世界”：路遙式個人主義的由來

節“回不去”的高加林：在“十七年”文學的

延長線上 ／76

第二節高加林的“感覺世界”：幸福生活如何可能？ ／95

小結路遙式個人主義：在梁生寶和於連之間 ／130

第三章改革時代的“創業史”：交叉地帶的文學實踐

節從《人生》後退：路遙的文學自覺 ／140

第二節普通人的道路：孫家兄弟的生活哲學 ／161

第三節改革時代的“創業史”：轉型期鄉村田野調查 ／183

小結路遙式城鄉敘事：一種共同文化的發展 ／193

第四章城鄉之辯、中西之辯與1980年代的現實主義危機

節路遙與賈平凹的1986年：在“農村改革”

與“鄉土尋根”之間 ／204

第二節路遙與柳青“重評”：社會主義現實主義

與“漫長的19世紀” ／213

小結路遙式現實主義：分裂時代的整體觀 ／222

結語 ／229

附錄路遙生平與創作年表 ／236

參考文獻 ／269

後記 ／281

自從到大學工作以後，就不時會有出版社約我寫文學史。很多文學教授，都把寫一部好的文學史當作畢生志業。我至今沒有寫，以後是否會寫，也難說。不久前就有一份高等教育出版社的文學史合同在我案頭，我猶豫了幾天，終還是沒有簽。曾有寫文學史的學者說，他們對具體作家作品的研究，是以一個時代的文學批評成果為基礎的，如果不參考這些成果，文學史就沒辦法寫。

何以如此？因為很多學問做得好的學者，未必有藝術感覺，未必懂得鋻賞小說和詩歌。學問和審美不是一回事。舉大家熟悉的胡適來說，他寫了不少權威的考證《紅樓夢》的文章，但對《紅樓夢》的文學價值幾乎沒有感覺。胡適甚至認為，《紅樓夢》的文學價值不如《儒林外史》，也不如《海上花列傳》。胡適對知識的興趣遠大於他對審美的興趣。

《文學理論》的作者韋勒克也認為，文學研究接近科學，更多是概念上的認識。但我覺得，審美的體驗、“一個靈魂喚醒另一個靈魂”的精神創造同等重要。巴塔耶說，文學寫作“意味著把人的思想、語言、幻想、情欲、探險、追求快樂、探索奧秘等等，推到極限”，這種靈魂的赤裸呈現，若沒有審美理解，沒有深層次的精神對話，你根本無法真正把握它。

可現在很多文學研究，其實缺少對作家的整體性把握。僅評一個作家的一部作品，或者是某一個階段的作品，都不足以看出這個作家的重要特點。比如，很多人都做賈平凹小說的評論，但是很少涉及他的散文，這對於一個作家的理解就是不完整的。賈平凹的散文和他的小說一樣重要。不久前阿來出了一本詩集，如果研究阿來的人不讀他的詩，可能就不能有效理解他小說裡面一些特殊的表達方式。於堅也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很多人隻關注他的詩，其實他的散文、文論也獨樹一幟。許多批評家會寫詩，他寫批評文章的方式就會與人不同，因為他是一個詩人，詩歌與評論必然相互影響。

如果沒有整體性理解一個作家的能力，就不可能把文學研究真正做好。

基於這一點，我覺得應該重識作家論的意義。無論是文學史書寫，還是批評與創作之間的對話，重新強調作家論的意義都是有必要的。事實上，作家論始終是中國現代文學的一個寶貴傳統，在1920—1930年代，作家論就已經卓有成就了。比如茅盾寫的作家論，影響廣泛。瀋從文寫的作家論，主要收在《沫沫集》裡面，也非常好，甚至被認為是一種實驗。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界的許多著名學者都以作家論寫作聞名。當代文學史上很多影響巨大的批評文章，也是作家論。隻是，近年來在重知識過於重審美、重史論過於重個論的風習影響下，有越來越忽略作家論意義的趨勢。

一個好作家就是一個廣闊的世界，甚至他本身就構成一部簡易的文學小史。當代文學作為一種正在發生的語言事實，要想真正理解它，必須建基於堅實的個案研究之上；離開了這個邏輯起點，任何的定論都是可疑的。

認真、細致的個案研究極富價值。

為此，作家出版社邀請我主編了這套規模宏大的作家論叢書。經過多次專家討論，並廣泛征求意見，選取了五十位左右代表性的作家作為研究對像，又分別邀約了五十位左右對這些作家素有研究的批評家作為叢書作者，分輯陸續推出。這些作者普遍年輕，銳利，常有新見，他們是以個案研究的方式介入當代文學現場，以作家論的形式為當代文學寫史、立傳。

我相信，以作家為主體的文學研究永遠是有生命力的。

謝有順

                                                                                                                                                                 2018年4月3日，廣州

緒論

一、“交叉地帶”的發現

作為一名農裔城籍作家，路遙文學實踐中重要的主題，就是表現新時期變化了的城鄉關繫，以及社會轉型期的農村現實與農民命運，尤其是新一代農村青年的人生抉擇。這些小說中的生活故事，大多帶有他個人成長道路的影子，常常像是由不同角色扮演的路遙自己，反復穿梭於跟現實相切的文學世界中，仿佛要為那些從現實生活中溢出的情緒，尋找一個妥帖的形式。路遙1949年出身陝西貧民家庭，在農村長大讀小學，又到縣城讀初中，青少年時期大部分日子都在農村和縣城度過，中學畢業恰逢“文革”爆發，在經歷了短暫而極度輝煌的“紅衛兵”生涯後返鄉勞動，教過村民辦小學，去縣城做過各式各樣的臨時工，直到1973年纔考入延安大學，畢業後以《陝西文藝》編輯的身份進入省城文藝團體，於1982年成為擁有城市戶口的專業作家——這段漫長而艱辛的“進城”之路，決定了路遙以怎樣的身份與個人經驗，躋身於新時期文學與社會思潮，也決定了他如何通過同一個母題的不斷書寫來思考文學與現實的關繫。

路遙用“交叉地帶”一詞來概括他全部創作的題材範圍，如何理解“交叉地帶”，是研究路遙時必須回答的問題。1982年8月21日，路遙在回復評論家閻綱的信中提道：

由於現代生產力的發展，又由於從本世紀六十年代中期開始，在我國廣闊的土地上發生了持續時間很長的、觸及每一個角落和每一個人的社會大動蕩，使得城市之間、農村之間，尤其是城市和農村之間相互交往日漸廣泛，加之全社會文化水平的提高，尤其是農村的初級教育量初、高中畢業生插隊和返鄉加入農民行列，城鄉之間在各個方面相互滲透的現像非常普遍。這樣，隨著城市和農村本身的變化發展，城市生活對農村生活的衝擊，農村生活城市化的追求意識，等等，構成了當代生活的一些極其重要的方面。^①

這段話常常被路遙研究者引用來論述路遙關於城鄉關繫的思考，並且特別強調後一句，從所謂“現代”與“古樸”生活方式，“文明與落後”，“現代思想”與“傳統道德”中，提煉出一個“現代/傳統&rdquo認識論。批評家們或感慨路遙逆改革潮流、反現代性的戀土情結，或關注他積極反映農村現代化進程的歷史意識，路遙對“交叉地帶”的文學表達，也因此被放入到“現代性焦慮”這個更為宏大的理論敘述中。這種闡釋框架使研究者跳出了地理空間或制度實踐層面的認識局限，更注重發掘城鄉問題背後的文化內涵，但細讀路遙的前半段話，一些重要信息又被忽略了：路遙明確將新時期城鄉結構的歷史成因追溯至1960年代，盡管他並未點出具體的政治事件，但這段歷史無疑包含了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農村合作化運動、文化大革命、知青上山下鄉運動等——這段充滿苦難、貧困、饑餓與青春理想的記憶在路遙心裡烙下了怎樣的印記？如果說路遙是以歷史見證人的身份，用他自己從農村到城市的文學之路為歷史作注，這段歷史經驗究竟怎樣影響了他對新時期城鄉交叉帶的認識與文學表達？

事實上，在與閻綱通信之前，路遙對“交叉地帶”的表述還有另一個不同版本。1982年7月11日，路遙為《中篇小說選刊》轉載《人生》完成了一篇創作自述。從作為血統的農民的兒子經常往返於城鄉之間的特殊體會談起，路遙用“立體交叉橋”的比喻來形容當代生活，表現為“現代生活方式和古樸生活方式的衝突，文明與落後、資產階級意識和傳統美德衝突，等等”^①。這句話前後的內容，幾乎與路遙後來致閻綱信中的表述完全一致，可以被視作路遙論“交叉地帶”的初版本。但非常有意思的是，此處的“資產階級意識”，在後來的版本中被改成了“現代思想意識”。無論是路遙的有意修改，還是編輯“筆誤”，都能從中捕捉到一點歷史轉型期的復雜信息。盡管新時期強調以四化建設為工作重心，告別階級鬥爭，但姓“資”姓“社”的政治警覺性或習慣表述仍然存在。這也是為什麼評論界初會質疑高加林帶有資產階級個人主義傾向，不能算作社會主義新人典型，後來纔在對“現代思想意識”的新解中，越來越肯定路遙小說中“覺醒的自我”。

從這一點看，當批評家們僅僅抓住“現代/傳統”“文明/落後”的關鍵詞來理解路遙的“交叉地帶”時，恰恰沒有注意到，這種意識是在新時期從“革命”到“改革”的歷史轉軌過程中逐漸生成的。正如柄谷行人所說，“所謂風景乃是一種認識性的裝置，這個裝置一旦成形出現，其起源便被掩蓋起來了。”^② “城鄉交叉帶”就是這樣一處風景，風景之發現意味著八十年代“現代化”範式^① 逐漸占據主導地位，但如若往前稍稍回溯，就會發現其實還存在著另一種“看見”風景的可能性。當路遙和批評家有些不合時宜地使用了“資產階級意識”一詞時，在這種對城鄉關繫的表述背後，是建國後關於如何克服“三大差別”的一整套理論實踐：城市並不必然因其在物質和精神生活方面都比農村發達，就能以“現代”之名優於農村；就像“十七年”文學中的城市形像那樣，城市現代生活既是豐富的，又是危險的，可能腐化革命青年的正確人生觀，而經濟落後的農村作為革命的策源地，反倒可能提供另一種有別於城市的“現代”想像。雖然在城鄉差距不斷擴大和農民貧困饑餓的殘酷事實面前，這種看待城鄉的認識裝置越來越分崩離析，但它畢竟像歷史遺跡那樣，構成了理解現實展開方向的重要參照。

然而，路遙的創作，正是以這種建國後嘗試在思想層面克服城鄉差別的危機與失敗為起點的。“扎根農村”的革命動員，隻是暫時用集體主義理想將知識青年們穩在農村，並不能在與城市懸殊的物質與文化條件中真正滿足他們的日常生活需要，而本意消除差別的制度實踐過程又出現了自相矛盾的結果。例如意在讓知識青年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的上山下鄉運動，反而在“看”與“被看”的關繫中更突顯了城鄉差別的事實，對於回鄉知青路遙來說，從北京來的城市青年不但不曾有過面朝黃土的真切苦難，還以優越的城市出身成為他文學道路上的啟蒙者——路遙的“文革”經驗、成長記憶中陝北農村的現實苦難，都決定了他對城鄉關繫的表達，必然在新時期文學的形塑下，逐漸背離“十七年”文學。當路遙在《人生》中寫下高加林義無反顧的進城故事時，認識“交叉地帶”的歷史坐標已經被重新定位，“個人”而非“集體”成為新時期農村題材小說關注的焦點。《人生》中飽含了太多要從歷史重負中突圍的辛酸與不平，正是這種自我意識覺醒、想要擺脫農民在國家制度安排中被歧視身份的強烈追求，深深打動了一代人，而新時期初正在展開的農村體制改革和城市化進程無疑為它提供了歷史合理性。

但路遙又沒有將新時期城鄉關繫的復雜性簡單歸因於改革前的歷史積弊。他的創作常常主題先行，卻很難被籠統歸之於“傷痕小說”或“改革文學”。路遙對“交叉地帶”的理解是非常具體的。1981年10月30日，《文藝報》在西安召開農村題材小說創作座談會，路遙在會上首次提出了“農村和城鎮的‘交叉地帶’”，他特別強調新一代農民生活於其中那種帶有改革時代特點的精神苦悶，他們“大部分具有初高中文化水平，他們比自己的父輩帶有更多的城市意識，有比較高的追求，和不識字的農民有許多新矛盾”。^① 這一點感觸其實來自他的個人生活體驗。1980年2月22日，正苦於幫弟弟“農轉非”多方斡旋甚至“走後門”的路遙，在給好友谷溪的信中感嘆到，“國家現在對農民的政策明顯有嚴重的兩重性，在經濟上扶助，在文化上抑制（廣義的文化——即精神文明），起碼可以說顧不得關切農村戶口對於目前更高文明的追求。這造成了千百萬苦惱的年輕人。”^② ——在路遙看來，農村青年面臨的人生困境就是知識啟蒙後的精神追求。雖然1980年代農村改革為農民松綁，讓農民在個體經濟與就業途徑上有更多自由，基本擺脫了原先貧瘠困苦的生活狀態，很大程度上縮小了城鄉收入差別，但戶籍制度的存在，仍然決定著大部分農村青年隻能以過客或異鄉人的身份遊蕩在城市生活的邊緣。^① “富”起來並不能真正解決“活得有尊嚴”的問題，物質上的富裕反而會加劇農村青年在精神追求方面的相對剝奪感——路遙的全部小說都是在寫這一部分農村青年的命運，這裡面既有弟弟王天樂輾轉進城的艱難，也有他自己成為城市中一名職業作家後既自負，又五味雜陳的生活故事。

於是，路遙一面保持著與“改革”的同時代性，感受到新時期賦予個人奮鬥的積極動力，一面又仿佛在對新的現實困境的思考中，回望起歷史的風景。雖然路遙所謂“交叉地帶”針對的是八十年代改革圖景下的城鄉差別，但這同樣是五十至七十年代社會主義文學試圖克服的問題——如果經濟政治層面的制度實踐不能根本解決社會差別與平等訴求之間的矛盾，那麼文學敘述能不能提供一種關於人生意義的感知方式，讓普通人尤其是底層農村青年，即使在匱乏的世俗生活中也能獲得身心安頓、體會到自我價值實現的尊嚴感與幸福感呢？並不能說路遙就因此回到了“十七年”文學或革命話語對城鄉關繫的理想認識，但隻有看到這種歷史聯繫，纔能更貼近路遙所身處的轉型社會去理解他獨特的文學實踐——為何《人生》彰明了路遙小說重要的母題，卻並未成為他思考新時期城鄉問題的方向？為何路遙要強行阻斷高加林的進城道路，甚至有些教條和保守地反復強調青年如何樹立正確人生觀的問題？為何他要用《平凡的世界》，去申明在八十年代對現實主義文學傳統的堅持？為何他對“交叉地帶”的描寫並不止於自然主義的客觀再現或者批判現實主義的制度批評，而是嘗試通過小說主人公的理想主義訴求，去呈現一種以不同方式“看見”交叉地帶後的人生抉擇？

關於“交叉地帶”變化著的理論認識與感覺經驗，決定了路遙對文學表達形式的選擇；反過來，置身於文學思潮與社會變遷中的創作實踐，又會影響到路遙對作為社會現像或歷史結果的“交叉地帶”的理解和把握。對於路遙個人來說，“交叉地帶”不僅是人生路上艱難跨越的城鄉接合部，還是社會差別在身份意識與自我認同方面的心理投射；對於八十年代文學思潮來說，“交叉地帶”不僅是農村題材小說的內容，還要在寫法和觀念上完成清理“工農兵文學”遺產走向“世界文學”的過程；“交叉地帶”不僅僅是新時期城鄉制度變革的結果，更是描述中國社會轉型期各種經驗層疊的歷史寓言。

二、柳青的遺產

之所以要特別關注路遙如何回應五十至七十年代針對同一主題提供的思想與文學資源，並不是為了生硬地把路遙從八十年代語境中剝離出來；也不是為了以路遙為個案，證明“沒有‘十七年’，何來新時期？”；而是為了把路遙的文學實踐，把他關於城鄉關繫的問題意識，放到一個更為開闊的歷史視野中去。因此，選擇“柳青的遺產”作為建立歷史參照繫的切入點，並不限於從寫作技巧、思想主題等方面對兩個作家進行平行比較，而是嘗試通過觀察柳青在其歷史處境中的選擇與文學實踐，去呈現路遙在處理自身與時代緊張關繫過程中，可能遭遇的類似困境，及其在把握文學傳統過程中重新生成的現實感。而這種聯繫得以建立的依據，主要基於以下三方面考慮：

首先，柳青被路遙視為他的文學教父，柳青對路遙的影響是切實的、而非研究預設的。路遙1976年畢業分配至《陝西文藝》（1977年7月恢復《延河》名稱）編輯部小說散文組，柳青的《創業史》（第二部·下卷）自1978年2月開始在《延河》上連載，路遙是責任編輯。1978年6月柳青去世以後，《延河》陸續編發了大量關於柳青的紀念評論文章，其中就包括路遙的《病危中的柳青》（1980年第6期）和《柳青的遺產》（1983年第6期）。在1982年與閻綱關於《人生》的通信中，路遙明確指出對自己影響的前輩作家是柳青與秦兆陽。在《早晨從中午開始》中，路遙更與新潮文學叫板，大談柳青及其現實主義傳統。除了散文隨筆，路遙還在小說中直接提到或引用柳青，如《在困難的日子裡》與《人生》題記等。在新時期“去政治化”的時代氛圍中，路遙為何要不合時宜地高度評價這樣一位受“十七年”文學宰制的現實主義作家，是研究路遙必須回答的問題。

第二，盡管路遙面對的改革時代已不同於柳青經歷的當代史，但路遙嘗試在小說中觸踫的根本問題，仍然是柳青問題的延續：即中國農民的命運，人和土地的關繫，農村何去何從，如何將幾億農民安置到“社會主義中國”的現代化進程中去？

《創業史》原計劃有四部，部描寫的是1953年春秋之間陝西農村下堡鄉蛤蟆灘農民在初期農業合作化運動中的故事，結尾寫到1953年10月中共中央第三次農業互助合作會議確立“糧食統購統銷政策”。第二部計劃寫試辦農業社，後因“文革”爆發擱筆。柳青自述說《創業史》要回答的問題是“中國農村為什麼會發生社會主義革命和這次革命是怎樣進行的”。面對土改後新的階級分化，他必須在凸顯自發勢力與集體事業的矛盾中，敘述農民如何轉變個人發家致富的私有觀念，接受公有制，心甘情願地為國家工業化積累資本，使農民獲得自己的階級意識，以及作為勞動者主體的個人尊嚴。

如果說柳青試圖完成對社會主義的合法性論證，那麼路遙恰恰處於社會主義的危機時刻。《平凡的世界》以1975—1985年的十年故事，橫跨人民公社和“文革”後農村改革兩個歷史階段，僅從時間跨度上說也是對柳青遺作的續寫。一方面必須承認，路遙寫作的起點，正是《創業史》的“失敗”，集體經濟沒有徹底解決農民的溫飽問題，工農差別擴大化，糧食統購統銷與戶籍制度造成了嚴重的城鄉隔離，路遙小說中“城鄉交叉帶”“農村知識青年的個人奮鬥”等主題的發生，都必須被溯源到柳青以降的當代史中來理解。而與柳青相對，路遙敘述的恰恰是“農村為什麼要發生公有土地家庭承包制的變革，以及這場改革對社會各階層的重組”。因此，路遙筆下的許多人物情節幾乎是對柳青小說的顛倒與改寫。但另一方面，我們又會發現，路遙小說中描繪的改革圖景並沒有建立在對歷史的斷裂態度中。他不隻是簡單歌頌改革時代的新人新事，而是在八十年代的語境中處理著柳青時代的歷史遺留物。例如路遙作品中對“勞動”的道德贊譽、對人生意義的不斷追問、理想主義的精神追求等，都部分攜帶了時代的歷史記憶。而正因為路遙自覺不自覺地從“柳青的遺產”中汲取這些能與改革時代對話的資源，他的小說纔不是對外部現實的機械反映。

柳青處於新民主主義革命向社會主義革命轉變、對農村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的過渡時期，路遙處於後時代告別革命、逐漸與九十年代以後全球化的資本主義世界接軌的過渡時期，他們的創作都包含了大量社會轉型期的歷史信息。假如將《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視文本，盡管路遙不再像柳青那樣使用這類權威文本給定的階級範疇，但路遙從根本上仍在做著與柳青相似的工作——在小說中繪制一張社會各階層的關繫網絡圖，把個體安置到某個網結上，在時代變革的大震蕩中讓個體明晰自身生活方式與歷史潮流之間錯綜復雜的聯繫。如果說在柳青那裡，革命話語雖提供了階級鬥爭這一強有力的模塑工具，但並未給個人留出政治生活以外的多餘空間；那麼路遙所面對的，就是階級鬥爭之後的主體存在問題。

後，要在八十年代語境中討論路遙現實主義寫作的特征及有效性，可以參照柳青及其代表的現實主義文學傳統。一方面，新時期初現實主義文學規範的確立，本身就起源於對“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危機的克服，即包含了一個如何把柳青“八十年代化”的問題。路遙對柳青傳統的認識，無疑也受到新時期初“回收十七年”意識的影響。另一方面，八十年代中後期以來，由於“純文學”觀念與“重寫文學史”的影響，我們開始習慣於從內容方面思考現實主義，從形式方面思考現代主義，正是這一點逐漸造成路遙評價的困難，而柳青恰恰提供了一種反過來思考的可能，即把路遙“十七年化”，把現實主義作為一種有意味的形式。回到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經典表述：“藝術描寫的真實性和歷史具體性必須與用社會主義精神從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勞動人民的任務結合起來。”這種現實主義理論非常接近於詹明信從奧爾巴赫《模仿論》中概括的表述：現實主義並非對“外在客觀世界的某種被動的、攝影似的反映和再現”，而是一種行動，是“通過新的句法結構的創造對現實不斷進行變革的結果”^① 。從這個意義上說，路遙通過現實主義寫作文本化了的“歷史”，就不再僅僅是一堆已經過時的社會學史料，而是參與了歷史建構，是對一個正在生成的世界的回應。

陳忠實曾回憶自己1982年春天被西安市灞橋區派到渭河邊上去給農民分地，“突然意識到，我在1982年春天在渭河邊傾心盡力所做的工作，正好和柳青五十年代初在終南山下滈河邊上所做的工作構成了一個反動。三十年前，柳青不遺餘力，走村串巷，一個村子一個村子宣傳實行農業合作化的好處；三十年後，我又在渭河邊上一個村子一個村子說服農民，說服干部，宣傳分牛分地單家獨戶種地好，正好構成一個完全的反動。那個晚上從村子走回到我駐地的時候，這個反動對我心理的撞擊至今難忘。”^① 之所以感受到“撞擊”和“反動”，不僅僅是因為戲劇化的時代轉型，更因為在文學趣味和情感認識上曾高度認同柳青。當陳忠實不得不去回答“農業合作社不存在了，那麼《創業史》存在的意義如何？”時，這個致命的話題其實提供了一個契機：重新思考當年為何以及被“柳青傳統”中的什麼部分所吸引；而“創業史”已經失敗的歷史後果，又使他隻能采取內容與創作手法相分離的方式去詮釋“柳青的遺產”。陳忠實對柳青筆下中國鄉村典型人物形像塑造的肯定、賈平凹對柳青“現代性學養”^② 的強調等，都將柳青的意義從五十至七十年代的歷史圖景中分離出來。路遙看似也完成了相同的步驟。但是如果就此局限於八十年代“重評柳青”的視野，就不能更進一步去觀察，路遙在處理新時期農村改革、農民出路等問題時，究竟如何繼承了柳青把握矛盾的方式，及其時代遺留的精神資源。因此，以柳青的遺產為參照閱讀路遙的同時，也是以路遙為參照去重新認識柳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