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濤
周勛初先生，南京大學人文社會科學榮譽資深教授、江蘇省文史研究館館長、中國唐代學會顧問、中國古代文學理論學會顧問、全國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副主任、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領導小組成員。周先生的治學範圍十分廣博，時間上縱跨先秦至近現代，研究領域則包括楚辭學、諸子學、目錄學、文學史、文學批評史、學術史等分支。2000年，江蘇古籍出版社出版了7卷本包含16種著作的《周勛初文集》，此後周先生的《李白研究》（選編）、《師門問學錄》（餘歷雄記錄）、《李白評傳》、《餘波集》、《韓非子校注》（參與編寫、修訂）等著作也先後問世。在文獻整理以及工具書編撰方面，周先生也成績斐然，重要的有《唐語林校證》、《唐詩大辭典》（主編）、《唐人軼事彙編》（主編）、《宋人軼事彙編》（主編）、《唐鈔文選集注彙存》（纂輯）、龜校訂本》（主編）、《全唐五代詩》（主編）等。凡所涉及的領域，周先生皆有出色論著，讀者想要全面了解他的學術特點與成就，可以參看《周勛初文集》等書。不過，隨著現代學術分工的日趨細密，像周先生這種“貫通歷代，彌綸群言”（莫礪鋒先生語）的學者，很有必要將他的研究成果依據不同領域進行分類，再聚焦某一領域予以特別觀照。“大家小書”這次推出的《唐詩縱橫談》，就集中選取了周勛初先生研究唐詩的幾篇很有分量的文章，可以從一定程度上反映他在唐代文學研究方面的成就與貢獻，以及他自成一家的治學特色。周先生的學術研究，扎實而空靈，博通而專精，充分體現了“傳統”與“創新”的統一。所謂“傳統”，是指他在“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文獻學功夫上造詣極深，比如周先生的研究精力並不僅放在魏晉南北朝文學上，但能寫出《魏氏“三世立賤”的分析》《梁代文論三派述要》這樣精到的文章，主要得力於對本時段文獻的通盤掌握，故每每能抓住問題的本質或關鍵。周先生的唐詩研究同樣體現了這一特點，而唐代典籍又是他致力尤勤的一塊領域，故此，《唐詩縱橫談》將長達5萬字的《唐詩文獻綜述》作為書的“橫”部，這是周先生治學思想的一種反映。這篇文章原本是1990年出版的《唐詩大辭典》的附錄，由主編周先生親自撰寫，他將浩如煙海的唐詩文獻分成文集、史傳、小說、譜牒、碑志、壁記、登科記、書目、詩話、藝術、地志、政典、釋道書等13類，不但論述了每類文獻的性質、產生背景、流傳情況，而且介紹了此類文獻重要典籍的內容和使用價值。如其中的“史傳”部分，列舉了新舊《唐書》、新舊《五代史》、《資治通鋻》等“正史”，還介紹了《南唐書》《蜀梼杌》《吳越備史》《南漢紀》《五國故事》《江表志》等“別史”“雜史”，並對專門記載唐五代詩人生平事跡的《唐纔子傳》做了說明，由此將唐詩研究可能用到的史傳文獻搜羅完備，研究者可以根據需要按圖索驥。不過需特別指出的是，《唐詩文獻綜述》的重要價值並不僅在供人翻檢和查找文獻，它還對各種文獻的優勢與不足進行了提綱挈領的闡述，這就更加具有學術意義和指導作用了。同樣以“史傳”部分中的“正史”為例，《綜述》指出：正史文獻的長處在於它們是在皇朝一套正規完整的史料征集制度下完成的，故此可信度較高；但這並不意味著正史就沒有錯誤，比如對一些聲名不顯的詩人而言，史官對他們的記載往往采自小說，其中可能夾雜著很多傳聞失實的東西，需要研究者仔細別擇。這就涉及另一問題，即：如何對待唐代的小說文獻？《綜述》中的“小說”部分，對這一問題做了回答。作者充分肯定了小說對唐詩研究有極大價值：小說內容豐富，可以補正史之闕；在探測時代風氣、考辨詩人事跡、征輯詩篇遺軼等方面，具有不可忽視的巨大作用；甚至有許多問題，不依靠小說材料就難以發現和解決。當然，《綜述》也提到了小說可能有誣妄之弊，引用時需詳辨慎取，還要與正史並讀。將小說與正史視為唐詩研究的重要史料同等對待、互為補充，是周先生運用和處理唐詩文獻的基本原則。這一觀念的形成，是對中國古代重正史、輕小說的學術傳統的突破，也是對傅斯年、陳寅恪等前輩優秀學者治史思想的繼承和發揚；尤其是受陳寅恪“通性之真實”論點的啟發，周先生進一步指出：“筆記小說中的某些記載，雖然不合事實，但反映了當代的社會風氣，從中可見當時人的社會觀念和真實心態，內涵甚為深廣，具有很高的認識價值。”這種通達的學術眼光，對唐詩研究具有重要的方法論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