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愛玲的前半生

一

亂世中人，眼瞅著更大的機會，卻總有一股冥冥中的力量壓在身上，怎麼甩也甩不掉。有些人脫掉這層殼，擠進了新的世界；有些人，終生困囿於自己的命運；還有一些人，用盡了全身力氣，磕磕絆絆地想要逃離，卻終究不能全身而退。

張愛玲是種人，她擠進了自己願意進入的世界。張愛玲的父親是第二種人，他的一生都在消耗，從未想過離開。張愛玲的母親是第三種，她勇敢地逃離，卻戴著巨大的枷鎖。

我們的故事，從張愛玲的母親黃素瓊開始。

黃素瓊出生於1896年，在成長過程中，她一方面受到西方文化的影響，渴望自由、獨立；另一方面，又被傳統文化壓制，從小被要求纏足，受過教育，卻終究不能上大學。十九歲時，受家裡的安排，嫁入張家。

那場婚姻在外人看來足夠令人稱羨，“一個是張御史的少爺，一個是黃軍門的小姐，金童玉女，門當戶對”。不知道十九歲的黃素瓊當時是怎樣的心情？這個不甘被命運宰治的年輕人，終於像所有她這樣的女孩一樣，嫁作人婦。

結婚五年後，黃素瓊生下了張愛玲。這是1920年的秋天。一年後，張子靜出生。再一年，他們全家從上海搬往天津。

搬往天津，是張廷重（張愛玲父親）和黃素瓊共同的願望。在上海，張廷重和二哥住在一起。父母去世得早，兄長如父，二哥管家，有一雙眼睛盯著自己，總是活得不自在。這回正好托堂兄的關繫，在津浦鐵路局謀了一個英文秘書的職位，便順理成章的分家，遷往天津。少爺終於做成老爺。

對張愛玲來說，天津的那段日子模糊而快樂。她回想當時的生活，院子裡有秋千、有大白鵝、有用人環繞，重要的是，有母親。每天早晨，她跟著母親不知所雲地背唐詩；下午則靠在床上識字，認了兩個字之後可以喫兩塊綠豆糕。

然而，令黃素瓊沒有想到的是，到了天津，本來以為美滿幸福的小家庭很快遭遇危機。沒有人管束的張廷重結交了一群酒肉朋友，開始花天酒地，嫖妓、養姨太太、賭錢、吸大煙。所有有錢少爺可以做的，他都做了。

黃素瓊不願意做舊式婦女，對於養姨太太這件事情忍無可忍，多次與丈夫爭執，卻無能為力，終於離家出走——名義上好聽一點，說是出國留學。這時候黃素瓊已經二十八歲，是兩個孩子的母親，即使放到現在，這樣的身份也會受到很多限制，但她並沒有為了孩子放棄自己的人生。此時，家族裡的長輩已經不在人世，她手裡又握著一筆數目不小的遺產，是時候按照自己的心願去生活了。

張愛玲後來在《童言無忌》裡這麼寫她的母親：“她是個美麗敏感的女人，而且我很少機會和她接觸，我四歲的時候她就出洋去了，幾次來了又走了。在孩子的眼裡她是遼遠而神秘的。”

張子靜晚年回憶，“如果母親沒有在那一年出國，姐姐和我的童年應該是富足而幸福的。”

然而，母親終於走了。

二

雖然母親走了，但在八歲之前，張愛玲的生活大抵是快活的。她還太小，心理上的敏感還未發作，家裡的氣氛也還算好，雖然姨太太很快搬了進來，但這位妓女出身的老江湖並沒有打壓張愛玲，反而每天晚上帶她去起士林看跳舞，還替她做了一套短襖長裙相配的絲絨衣服。

不過這姨太太的性格頗為跋扈。她教自己的一個姪兒讀書，都能把人家眼睛打得睜不開。不僅如此，她還用痰盂砸破了張廷重的頭。因為這，家族裡有人出面說話，逼著她走路，這纔走了。

除了家裡出事，張廷重的工作也出了事。這位紈绔少爺得的本來就是閑差，經常不去上班，又喫喝嫖賭，還和姨太太打架，鬧出一場丑聞，名聲很不好。待到堂兄張志潭被免去交通部長職位後，張廷重的小小官職也就不保了。

丟了工作的張廷重，決定痛改前非，給黃素瓊寫了一封信，答應戒掉鴉片，趕走姨太太，並且再不納妾，央求她回國。

1928年，八歲的張愛玲重新回到上海。父親、弟弟和她一家三口住在武定路一條弄堂的石庫門房子裡，等母親和姑姑回來。張愛玲在《私語》裡寫：“到上海，坐在馬車上，我是非常侉氣而快樂的，粉紅地子的洋紗衫袴飛著藍蝴蝶。我們住著很小的石庫門房子，紅油板壁。對於我，那也是有一種緊緊的朱紅的快樂。”

然而，好景不長。母親還沒回來，父親就因嗎啡注射過量，差點死掉。“他獨自坐在陽臺上，頭上搭著一塊濕手巾，兩目直視，檐前掛下了牛筋繩索那樣的粗而白的雨。”

嘩嘩下著雨，張愛玲聽不清楚他嘴裡喃喃說些什麼，隻感到很害怕。

就在父親命將不保之際，張愛玲的母親從海外歸來。她很快主持了家務，將張廷重送到醫院治療。這個家庭開始朝著好的一面發展，全家搬到一所花園洋房，有狗、有花、有童話書，並且出現了許多蘊藉華美的親戚朋友。

張愛玲對這段生活的記憶充滿了溫情。她記得母親和一個胖伯母並坐在鋼琴凳上模仿一出電影裡的戀愛表演，她被逗得大笑起來，在狼皮褥子上滾來滾去；她記得母親愛看《小說月報》上老舍的小說《二馬》，雜志每月寄到了，母親坐在抽水馬桶上看，一面笑，一面讀出來，張愛玲則靠在門框上笑。

她說，這時“家裡的一切，我都認為是美的”。

但這已經是“幸福家庭”的尾聲了。父親徹底治愈之後，為了防止太太再度出走，想要釜底抽薪，耗盡她的私房錢，因此拒絕支付家庭開支。他們劇烈地爭吵，用人嚇得把愛玲和弟弟拉出房間。

那種父母爭吵的聲音，不可避免地傳進愛玲和弟弟的耳朵。這對於任何一個八九歲的孩子，都是非常可怕的。

張愛玲在《私語》裡寫：“我和弟弟在陽臺上靜靜騎著三輪小腳踏車，兩人都不作聲，晚春的陽臺上，掛著綠竹簾子，滿地密條的陽光。”

張子靜晚年回憶：“姐姐從來沒有對我說過她的感受，但我相信，她那時一定也是害怕的。”

三

終於，父母協議離婚。雖然“心裡自然也惆悵”，但張愛玲大抵是贊成的。她一向早熟，已經知道那樣的生活是不可挽回的了。

這是1930年，除了父母離婚，張愛玲也在這一年入校上學。此時，張愛玲已經十歲，按理早就應該進學校，但是張廷重一向反感新式教育，隻在家裡請了先生，教張愛玲和弟弟四書五經，《西遊記》和《三國演義》，後來也加了英語和數學，但這畢竟不是繫統教育。

黃素瓊因為自己的經歷，不想孩子和她一樣沒有立足於世的能力，隻能靠遺產過活。她堅持要送孩子去新式學校讀書，為此和張廷重吵過很多回。後，像拐賣人口一樣，硬是把張愛玲送去上了小學，插班讀六年級。

一年後，張愛玲小學畢業，進入上海聖瑪利亞女校。這是個六年制的女子中學，由美國聖公會辦所辦，在上海大有名氣，屬於貴族學校。

再一年，黃素瓊就再一次出國了。這時，張愛玲和母親的關繫已經變得有些生分。她一直非常需要母親，但黃素瓊似乎並沒有準備好做一個母親。她是關心張愛玲的，她的幾次回國，都是因為張愛玲的教育問題，她希望女兒有個更好的前途。但是，她並不懂得表達愛。如果她們能夠朝夕相處，或許會有改善，但張愛玲與母親一起生活的日子，滿打滿算，不過兩三年。

讀《小團圓》，你會發現除了和胡蘭成的那一場戀愛，張愛玲耿耿於懷的，一直是和母親的關繫。早在天津時，五六歲的張愛玲就盼望著母親從國外寄來新衣服，那個時候，她對母親的印像是模糊的，是一種美好的想像。八歲時，母親回來了。那一天，她吵著要穿上自己認為俏皮的小紅襖，可是黃素瓊看見她句話就是，“怎麼給她穿這樣小的衣服？”她滿心歡喜的準備，句話就被澆滅了。

黃素瓊一直按歐式淑女的模子打造張愛玲，給她講喫飯的營養學，請鋼琴老師，但張愛玲對這一切並不是很喜歡，她也沒有辦法在這些事情上獲得肯定。

她一直期待母親能夠更親昵地待她，但是一直等不到。十二歲那年，黃素瓊第二次離開中國，當時張愛玲在學校讀書，黃去看她。張愛玲寫到這一段，情緒很復雜：

“不久我的母親動身到法國去，我在學校裡讀書，她來看我，我沒有任何惜別的表示，她好像是很高興，事情可以這樣光滑無痕地度過，一點麻煩也沒有，可是我知道她在那裡想：‘下一代的人，心真狠呀！’一直等她出了校門，我在校園裡隔著高大的松杉遠遠望著那關閉了的紅鐵門，還是漠然，但漸漸覺到這種情形下眼淚的需要，於是眼淚下來了，在寒風中大聲抽噎著，哭給自己看。”

次讀，我相信張愛玲說自己漠然。後來纔發現，漠然其實並不漠然。張愛玲沒有惜別的表示，其實是一種極隱忍的挽留，她希望母親能夠更多地表達不舍，但是“她好像是很高興”。張愛玲在這裡是不甘，所以漠然，但其實是委屈，深刻的委屈，在寒風中大聲抽噎，也隻有自己看得到，母親是已經走了的。

《小團圓》裡，她還寫過一次過馬路，也是觸目驚心：

九莉那年纔九歲。去了幾個部門之後出來，在街邊等著過馬路。蕊秋正說：“跟著我走；要當心，兩頭都看了沒車子。”——忽然來了一個空隙，正要走，又躊躇了一下，仿佛覺得有牽手的必要，一咬牙，方纔抓住她的手，抓得太緊了點，九莉沒想到她的手指這麼瘦，像一把細竹管橫七豎八夾在自己手上，心裡也很亂。在車縫裡匆匆穿過南京路，一到人行道上蕊秋立刻放了手。九莉感到她剛纔一剎那的掙扎，很震動。這是她這次回來的一次形體上的接觸。顯然她也有點惡心。

母親拉孩子的手過馬路，竟然是如此陌生、尷尬，甚至有點“惡心”。這顯然不是正常的母女關繫。

四

1932年至1934年，是張愛玲僅剩的愜意時光。雖然母親走了，但日子還算平靜。平日住校，周末由家裡派司機接回家。

母親走了之後，父親搬了新家，和舅舅離得很近。張愛玲也常常和表姐妹、表兄弟一起玩。寒假的時候，他們一起做聖誕賀卡，張愛玲每次做好了就拿給姑姑，托姑姑寄給母親。

十二歲的少女，心裡還是想要一份母愛的。

母親走後，鋼琴課也學不成了。張愛玲曾在散文裡寫過，她因為學鋼琴向父親要學費，“我立在煙鋪跟前，許久，許久，得不到回答。”

但那時他還是喜歡父親的——“我知道他是寂寞的，在寂寞的時候他喜歡我。”

張廷重也很喜歡張愛玲的文學纔華，經常和她談論《紅樓夢》。在中學時期，張愛玲在課餘時間寫過一部章回體的《摩登紅樓夢》，有上下兩冊，父親看了之後還替張愛玲擬了回目。可以說，張廷重正是她的文學啟蒙老師。

1934年，張愛玲初中畢業，升入高一。她這時已經很有自我意識，設想中學畢業後到英國讀書，她還想學卡通電影，要把中國畫的風格介紹到美國去。她說：“我要比林語堂還出風頭，我要穿別致的衣服，周遊世界，在上海有自己的房子，過干脆利落的生活。”

後來，除了周遊世界，她確實穿過別致的衣服，過上了干脆利落的生活。這個十四歲的女孩，在這時已經很清楚自己是誰，要什麼了。

1934年還有一件大事——父親再婚。這件事情對張愛玲的打擊是很大的。“我姑姑初次告訴我這消息，是在夏夜的小陽臺上。我哭了，因為看過太多關於後母的小說，萬萬沒想到會應在我身上。我隻有一個迫切的感覺：無論如何不能讓這件事發生。如果那個女人就在我眼前，伏在鐵欄杆上，我必定把她從陽臺上推下去，一了百了。”

大人的世界，孩子沒有任何辦法。當年夏天，雙方訂婚，年底在華安大樓舉行婚禮。張愛玲和弟弟都參加了，對生性敏感的張愛玲來說，那一定是異常難熬的一天。

後母進門的初兩年，日子還算平靜，雙方都盡量禮貌。然而，日子究竟是不一樣了。讓張愛玲耿耿於懷的，是後母把從娘家帶來的兩箱舊衣服送給張愛玲穿。興許孫用蕃是好意，但在張愛玲看來，則是屈辱。她的整個青春期，一直在穿這些舊衣服，有些領口都磨破了，有些則是款式老舊的旗袍，作為一個在貴族學校上學的女生，張愛玲過得確實窘迫。成年之後的張愛玲穿衣服肆意誇張，可能正是對這一時期的反叛。

不過幸好張愛玲平日住校，不必天天和後母見面。在學校裡，張愛玲有兩重名聲。重是她的健忘，她總是忘記交作業，每當老師問起緣由，她便兩手一攤道：“我忘了。”“我忘了”三個字在她口中出現的頻率太高，以至於這三個字幾乎成了她的諢號。除了健忘，她還懶散、古怪。教會學校，規矩比較嚴，每個臥室都有鞋櫃，不穿的鞋子必須放回櫃子裡，不得隨意擺放。若不按規矩來，則要將那人的鞋子放到走廊示眾。常被示眾的，就是張愛玲的一雙舊皮鞋，不過她對這事好像並不怎麼在乎。

讓她出名的，還有她優異的學習成績。她雖然常常不交作業，但考試成績總是名列前茅，並且作文寫得非常好，在校刊上經常發表文章，國文老師也特別器重她。

中學時代是張愛玲文學的萌芽期。她在《天纔夢》裡也寫過，她七歲就寫過篇小說，九歲就向《新聞報》副刊投稿。從中學時代開始，她已經漸漸找準了未來的方向。

五

1937年夏天，張愛玲即將畢業，黃素瓊從法國返滬，同行的還有一位美國男友——四十出頭，相貌堂堂。

前面已經說過，黃素瓊對女兒的教育問題一直很上心，這回女兒高中畢業，當然要回來看看。

張愛玲打定主意是要去英國讀書的，母親這次回來，也是為了這件事。她先是托人約張廷重談，父親避而不見。事情沒有進展，隻得張愛玲自己出面，但事情終是沒有辦成。

“我把事情弄得更糟，用演說的方式向他提出留學的要求，而且喫喫艾艾，是非常壞的演說。”

父親無動於衷，後母還當眾罵了出來：“你母親離了婚還要干涉你們家的事，既然放不下這裡，為什麼不回來？可惜遲了一步，回來隻好做姨太太！”

這事就這麼拖著。還沒理出頭緒，戰爭爆發了。淞滬會戰一打，上海也被轟炸，很多市民死傷。這時正值畢業考試，張愛玲想和母親多待幾日，便以炮聲太吵睡不著覺為由，向父親打了招呼，要去姑姑那住兩天。

這一住，就是一個禮拜。等到考試結束，她回來時，後母突然發難：“怎麼你走了不在我跟前說一聲？”

張愛玲回：“我跟父親說過了。”

後母勃然大怒：“噢，對父親說了，你眼睛裡哪還有我呢！”

沒等張愛玲反應過來，後母竟一個大嘴巴打在她臉上。張愛玲剛要還手，被保姆拉住。此時，後母惡人先告狀，一邊奔上樓一邊高喊：“她打我！她打我！”不一會兒，父親衝下來，揪住張愛玲就是一頓打，邊打還邊吼：“你還打人！你打人我就打你！今天非打死你不可！”

張愛玲就這麼被父親打著，後來她在文章裡寫：“我覺得我的頭偏到了這一邊，又偏到了那一邊，無數次，耳朵也震聾了。我坐在地上，躺在地下了，他還揪住我的頭發一陣踢。終於被人拉開。我心裡一直很清楚，記得母親的話：‘萬一他打你，不要還手，不然，說出去總是你的錯。’所以也沒想抵抗。”

把張愛玲拉開的是從小把她帶大的保姆何干。不知過了多久，父親上樓去了。張愛玲站起來，到浴室裡看見自己滿身的傷，心裡的屈辱無處發洩，便狠了心，準備到巡捕房報案。然而父親早就叮囑門警，不放她出去。她掙扎了一陣，沒有效果，反倒被張廷重知道了，更加生氣，把一隻花瓶直接摔向張愛玲，幸好歪了一點，沒有砸到。

她被關了起來。整整半年，在這個她出生的地方，她成了囚犯。她後來在文章裡寫：“我希望有個炸彈掉在我們家，就同他們死在一起，我也願意。”

有段時間，她病得很嚴重，差一點就死了。幸而有何干照顧，究竟從死神邊上捱了回來。身體好轉之後，她就開始計劃出逃，想了很多種辦法，終於在鼕天的一個晚上，沿著牆根摸到鐵門，撥出門閂，跑了出去。獲得自由的激動無以言語：“在街沿急急走著，每一腳踏在地上都是一個響亮的吻。”

從此之後，她永遠離開了父親的家。

六

逃離了父親的家，母親的家，竟然也不好住。前面已經說過，母親這次回來是帶了男友的。作為女兒的她，反而成了一個多餘的人。

不過，黃素瓊還是給張愛玲請了一位猶太裔英國人補習數學，讓她參加倫敦大學遠東區的考試。

補習是要花錢的。而錢，總是很容易生出問題。從前問父親要錢，張愛玲已經體會過那種難堪。如今隔三差五問母親要錢，也成了負擔。

“問母親要錢，起初也是有味的事，因為我一直是用一種羅曼蒂克的愛來愛著我的母親的……可是後來，在她的窘境中三天兩天伸手向她要錢，為她的脾氣磨難著，為自己的忘恩負義磨難著，那些瑣屑的難堪，一點點毀了我的愛。”

她和母親越來越生分，張愛玲沒有達到母親開始設想的淑女要求，雖然成績很好，但生活能力幾乎為零。她模模糊糊地開始知道，從此以後，前面的路隻有自己一個人走了。

當時，張愛玲的弟弟也很不好過。姐姐走了之後，他也抱了雙球鞋來投奔母親，但是母親回絕了，光是供姐姐就很喫力，沒法收留他。說完，弟弟哭了，愛玲在旁邊也哭了。

張子靜在晚年回憶說：“回到父親家，我又哭了好多次——從此我和姐姐再也不能一起生活了。”

確實，從此之後，姐弟倆的人生將大大地改變。張愛玲考得遠東區名，但戰爭爆發，沒法去倫敦上學，好在倫敦大學的入學成績對香港大學同樣有效。於是，1939年，十九歲的張愛玲赴港讀書。

七

香港給了張愛玲另外一個天地。雖然在香港讀書的三年裡，張愛玲除了用功讀書外，幾乎沒做什麼別的事情，但這兩年畢竟是完全不一樣的人生經歷，是張愛玲後的青春時刻。

港大的生活，張愛玲在《小團圓》裡有細致的描寫。這裡的學生，大多是有錢華僑的子女，家境都很優越，張愛玲在這裡可以說是地道的窮學生。因為沒有錢置辦衣裙，她不參加舞會；因為沒錢負擔船費，她拒絕了去一位有錢的同學家玩。

暑假的時候，因為經濟問題，她也不能回家，隻得到修道院蹭住。她隻有努力讀書，爭取獎學金。因為學業，她甚至放棄了寫作，在港大的三年，她沒有用中文寫過任何東西，那篇寄給《西風》雜志的《天纔夢》還是離開上海之前投的稿。

這段時期，她和母親的關繫也有了新的裂痕。《小團圓》裡有寫：暑假時，母親路過香港。她滿心歡喜，經常去酒店看她，還把自己的獎學喜滋滋拿去送給母親，但母親卻懷疑她的錢來路不正。讓張愛玲更痛苦的是，這筆錢後來被母親打牌輸掉了。很久之後張愛玲對姑姑說起這件事，直言“自從那回，我不知道怎麼，簡直不管了”。

姑姑提醒：“她倒是為你花了不少錢。”

張愛玲當然不是特意看重那八百塊錢，而是母親的態度。她回道：“母親的錢，無論如何一定是要還的。”後來，她果然還了黃素瓊。這可能是她心底蓄謀已久的報復，那麼多的愛付之流水，她要故意狠起心來，和她做個了斷。在書裡看到還錢這段，真是讓人心疼，這和她小時候故意不對母親表示惜別一樣，是委屈到極點的反叛。她想要的，一直是母親的關心和愛。

可以說，張愛玲的前半生，一方面是從一個古怪少女變成天纔作家；另一方面，她的心也經由一個個人，一件件事，一點點地冷下去了。

八

太平洋戰爭爆發，大學停課，本地的學生都回家，家在異鄉的學生被迫離開宿舍，無家可歸。醫科學生被派到郊外的急救站去，文科生也要參加防空服務。為了解決喫住問題，張愛玲隻得跟著同學們到防空部去報到。剛報了名，一顆炸彈就落在身邊。張愛玲用防空員的帽子護住臉，眼前黑了好一會兒，纔知道自己沒有死。

“我差點死了”，她想到這點，想要告訴別人此時此刻她的感受，但突然發現，她沒有人可以傾訴。在生死之際，張愛玲深刻地感覺到：自己在這個世界上隻有自己了。

戰爭來得快，去得也快。可惜等到戰爭告一段落，大學仍然上不成，所有文件都燒了，學生的記錄、成績都燒了，一切付諸東流，再好的成績也不算數了。

她後來在《燼餘錄》裡寫道：“到底仗打完了。乍一停，很有一點弄不慣，和平反而使人心亂，像喝醉似的。”

戰爭是她青春後的底色。她看見大破壞就在眼前，也看見人的渺小和無力，以及裡面的荒誕。與此同時，她正在走向成年，一點點地脫離了原生家庭，以前的那條路不能走了。英國、美國暫時都去不了了。

這時候的張愛玲是迷茫的。她自己大概也沒有想到，僅僅兩三年後，她就成了上海當紅的作家，她曾經想要的一切，很快就全部都來了。

那幾年，她爆發式地寫作，熱烈地生活，是人生中的高光時刻。之後，便是繼續漫長的枯冷時光。坐在回上海的船上，年輕的張愛玲當然不會想到這麼多。但一個屬於她的時代，馬上就要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