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大師吳宓是一個充滿矛盾的歷史人物，代表中國現代文化史上古與今、新與舊、中與西的劇烈衝突，值得重新審視，反復言說。本書通過嚴謹求實的研究，為吳宓繪制了一幅精神畫像，既有思辨的深度、歷史的寬度，更可見文學的張力和魅力。

吳宓是中國比較文學研究的奠基人之一，也是中國現代著名的文化保守主義者。然而，時至今日，吳宓的學術成就和主張仍未得到深入細致的研究，其文化保守主義者的形像也往往失之於臉譜化和標簽化。有鋻於此，本書集中選取了三個點：吳宓畢生用力甚勤的一個領域（世界文學），甚為重視的一個問題（四大宗傳）和甚為喜愛的一部文學作品（《紅樓夢》），通過細讀其日記、詩文、年譜、書信和講義，力圖呈現出吳宓學術和思想的具體內涵與多重維度。作者用大量篇幅將吳宓與同時代的一些重要學者進行對比，以彰顯他對於古今、中西、新舊之間的關繫，四大宗傳在人生和文學中的作用，以及文學與人生的關繫等問題的獨特認識。由此，我們得以理解在何種意義上吳宓作為一個忠於傳統的開創者、一個高度開放的保守者和一個具有獨立精神的理想主義者，是中國現代學術史和思想史上不可忽視的一個人物。

周軼群，斯坦福大學東亞語言文化繫副教授、古典繫兼職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包括古希臘與中國比較、女性史、明清小說。著有Festivals, Feasts, and Gender Relations in Ancient China and Greece （劍橋大學出版社, 2010），其中譯本《蘋蘩與歌隊：先秦和古希臘的節慶、宴饗及性別關繫》，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即出。

在過去一個世紀中的大部分時間裡，吳宓都是作為一個反潮流者被批判或遺忘的。近年來，伴隨著對新文化運動範式的反思，吳宓也日益成為矚目和重估的對像。我希望本書能為這種重新審視提供一個整體性的視角。白璧德在美國雖然常常因為對宗教的態度不夠積極而受到指責，但他在《民治與領袖》開頭的一段話足以說明，他對宗教的重要性再清楚不過：“隻要進行哪怕有一點深度的研究，我們就會發現，經濟問題會遇上政治問題，政治問題又會遇上哲學問題，而後哲學問題本身則會幾乎難以分解地與宗教問題綁在一起。”白璧德說這句話，是為了駁斥“未來社會關心的將主要是經濟問題”這一論點的，因為在他眼裡這樣的未來將是“非常膚淺”的。在新人文主義的事業中，白璧德本人選擇了將努力的重點放在哲學層面，而吳宓則更傾向穆爾，目光始終不離終極的宗教範疇。吳宓有一段話明顯響應白璧德的觀點：“人生觀（或論事）本於科學者極膚淺，本於經濟政治者較深。本於哲學及心理者更深，本於宗教者深（亦確）”。隻不過，與白璧德相比，吳宓對宗教層面要關心得多。

雖然我以上的介紹一直將宗教作為重點，但那隻是因為迄今為止宗教的角度在吳宓研究中不受關注。本書所要呈現的吳宓的精神世界，是建立在文學、道德、宗教所共同構成的統一體基礎之上的。宗教方面的補充會讓這個統一體變得更完整，給其中的文學和道德方面增加深度和高度。作為統一體的另外兩維，文學和道德之間的關繫也是本書討論的一個重點。吳宓常常被視為一個道德家和以道德人生來說文學的批評家。如果在正確的前提下，這一觀點是不錯的。所謂的正確前提，即吳宓對文學審美的執著追求和對訓誨說教以及意識形態控制的強烈反對。阿諾德曾說，好的詩，就是在服從詩歌之真（表現為內容的真理性和嚴肅性）和詩歌之美（表現為辭藻和風格的合宜完美）的基礎上，對人生進行批評。吳宓視文學為真善美的共生體，美在其中的地位同樣神聖。這一認識的極致反映就是他對白話文運動和漢字拉丁化的抵制。在他的這些行為背後，對中國文字和文章之美的熱愛恐怕是為直接和本能的動機。吳宓的總體文學觀也許包括以下兩個方面：文學本身即體現真善美的統一；與此同時，在文學、道德、宗教的共生體中，文學又擔當著為美代言的角色。後一方面意味著，文學的創造和研究不能離開道德的支撐和宗教的提升，而道德和宗教的修養也離不開文學的表達和陶冶。

在有生之年，吳宓自認是一個徹底的失敗者，但同時他並不認為歷史的評判就此終結了。在1960年代，他曾經說：“學衡社的是非功過，澄清之日不在現今，而在四五十年後。現在寫，時間太早。”作為一個悲壯的失敗者，吳宓不僅對古今中西文學和歷史中的許多悲劇英雄高度認同，而且對堂·吉訶德這樣一個似乎悲喜參半的文學人物特別惺惺相惜。此外，吳宓研究在近三十年的發展也似乎標志著一個由悲劇向喜劇（以快樂結局為特點）的轉變。本書的結語部分將對吳宓身上的悲喜劇作一簡短討論，邀請讀者共同思考其中悲喜成分各自的意義並對下一幕進行展望。

——摘自本書《前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