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得網文學_山高水遠

內容簡介

本書為“陳樂民作品新編”之一種，收錄了作者晚年對往事與師友的追憶性文字以及病中日記、思想札記等，分為“故人難聚”“陋室遺篇”“病隙雜記”三輯。上輯回憶了作者人生不同階段的師友故舊，如陳翰笙、李一氓、張芝聯、董樂山、範用、王世襄、蔡仲德等。他們多已辭世，作者於含蓄平淡的追懷中寄寓濃情。中輯收入了作者回憶往事的隨筆，包括部分從未結集的散篇及手稿。下輯則以信件、日記的形式呈現了作者寫於病隙的思想札記。作者不為老病所困，直至生命的*後時刻，仍然頭腦清晰，筆耕不輟。其晚年之作，多以短文呈現，行雲流水，讀來格外親切。

作者簡介

陳樂民（1930—2008），國際政治與歐洲學家。中國社會科學院榮譽學部委員，歐洲研究所研究員、前所長。前歐洲學會會長。主要著作有《戰後西歐國際關繫（1945—1984）》《歐洲觀念的歷史哲學》、《東歐巨變與歐洲重建》、《戰後英國外交史》（主編並主要撰稿）、《西方外交思想史》（主編並主要撰稿）、《歐洲文明的進程》、《十六世紀葡萄牙通華繫年》、《20世紀的歐洲》、《歐洲文明十五講》、《萊布尼茨讀本》、《徜徉集》、《啟蒙札記》、《對話歐洲》等。

上輯故人難聚
育英中學雜憶 / 003
“院繫調整”前夕的清華園 / 007
不應忘卻的記憶
——由“師承”談起 / 011
周恩來的“每事問” / 016
關於陳翰老早年的一篇論文 / 022
想起一個外國老人 / 026
瀟灑氓公 / 032
李一氓的悼潘詩 / 036
氓公的風格 / 038
送別李慎之 / 042
記老李 / 048
李慎之去世五年祭 / 055

上輯故人難聚

育英中學雜憶 / 003

“院繫調整”前夕的清華園 / 007

不應忘卻的記憶

——由“師承”談起 / 011

周恩來的“每事問” / 016

關於陳翰老早年的一篇論文 / 022

想起一個外國老人 / 026

瀟灑氓公 / 032

李一氓的悼潘詩 / 036

氓公的風格 / 038

送別李慎之 / 042

記老李 / 048

李慎之去世五年祭 / 055

半個世紀前的珍貴記憶

——紀先生百年冥壽 / 059

記曹禺與德國作家的一次會晤 / 063

追念董樂山 / 065

憶張芝聯先生 / 067

燕南園57 號的文脈 / 072

宗璞散文中的學者 / 079

憶仲德 / 083

讀《告荃猷》 / 086

赤子範用 / 089

揚之水傳考 / 091

中輯陋室遺篇

琉璃廠今昔 / 095

我和書 / 097

關於“書”的一個小故事 / 100

一本舊書 / 103

翻過這一頁 / 106

杭紹行 / 112

匆匆津門行 / 116

我看上海 / 119

甪直行 / 124

賀歲短箋 / 128

珍貴的紀錄 / 132

李約瑟書齋記 / 134

斯泰蘭懷古 / 137

沙特爾訪古 / 141

巴黎的蘇熱巷 / 146

下輯病隙雜記

病亦有樂 / 153

一九九八年病榻隨記 / 156

給復三兄的信 / 166

給朱尚同的信 / 171

給沒有收信人的信 / 176

日記 / 198

隨想 / 226

新編版後記 / 239

媒體評論

陳樂民先生屬“舊知識分子”的*後一代，“新知識分子”的*代。在這“一身跨兩代”的特殊一代人身上，無論是新舊矛盾、衝突還是新舊調適、傳承，表現都非常“典型”。可以說他們是破舊立新的一代，也可說他們是承前啟後的一代。所以，“閱讀陳樂民”在某種程度也就是閱讀這一代知識分子的命運與思想；閱讀時代的方方面面；閱讀人們一直想釐清的新與舊、傳統與現代在時代大潮中的糾葛纏繞。

——雷頤

除*後一次住院外，陳樂民每次都要帶上“功課”，借助病床上喫飯用的小桌，在嘈雜聲中，旁若無人地閱讀寫作。此情此景，往往讓我感到心酸。人們也許不大了解，陳樂民那些珠玉般的學術論著，竟是在身患大病，甚至在嘈雜的病房中完成的。但他不改其樂，真是賢哉此公！

——何方

在線試讀

送別李慎之

2003 年4 月22 日上午10 時05 分，老李（自從我認識他之日起，一直稱呼他“老李”，今仍其舊）遠行，一下子再也看不見他的身影了。然而他的思想，他的精神，他的人格，永遠是活躍著的。他走得越遠，離去的時間越久，人們的思念將會越深，越會感到他所留給世間的是一筆獨特的、無價的精神財富。
老李一生閱歷既廣，坎坷尤多；於國事、天下事之思緒，有如浩瀚大江，洶湧澎湃，不可止息。積數十年的種種切身體驗，晚歲痛感斯土斯民命運攸關之所在；為之上下求索，思之，念之，憂之，凝為痛切之心聲，發為肺腑之吶喊，著為傳誦天下之巨篇；無時不忘民族復興之關鍵終在於民主制度的確立和自由思想的開張，屢言中華民族需要啟蒙和新生。
我比他小六歲，視之亦師亦友。在中國社會科學院時，他是副院長，我是同期的西歐研究所（今稱歐洲研究所）所長；他主管所謂“國際片”（即幾個研究國際問題的研究所的合稱），是我的頂頭上司。但他向來不像一個“官”，級別不低卻不會做“官”；與大家相處，毫無“上下級關繫”之一說，彼時副院長並無專職秘書，我們到他的辦公室，無須事先通報，破門即入，可提問，可討論，可談笑，從無隔礙，掃盡一切官場積習。但他自有自己的“領導藝術”，那就是對各種問題滔滔不絕地發議論，如果是有心人便會從中受到啟示。我即因此受益不少。僅舉一例，一次與他談及社會科學院的國際問題研究如何區別於政府職能機關的研究，我們不約而同地提出一個問題：一個國際問題研究者在社科院該具有什麼條件？在交談中他說：他首先應該是個“通纔”。這句話點撥了我心之所思，由此我開始探索把國際政治與文史哲相結合的思路。
老李一生中閃光的時期是這後二十餘年。“右派改正”以後，他決心要把由於政治運動而損失的歲月找回來，盡自己的可能，以充沛的精氣神，調動他幾十年來的豐富的生活體驗、深刻的人生悟解、堅實的學養，投入到中國社會科學院的領導工作中去，用開放、開明的眼光去指導“國際片”的學術研究，尤其關注研究人員的成長。他從來不干“命題作文”那樣的事。也許這在常人看來是件怪事：他並不謀求當一個“研究員”，更不要說什麼“博導”，可是尊他為師的卻遍及禹域。他對創建美國研究所情有獨鐘，對他領導的“國際片”關心備至；這一點，有關各所所長們都有各自的體會。
在1990 年退休以後，他的思想和精神世界進入了新的境界和高度，進入了更深層次的對歷史、現實和未來的全面思考。我同他的頻頻交往中，時時感覺到他的思想在不停頓地深化，甚至是飛躍式地進展；在對民主和自由的問題上已成繫統。晚近若干年，他在“小中風”後體力衰弱得很明顯，加上頭痛、頸椎痛、重聽、眼疾、腿腳不靈，十分痛苦。但這都絲毫沒有妨礙他思考問題，不時提出振聾發聵的見解，在在體現出他念茲在茲的對民族、社會和人類前途的驅之不去的關懷，在在表現出他廓然而大的理論勇氣。

送別李慎之

2003 年4 月22 日上午10 時05 分，老李（自從我認識他之日起，一直稱呼他“老李”，今仍其舊）遠行，一下子再也看不見他的身影了。然而他的思想，他的精神，他的人格，永遠是活躍著的。他走得越遠，離去的時間越久，人們的思念將會越深，越會感到他所留給世間的是一筆獨特的、無價的精神財富。

老李一生閱歷既廣，坎坷尤多；於國事、天下事之思緒，有如浩瀚大江，洶湧澎湃，不可止息。積數十年的種種切身體驗，晚歲痛感斯土斯民命運攸關之所在；為之上下求索，思之，念之，憂之，凝為痛切之心聲，發為肺腑之吶喊，著為傳誦天下之巨篇；無時不忘民族復興之關鍵終在於民主制度的確立和自由思想的開張，屢言中華民族需要啟蒙和新生。

我比他小六歲，視之亦師亦友。在中國社會科學院時，他是副院長，我是同期的西歐研究所（今稱歐洲研究所）所長；他主管所謂“國際片”（即幾個研究國際問題的研究所的合稱），是我的頂頭上司。但他向來不像一個“官”，級別不低卻不會做“官”；與大家相處，毫無“上下級關繫”之一說，彼時副院長並無專職秘書，我們到他的辦公室，無須事先通報，破門即入，可提問，可討論，可談笑，從無隔礙，掃盡一切官場積習。但他自有自己的“領導藝術”，那就是對各種問題滔滔不絕地發議論，如果是有心人便會從中受到啟示。我即因此受益不少。僅舉一例，一次與他談及社會科學院的國際問題研究如何區別於政府職能機關的研究，我們不約而同地提出一個問題：一個國際問題研究者在社科院該具有什麼條件？在交談中他說：他首先應該是個“通纔”。這句話點撥了我心之所思，由此我開始探索把國際政治與文史哲相結合的思路。

老李一生中閃光的時期是這後二十餘年。“右派改正”以後，他決心要把由於政治運動而損失的歲月找回來，盡自己的可能，以充沛的精氣神，調動他幾十年來的豐富的生活體驗、深刻的人生悟解、堅實的學養，投入到中國社會科學院的領導工作中去，用開放、開明的眼光去指導“國際片”的學術研究，尤其關注研究人員的成長。他從來不干“命題作文”那樣的事。也許這在常人看來是件怪事：他並不謀求當一個“研究員”，更不要說什麼“博導”，可是尊他為師的卻遍及禹域。他對創建美國研究所情有獨鐘，對他領導的“國際片”關心備至；這一點，有關各所所長們都有各自的體會。

在1990 年退休以後，他的思想和精神世界進入了新的境界和高度，進入了更深層次的對歷史、現實和未來的全面思考。我同他的頻頻交往中，時時感覺到他的思想在不停頓地深化，甚至是飛躍式地進展；在對民主和自由的問題上已成繫統。晚近若干年，他在“小中風”後體力衰弱得很明顯，加上頭痛、頸椎痛、重聽、眼疾、腿腳不靈，十分痛苦。但這都絲毫沒有妨礙他思考問題，不時提出振聾發聵的見解，在在體現出他念茲在茲的對民族、社會和人類前途的驅之不去的關懷，在在表現出他廓然而大的理論勇氣。

老李國學根底深厚，對中國傳統文化知之甚深，這源於他的“幼工”，絕非一知半解“強作解人”而大談弘揚民族文化之輩可比。正因如此，他對傳統文化通不到現代化的問題理解至為深透。晚年他把“傳統文化”和“文化傳統”區分為兩個性質不同的概念，指出中國的歷史“文化傳統”說穿了就是從上到下的“專制主義”和從下到上的“奴隸主義”，此論甚為深刻，具有很大的理論意義；可以說是對顧準批判“史官文化”的進一步提煉和延伸，由此引發出中國現代化進程必須實行真正的民主和充分的自由。去年年底，他在電話裡跟我說：我沒有幾年可活了，我餘生的、重要的任務，就是“為民主而吶喊”。

我寫的東西，包括一些小文章他都看，而且很快把他的評論告訴我，或贊許，或批評。我有一篇短文，講“陳序經和中西文化”。他見到我說：你膽子不小，敢認同陳序經，他可是“全盤西化”呀。我在研究工作之外的短文，多是小品文式的。我素喜明代三袁和張宗子，習慣於含蓄的文風，不擅長飛揚激越，總想把結論留給讀者。他對我這一點常提意見，說：你的文章太短、太含蓄，也就是我這樣的人能看得出你的“微言大義”，一般誰看得出！？當我談到不贊成某美籍華人學者語焉不詳地說什麼中國儒學“啟發”了歐洲的“啟蒙運動”的說法時，他說：你就該寫一篇3000 字的文章，以“思想家”的姿態駁斥他。

（以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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