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t one

chapterAQIM 模式 3

第二章喂養黑熊 23

第三章移民販賣 40

第四章海盜經濟學 61

第五章索馬裡僑民的海外聯繫 81

第六章內戰硝煙下的敘利亞 96

第二部

第七章談判者a 117

第八章贖金
125

第九章黃金時間——解構綁架經濟學 140

第十章狩獵對像——那些渴望蛻變的人 158

第十一章西方人質演義 179

第三部

第十二章扼殺真相 205

第十三章人質的政治命運 226

第十四章逃難路上的愛情故事 238

第十五章政治回旋鏢 250

後記英國脫歐 267

致謝 271

序

此刻是下午三點，但屋外已經是一片漆黑。在瑞典北部的大學城郊地區，於默奧大學被積雪鋪成的棉被覆蓋。街道空空蕩蕩，偶爾有幾輛打著遠光燈的車輛與我們交錯而過。若不是開著車頭燈，真難以看清楚路旁房屋前的那些花園。我們一路駕駛，眼前除了無盡的黑暗，就是積雪反射出的白光，純粹的黑與白編織出奇妙的光學景像。

當車子駛入酒店，我打開車門走了出來，卻感到像是走進了一個大冰櫃。天很冷——當我呼入這些溫度在攝氏零下的冷空氣時，我甚至可以估算出自己的肺活量。現在是2006 年11 月，嚴格來講應該是秋季，但這裡卻讓人真切地感到像是北極的鼕天。

我們來到於默奧大學，此行是為了參加一個名為“伊拉克對抗局勢（Iraqi
Equation）”的政治藝術項目。該項目部分上得益於一些藝術家和知識分子們的共同努力，旨在反對政府越過“防御性打擊”範疇所進行的伊拉克戰爭。在2003 年春天，經歷了月復一月的示威遊行後，世界安靜了。或許是布什和布萊爾的蔑視姿態起了作用；或許是他們對公眾輿論的冷漠態度奏了效。然而直到三年之後，我們的組織還一直在開展各類反對運動；我們知道這是我們應該做的事，因為我們清楚伊拉克正在發生著什麼。

這些藝術家中間有許多伊拉克人，當聯盟的軍隊登陸伊拉克之後，他們就立即逃離了該地區，因為他們在國內會成為各類割據武裝組織的侵害目標。這場入侵解封了被壓抑了幾十載的狂暴，犯罪分子、恐怖分子，以及薩達姆的追隨勢力紛紛將矛頭指向當地平民和新成立的什葉派民兵組織。這些逃離了伊拉克的藝術家，今天他們坐在我們這間屋子裡，卻也隻是字面意義上的“身處異鄉”，因為他們的心離不開家鄉，他們的心依然被“自由的”伊拉克的血色現實串聯著。

我們事先已經得知展會的開幕式上會有許多伊拉克人，但我們卻沒有料到居然超過了兩百人，到場的伊拉克人甚至超過了在場所有的瑞典人。男人、女人，甚至小孩，都頂著北歐的嚴寒趕了過來。這些伊拉克人一股股地、安安靜靜地彙入展廳，面帶微笑，與我們握手，然後解開他們那層層包裹的衣扣。此後，阿拉伯語變成了會場的通用語。

會場上，我看見有些阿拉伯婦女從她們帶的大包裡拿出了一些東西。隻見她們取出一個龐大的盛食物的容器，這些容器都用錫箔紙包得好好的，她們將它們擱在展會提供的奶酪和蔬菜點心旁邊。她們的食物看起來很精美，顏色也很豐富，散發出的香氣不斷地挑逗著我們的嗅覺。當凱瑟琳·大衛（Catherine David，此項目的領頭人）開始她的演講後，氣氛變得很愉悅，像是一場慶祝活動，比如是在參加一場瑞典人和阿拉伯人之間的婚禮。這是一種神奇而又令人難以忘懷的感覺，片刻間，我們甚至都忘了這是一個旨在譴責軍事侵略行為的開幕式。開幕式進行到晚些時候，人們開始散場道別，這時有一位年輕人朝我走了過來。寬寬的肩膀，中等身材，十足的伊拉克人樣貌。他說他叫拉希德（Rashid），常見的伊拉克人的名字，但我知道這不是他的真名。當他講到自己名字的時候，那雙淡棕色的眼睛裡透露出一絲不自然。和北非人一樣，他的英語也帶有濃厚的法國口音。拉希德告訴我他讀過我的書，想對取得成就的我表示祝賀。在隨後的交流中，他打聽了我在倫敦對前恐怖分子的采訪情況，然後問了一些這樣那樣的問題。他還提到了幾個在軍事政變後逃離了當地的阿爾及利亞人，這些人逃到倫敦並獲得了政治庇護。

拉希德的內心有點猶豫，我知道他想跟我談論一些他黑暗的過往，但他卻怎麼也開不了口，於是我建議一起去我的住處喝點熱巧克力什麼的，他同意了。

他從未告訴過我他的真實姓名，但明示了自己的國籍和年齡：他來自阿爾及利亞，是一個剛滿29 歲的青年小伙。

拉希德的父親是某恐怖組織的創始人之一，軍事政變（由法國等歐洲國家支持）後不久，拉希德的父親和哥哥們就被囚禁了起來。隨後，在阿爾及利亞政治拘留制度的迷霧裡，父親和哥哥們從此杳無音訊。“那些警察來抓我父親和哥哥們的時候，我正在外邊釣魚。”拉希德說。作為家裡小兒子，當時的拉希德隻有15 歲，拉希德表示他對政治並不感興趣，他希望成為一名可以周遊世界的水手或者漁夫。“但當他們抓走了我的父親和哥哥們後，我不得不開始和政治打交道了。”

拉希德的母親當時即刻安排拉希德逃離阿爾及利亞，但就在他釣魚歸來的那天晚上，拉希德卻加入了他父親麾下的一個隊伍，他們中的一些人曾以恐怖分子的身份在阿富汗的戰場上戰鬥過。這支隊伍一直向南行進，直至抵達撒哈拉南端的邊緣，他們在那兒整編隊伍，開始策劃北歸行動。

拉希德在阿爾及利亞南部的撒哈拉沙漠地帶度過了隨後的幾年時間，離他摯愛的大海千裡之遙。拉希德並未加入GIA——該恐怖組織與當局軍事政權的鬥爭持續了近十年之久，引發了阿爾及利亞又一場血腥的內戰，而後GIA 在該組織的灰燼中誕生了——相反，拉希德成了一名頻繁穿梭在跨撒哈拉走私路線上的走私犯。

然而，在“9·11”事件之後，“一切都變了，”他說，“常年以來，我們的日子過得都很簡單，主要就是從阿爾及利亞販賣些香煙到馬裡和西非地區。但突然一個大的投機機會出現了，整個地區籠罩在放肆和狂妄的氛圍裡，我們開始做起了武器和毒品生意。有一天，一位同僚提議：要不我們試試干綁架。”

就這樣，拉希德從走私者變成了一個自己曾經無比厭惡的綁匪。

拉希德沉默下來時，我望了望窗外。外邊的雪很大，天空被密密的雪線織成了白色。或許，也隻有撒哈拉的熱浪纔能與這裡的嚴寒形成強烈的對比。像拉希德這樣生長在熱浪裡的人，此時卻身處寒潮之中，對於他們，這是一個多麼巨大的跨度！“你為什麼要告訴我這些故事？”我這樣問他。他直視著我的眼睛，思忖了一下之後找出了幾個詞語：“總有人要知道這些。”

拉希德步行離開了酒店，雪地上延伸出兩行足跡，但很快又被大雪重新覆蓋。我知道再也不會見到他，我甚至不知道他住在哪兒，現在又在做什麼工作。我隻知道，他曾經是個人販，專門負責把落難的移民從西非運往利比亞，而後有一天，他也偽裝成一名伊拉克難民，成功地踏上了駛向意大利的航船。在2005 年的歐洲，伊拉克難民受到了熱情的歡迎。從西西裡一路行至瑞典的避難所，當被人問及他來自哪裡的時候，拉希德總說：“我是伊拉克人。”憑借著這一句再也不會傷害他人的謊言，拉希德終於逃離了從前那身不由己以傷害他人為生計的殘忍生活。我們能夠責怪他嗎？

人頭賞金

2012 年底，隨著越來越多的組織加入伊斯蘭國，敘利亞出現了“統一聖戰”的局面。一些努拉斯的首領帶著外國人質前去談判，比如詹姆斯·弗利和約翰·坎特利，這些外國人就成了他們的人頭賞金。而伊斯蘭國在這個時候正打算封殺外國媒體，人質就成了他們施展外交策略的工具。在幾個月的時間裡，ISIS 的信息安全組綁架了幾名新聞記者和人道救援者。還有一些人質則是他們從從敘利亞專門的人質二手市場上買來的，他們是被那些專門從事綁架的小型犯罪組織綁架的。

迄今為止，在2012 年底至2014 年初這段時間內被綁架的人質中，約翰·坎特利是一位還在伊斯蘭國手中的人質。有趣的是，坎特利並沒有被斬首，相反卻成了一名哈裡發國的記者，專門撰寫伊斯蘭國想要我們相信的新聞。

坎特利是英國的一位新聞攝影記者，且有著不同尋常的履歷。坎特利曾是一名摩托車狂熱愛好者，起初在一家摩托車雜志做過編輯；但後來，就跟帕德諾斯一樣，坎特利在中年時期轉型成了一名中東的戰地自由記者。

坎特利於2012 年到達敘利亞，除了利比亞待過一段時間之外，並沒有任何戰地報道的經驗。因此，他對於這項新職業的危險評估遠遠不夠準確。“坎特利不相信什麼專項培訓以及自救課程，他有點兒像個西部牛仔。”坎特利的一位同事回憶說，2012 年的時候，這位美國同事曾和坎特利一起參加了倫敦“火線俱樂部”（FrontlineClub）舉辦的一個有關媒體安全的活動。

約翰·坎特利，以及詹姆斯·弗利、西奧·帕德諾斯、丹尼爾·賴伊·奧托森，他們都屬於新一代的戰地記者，這些新一代的自由記者在科索沃戰爭中首次登場，然後在阿拉伯之春中數量劇增。當他們跨進了敘利亞的邊境線之後，就成了綁匪們理想的人頭賞金。

在過去二十年，傳媒產業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這也是自由記者數量激增的直接原因。自1990 年代起，通訊科技的進步加劇了新聞行業內部的競爭。社交媒體和網絡新聞的流行讓行業利潤大大縮水，不管是在線博客，還是主流媒體，新聞機構在經濟上已經無力聘請專業記者到戰區進行戰事報道。考慮到日漸低迷的銷量和利潤，以及聘請專業記者所需要的戰爭保險支出和安保費用支出，媒體們越來越依賴於自由記者，因為他們往往也比專業記者更具冒險精神。“大多數記者都願意進行戰地報道的觀念已經過時了，不過即便沒有人願意去，我們也同樣能得到更好的素材，”
詹姆斯·弗利在2012 年10 月的時候（也就是在他遭遇綁架前的一個月）對《新聞周刊》（Newsweek）如是說。“我認為這些自由記者們是在做賭注，為了擊敗專業記者，他們加大了自己的風險。這也是競爭的基本法則，你必須要用一些專業記者們做不到的東西來證明自己。但是，對於戰爭新聞，這就表明你要承受更大的風險：你要去得更早，待得更久，靠得更近，然後纔能得到更有價值的資訊。”［4］

抱著這樣的心態，2012 年3 月，約翰·坎特利成了個在敘利亞北部見證政府軍地面部隊攻打叛軍的西方記者。這場戰爭發生在薩拉奎布（Saraqeb），政府軍的重型坦克一輛接一輛地開了過來，隨後便是一陣狂轟濫炸。［5］“拳頭大小的彈片四下炸開，一名叛軍的頭顱應聲落地。同伴試著把這具血淋淋的無頭尸體從戰線上拖走，尸體手中的步槍拖在地上發出咔噠咔噠的走火聲，”坎特利在《星期天電訊報》（Sunday Telegraph）上這樣寫道。［6］為了更好地拍攝敘利亞叛軍的反抗畫面，坎特利甚至爬上了一輛行進中的坦克俯拍了一張圖片。

高風險，低回報，無福利，這就是中東戰地自由記者主要的職業特征。2007 年，身在阿富汗的英國攝影記者傑森·豪（Jason Howe）跟加拿大自由記者阿曼達·琳霍特（琳霍特後來在索馬裡遭遇了綁架）談到了自由記者的職業準則：“你要自己計劃一切，自己承擔所有開支，還要自己承擔所有的風險。沒有一份保險，也沒有任何長期計劃，你要獨自邁過所有的坎，還要日漸習慣囊中的羞澀。當自己千辛萬苦創造的機會來臨，你要確保自己站在合適的位置進行報道。”［7］這些話聽起來像是給一個背包客的旅行指南，然而，事實上自由記者是一個極其危險的職業。

拉希德步行離開了酒店，雪地上延伸出兩行足跡，但很快又被大雪重新覆蓋。我知道再也不會見到他，我甚至不知道他住在哪兒，現在又在做什麼工作。我隻知道，他曾經是個人販，專門負責把落難的移民從西非運往利比亞，而後有一天，他也偽裝成一名伊拉克難民，成功地踏上了駛向意大利的航船。在2005 年的歐洲，伊拉克難民受到了熱情的歡迎。從西西裡一路行至瑞典的避難所，當被人問及他來自哪裡的時候，拉希德總說：“我是伊拉克人。”憑借著這一句再也不會傷害他人的謊言，拉希德終於逃離了從前那身不由己以傷害他人為生計的殘忍生活。我們能夠責怪他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