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得網文學_“大躍進”運動紀實（悲劇是這樣發生的！看無理性狀態下20世紀50

編輯推薦

“大躍進”運動是一場全民化的狂熱，是在理想與現實巨大差距下對烏托邦的向往，注定了它失敗的命運。這場看似悲壯、實則荒誕的全民狂歡，給新中國的執政者及建設者們留下了深刻的教訓，也正是因此，“大躍進”運動始終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史和中共黨史研究中的上的熱點問題，更是廣大民眾始終關注的熱點歷史話題及集體回憶。本書從“大躍進”運動的起端、發展、高潮以及結束的歷史發展脈絡，進行史實記載，條理清晰，重點突出。

內容簡介

“紅色年代”繫列叢書共有《“向蘇聯老大哥學習”運動紀實》《“大躍進”運動紀實》《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紀實》《“三反”“五反”運動紀實》《人民公社化運動紀實》《農村聯產承包責任制實施和推廣紀實》等六本專著。“紅色年代”叢書是我黨發展印記的記錄史，是新中國前進道路的發展史。本繫列叢書對新中國成立後的重大歷史史實進行記錄回顧，對我國當下新的發展具有重大的借鋻意義，對年輕的一代具有極大的教育價值。《“大躍進”運動紀實》一書從“大躍進”運動的起端、發展、高潮以及結束的歷史發展脈絡，進行史實記載，條理清晰，重點突出。

作者簡介

葉健君，現任中共湖南省委黨史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員。長期從事中共黨史研究與寫作，曾策劃主持編寫了《中國抗日戰爭年度焦點》（3冊）、《聚集紅都》繫列從書（4冊）、《聚集紅牆》（4冊）等二十多部書籍，撰寫《湘籍共產黨人的精神》、《*與王明》等個人著作4部，發表了《劉少奇對社會主義政治體制的改革》《對王明關於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主張的深層剖析》等三十多篇論文，參編各類書籍三十多部，曾獲省社會科學成果優秀獎。

一、希望盡快改變中國的落後面貌，“趕英超美”成為“大躍進”年代響亮的口號

二、開展反反冒進”，“小腳女人”鄧子恢受到了指責與批評

三、柯慶施受到的贊賞，周恩來被迫檢討

四、“總路線的紅旗插遍全中國”，“大躍進”運動勢不可擋

五、“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農民出身的隻擔心糧食多了怎麼辦

六、帥”升帳，全民大辦鋼鐵，“大躍進”運動進入高潮

七、“人人能寫詩，人人會繪畫”：文教戰線上的“大躍進”

八、中央領導開始冷靜反思，糾“左”邁出了可喜的一步，“大躍進”運動暫時退卻

九、彭德懷的“意見書”在黨內引起爭議，廬山風雲突變，糾“左”變成反右

十、全國出現大饑荒，劉少奇說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中央出臺“八字方針”

媒體評論

“大躍進”運動是一場全民化的狂熱，是在理想與現實巨大差距下對烏托邦的向往，注定了它失敗的命運。這場看似悲壯、實則荒誕的全民狂歡，給新中國的執政者及建設者們留下了深刻的教訓，也正是因此，“大躍進”運動始終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史和中共黨史研究中的上的熱點問題，更是廣大民眾始終關注的熱點歷史話題及集體回憶。

在線試讀

從1956年到1958年，中國經歷了從冒進→反冒進→反反冒進的曲折。
由於建國以後各方面工作的進展比較順利，尤其是國民經濟的恢復與發展很快，等中央領導人在如何建設我們的國家，改變貧窮落後面貌這個問題上，產生了急於求成的情緒。
1955年7月，感到正在進行的農業合作化的速度太慢，開始批評事實上根本不存在的右傾保守思想，指責某些同志像“小腳女人”。這反映在7月31日他在中共中央召開的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所作的《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的報告中。他說：
在全國農村中，新的社會主義群眾運動的高潮就要到來。我們的某些同志卻像一個小腳女人，東搖西擺地在那裡走路，老是埋怨旁人說：走快了，走快了。過多的評頭品足，不適當的埋怨，無窮的憂慮，數不盡的清規和戒律，以為這是指導農村中社會主義群眾運動的正確方針。否，這不是正確的方針，這是錯誤的方針。
所批判的“某些同志”像“小腳女人”走路，實際上就是指鄧子恢。早在1953年2月，中南局第二書記鄧子恢奉調進京，擔任新成立的中央農村工作部部長。隨著農業合作化高潮的到來，在一大批新建的合作化中，暴露了不少問題：不少地方出現了農民賤賣與濫宰牲口、濫砍林木等現像，農村出現全面緊張局面。
1955年1月初，鄧子恢向劉少奇、周恩來等彙報農村的緊張情況。劉少奇、周恩來和中央政治局開會，決定當前的農村合作化運動轉入控制、著重發展的階段。對此，初也是同意的。但後來，他的想法又發生了變化。
1955年4月下旬，到南方考察。他沿途看了農田莊稼的長勢，聽了地方領導人的彙報，對農村形勢有了新的判斷，認為：“說農民生產情緒消極，那隻是少部分的，我沿途見，麥子長得半人深，生產消極嗎？”5月5日，約見鄧子恢，警告他不要犯錯誤。6月下旬，再次約見鄧子恢，就發展合作化的規模、數量等問題進行討論，雙方發生爭論，爭論持續了好幾個小時。
7月底，柯慶施到京參加中央召開的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有意將一份彙報交給。這個彙報中說：很多地方把收縮合作社當成了運動，“部分農民喫了虧，傷害了他們的積極性。”這份彙報對的刺激很大，尤其是彙報中說的傷害了農民的積極性，更使感到了問題的嚴重性。他在7月31日所作的《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的報告中，火藥味十足地不點名批判了鄧子恢的錯誤。從1956年到1958年，中國經歷了從冒進→反冒進→反反冒進的曲折。

由於建國以後各方面工作的進展比較順利，尤其是國民經濟的恢復與發展很快，等中央領導人在如何建設我們的國家，改變貧窮落後面貌這個問題上，產生了急於求成的情緒。

1955年7月，感到正在進行的農業合作化的速度太慢，開始批評事實上根本不存在的右傾保守思想，指責某些同志像“小腳女人”。這反映在7月31日他在中共中央召開的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所作的《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的報告中。他說：

在全國農村中，新的社會主義群眾運動的高潮就要到來。我們的某些同志卻像一個小腳女人，東搖西擺地在那裡走路，老是埋怨旁人說：走快了，走快了。過多的評頭品足，不適當的埋怨，無窮的憂慮，數不盡的清規和戒律，以為這是指導農村中社會主義群眾運動的正確方針。否，這不是正確的方針，這是錯誤的方針。

所批判的“某些同志”像“小腳女人”走路，實際上就是指鄧子恢。早在1953年2月，中南局第二書記鄧子恢奉調進京，擔任新成立的中央農村工作部部長。隨著農業合作化高潮的到來，在一大批新建的合作化中，暴露了不少問題：不少地方出現了農民賤賣與濫宰牲口、濫砍林木等現像，農村出現全面緊張局面。

1955年1月初，鄧子恢向劉少奇、周恩來等彙報農村的緊張情況。劉少奇、周恩來和中央政治局開會，決定當前的農村合作化運動轉入控制、著重發展的階段。對此，初也是同意的。但後來，他的想法又發生了變化。

1955年4月下旬，到南方考察。他沿途看了農田莊稼的長勢，聽了地方領導人的彙報，對農村形勢有了新的判斷，認為：“說農民生產情緒消極，那隻是少部分的，我沿途見，麥子長得半人深，生產消極嗎？”5月5日，約見鄧子恢，警告他不要犯錯誤。6月下旬，再次約見鄧子恢，就發展合作化的規模、數量等問題進行討論，雙方發生爭論，爭論持續了好幾個小時。

7月底，柯慶施到京參加中央召開的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有意將一份彙報交給。這個彙報中說：很多地方把收縮合作社當成了運動，“部分農民喫了虧，傷害了他們的積極性。”這份彙報對的刺激很大，尤其是彙報中說的傷害了農民的積極性，更使感到了問題的嚴重性。他在7月31日所作的《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的報告中，火藥味十足地不點名批判了鄧子恢的錯誤。

在會場的鄧子恢無論如何也想不通：農業合作化發展的不同意見，怎麼成了“像一個小腳女人走路”？他立即找到劉少奇對有些情況作出了解釋，劉少奇勸他要正確對待主席的批評。8月26日，指示：“通知中央農村工作部：在目前幾個月內，各省市自治區黨委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的報告，由中央直接擬電答復；並告批發此類來報的同志，不要批上‘請農村工作部辦’字樣。”這就等於讓中央農村工作部和鄧子恢“靠邊站”了。

批判“小腳女人”，在黨內造成一種緊張氣氛，誰不跑步前進，誰就是“小腳女人走路”。這導致農業合作化運動高速發展。短短幾個月時間，許多農戶一步登天進入高級社，驟然完成農業合作化。農業改造一馬當先後，資本主義工商業和手工業改造也急遽加快，敲鑼打鼓，四年完成了原來設想15年的事，跑步進入社會主義。

中國農村社會主義高潮的迅速到來鼓舞了，認為“廣大農民群眾中存在著極大的社會主義積極性”。根據這個認識，以及當時國際形勢趨於緩和的情況，認為應當不按常規走路，抓住機遇，加快經濟發展速度。1955年鼕，他懷著一股從未有過的喜悅心情對人說：

這件事告訴我們，中國的工業化的規模和速度，科學、文化、教育、衛生等項事業的發展的規模和速度，已經不能完全按照原來設想的那個樣子去做了，這些都應當適當地擴大和加快。

《人民日報》即把19旦社論冠之以《為全面地提早完成和超額完成五年計劃而奮鬥》的標題，明確提出了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要求，號召人們隻爭朝夕。從此，貪多求快、急躁冒進的情緒蔓延開來。

1956年1月，根據倡議制定的《1956年到1967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草案）》（簡稱《農業40條》）中，要求糧、棉年產量應分別以8%、10％以上速度遞增，從而保證到1967年糧食、棉花年產量分別為1萬億斤和1億擔。而我們知2000年我國方達到這個指標。有了這個比較，由此可知當年是如何的急躁，指標是多麼的不切實際。

在農業發展高指標的壓力下，各生產部門紛紛開始修改自己原定的生產計劃。1956年初，各部召開專業會議，在批判“右傾保守”、“提前實現工業化”的口號激勵下，大都要求把15年遠景設想和《農業40條》中規定8年或12年的任務，提前在5年甚至3年內完成。“左”傾冒進思想抬頭，指標過高過急。為準備生產能力，大上基建項目和增加基建投資，職工一年增加了200萬人。一時間，整個經濟形勢如周恩來所說：“各方面千軍萬馬，奔騰而來。”

起初，由於1955年的經濟全面發展，呈現一派繁榮景像，人們普遍樂觀，對掀起的這股生產建設高潮感到歡欣鼓舞。

周恩來編了一副對聯來表達自己的體會：

上聯：

客觀的可能超過了主觀的認識；

下聯：

主觀的努力落後於客觀的需要。

劉少奇也深表贊同：“經濟上要有框子，財政上也要有框子，互相衝突，就把保守主義衝掉。”還說：“新大陸早就存在，而我們發現得太晚了。”

但是，在中央主持一線工作的劉少奇和主持國務院工作的周恩來很快發現加速度冒進發展的背後隱藏著極大的隱患，又開始清醒過來，號召緊急剎車，反對冒進，“掃掉”了“多快好省”。

作為新中國的“總管家”，周恩來先察覺經濟建設中急躁冒進傾向的不妥，向大家發出警告。在一段時間裡，他幾乎逢會必講反冒進。

1956年1月中旬，在黨召開的知識分子問題會議上，周恩來告誡大家不要做那些不切實際的事情，計劃必須是實事求是的，而不能盲目冒進。

2月，周恩來在主持召開的國務院有關會議上，幾次壓縮指標，壓縮年度基建投資，反對冒進。2月8日，他在國務院全體會議上指出：“現在有點急躁的苗頭，這需要注意。社會主義積極性不可損害，但超過現實可能和沒有根據的事，不要亂提，不要亂加快，否則就很危險。條件不成熟時等一下不要緊，因為政權在我們手中，這是很大的保證。我們要使條件成熟，做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領導者的頭腦發了熱的，用冷水洗洗，可能會清醒些。各部訂計劃，不管是12年遠景計劃，還是今明兩年的年度計劃，都要實事求是。”

進入4月，經濟建設上的急於求成、齊頭並進，已經使國民經濟出現相當緊張的局面。負責實際工作的陳雲、薄一波憂心忡忡，力主“訂計劃首先應該進行物資平衡，再進行財力平衡”。

4月下旬，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主張再次追加的基本建設投資。與會的大多數人並不贊成這樣做。周恩來更是懇切陳詞，直言勸阻。會後又專門向陳述反對的理由。

時任秘書的胡喬木回憶：

4月下旬，在頤年堂政治局會議上提出追加1956年的基建預算，受到與會同志的反對。

會上尤以周恩來同志發言多，認為追加預算將造成物資供應緊張，增加城市人口，更會帶來一繫列困難等等。後仍堅持自己的意見，就宣布散會。會後，恩來同志又親自去找，說“我作為總理，從良心上不能同意這個決定”。這句話使非常生氣。不久，就離開了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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