輯一

李卓吾論唐太宗 / 003

“史”與“論” / 006

子順相魏 / 007

“小罵大幫忙”引出的閑話 / 009

漢文帝的“法治論” / 011

陸凱與陳壽 / 013

五人義 / 016

宦情與學境 / 019

古之黎靬 / 021

“大秦”辨 / 024

危史》 / 028

對歷史的一種思索 / 030

讀史瑣記 / 033

纔與德 / 037

鄭莊公 / 040

魯桓公 / 043

楚的擴張 / 046

司馬遷寫《五帝本紀》法 / 048

讀史數則 / 050

翰林學士與輔弼之臣 / 052

隋煬帝亡國之像 / 055

主驕臣諂亡天下 / 057

逄蒙學射 / 060

狂態復萌蘇世長 / 063

……

輯二

坐視世界如恆沙

——談黃仁宇的“大歷史”觀念 / 159

釋“歷史的長期合理性” / 167

不見人間寵辱驚

——讀《顧準文集》 / 175

讀汪熙老《英國東印度公司》 / 184

陳衡哲和她的《西洋史》 / 188

中西史學一通人

——讀雷海宗《西洋文化史綱要》有感 / 198

讀趙復三譯《歐洲思想史》瑣記 / 202

……

輯三

英國外交史論要 / 243

西方文化傳統與世界歷史 / 267

遠距離看歐洲 / 284

20 世紀歐洲與19 世紀歐洲之別 / 295

歷史是不是“理性”的？ / 299

歷史的遺產 / 303

附錄讀韓淺記

關於《御史臺上論天旱人饑狀》 / 327

韓愈與平淮蔡之役 / 329

韓愈《平淮西碑》不公正嗎 / 332

關於韓愈與二王、劉、柳 / 334

韓愈和張建封 / 338

韓愈不詭隨 / 340

韓愈的小女兒挐 / 342

從韓愈與歐陽修談起 / 344

韓愈的書法 / 347

韓愈的散文/ 349

漫話韓愈治史/ 352

……

新編版後記/陳豐

有人說陳樂民這樣“集中西紳士於一身”的人已成絕響，這恐怕不是言過其實的說法。在如今浮躁的社會環境下，願做“精神貴族”的人已經很少；按現在的教育狀況和發展趨勢，將來能否出現集中西文化於一身的紳士，也很難說。六十多年前，我和樂民因詩文書畫結緣；六十多年後，世事滄桑，造化弄人，想起樂民，不勝唏噓。

——蔡鴻濱

陳先生的文章涉及到古今中外文史哲，有點像小文史百科。讀後一知半解的有進一步理解，不知道的知道了，增加了很多知識。陳先生的文章寫得很含蓄，不細心讀，便領會不到其中的微言大義。他的文章大多數都是讀書心得，但從頭到尾都貫穿著一種今天仍然極為可貴的思想——啟蒙主義思想。

——藍英年

我這個自詡有“歷史癖”的人，在歷史面前常要犯迷糊，看不清歷史究竟是否有真面目以及何謂真面目。當鑽進歷史堆“隻在此山中”時，會有一種醺醺然的陶醉感，可一旦走出之後便立即覺得“雲深不知處”，發現歷史仍是一團亂麻，或者懵懵然覺得上了寫成文字的歷史的當。

 ——陳樂民

歷史是不是“理性”的？

隨便從書架上抽出一本唐納德·D.胡克寫的《歷史的狂人》。裡面聚集了歷史上十幾個各色“狂人”：有的是政客，有的純然是嗜殺者、刺客，等等。政客而又嗜殺，便成了精神乖張、性格暴戾的暴君了。在任意翻覽其中一段一段的歷史故事時，我有些思想便漫無邊際地遊走著。然而飄動著的思想卻也有個“焦點”，就是：歷史是不是“理性”的。

有一點，我深信不疑，即“大歷史”（Macro-history）是理性的，但是人們所經歷的歷史卻常常不是理性的。理性批判的歷史容易使人產生“宿命”的印像，似乎歷史命中注定是按照人的理想意圖安排的。所以把歷史看成理性的，是一種理想主義，而現實的歷史與之不合。如說人類社會是低級階段向高級階段發展的，說在這過程中所謂的革命是不可避免的，等等，這都屬於“大歷史”，是理性的。然而，歷史畢竟是具體的人表演各種活劇的舞臺，革命是人干出來的。人是理性的動物，是說他有按理性行事的能力，不等於說人先天就是理性的。否則古今中外就沒有壞人、敗類、瘋子了。

因此，歷史在人們的認識和評述中，是任人裝扮的；不同的人扮演不同的角色，不同的人對歷史也就有不同的視角。如道德學家在歷史學中歸導出道德律；博思深慮者從中看出精神的升華或沉淪；專注於物質的人從中看到器物奇技的代代翻新；尚武者眼中的歷史充斥的隻有兵燹征伐；唯理主義者說歷史是絢麗而有序的；現實主義者則見到的多是丑惡和無序；樂觀派說歷史是隨著文明的腳步向著真善美進化的；悲觀派說文明的每一“進步”都帶來負面的、無法克服的後果……就這樣，人世間出現了各式各樣、相互抵牾的歷史。不僅如此，幾乎沒有誰有權對歷史作出後裁判，說這是真的或假的，並不是因為時時有未曾為人所知的新材料發掘出來，而是因為有些寫歷史的人先就由於種種原因而像《紅樓夢》裡說的把“真事隱去”，或為“親”者諱，或者在“仇”家身上潑髒水，等等。至於細節的失真則更加難免。所以我相信馮友蘭先生那句話：寫出的歷史永遠與真正的歷史不一樣。常聽說要恢復或尊重歷史的真實，這我完全贊成；但接下來的問題便是：我怎麼知道那是真實的？想到這裡，我忽然發現我可能有被批評為“不可知論”或“懷疑論”之虞。不過，不管我可能受到怎樣的指責，歷史中確實存有不可知性卻是事實，但這也正是“歷史學”之所存在的理由。否則，事事洞明，隻須有一定本教科書，沒有或不容許有兩個以上的“版本”，那還要歷史這門學問何用？

當然，歷史首先是“求真”的學問；隻是切勿把“求真”看得那麼容易。西洋人寫歷史不像咱們古代“左史記言、右史記事”，多隻記帝王的言行，所以有了各種學派。不過學派雖多，說來說去隻有兩大類：19世紀大多認為歷史是沿著自由主義和理性主義的路向前行的；到了20世紀則多認為歷史根本沒有定向——斯賓格勒在20世紀初就問道：歷史是否有邏輯？

20世紀的歐洲史學家們有他們特殊的時代體驗——人們相信經驗勝於理智，他們認為理性批判的歷史過於簡單化，太過“天真”，竟然相信人類理智的現實可能性。他們說前輩們（如康德）的頭腦像細篩子一樣把一切不符合理想的污垢都濾掉了，歷史哪裡有那麼通體透明的！理智、理性，這些崇高潔白的字眼在歷史裡常常不免要異化，甚至異化到它們的反面去。否則，我所看到的《歷史的狂人》就寫不出來了。

所以，我這個常自詡有“歷史癖”的人，在歷史面前常要犯迷糊，看不清歷史究竟是否有真面目和何謂真面目。當鑽進歷史堆裡的時候，“隻在此山中”時，有一種醺醺然的陶醉感，可是一旦走出之後便立即覺得“雲深不知處”了，發現歷史無非仍是一團亂麻，或者懵懵然覺得上了寫成文字的歷史的當。

隻舉一個例子：1789年的法國革命。我早在教科書裡看到的，非常簡單，無非是一場反對王朝的人民暴動，像咱們的陳勝、吳廣一般——這是我十幾歲時的認識水平。青年時讀了法國史學家米歇爾·索布爾的《法國革命史》，又讀了羅曼·羅蘭寫的以羅伯斯庇爾為主角的文學劇本《七月十四日》（那是在大學時期，記得很感動了一陣子），這些是我得到的關於這場革命的正面印像。那印像就是：法國革命是資產階級革命的榜樣，就像十月革命是無產階級革命的榜樣一樣。不過也是在大學時期，還讀過狄更斯的《雙城記》，再過幾年又讀了埃得蒙•柏克的《對法國革命的反思》。於是在我的認識中的法國革命的“正面形像”上疊出了一些“陰影”。其後雖然有托馬斯·潘恩對埃得蒙·柏克的嚴厲批駁，但我的腦子已經變得復雜多了。尤其是經過了發生在神州大地的那場“文革”浩劫之後，對“革命的恐怖”已經產生了恐怖，再重溫法國革命的後一段歷史時，便更加有了不同的感受；特別是對羅伯斯庇爾其人——一個曾狂熱鼓吹民主自由共和，未及完成便又親手把崇高的理想化為齏粉並走向其反面的人——產生了全新的認識。

善良的康德在1975年寫道：

 “一個纔華橫溢的民族的這場革命，是我們今天就目睹它在我們自己的面前進行的，它可能成功或者失敗；它可能充滿著悲慘和恐怖到這樣的程度，以至於一個善於思想的人如果還希望能再一次有幸從事推進它的時候，就決不會再下決心要以這樣的代價來進行這場實驗了……”（《歷史理性批判文集》，商務印書館）

康德老先生真是太“理性”了，“理性”到天真的地步；他沒有料到有的人雖然很“善於思想”，卻免不了照舊付出代價而毫不惋惜。

有一種說法，說歷史從來不是如黑格爾說的是“精神的歷史”，而是“行動的歷史”“實踐的歷史”。誠然，實踐是離不開精神的，對歷史進行判斷的根據終總是人的行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