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重譯本序
胡愈之
本書作者斯諾的姓名是中國人民早已熟知的了。但是，為了未讀過和已讀過這本書的人們更深刻地了解這本書，對這一位傑出的新聞工作者、作家的一生經歷以及寫作《西行漫記》的時代背景和歷史背景，作概括性的介紹，也仍然是必要的。
埃德加·斯諾在一九○五年出生於美國堪薩斯城的一個貧苦家庭。他年輕時，當過農民、鐵路工人和印刷學徒。大學畢業以後，他開始畢生所從事的新聞工作，在坎薩斯城的《星報》和紐約的《太陽報》初露頭角。往後他在開往外洋的貨船上當了海員，歷遊中美洲，後到了夏威夷，仍然為美國的一些報紙供稿。一九二八年，在中國大革命陷入低潮的時候，他到了上海，擔任《密勒氏評論報》的助理編輯，以後兼任紐約《太陽報》和倫敦《每日先驅報》的特約通信員。一九三○年以後，他為采集新聞，遍訪中國主要城市和東三省、內蒙古、臺灣以及日本、朝鮮、荷屬東印度。他在中國西南各省作長時間的旅行，徒步經過雲南省西部，到達緬甸和印度，訪問了甘地和其他印度革命領袖。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時，斯諾正在上海，目睹一九三二年的淞滬戰爭和一九三三年的熱河戰爭。在這以後，他在北平燕京大學擔任新聞繫教授兩年，同時學習了中國語文。在這一時期，他認識了美國著名的進步新聞記者史沫特萊，還和魯迅、宋慶齡以及一些中共地下黨員有所接觸。他編譯了一部英文的現代中國短篇小說選《活的中國》，是首先把魯迅著作介紹到西方的人之一。
一九三六年是中國國內局勢大轉變的關鍵性的一年。斯諾帶了當時無法理解的關於革命與戰爭的無數問題，六月間由北平出發，經過西安，冒了生命危險，進入陝甘寧邊區。他是在紅色區域進行采訪的個西方新聞記者。
他達到了目的。他衝破了國民黨以及資本主義世界對中國革命的嚴密的新聞封鎖。首先他到了當時蘇區的臨時首都保安（即志丹縣），和同志進行長時間的對話，搜集了關於二萬五千裡長征的手資料。然後，經過長途跋涉，他到達了寧夏南部的預旺縣，這已經是和國民黨中央部隊犬牙交錯的前沿陣地了。後他冒著炮火，從新折回保安，由保安順利地到了西安。當他回到北平時，正是西安事變爆發前夕。他在北平首先為英美報刊寫了許多篇轟動一時的通訊報道，然後彙編成一本書，書名是《紅星照耀中國》。
“紅星照耀中國”，甚至還照耀世界，作為一個資產階級報紙的新聞記者，他已經預感到了，雖然他當時的報道，局限於中國的“西北角”——一片人口稀少的荒涼的被國民黨強大部隊重重圍困的紅軍根據地。
這四個月旅行使一個來自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新聞記者，在思想感情上起了極大的變化。他對於中國共產黨，它的領導人，革命的戰士、農民、牧民、工人、共青團員、少先隊員，有了真摯的熱烈的感情，從而對於在革命與戰爭的激浪中的中國，有了深刻的正確的認識。這種認識不久就為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和盧溝橋事變以後的全面抗日戰爭所證實了。
一九三七年十月，《紅星照耀中國》就由倫敦戈蘭茨公司次出版，到了十一月已發行了五版。這時候斯諾正在上海這個被日本帝國主義包圍的孤島上。當時上海租界當局對中日戰爭宣告中立，要公開出版發行這本書是不可能的；在繼續進行新聞封鎖的國民黨統治區，是更不必說了。但是得到斯諾本人的同意，漂泊在上海租界內的一群抗日救亡人士，在一部分中共地下黨員的領導下，組織起來，以“復社”的名義，集體翻譯、印刷、出版和發行這本書的中譯本。斯諾除了對原著的文字作了少量的增刪，並且增加了為原書所沒有的大量圖片以外，還為中譯本寫了序言。由於當時所處的環境，中譯本用了《西行漫記》這個書名，作為掩護。《西行漫記》出版以後，不到幾個月，就轟動了國內以及國外華僑所在地。在香港以及海外華人集中的地點，出版了《西行漫記》的無數重印本和翻印本。直到現在，在中國人民中間，《西行漫記》和斯諾這個姓名是不可分離的事。雖然早已沒有必要再用這個隱晦的名稱，但是為了保存初版的本來面目，現在的重譯本仍然用《西行漫記》作為書名，是恰當的。
由於他在西北紅色區域四個月的冒險中引起的激情和對中國人民的熱愛，他用了他的後半生的幾乎全部精力，對中國問題作繼續探索和報道。抗日戰爭開始以後，他擔任英美報紙的駐華戰地記者。一九三九年，他又一次到了延安，和進行了談話。這些對話後來是在《密勒氏評論報》發表了。一九四一年斯諾對於皖南事變作了如實的報道，受到國民黨反動派的打擊，被迫離開中國。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三年他又來過一次中國，在這以後他要訪問中國越來越困難了。在麥卡錫主義控制的時期，美國聯邦調查局把他看作危險分子，不容許報刊發表斯諾的文章，他被迫遷居瑞士。他的護照也禁止去中國旅行。直到一九六○年六月，他得到我國領事館的單獨簽證，纔次來到解放後的新中國，和、周總理進行了會談。一九六四年到一九六五年初，他再一次訪問中國，又接見了他。一九七○年十月斯諾同洛伊斯·惠勒·斯諾夫人一同來華，國慶節在天安門上同，同周總理會了面。十二月十八日他和進行了長時間的也是後一次的談話。這是在中共九屆二中全會以後，在那一次會上對林彪、陳伯達一伙的唯心主義先驗論和英雄創造歷史的謬論，進行了嚴肅的批判。
假如說，《西行漫記》以及斯諾其他關於中國的著作是中美人民友誼的催化劑，那麼就中美兩國關繫來說，他是個報春的燕子。
一九七二年二月，斯諾剛回到瑞士不久，美國乒乓球隊次應邀訪問北京，揭開了中美友好的新篇章，尼克松總統來華的時候，斯諾準備以記者身份，再一次作中國之行。由於病魔纏身，不能達到他的願望。到了一九七二年二月十五日上午兩點二十分，埃德加·斯諾與世長辭了。
在彌留之際，他在病床上用生命的後力量，面對中國派去的以馬海德醫生為首的醫療小組，說出了一句話：
“我熱愛中國。”
根據斯諾的遺願，他的骨灰的一部分，安葬在北京大學內，即前燕京大學的校園裡，這是適當的。這是一九三六年他去西北探險旅行的出發點，也是一九三七年他整理資料寫作《西行漫記》的地方。
在斯諾的一生，除了為歐美報刊寫作通訊稿以外，他完成了十一本著作，其中極大部分是和中國問題有關的。一九七一年回到瑞士以後，他還寫了《漫長的革命》一書，由於抱病在身，還沒有作後的審訂。
但是所有後來的著作，都不能和《西行漫記》相比擬。即使是傑出的報告文學，在事過境遷之後，往往成為明日黃花。唯有四十三年前寫作的《紅星照耀中國》始終是許多國家的暢銷書。直到作者去世以後，它仍然是國外研究中國問題的首要的通俗讀物。它在全世界有億萬的讀者，這是並不奇怪的。它是忠實描繪中國紅色區域的本著作。初版《西行漫記》除了有關西安事變和《關於朱德》部分引用了尼姆·韋爾斯的筆記材料以外，都是他親自采訪的手資料。更重要的是斯諾西北之行，正值中國和世界局勢大轉變的開端。一九三六年，中國正醞釀著由長期的反共內戰轉變為對日本帝國主義的全面抗戰，而這也就是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序幕。這一切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工農兵群眾和革命知識分子艱苦鬥爭所取得的豐碩成果。由於斯諾的驚人的洞察力和銳敏的分析能力，纔使他認識了問題的本質，而這是西方的所謂“中國通”所不能辦到的。
正如斯諾為中譯本《西行漫記》初版寫的序文裡所說：“從字面上講起來，這一本書是我寫的，這是真的。可是從實際主義的意義來講，這些故事卻是中國革命青年們所創造，所寫下的。這些革命青年們使本書所描寫的故事活著。所以這一本書如果是一種正確的記錄和解釋，那就因為這是他們的書。……他們的鬥爭生活就是本書描寫的對像。……此外還有、彭德懷等人所做的長篇談話，用春水一般清澈的言辭，解釋中國革命的原因和目的。還有幾十篇和無名的紅色戰士、農民、工人、知識分子所做的對話。從這些對話裡面，讀者可以約略窺知使他們成為不可征服的那種精神，那種力量，那種欲望，那種熱情。——凡是這些，斷不是一個作家所能創造出來的。這些是人類歷史本身的豐富而燦爛的精華。”
現在的中譯本根據英國戈蘭茨公司一九三七年版重新譯出，同一九三八年復社版中譯本所據原書是相同的。復社版當時未譯第十一篇中的《那個外國智囊》，現在補全，這是很好的。從內容來看，這一部分是關於黨內路線鬥爭的敘述和分析，大部分資料是從當時和及其他領導同志談話中得到的。現在看來，這一部分仍然是重要的歷史資料。
顯然，斯諾在當時還沒有機會讀到正在寫作的《實踐論》和《矛盾論》。但是在本書的末章，他引用了列寧的這一段名言：“一般歷史，特別是革命的歷史，總是比秀的政黨、階級的覺悟的先鋒隊所想像的更富有內容，更多種多樣，更生動活潑，‘更巧妙’。這是不言而喻的，因為秀的先鋒隊也隻能表現幾萬人的意識、意志、熱情和想像；而革命卻是在人的一切纔能特別高度和集中地表現出來的時候，由千百萬被尖銳的階級鬥爭所激勵的人的意識、意志、熱情和想像來實現的。”列寧：《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見《列寧選集》第四卷，第249頁。
這也就是說，千百萬人民群眾——不是少數領袖們——的革命實踐纔是檢驗真理的標準。可以說，這是《西行漫記》這一本書的總結。
今天，在又一次偉大的歷史性轉變的日子裡，為了解放思想，開動機器，大踏步向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邁進，重讀四十三年前這樣一本書是值得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