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50年代，特別是50年代初期，全國普遍的生活水準是很低的。各家有各家的難處，許多人在自己無法解決時，理所當然地想到爸爸。想像這位快樂的法楊公，一定有能力幫助。事實上，不管父母的經濟壓力多麼沉重，爸爸幾乎是對人們的要求有求必應。也許正是有這樣的好名聲，從50
年代初，到80年代末我離開中國時為止，向我的父母借款之事從不問斷。

    所謂借貸實際上也就是相送，父母從來不記，更不去要回，有些當事人可能早已忘卻。可我知道還真有不少人記得，事隔幾十年後來相還的。每逢父母收到這些不知貶值了幾十倍的還款時，總是特別高興地誇獎此人有良心，說：幾十年了他們要不提，我們已經記不起來了，真難為他還沒有忘記。


    
1965年，我這個完全不懂政治的人參加東北一個工廠的“四清”工作，因為不懂又不會，隻好全身心的投入，竟然沒有注意到已經很久很久沒有收到父母的來信了。在“四清”工作結束前幾天，收到的母親來信讓我大喫一驚。母親在信中告訴我很長時間不能給我寫信的原因，是爸爸的右眼睛動了兩次手術，他現在還住在醫院。而母親本人在看望父親時，在醫院附近被一個騎自行車的人撞倒，摔在地上，導致右臂膀骨折，也隻好住進醫院裡。


    
回到北京後，我纔知道爸爸眼睛發生問題的原因。50年代初，為了取得近代物理研究成果的核物理學家們，開展了中子物理研究所急需的、稀有的中子源——放射性氡同位素研究；也為了使協和醫院裡的醫務人員和病人們不再遭受放射性的傷害，爸爸在當時沒有任何放射性防護設備的條件下，親自單獨操作遭受放射性照射強烈的、危險的步驟。曾參與此次修復工作的朱潤生女士，在題為《半個世紀前的往事》文裡詳盡地寫道：“在工作中，楊先生真正做到了身先士卒。其中為危險和困難的一項工作是將盛裝鐳溶液的玻璃瓶重新與整個繫統連接，而玻璃瓶已經老化變脆。這時必須打開保險櫃，在伸手可及的距離上，在鐳溶液高強放射性的直接照射下，進行玻璃的熔接。我們四人中有一位是玻璃工，但是楊先生說，這項工作太危險，不分配給我們之中的任何一個人，而是由他自己動手來完成。在操作時，他囑咐我們不要站在他旁邊，而要站在他的背後，這樣可以用他的身體為我們擋去一部分射線。我站在他的身後，隻能看見他的肩和背。時間不長，楊先生就已完成了這項工作，但在這短短的時間裡，那為我們遮擋射線的寬厚的肩和背卻給我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像。”(
朱潤生，《楊承宗教授九十華誕紀念文集》)
終於，原子能所的中子物理學家們得到了研究急需的放射性氡源，協和醫院的工作人員和病人們不再遭受放射性的傷害，而父親接近裝強放射源鐳溶液的玻璃瓶的那隻右眼睛，因此受傷而且越來越壞。


    
在共和國的顆原子彈爆炸前夕，爸爸要向國務院的高層主管彙報準備的情況。他夜以繼日地連續在二機部五所內工作了很長一段時間，沒有一點點間隙讓他回到位於北京西郊的中國科學院宿舍家裡作必要的休息和整頓。有一天早晨，他在五所的宿舍裡起床後，突然發現右眼一片漆黑，看不見任何東西。為了使彙報正常進行，他沒有及時去醫院。一直等到三天的彙報完畢後纔去就醫，雖然醫院馬上安排手術，終究由於耽誤時間太長，手術成功率低而失敗，不得不接受成功率更低的第二次手術。盡管第二次手術成功，勉強保持住右眼的一點視力，但病情並不樂觀，醫囑要求必須定期返醫院檢查。P008-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