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歡迎來到斯蒂芬妮·蘭德的世界
想要進入這個世界,你需要付出以下代價:拋棄所有對家政工作者、單身家長的成見,以及媒體套在貧困人群身上的刻板印像。在形容那些未受過高等教育卻意外有纔華的人時,如果套用精英階層那套“紆尊降貴”的說辭,斯蒂芬妮是一個勤奮努力且“善於表達”的人。《女傭的故事》一書講述了她作為一個母親的歷程,這位母親竭力想要為她的女兒創造安全的生活環境與家園。與此同時,她還要東拼西湊地靠著公共資源與當女傭賺來的微薄薪水苦苦生存。
“女傭”可謂是個別致的詞,不免讓人聯想到精致的茶盤、漿過的筆挺制服和《唐頓莊園》。然而在現實生活中,女傭的世界被污垢和屎漬所包圍。這些勞動者幫我們疏通下水管道裡的毛,在實際意義和比喻意義上,她們親眼見識過我們的肮髒衣物。盡管,她們依然都是隱形人——我們國家的政治和政策看不見她們,我們站在門前俯視她們。我知道這一點,因為在我創作《我在底層的生活》這本書時,作為一名記者曾短暫地親身體驗過各種低收入的職業。和斯蒂芬妮不一樣,我完全可以隨時過回我作家的愜意生活。和她不一樣,我並不用依靠自己的收入來撫養一個孩子。我的孩子們都長大了,也沒有興趣和我一起住在活動房屋停車場裡,體驗瘋狂的記者生活。所以我知道清潔房子的工作是什麼樣的——那意味著精疲力竭,以及穿上印有“國際女傭”大字的公司背心後,在大庭廣眾之下所面對的蔑視。那麼多同事心中的焦慮與絕望,我僅能猜測到幾分。和斯蒂芬妮一樣,從事這種工作的女人大多是單身母親,她們靠打掃房子為生。白天為了去工作,她們不得不忍受與孩子分離的痛苦,有時候還要偷偷摸摸地離家。
幸運的是,你從來沒有體驗過斯蒂芬妮的世界。在《女傭的故事》一書中,你會發現這個世界被“短缺”所統治。錢永遠不夠,有時候還會餓肚子;花生醬和拉面常年唱主角;麥當勞是稀有的一餐。在這個世界上,沒有一樣東西能依靠——沒有車,沒有男人,沒有住房。食品救濟券是重要的生存支柱。近剛頒布的法案要求人們為自己的食品救濟券工作,你聽了之後會攥緊拳頭。沒有這些政府資源,這些工作者、單身家長根本無法生存。這些並非施舍品。和我們一樣,他們也渴望在我們的社會裡站穩腳跟。
或許在斯蒂芬妮的世界中,讓她受傷的一點就是敵意——來自那些遠比她幸運的人。這就是階級偏見,尤其是對體力勞動者的中傷。這些穿著西裝坐在辦公桌前的人居高臨下地從道德和智力角度去批判他們。在超市裡,其他購物的人在看到斯蒂芬妮用食品救濟券購物時朝她的推車投來批判的目光。一個老人高聲說道:“不客氣!”就好像是他自掏腰包替她埋單似的。經歷過此種遭遇的不止斯蒂芬妮一人,老人的態度代表了我們社會中大部分人的觀點。
斯蒂芬妮的故事猶如一艘方舟,正駛向分崩離析的境地。首先,這其中包含了每天6 到8 小時的汗水與淚水,從整理、吸塵到擦洗。在我曾工作的那家清潔公司裡,我的每一位同事(小的隻有19 歲)似乎都遭受著不同程度的神經性肌肉損傷——背痛、肩袖損傷、膝蓋與腳踝的損傷。為了應對這個問題,斯蒂芬妮每天都要服用劑量大到驚人的布洛芬。有一次,她因為看到客戶衛生間裡的阿片類藥物而眼熱不已。但是她沒有服用處方藥的選擇,按摩理療或是去疼痛治療專科就診也不在她的可選範圍之內。
在她的生活中,遠在生理疲憊之上,或者說與之交織而來的,是她要面對的情緒挑戰。她堪稱心理治療師在輔導窮人時的“堅忍”典範。當她面對難關時,她雖然能夠想出辦法繼續前進,但重重的難關接連而來。出於對女兒源源不絕的愛意,她沒有崩潰。這是一道點亮了整本書的耀眼光芒。
現在告訴你這本書有個歡樂的好結局也不算“劇透”。多年來的掙扎與艱苦奮鬥滋養了斯蒂芬妮的作家夢。我在幾年前見過斯蒂芬妮,那時她的寫作事業剛剛起步。除了作家的身份,我同時也是經濟困難報道項目(Economic Hardship Reporting Project)的創始人。這個組織致力於推動針對經濟不平等問題的高質量新聞報道,尤其鼓勵那些處在掙扎邊緣的人參與進來。
斯蒂芬妮當時給我們發來了問詢,我們選中了她,與她一起構思定調,打磨草稿,盡我們所能將作品放到的渠道上發表,包括《紐約時報》與《紐約時報書評》。
如果這本書真的激勵了你,請別忘了,它差一點兒沒能誕生。斯蒂芬妮本有可能在絕望與疲憊之下放棄創作,也有可能在工作時受重傷。想一想那些或許也是因為這樣的原因無法說出自己的故事的女人吧。斯蒂芬妮提醒著我們,還有千千萬萬和她一樣的人,踐行著自己的英雄主義,等待我們去聆聽她們的故事。
——《我在底層的生活》作者 芭芭拉·埃倫賴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