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在前面
時間不是物質，本沒有重量。但雙手托著這摞發黃變脆的老信札，我仿佛分明掂出了時間的重量。
這厚厚的一摞行密字小的信，躺在我的箱底櫃角，已有半個世紀。經歷了崢嶸歲月的顛簸磨洗，它竟然皮實地存活下來，得意地衝我眨眼，真有點兒不可思議。
這些信，是我50年前寫給戀人顧耕的“情書”，和日記一樣，它本屬個人隱私，情感的念心兒。但幾十年中，它的性質一度起過某種古怪的變化。情感的色彩抹去了，卻塗上一層濃重的政治色調，被當作個人的政治歷史材料多次調用。我自己曾幾度翻它出來，認真地畫紅線，記要點，編大事記，為的是據以寫政治自傳，交代歷史問題，做思想檢查，或為外調人員提供他人的情況。在史無前例的十年，我更是被迫將它上繳，為當權者審查我的歷史提供“物證”。後來，這些信終於退給了我，沒有隨同那如山的“文革”廢紙送進造紙廠，是幸事。又後來，它被裝在我的行囊裡去了“五七干校”。在溽熱的鄂南鄉間，一待就是三年半，居然沒有丟失霉爛，又是幸事。那幾年，除了紅寶書，沒有可讀之物。在勞動和運動之餘，或通宵值班守夜時，為了排遣解悶，我也曾偷偷拿出來，就著馬燈的昏光，一頁頁地翻讀。那況味，猶如透過時光的微孔，偷窺一幅幅光怪陸離的西洋景——裡面的世界，是那麼遙遠而陌生！
這些年，不再有大規模的政治運動，這些信也就不再給派上什麼實際用場。它還原了私人感情紀念品的本色，靜靜地躺在書櫃的一隅，樂天知命，頤養天年。若不是偶然發生的一件事，它或將隨著我和老伴兒的歸西而永遠埋進歷史的廢墟。
1994年7月25日，《光明日報》頭版頭條一行通欄大標題，一幅大照片，電擊般觸動了我：《不同尋常的足跡——記我國傑出女工程物理學家王承書》。王承書！這個埋藏在腦海深處許多年的名字，突然蹦了出來，在幽暗的記憶屏幕上，映出了一個犖犖卓立的女性形像。一位了不起的女性，居裡夫人式的女科學家，偉大的愛國知識分子。1946—1948 年我在密歇根大學結識她時，就被她那份獻身科學的執著和超凡的品格所折服。我料定她將成就大業。但我沒想到，她在回國後的幾十年中，竟做到徹底埋名隱姓，為祖國國防事業獻出了自己的全部纔華乃至常人的生活。望著她那堅毅、安詳又慈祥的面容，我的思緒穿過時間隧道，上溯到50年前。我記得，我在信中寫到過她。是的，從1946年8月到1948年6月，有好幾處寫到她。這些段落，是她那段生活的一種實錄，是那篇長達兩版的報道中所未曾提到的。一瞬間，我看到這批舊信的一種新的含義。它不再是供政審的冷森森的材料，也不僅是純屬個人的溫馨的私藏。它是一個時代的記錄，具有一定的歷史、社會、文化內涵，類似一種文史資料，或回憶錄式的文字。
說起回憶錄，近幾年，偶有朋友在耳邊吹風：你總是搞翻譯，以你的經歷，何不試著寫寫回憶錄？面對朋友的厚望，我總報以無奈的一笑。在我看來，有資格寫回憶錄的，或是叱咤風雲的革命家，或是歷盡煎熬的受難者，或是學術文化界名流。我雖向往過革命，但沒有出生入死可歌可泣的戰鬥歷程。有過坎坷，但比起那些在荊棘叢中鮮血淋漓九死一生的人，我的路還太平坦。雖淵源於上層文化背景，卻從未歸屬任何精英圈子。很早就做過作家夢，可始終無緣跨進文學創作的廟門。這樣一個缺少名人效應的人，也來寫回憶錄，豈不是有點兒自作多情？
然而，當我一封封重溫這些早年的信，一種全新的感受，把我推回到那個不平常的歲月。
那是個改天換地風雲際會的大時代。一個普通的年輕人，嵌進了那幅巨大的風景畫，構成它的一個小小斑點。她像一葉扁舟，孤帆遠渡重洋，去探尋那廣闊的未知世界。她抱著殷切的求知渴望，懷著對哀鴻遍野的祖國的苦苦眷戀，對母親大地上正在演出的驚天地的史劇的向往和疑慮，將她的所見所聞所思所感，悉數傾注給故鄉的戀人。信的內容盡管蕪雜零散，卻是構成一個完整的歷史瓷瓶的碎片。這不也就是某種類型的回憶錄嗎？
同是往事的記錄，書信與回憶錄卻有所不同。回憶錄是透過今天的眼光看昨日，用現時的詞語過去的時態追述往事，雖近，卻遠。書信則是以當時的思想當時的語言講當時的事，用的是現在進行時態，雖遠，卻近。回憶錄是經過刻意反思、篩選、過濾、提煉的精雕細琢的制品；書信是未經打磨加工的原始素材，粗糙、殘缺、夾帶泥沙卻原汁原味的出土文物。回憶錄是抱著出版的目的，為廣大讀者和後人寫的；書信則是為抒發一己一時的思緒情懷，為某個特定的人寫的，落筆無須瞻前顧後，信手書來，因而更真實，更本色。作為史料，書信自有它獨具的價值。
我的信，記錄了一個40年代留學生的足跡心跡。當今，隨著國門洞開，留學大潮洶湧，以留學生活為題材的作品大量上市，形成了文壇方興未艾的一大景觀。但就我所見，這類作品幾乎清一色是近年的留學故事。有關老生代和中生代留學生的記述，則付闕如。這使得中國留學現像看似一簇無根之花。但正如錢寧先生在《留學美國》中所述，中國學子自先驅容閎以來走出國門走向世界，構成了一部時斷時續時冷時熱的曲折多變的歷史，總的目的都是發憤圖強振興中華。它像一株樹，一根籐，每一截都各有不同的特色和功能。如果有識者致力於編纂一套中國留學史萃，從而追溯百多年來各個時期留學生涯的滄桑變遷，應是值得一為的課題。如此，則我的這些信札，作為40年代留學生活點滴的寫照，也可以湊個數，為這株大樹添一片葉子。如果把當時的主客觀情態，與今天作一比較，借以看到世態的嬗變，人們心態演化之一斑，不也是文化社會學的一個有趣課題嗎？
這些書信，是地地道道的“情書”。在愛情故事獨領風騷無往而不勝的今日書肆，單隻“情書”二字，就能引人駐足。在情書中，愛情有如一根紅絲線，把原本遊離散亂的貝殼，串成一條閃耀著生命華彩的項鏈。愛情是無堅不摧的強力軟化劑，能把硬性的話題浸潤得溫情脈脈，詩意盎然。這是情書比一般書信更具魅力之處。我在寫這些信的時候，自然不會想到日後將它公之於眾，因此在情感的表露、議論的抒發上，毫無約束和掩飾。倒回去一些年，若要向世人公開這些赤裸裸坦露心跡的文字，簡直不可想像。但古稀之年的我，已不再為這些信的內容和情調臉紅了。我仿佛跳出了往昔，作為旁觀者，站在時間長河的遠端，冷靜客觀地眺望半世紀前的一個年輕人，像觀劇一般品評她在人生舞臺上的表演，並讓她接受觀眾的品評和檢驗。雖然我由她脫胎而出，但她不等同今天的我，她代表著一個時代一類知識青年，她不屬於我個人，而屬於社會，屬於歷史。盡管我不曾想到要公開這些信，但我確曾想到要用它做資料，將我的見聞觀感記錄在案，以備日後之用。對於一個初涉世事的年輕人，一顆海綿般多孔的心，那幾年的經驗是珍貴的，不能讓它從指縫間漏過，必須努力捕捉、吸吮、存留。像一個勤奮敬業的攝影記者，我不放過每一個從眼前掠過的人物、景觀、場面，以及自己的感觸、體會、思考、認識，一一采擷攝取，固化為成文的圖影。
信的內容廣泛涉及政治、社會、宗教、教育、文學、音樂、校園生活、異國風情、景物素描等方面，從一個特定角度反映了一個特殊時代的歷史面貌和一個特殊階層知識青年的心態，可說是另一類型的“青春之歌”。這些信，其實已逾越了一般意義下的“情書”，具有了紀實文學的雛形。
好了，讓我把鏡頭從遙遠的過去拉回到眼前。
時代在變，世事在變，人心在變。現如今，想方設法出國，不遺餘力弄張綠卡，永久居留海外，遠離不盡人意的故土，已成為一部分年輕人的夢想。有些年輕朋友不解地問我：當時國內局勢動蕩不寧，前景迷茫，你如留在國外，也可能成為一位有成就的華人學者。能更好地報效祖國。可你偏要急著趕回來，結果落得半生坎坷。你不覺得虧嗎？不後悔嗎？倘若時光倒流，再給你一次選擇的機會，你會怎樣做？
我回答：不後悔；如果再次選擇，我還是選擇回來。
那為什麼？
我試著解釋，但似乎未能使對方明了。這大概就是“代溝”吧。時光邁過了50年的跨度，代溝是自然的。但我不大相信有不可消彌的隔閡。我試圖隔著歷史的河道，與現在的年輕人對話，交流，溝通。我希望，我的這些信能構成一架橋，幫助縮短不同代人的心理距離，或許比我期期訥訥的解釋更明白易懂。我總以為，在世世代代中國人之間，除了差異，還有著亙古不易的本質上的共性。基於以上想法，我終於橫下一條心，鼓足勇氣，送出這疊信。像送一個孩子上路，送一艘航船出港，任它去頂風披浪，在茫茫書海中闖自己的生路。
20世紀即將退入人類史冊。當此世紀尾端，空氣中仿佛彌散著某種難以言說的懷舊氣氛。人們似懷著依依惜別之情，再回首顧盼一眼那漸漸遠去的歲月。從理性上，是為了總結過去，矚望未來。這大概就是《老照片》之類的出版物深受青睞的原因所在吧。果真如此，但願我的這批回信也能為讀者奉上一枚小小的可供咀嚼回味的橄欖。
附帶說明：這批信中出現的人名，除收信人“顧耕”是化名，餘盡可能保留真名，以存歷史的真實。這批信是單行線，有去無來。顧耕的150封信也同樣保存完好，為了尊重他本人的意願，沒有收選。保存下來的我的全部信件共二十餘萬字，除少數外，選用了絕大部分。
為出版這批書信，我的一些外地和在京親友，如朱正先生、俞潤泉先生、戴文葆先生、瀋昌文先生、成幼殊女士、張玲女士、胡鐘達先生、朱馨遠先生、左愷先生、胡連璋先生等等，都曾給過我熱情的鼓勵、支持和幫助，更蒙李輝先生不棄，將它列入他主編的“滄桑文叢”。對所有這些熱心的朋友，我謹致以萬分的感激。
1998年7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