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得網文學_蘑菇雲背後——放射生物學四十年研究紀實

編輯推薦

《蘑菇雲背後——放射生物學四十年研究紀實》不僅為讀者對了解生物物理所在研究放射生物學方面的業績和有關同志為此所做出的值得記憶的奉獻，而且對研究全國放射生物學的發展史也有很大的幫助。
此外，這本書的出版，對參加上述幾項國家任務的同志們來說無疑是一次重新回顧過去光榮戰鬥的過程而感到無比自豪，這種自豪感無疑對他們健康的晚年生活是一種莫大的激勵和慰藉。
——中國科學院院士楊福愉

內容簡介

《蘑菇雲背後：放射生物學四十年研究紀實》繫統地回顧了中國科學院生物物理研究所1958年建所後放射生物學和輻射生物學的40年研究歷程。記錄了廣大科技工作者為了打破美蘇兩國的核訛詐和核壟斷、發展我國自己的核工業與核武器，在分子、細胞、動物和人員健康等各個水平上對核輻射的生物效應進行的艱苦卓絕的研究工作，展示了我國發展“兩彈一星”年代放射生物學科技工作者的精神風貌。

《蘑菇雲背後：放射生物學四十年研究紀實》基本反映了我國早期放射生物學研究的概況，可作為生物科學、農業、醫學、原子核科學技術領域的科技工作者、教師、學生等的參考用書，並適合對我國放射生物學發展史感興趣的廣大讀者閱讀。

作者簡介

中國科學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瀋恂、曹恩華、胡坤生

序楊福愉
導言:國家的需要,歷史的選擇瀋恂
任務篇
部分放射性自然本底調查
放射性本底調查研究的歷史回顧李公岫
核試驗前後(1958~1965年)放射性本底調查結果概述陳楚楚李公岫趙克儉
我和放射性本底調查工作林克椿
本底調查工作中的放射化學分析研究回顧趙克儉
第二部分小劑量電離輻射的生物學效應
研究小劑量電離輻射生物學效應的始末王又明
回眸小劑量慢性放射生物學效應的研究吳騁
慢性放射病早期診斷的生化研究楊福愉黃芬黃有國
第三部分核武器試驗核輻射遠後期生物效應
核武器試驗核輻射對動物的遠後期效應研究回顧黨連凱序楊福愉
導言:國家的需要,歷史的選擇瀋恂
任務篇
部分放射性自然本底調查
放射性本底調查研究的歷史回顧李公岫
核試驗前後(1958~1965年)放射性本底調查結果概述陳楚楚李公岫趙克儉
我和放射性本底調查工作林克椿
本底調查工作中的放射化學分析研究回顧趙克儉
第二部分小劑量電離輻射的生物學效應
研究小劑量電離輻射生物學效應的始末王又明
回眸小劑量慢性放射生物學效應的研究吳騁
慢性放射病早期診斷的生化研究楊福愉黃芬黃有國
第三部分核武器試驗核輻射遠後期生物效應
核武器試驗核輻射對動物的遠後期效應研究回顧黨連凱
我國、二次核試驗受試動物落戶生物物理所李玉安
核試驗下風向塵埃的放射性監測陳春章
我國次核試驗後對北京地區放射性微塵的監測彭程航胡坤生
第四部分放射衛生防護研究
生物物理所輻射防護藥物研究的點滴回顧曹恩華
憶生物物理所內照射毒理學小組的創建與發展程龍生
細胞放射生物學研究的回顧馬淑亭
學科篇
放射植物學組的七年歷程瀋士良
關於輻射生物原發反應的研究忻文娟
生物物理所DNA輻射損傷修復研究的回顧與思考曹恩華
生物物理所的放射生物學劑量學50年張仲倫
生物物理所昆明工作站和放射遺傳學研究江丕棟
一種新型光敏化劑:竹紅菌甲素程龍生
高能質子空間輻射生物效應張志義
放射免疫分析研究工作的回顧宋蘭芝
中國鹵蟲卵搭載返回式衛星試驗何建
電離輻射水果保藏趙克儉
感想篇
貝時璋與放射生物學王谷岩
貝老以國家需要為己任龍新華
我在生物物理所放射生物學室的歲月伊虎英
戈壁風雲——憶核爆試驗現場生物效應實驗和生活郭繩武
深入鈾礦山,為改善礦區環境安全和礦工的健康服務瀋恂
追憶恩師徐鳳早先生樊蓉
追憶馬秀權教授勤奮、嚴謹、求實、愛國的優秀品格吳騁
我心中的瀋淑敏先生曹恩華
懷念導師陳德崙陳玉玲
回首往事李萊
回顧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生物物理繫的“放射生物學”教學劉兢張錦珠胡坤生
青春獻給祖國的核事業聶玉生
我和生物物理所一起走過的四十年嚴敏官
我在放射生物學研究室的工作概況周啟玲
我與放射生物學的不解之緣龐素珍
附錄
中國科學院生物物理研究所放射生物學研究工作與相關事件大事記張仲倫
中國科學院生物物理研究所放射生物學研究工作參加人員全體名單
中國科學院生物物理研究所放射生物學承擔國家任務參加人員名單
編後記

在線試讀

導言:國家的需要,歷史的選擇
瀋恂
1958年9月,北京實驗生物研究所改建為中國科學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簡稱生物物理所),放射生物學成為生物物理所建所後確定的主要研究方向之一。為什麼要選擇放射生物學作為生物物理所的一個主要研究方向?生物物理所的放射生物學要研究什麼?這些是貝時璋所長、研究所計劃部門(當時稱為計劃科)和放射生物學研究室廣大科研人員必須做出的抉擇。《中國科學院1950年工作計劃綱要(草案)》提出的中國科學院工作的基本方針是:“按人民政協共同綱領規定的文教政策,改革過去的科研機構,以期培養科學建設人纔,使科學研究真正能夠服務於國家的工業、農業、保健和國防事業的建設”。雖然中央也規定,科學院和產業部門研究機構的任務有所區別,科學院的研究所可以少受眼前生產上比較零星問題的束縛,把主要精力放在發展新的科學技術領域和基礎科學的研究上,擔負起探索新方向和尋找新道路的任務。但是,為國防事業服務成為當時生物物理所放射生物學人認定的歷史使命,這個歷史使命就是為打破美國、蘇聯兩國的核訛詐和核壟斷,發展我國自己的核工業與核武器服務。認識和履行這一歷史使命離不開我國當時所面臨的險惡的國際安全環境,離不開黨中央和同志決心發展自己的核武器以打破先是美國後是美蘇兩個超級大國對我國的核威脅和核訛詐的戰略決心。
一、中國必須建立自己的核工業、發展自己的核武器
中國為什麼要建立自己的核工業、發展自己的核武器?這是因為新中國要立於世界民族之林,是因為新中國面臨著來自先是美國後是蘇聯的核威脅和核訛詐。下面先讓我們看看當時的國際國內大背景,然後看看我們中國人是怎麼做的。
(一)來自美國的核威脅與核訛詐
1945年7月16日凌晨,美國在新墨西哥州阿拉莫戈多沙漠附近成功地爆炸了顆內爆型鐶-239原子彈。同年8月6日和9日,美國分別在日本廣島和長崎投下代號為“小男孩”和“胖子”的原子彈,造成幾十萬居民的死傷。從此,原子彈的陰影開始籠罩在世界人民的頭上。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代表東西方兩大陣營的蘇聯和美國展開了激烈的核武器競賽。1949年8月,蘇聯爆炸了顆原子彈;1950年1月,美國總統杜魯門下令加速研制氫彈,並於1952年11月進行了以液態氘為熱核燃料的氫彈原理試驗;1953年8月,蘇聯進行了以固態氘化鋰為熱核燃料的氫彈試驗,使氫彈的實用成為可能;1954年3月1日,美國在比基尼島正式爆炸了顆氫彈。英國、法國也先後在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各自進行了原子彈與氫彈試驗。從此,世界籠罩在核武器的陰影之中。
導言:國家的需要,歷史的選擇

瀋恂

1958年9月,北京實驗生物研究所改建為中國科學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簡稱生物物理所),放射生物學成為生物物理所建所後確定的主要研究方向之一。為什麼要選擇放射生物學作為生物物理所的一個主要研究方向?生物物理所的放射生物學要研究什麼?這些是貝時璋所長、研究所計劃部門(當時稱為計劃科)和放射生物學研究室廣大科研人員必須做出的抉擇。《中國科學院1950年工作計劃綱要(草案)》提出的中國科學院工作的基本方針是:“按人民政協共同綱領規定的文教政策,改革過去的科研機構,以期培養科學建設人纔,使科學研究真正能夠服務於國家的工業、農業、保健和國防事業的建設”。雖然中央也規定,科學院和產業部門研究機構的任務有所區別,科學院的研究所可以少受眼前生產上比較零星問題的束縛,把主要精力放在發展新的科學技術領域和基礎科學的研究上,擔負起探索新方向和尋找新道路的任務。但是,為國防事業服務成為當時生物物理所放射生物學人認定的歷史使命,這個歷史使命就是為打破美國、蘇聯兩國的核訛詐和核壟斷,發展我國自己的核工業與核武器服務。認識和履行這一歷史使命離不開我國當時所面臨的險惡的國際安全環境,離不開黨中央和同志決心發展自己的核武器以打破先是美國後是美蘇兩個超級大國對我國的核威脅和核訛詐的戰略決心。

一、中國必須建立自己的核工業、發展自己的核武器

中國為什麼要建立自己的核工業、發展自己的核武器?這是因為新中國要立於世界民族之林,是因為新中國面臨著來自先是美國後是蘇聯的核威脅和核訛詐。下面先讓我們看看當時的國際國內大背景,然後看看我們中國人是怎麼做的。

(一)來自美國的核威脅與核訛詐

1945年7月16日凌晨,美國在新墨西哥州阿拉莫戈多沙漠附近成功地爆炸了顆內爆型鐶-239原子彈。同年8月6日和9日,美國分別在日本廣島和長崎投下代號為“小男孩”和“胖子”的原子彈,造成幾十萬居民的死傷。從此,原子彈的陰影開始籠罩在世界人民的頭上。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代表東西方兩大陣營的蘇聯和美國展開了激烈的核武器競賽。1949年8月,蘇聯爆炸了顆原子彈;1950年1月,美國總統杜魯門下令加速研制氫彈,並於1952年11月進行了以液態氘為熱核燃料的氫彈原理試驗;1953年8月,蘇聯進行了以固態氘化鋰為熱核燃料的氫彈試驗,使氫彈的實用成為可能;1954年3月1日,美國在比基尼島正式爆炸了顆氫彈。英國、法國也先後在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各自進行了原子彈與氫彈試驗。從此,世界籠罩在核武器的陰影之中。

1949年10月1日新中國一成立就面臨嚴峻的國際形勢,受到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封鎖和戰爭威脅。1950年6月25日朝鮮戰爭爆發,同年10月25日,中國人民志願軍跨過鴨綠江,抗擊以美國為首,已逼近中朝邊境的所謂“聯合國軍”。面對戰場上的不利局面,惱羞成怒的美國多次威脅要對中國動用核武器、動用原子彈。當時的美國總統杜魯門在一次記者招待會上說,“將采取必要措施,包括使用所擁有的各種武器,以應付軍事局勢”。他說,“一直在積極考慮使用原子彈,但卻不希望有朝一日看到使用它”。這是美國次向中國進行核訛詐。

1955年1月,美國國會參議院通過《美臺共同防御條約》,該條約正式生效後,國防部長威爾遜曾組織五角大樓有關官員,在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海軍上將雷德福的“紅杉號”遊艇上召開絕密軍事會議,確立了要依賴戰略空軍的戰略威力繼續遏制中國的政策。不久,美國戰略空軍司令宣稱:會在中國適當的地方(如滿洲)投下幾枚原子彈。而雷德福上將更加直截了當,他上書總統,如果臺灣海峽出現危機,就對中國使用核武器。

1955年1月,中國人民解放軍一舉解放了浙江沿海的一江山島。這在美國軍界和政界引起了不小震動,他們商定如果金門、馬祖的危機繼續發展下去,就要對中國施行核手術,使其變成第二個廣島、長崎。隨後,杜勒斯在參議院外委會上鼓吹,美國政府決定實行“大規模報復”戰略,用有效的新型大威力武器去挫敗中國的任何武裝進攻。軍人出身的艾森豪威爾總統也在面向美國民眾的電視講話中宣稱:“核武器不僅是戰略武器,也可以用於戰術目的,為和平服務。”言外之意,是要對中國進行一場核戰爭。1956年1月,美國《生活》雜志刊登了一篇意在解釋艾森豪威爾政府如何結束朝鮮戰爭的文章。當時美國的國務卿杜勒斯透露,他曾向北京傳遞過一條“不可能錯的”警告:如果加速談判解決的努力沒有進展的話,美國將對中國使用核武器。他認定,這是“一次相當有效的威懾”。杜勒斯說這番話意在維護這樣一種觀點,即核武器是有用的,甚至是必需的,是治國的工具,可以用來恐嚇甚至強迫中國就範。

美國對中國進行的第三次核訛詐發生在中國人民解放軍對金門、馬祖實行單雙日炮擊的1958年,當時,蔣介石將10萬人的地面部隊部署至靠近中國內地的金門、馬祖兩島,準備反攻中國大陸。據事後透露的消息,當時艾森豪威爾總統立即命令美國在這一帶的駐軍“以常規武器對大規模的進攻做出反應,並準備在必要時使用原子彈”。

(二)建立自己的核工業、發展自己的核武器是國家的戰略決策

中國發展核武器是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迫不得已做出的決定。20世紀50年代初,剛剛成立的新中國不斷受到戰爭的威脅,包括核武器的威脅。嚴酷的現實使中國決策層意識到,中國要生存、要發展,就必須擁有自己的核武器,鑄造自己的利劍和盾牌。1955年1月,中國政府決定創建中國自己的核工業、研制核武器,在國家制定的《1956―1967年科學技術發展遠景規劃綱要》(簡稱“12年科學規劃”)中,確定了12項發展重點,原子能技術被列為首位;1958年,負責核武器研制的二機部九局(中國工程物理研究院的前身)在北京成立,拉開了核武器研制的序幕。面對嚴峻的國際形勢,為了抵御帝國主義的武力威脅和打破大國的核壟斷及核訛詐,盡快增強國防實力,保衛國家安全,黨中央和毅然做出研制“兩彈一星”、重點突破國防尖端技術的戰略決策,並確定對“兩彈一星”的研制,堅持“自力更生為主,爭取外援為輔”的方針。

1956年,研制原子彈和導彈列入我國“12年科學規劃”,國務院先後成立了研制導彈和原子彈的專門機構,一大批優秀科技工作者,包括許多在國外已經取得傑出成就的科學家,義無反顧地投身到這一偉大事業中。

1957年10月15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政府關於生產新式武器和軍事技術裝備以及在中國建立綜合性原子能工業的協定》(簡稱“國防新技術協定”)簽署。此後,蘇聯在導彈和原子彈方面提供的不同程度的技術援助,對中國原子彈、導彈研制的起步曾起過重要作用。但是,隨著中蘇兩國關繫的惡化,1959年6月起,蘇聯拒絕向中國提供原子彈教學模型和技術資料,並下令撤走專家。有人曾因此斷言,中國核工業已經遭到毀滅性打擊,20年也搞不出原子彈。

蘇聯單方面毀約後,中國原子彈、導彈研制進入自力更生、自主研制的新階段。1959年7月,周恩來代表中共中央宣布:自己動手,從頭摸起,準備用8年時間搞出原子彈。中國決心依靠自己的力量研制原子彈,並將顆原子彈以蘇聯毀約的年月“596”作為代號。

1962年11月17日,周恩來主持召開了中央專門委員會次會議,根據中共中央關於加強原子能事業的決定,正式成立了以周恩來為主任,賀龍、李富春、李先念、聶榮臻、薄一波、陸定一、羅瑞卿7位副總理和趙爾陸、張愛萍、王鶴壽、劉傑、孫志遠,段君毅、高揚7位部長為成員的“中央十五人專門委員會”。專委會的主要任務是加強對我國原子能工業建設和加速核武器研制、試驗工作以及核科學技術工作的領導。中央專門委員會制定了一繫列重大方針、原則和政策措施,有力地推動了“兩彈一星”的研制進程。在黨中央的堅強領導下,全國“一盤棋”,來自全國各地的大批著名科學家、中青年科研和工程技術人員、管理保障工作者、工人和解放軍指戰員,共同努力、密切配合、協同攻關,保證了中國“兩彈一星”事業取得歷史性的突破。

1964年10月16日15時整,我國顆原子彈在羅布泊試驗場爆炸成功。中國政府隨即發表聲明,鄭重宣布: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中國都不會首先使用核武器。中國政府一貫主張全面禁止和徹底銷毀核武器,中國進行核試驗、發展核武器,是被迫而為的。中國掌握核武器完全是為了防御,是為了免受核威脅。

在研制原子彈的同時,我國把下一步的目標瞄準導彈核武器,研制能夠把原子彈打出去的導彈。1966年10月27日9時,我國顆裝有核彈頭的地對地導彈在自己的國土上飛行爆炸成功。“兩彈”首次結合試驗成功,標志著中國從此擁有了可以用於實戰的導彈核武器。

為了進一步打破核大國的核威脅和核壟斷,根據“氫彈也要加快”的指示,中國科學家經過集中攻關,於1965年自主提出了制造氫彈的理論方案,接著按計劃進行了三次熱試驗考核驗證。1967年6月17日8時20分,我國顆氫彈空爆試驗成功,實測當量330萬噸三硝基甲苯(TNT),中國成為世界上第4個掌握氫彈技術的國家。

(三)蘇聯從幫助中國研制核武器到撕毀協議、撤走專家

盡管和平利用原子能可以成為研制核武器的技術基礎,但是要實現這一步跨越卻絕非易事,需要掌握從鈾的分離、提純到核爆炸的一繫列專門技術和工藝。美國和蘇聯跨出這一步用了5~7年,以中國當時的工業基礎和工藝技術水平,以及當時西方國家對中國進行經濟技術封鎖的冷戰環境,要在同等時間裡試制出原子彈,困難還是很大的。於是,中國向同屬“社會主義陣營”的蘇聯尋求援助。不過,莫斯科在研制核武器方面對中國的援助初卻表現得猶豫不決。

蘇聯次核試驗之前,中國就知道莫斯科已經掌握了核技術,也提出了參觀核設施的要求,但斯大林拒絕了劉少奇在1949年8月秘密訪蘇期間提出的這一要求,作為補償,蘇聯人請中國代表團觀看了有關核試驗的紀錄片。不僅如此,斯大林甚至表示了蘇聯可以向中國提供核保護的意願。斯大林向中國人暗示:社會主義陣營有蘇聯的核保護傘就足夠了,無需大家都去搞核武器。不過,當時的中國國家領導人由此對原子彈有了感性認識,回憶起當時的感受,曾對身邊警衛員說:“這次到蘇聯,開眼界哩!看來原子彈能嚇唬不少人。美國有了,蘇聯也有了,我們也可以搞一點嘛。”然而,莫斯科可以向社會主義陣營國家提供核保護,卻並不希望他們分享核武器的秘密,更不想讓中國人掌握進入核武庫大門的鑰匙。1952年年底,在以中國著名核物理專家錢三強為首的中國科學院代表團訪問蘇聯之前,蘇聯科學院院長涅斯米楊諾夫院士向蘇共中央政治局提交了一個報告,在報告裡,涅斯米揚諾夫院士建議,隻向錢三強介紹一般性質的科研工作,而不要讓他詳細了解總局課題範圍內的工作。當時,蘇聯人民委員會下屬的總局正在主持蘇聯原子能利用領域的科研工作、鈾加工的管理事務和原子動力裝置的建造,這一建議可以表明,蘇聯此時尚無意向中國透露原子彈的秘密。

斯大林去世以後,蘇聯領導層接連不斷地發生激烈的權力鬥爭。赫魯曉夫為了戰勝其政治對手,積極調整對華政策,並一再討好,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再次考慮研制核武器的問題。1954年10月赫魯曉夫訪華時,主動問中國還有什麼要求,趁此機會提出對原子能、核武器感興趣,並希望蘇聯在這方面給予幫助。赫魯曉夫對這個突如其來的問題沒有準備,稍作遲疑後,勸說應集中力量抓經濟建設,不要搞這個耗費巨資的東西,並表示隻要有蘇聯的核保護傘就行了。赫魯曉夫後建議,由蘇聯幫助中國建立一個小型實驗性核反應堆,以進行原子物理的科學研究和培訓技術力量。

同斯大林一樣,赫魯曉夫對領導的中國也心存疑慮。此外,赫魯曉夫還有一個不便明言的理由,即當時美蘇正在談判防止核擴散問題。實際上,早在蘇聯成功進行核試驗之前很久,美國就試圖禁止核試驗,從而壟斷核武器。1946年6月14日,美國駐聯合國原子能委員會代表團團長巴魯克提出一項由國際組織控制核試驗的方案,歷史上稱為“巴魯克計劃”,而蘇聯代表葛羅米柯(後來的蘇聯外交部長)很快就針鋒相對地提出了蘇聯的計劃。從此,美蘇之間開始了漫長而毫無結果的限制核武器發展的談判和爭吵。當蘇聯擁有了核武器,特別是赫魯曉夫意識到核武器構成了對人類生存的威脅之後,莫斯科開始支持防止核擴散問題。1954年9月22日,赫魯曉夫訪華前夕,蘇聯政府向美國遞交了備忘錄,表示願意在防止核擴散問題上繼續與美國政府談判。蘇聯人剛剛作此承諾,中國就提出要自己制造原子彈,並要求蘇聯提供幫助,赫魯曉夫當然不會答應。

不過,赫魯曉夫為了獲得中國共產黨和對他在蘇共內領導地位的支持,還是比斯大林前進了一步,答應在和平利用原子能方面幫助中國,而這項工作的開展無疑將為研制核武器奠定了技術基礎。莫斯科答應提供核幫助令興奮不已,恰在此前,中國地質隊又在廣西找到了鈾礦。1955年1月15日,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書記處擴大會議,在聽取地質部長李四光、副部長劉傑以及中國科學院物理研究所(原子能研究所的前身)所長錢三強的彙報後,高興地對到會人員說:“過去幾年其他事情很多,還來不及抓這件事。這件事總是要抓的,現在到時候了,該抓了。隻要排上日程,認真抓一下,一定可以搞起來。”會議通過了代號為“02”的核武器研制計劃。國防部長彭德懷則在2月18日向報告工作時,次正式提出研制和發展核武器的問題。

赫魯曉夫回國以後,中蘇兩國政府便開始了關於在核能事業方面合作的具體談判。1955年1月17日蘇聯政府發表聲明說,為在促進和平利用原子能方面給予其他國家以科學技術和工業上的幫助,蘇聯將向中國和幾個東歐國家提供廣泛的幫助,其中包括進行實驗性反應堆和加速器的設計,供給相關設備及必要數量的可裂變物質。作為合作條件,1955年1月20日中蘇簽署了《關於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進行素的尋找、鋻定和地質勘察工作的議定書》。根據這個協議,中蘇兩國將在中國境內合作經營,進行鈾礦的普查勘探,對有工業價值的鈾礦床由中國方面組織開采,鈾礦石除滿足中國自己的發展需要外,其餘均由蘇聯收購。此後,大批蘇聯地質專家來到中國,幫助普查和勘探鈾礦。4月27日,以劉傑、錢三強為首的中國政府代表團在莫斯科與蘇聯政府簽訂了《關於為國民經濟發展需要利用原子能的協議》,確定由蘇聯幫助中國進行核物理研究以及為和平利用原子能而進行核試驗。蘇聯將在1955~1956年派遣專家幫助中國設計和建造一座功率為6．5~10兆瓦的實驗性原子反應堆,以及一個12．5~25兆電子伏能量的回旋加速器,還要無償提供有關原子反應堆和加速器的科學技術資料,提供足夠維持原子反應堆運轉所需的核燃料和放射性同位素,並培訓中國的核物理專家和技術人員。1955年8月22日,蘇共中央主席團又批準了蘇聯高教部關於幫助中國進行和平利用原子能工作的提案:幫助在北京和蘭州組織教學、培養原子能專家。同年10月,選定在北京西南坨裡地區興建一座原子能科學研究基地(代號為“601”廠,1959年改稱“401”所),將蘇聯援建的“一堆一器”安置在這個基地上。

在以後的兩年中,蘇聯的幫助進一步擴大。1956年8月17日,中蘇兩國政府簽訂了關於蘇聯援助中國建設原子能工業的協議。協議規定,蘇聯援助中國建設一批原子能工業項目和一批進行核科學技術研究用實驗室。在這一基礎上,1956年11月16日,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五十一次會議通過決定:設立第三機械工業部(簡稱三機部)(1958年2月11日改名為第二機械工業部)以主管中國核工業的建設和發展工作。1957年3月,三機部制訂了第二個五年計劃,要求在1962年以前在中國建成一套完整的、小而全的核工業體繫。為幫助中國的核科學研究,蘇聯派遣了稱職的專家―――蘇聯原子彈之父庫爾恰托夫親密的助手之一沃爾比約夫任專家組組長。該專家組初的任務是培養研究濃縮鈾和鐶方面的中國專家,並編制教學大綱,後來也負責指導反應堆的試驗。總之,在蘇聯的幫助下,中國的核武器研制工作於1955年年初在和平利用原子能的帷幕下逐步展開了。

在核武器尚處於基礎理論研究階段時,黨中央已經開始考慮其運載工具―――導彈的研制問題了。1956年1月12日彭德懷約見蘇聯軍事總顧問彼得魯舍夫斯基時提出:為加快中國軍隊的現代化建設,打算研制火箭武器,希望蘇聯提供這方面的圖紙和數據。1月20日彭德懷主持軍委辦公會議,討論了研究和制造導彈的問題。會議決定向黨中央提出報告,與此同時,葉劍英、陳賡和剛從美國歸來的錢學森也提出了我國自行研制導彈的問題。3月14日,周恩來主持會議,聽取了錢學森關於在中國發展導彈技術的設想。會議決定,成立導彈航空科學研究方面的領導機構―――國防部航空工業委員會,由聶榮臻任主任。5月10日,聶榮臻提出了《關於建立中國導彈研究工作的初步意見》。中央軍委5月26日召開會議對此進行了專題研究,並立即抽調力量、組織機構、培養人纔。1957年7月,經軍委批準,以鐘夫翔為局長的導彈管理局(國防部五局)正式成立。10月8日,以錢學森為院長的導彈研究院成立。至此,中國的導彈研究事業開始走上軌道。

然而,由於熱衷於同英國、美國討論停止核試驗的問題,1957年1月14日,蘇聯在聯合國大會上提出了一份作為防止核擴散手段的片面禁止核試驗的提案。這個方案的提出,必然會影響蘇聯對中國的核援助方針。蘇聯一方面盡量限制和減少中國派往蘇聯高等學校學習導彈技術的留學生人數;另一方面,又對中國提出的希望蘇聯政府供給教學資料和教具、樣品,並派專家來華協助教學的請求遲遲不予答復。由於蘇聯態度消極,加上第二個五年計劃考慮緊縮投資,迫使中國不得不考慮減少國防建設項目。聶榮臻和三機部部長宋任窮於1957年1月聯名致電在莫斯科訪問的周恩來,提出在原子能工業方面,第二個五年計劃隻進行科學研究、地質勘探、生產氧化鈾和金屬鈾、建立一個原子反應堆和一個生產鐶的化工廠,而把制造原子彈的關鍵環節―――生產濃縮鈾-235的擴散工廠推遲到第三個五年計劃再考慮。

正當中蘇談判陷入僵局時,同1954年的情況相似,又是蘇聯黨內鬥爭的激化導致赫魯曉夫放寬了在核援助方面對中國的限制。1957年6月蘇共中央全會指責和批判馬林科夫、卡岡諾維奇、莫洛托夫進行非法的反黨組織活動,並把他們開除出中央領導層。這場鬥爭是繼蘇共二十大和波匈事件後,蘇聯黨內思想路線分歧的又一次大暴露。赫魯曉夫采取非常手段制服其對手之後,急需得到各國共產黨,特別是中國共產黨的認可和支持。7月3日,即蘇共中央全會結束三天之後,蘇共中央聯絡部部長安德羅波夫和蘇聯對外文委主席茹可夫就分別找中國使館的陳楚和張映吾參贊,通報有關蘇共中央六月全會情況。7月5日,赫魯曉夫又派米高揚專程前往中國杭州,向和其他中國領導人詳盡介紹了蘇共六月中央全會的經過,米高揚表示希望中國能支持以赫魯曉夫為首的蘇共中央的立場。中共中央政治局連夜開會,討論了蘇聯黨內鬥爭問題,確定的基本方針是:從承認事實,分清兩派是非觀點出發,支持新的蘇共領導機構。第二天,《人民日報》刊登蘇共中央全會的消息和決議。於是,赫魯曉夫投桃報李,立即在援助中國發展核武器和導彈方面表現出積極性。

鋻於原子能工業發展計劃尚未定案,需要對1956年8月的原子能協議進行修改,1957年7月18日,聶榮臻再次寫報告給周恩來,希望政府出面與蘇方交涉。周恩來批示交外交部辦理。令聶榮臻感到意外的是,這一次蘇聯的反應十分迅速,22日蘇共中央主席團成員,蘇聯駐中國總顧問阿爾希波夫便與聶榮臻就國防新技術援助事宜舉行了面談。蘇方表示支持中國政府關於國防新技術援助的要求。聶榮臻彙報後,、周恩來同意由聶榮臻組織代表團赴蘇談判。以聶榮臻、宋任窮、陳賡為首的代表團於9月7日抵莫斯科與以蘇聯國家對外經濟聯絡委員會主席別爾烏辛為團長的蘇聯代表團舉行了談判,談判很成功。10月15日,中蘇正式簽署《關於生產新式武器和軍事技術裝備以及在中國建立綜合性原子能工業的協議》(簡稱《國防新技術協議》)。協議共5章22條,根據協議,蘇聯將援助中國建立綜合性原子能工業;援助中國研究和生產原子彈,並提供原子彈的教學模型和圖紙數據;作為原子彈制造的關鍵環節,向中國出售用於鈾濃縮處理的工業設備,並提供氣體擴散廠初期開工所用的足夠的六氟化鈾,1959年4月前向中國交付兩個連的岸對艦導彈裝備,幫助海軍建立一支導彈部隊;幫助中國進行導彈研制和發射基地的工程設計,在1961年年底前提供導彈樣品和有關技術資料,並派遣技術專家幫助仿制導彈;幫助中國設計試驗原子彈的靶場和培養有關專家等。1958年9月29日,中蘇又簽訂了《關於蘇聯為中國原子能工業方面提供技術援助的補充協議》(簡稱《核協議》),其中對每個項目的規模都做了明確、具體的規定,項目設計完成期限和設備供應期限也有了大致的確認,多數項目的完成期限是1959年和1960年。《國防新技術協議》和《核協議》是中蘇在核武器研制方面合作的裡程碑,從此,中國的原子能工業進入了核工業建設和研制核武器的新階段。

就在中國的核武器研制工作全面開展之時,中蘇領導人之間的政治分歧導致莫斯科延緩以至後停止援助中國研制核武器。1958年5月9日,赫魯曉夫向禁止核試驗邁出了一大步。他在給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的一封信中同意了西方的建議,即在日內瓦召開專家會議,研究為核禁試成立核查監控體繫的可行性。盡管美國、蘇聯、英國都就停止核武器試驗的問題發表了聲明,但又都在繼續進行核試驗,真正的目的是維護他們的核壟斷,禁止中國發展核武器。1958年8月23日,中國人民解放軍發動了炮擊金門戰役,之前,又拒絕了蘇聯要在中國建立長波電臺和聯合艦隊的要求,赫魯曉夫對此十分惱怒,指責中國領導人無視中蘇軍事同盟的存在,是對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的極大藐視。1958年9月24日,在溫州地區的空戰中,國民黨空軍發射了幾枚當時很先進的美國“響尾蛇”空對空導彈,其中一枚墜地未爆。蘇聯軍事顧問得知後便報告了莫斯科,立即引起蘇聯軍方的極大興趣。蘇方幾次索要,中方在自己先拆卸並研究後纔將該枚導彈交給了蘇方,這就得罪了赫魯曉夫。當中國將這枚已經拆卸多次的“響尾蛇”導彈交給蘇方時,蘇方研究人員發現缺少了一個關鍵部件―――紅外線彈頭傳感器。蘇聯認為是中方有意扣留,這使赫魯曉夫非常氣憤,於是決定拒絕向中國提供本應交付的研制P-12型中程彈道導彈的資料,還通過蘇聯顧問表示了對中方做法的不滿。赫魯曉夫在與蘇聯中型機械工業部部長斯拉夫斯基進行商議後,雖然決定繼續提供P-12導彈等資料給中國,但決定暫不向中國提供原子彈樣品。1959年6月20日,就在中國代表團準備啟程赴蘇為此進行談判時,蘇共中央通過了給中共中央的一封信,信中寫到“為不影響蘇聯、美國、英國首腦關於禁止核武器試驗條約日內瓦會議的談判,緩和國際緊張局勢,暫緩向中國提供核武器樣品和技術數據”。就在蘇聯決定暫緩向中國提供原子彈樣品的同時,蘇共中央書記處討論並批準了關於向中國派遣國防專業技術方面的蘇聯專家和高校教師的報告,蘇聯高等*和蘇聯國防部於1959年9月派遣6名具有國防專業技術的蘇聯專家和高校教師到中國國防工業的科研院所工作,任務是培養下列專業的中國技術人員:軍事-電子-光學儀器;多級火箭的設計;水聲學設備;操控火箭的儀器的計算和構造;紅外線技術和熱力自動導向頭;坦克炮的穩定繫統及高射炮瞄準隨動繫統的設計;用於大能量火箭的液體燃料技術。

1959年3月達賴集團發動叛亂以來,印度一部分人就趁機大肆攻擊中國,支持所謂“西藏獨立”,支持達賴集團分裂中國的活動,而且力圖把這一事件擴大化、復雜化。3月22日,印度總理尼赫魯借機提出中印邊界問題,要中國全面接受印度無理的領土要求,特別是接受非法的“麥克馬洪線”。8月25日,印軍哨所向中國軍隊開槍,中國軍隊被迫還擊,造成印度士兵一死一傷。但蘇聯塔斯社卻在9月9日發表聲明,對中印邊境發生的事件表示“遺憾”,說中印邊境的衝突是“那些企圖阻礙國際局勢緩和的人搞的”,說這件事情“使蘇聯部長會議主席赫魯曉夫和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互相訪問前夕的局勢復雜起來”。這樣,蘇聯就把中蘇之間的分歧公開暴露在全世界面前。

1959年10月1日,中國將舉行盛大的國慶10周年慶祝活動,而在9月30日,赫魯曉夫帶著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的委托,懷著對中國共產黨的不滿,匆匆趕到北京。就在到達北京的當天晚上,他在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10周年的招待會上發表了長達6000字的講話,滔滔不絕地教訓中國,還含沙射影地指責中國想用武力去試探資本主義制度的穩定性。10月2日,中蘇兩黨在中南海頤年堂舉行正式會談。中方、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林彪、彭真、陳毅、王稼祥參加了會談,蘇方赫魯曉夫、蘇斯洛夫和蘇聯代表團全體成員及蘇聯駐華使館臨時代辦安東諾夫參加了會談。會談中,中蘇兩黨在如何看待美國帝國主義的本質、美國阻撓解放臺灣和中印邊界衝突等原則問題上發生激烈爭論。10月4日,赫魯曉夫離開北京回國。10月6日,他在海參崴發表演講,不指名地攻擊中國共產黨像“好鬥的公雞”。10月31日,他在蘇聯蘇維埃會議上發表演講,不指名地攻擊中國共產黨是“冒險主義”、“不戰不和的托洛茨基主義”。

1959年10月4日,送走赫魯曉夫後,在頤年堂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大家一致認為,赫魯曉夫對艾森豪威爾抱有幻想,沒有看到美帝國主義的本質。至少在這個問題上表現有修正主義的傾向。此後中蘇之間的分歧越來越大、越來越深刻。在1959年10月中蘇領導人之間發生激烈爭吵以後,蘇聯的方針越來越明朗,蘇聯對中國有關國防新技術方面的一切要求,都做出了明顯冷淡、拖延或拒絕的反應。不僅向中國提供設備和技術數據的工作緩慢下來,而且加強管制在華工作的蘇聯專家。根據赫魯曉夫的指示,蘇共中央以在蘇聯科學家的國際學術交流活動中確保保守國家機密為由,起草決議,規定“要嚴格遵守所確定的了解秘密和絕密材料的程序,不要讓外國專家了解超出事先達成的協議範圍的秘密材料,以及現有的關於準許接觸秘密工作的保障措施”,限制在華蘇聯專家向中方轉讓技術。1960年7月6日,在北京核工程設計院工作的8名專家(其中6名是主任工程師)奉命提前回國;7月8日,正在蘭州鈾濃縮廠現場負責安裝工作的5名專家也突然撤離。赫魯曉夫宣布全面撤退專家以後,到8月23日,在中國核工業繫統工作的233名蘇聯專家全部撤走回國,並帶走了重要的圖紙數據。

(四)蘇聯對中國實行核訛詐,甚至妄想對中國發動核襲擊

1966年,爆發了幾乎將中國推向毀滅的“文化大革命”,中國陷入到了一場史無前例的災難之中。1969年,中蘇邊防部隊在珍寶島發生衝突,事件發生後,以蘇聯國防部長格帥、部長助理帥等為首的軍方強硬派主張“一勞永逸地消除中國威脅”。他們準備動用在遠東地區的中程彈道導彈,攜帶當量為幾百萬噸級的核彈頭,對中國的軍事政治等重要目標實施“外科手術式核打擊”。

1969年8月20日,蘇聯駐美國大使多勃雷寧奉命在華盛頓緊急約見了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基辛格博士,向他通報了蘇聯準備對中國實施核打擊的意圖,並征求美方的意見。蘇聯的意圖非常明顯,在中美關繫當時也很尖銳的情況下,如果蘇聯動手,讓美國至少保持中立。但是,當時的美國總統尼克松在同他的高級官員緊急磋商後認為,西方國家的威脅來自蘇聯,一個強大的中國的存在符合西方的戰略利益。蘇聯對中國的核打擊必然會招致中國的全面報復。到時,核污染會直接威脅駐亞洲25萬美國軍人的安危。更可怕的是,一旦讓他們打開潘多拉盒子,整個世界就會跪倒在北極熊的腳下。到那時,美國也會舉起白旗的。尼克松說:“我們能夠毀滅世界,可是他們卻敢於毀滅世界。”經過磋商,美國方面認為:一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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