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篇

（上）

溫州能人葉文貴

金鄉美女鄧美玉

武者白植富

董事長陳逢友

亦商亦儒楊介生

蘇維鋒的大與小

“易經大師”顧金勇

教授夏敏

對“膽大包天”王均瑤的想像

鄭恩倉和他的魚豆腐

（下）

金鄉活字典金欽治

與時代賽跑的陳覺因

徽章大王陳加樞

“金鄉閑人”胡長潤

“天下盔”第七代傳人夏法允

稅務官陳彥柏堅定而溫暖的小理想

市井奇人瀋寶春

小鎮歌唱家史秀敏的現實與理想

繆存鈿面對失敗的勇氣

繆存良的世界和繆新穎的格局

附錄

前言

我為什麼寫《金鄉》

1

這是一本意外之書，可細想起來，冥冥之中自有定數。

現在想來，當初答應寫金鄉，多少有點意氣用事，有點為朋友兩肋插刀的意思。屬於不冷靜行為。但是，我要說明的一點是，自始至終，我沒有後悔，哪怕一剎那的念頭都沒有。如果有的話，大約是擔心我的能力不足以承擔這本書的書寫，不能將那片神奇土地和那群性格各異的金鄉人有效地表達出來，有愧於他們對我的信任。是的，這是我擔心的事。

此事得從頭講起。2017年 1月 30日，農歷正月初二傍晚，我和朋友吳家悻在茶室閑坐，偶遇蒼南縣委常委宣傳部長林森森。閑聊之間，他談起想找人寫一本關於金鄉的書。他為何會有此念？說起來有一段因緣。大概五年前，他看了梁鴻的非虛構作品《中國在梁莊》，萌生找人寫一寫金鄉的念頭。他當時的想法是：梁鴻寫出

一個真實的梁莊和梁莊人的生存狀況，可是，梁莊或許隻是中國的一部分，是中國中西部地區的縮影。他覺得，應該有人來寫一寫中國的東部沿海經濟發達地區，構成一個完整的中國圖像。他敏感地認為，金鄉是個值得寫的地方。金鄉為什麼值得寫？他有他的理由和情懷：，金鄉建制於明洪武二十年，是當時朝廷派信國公湯和籌建的全國五十九座抗倭衛城之一，與天津衛、威海衛並立，至今已六百多年，是座有歷史沉澱的古鎮；第二，金鄉鎮是中國改革開放以來溫州地區個年生產總值超億的鄉鎮，是以商品經濟發達聞名的鄉鎮，是溫州模式的發源地之一。在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年之際，回望與反思金鄉的人事，從某種意義來講，也是回望和梳理中國這四十年來的得與失。

林森森告訴我，為了寫金鄉，他找過蒼南籍的報告文學作家黃傳會。黃傳會之前寫過《中國一個縣》，寫的便是蒼南縣。他覺得再寫金鄉，難以寫出新意。林森森後來又找蒼南縣作協主席陳革新，陳革新覺得不好寫，他身在其中，左右為難，擔心迷失其間。

2

我後來和黃傳會、陳革新都有過交流，他們沒有接手的原因，是認為金鄉不好寫，分寸難拿捏。

當然，我答應寫金鄉也有我的想法。我深知這樣的活不好干，這幾乎算是一個半官方任務，而且是在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周年這個時間節點上寫這本書，束手束腳是肯定的，喫力不討好是肯定的，干得不好，將自己這些年來苦心積攢的一點微薄聲譽也賠進去，這點幾乎也是肯定的。這不是自尋死路嘛。從這一點來講，我幾乎是知難而上了。

所以，我當時便對林森森說，寫金鄉可以，但得答應我兩個條件：一，你不能干涉我的寫作，不能要求我寫什麼以及怎麼寫。寫什麼和怎麼寫是我的事，寫成什麼樣也是我的事。也就是說，這是我的一個作品，我負全責。而且，我還要求，作品出版之前不讓他看，除非是我主動提供；二，這不是一本歌功頌德的書，肯定也不會是一本圖謀不軌的書。我會以經濟的視角寫金鄉，盡量不帶偏見地書寫金鄉的人物與風物。我會真實反映經濟發展給金鄉帶來的變化，這些變化，有正面的，也有負面的。在這本書裡，體現的是我的世界觀和方法論，體現的是我對金鄉這四十年來人事變遷的思考和判斷。這些判斷可能是不準確的，甚至是錯誤的，但你不能干涉甚至企圖改變我的思考和判斷。

3

我願意寫金鄉，還有一個原因。這十多年來，我一直在書寫和建造一個叫“信河街”的地方，我關注和研究“信河街”上的富人，他們是中國富人，往小了講是東部沿海城市的富人，如果直接一點，甚至可以將他們看作溫州富人。我一直在關注和研究他們生活的變遷和精神裂變，我一直在分析他們和這個時代的隱秘關繫。我關注和研究他們，是因為我發現了一個問題：這群被稱為時代英雄的人，表面上是他們創造了財富，可實際上他們被財富吞噬了。表面上是他們推動了時代發展，實際上他們是被時代綁架前行。這是英雄們的悲哀，還是我們這個時代的荒謬？老實講，我對這個“發現”信心不足，我猶豫，我懷疑，更準確的說法是，我希望這個“發現”是錯的，隻是我的一廂情願。我希望改變我的悲觀主義。正是抱著這個目的，我答應寫金鄉，我想以金鄉為樣本，分析中國近四十年之變。也希望以金鄉的實例來擊碎我的“幻想”。

我沒有想到的是，林森森居然同意了我的“任性”要求，用他的話講是，“我們兩個人一拍即合”。

兩周之後，也就是 2017年 2月 13日，林森森帶我去了趟金鄉，和當時的鎮委書記謝磊開了一個踫頭會（三個多月後，謝調任，宜山鎮委書記李傳力轉任金鄉書記）。我的朋友吳家悻也在場，他是蒼南縣民政局副局長，那天正好在金鄉調研。會上指定金鄉宣傳委員林華禮（後由宣傳委員黃通帥負責）協調采寫事宜，宣傳辦主任董能為聯絡人。林森森在踫頭會上把話講得很明白，金鄉鎮不能干涉我的采寫，更不能對我的采寫提任何要求。類似的話，他此後在金鄉的不同場合多次提起，他甚至對被我采寫的對像說，隻有將一個人的優缺點都寫出來，這個人纔是立體的，纔是豐滿的，纔是真實的，纔是有生命力的。我當然知道，他場面話講得很好，滴水不漏，他這樣講是在為我開路，為我“排雷”，為我“掃清障礙”，為我寫金鄉提供盡可能大的空間。他和我是“同伙”。

我從林森森多次在金鄉為我“排雷”的行為看出了兩點：，他對我寫的金鄉充滿期待，雖然他從來沒有問過我采寫進度，我覺得，正因為他從來沒問，這種期待纔可能更迫切；第二，他對金鄉充滿信心，這句話也可以這麼說，他對金鄉的歷史文化有信心，對金鄉近四十年來的經濟發展成就同樣“信心爆棚”。他沒有回避金鄉的不足，以及金鄉在發展過程中滋生的問題。不回避正說明他的信心。

4

接下來便是材料收集階段。也就是“摸情況”。在這之前，我對金鄉多少是有點了解的。知道金鄉是抗倭古城，知道金鄉包裝印刷企業多，知道金鄉人很早去上海辦企業，知道金鄉有一種城外人聽不懂的城內話，知道金鄉城內人有一種與生俱來的自豪感，或者叫驕傲。但是，我知道，這些認識都是一鱗半爪的，是一知半解的，是浮光掠影的，是不成體繫的。我的前期任務便是將這些雜亂無章的認識理順，將這些認識有機地串聯起來。壞了，這裡又踫到問題了。在“理順”過程中，其實是一個體繫的構建過程。也就是講，我會將這些認識納入我已經構建的“小宇宙”來，金鄉便成了我的金鄉。這是可怕的事了。如果金鄉成為我的金鄉，那將是一座有序卻單一的城邦，是一座隻有我的標簽和氣息的城邦。我不要這樣的金鄉。那不是我理想中的金鄉。我理想中的金鄉是混亂而有序的，是龐雜而單一的，是人聲鼎沸而又靜水流深的，是風狂雨暴而又風和日麗的，是深藏不露而又生機勃勃的，是混沌而又清晰的。

所以，我一直告誡自己，不要將我僵硬而狹窄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強加於金鄉，我要做的隻是發現和挖掘金鄉，理解和呈現金鄉。無論是金鄉人物還是金鄉事物。當然，我知道，要做到這一點很難，幾乎是一項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原因在於，如果這本書裡缺少了我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呈現出來的金鄉將是混亂無序的，將是面目模糊的，沒有精神高度和氣質的。可是，如果將我的判斷過多地體現在這本書中，又可能有失於對金鄉整體性的認識，那是我不願意見到的。

當然，更大的問題還在後面。我將以何種形式來表現金鄉。黃傳會多次來電，詢問采寫進展。每一次，他都會談到書寫的結構問題。他甚至說，結構從某種程度上決定了我書寫金鄉的成敗。黃傳會是前輩作家，他的善意提醒，是建議，也是擔憂。我認為他的擔憂切中要害，非常精準。

5

我前面講過，我將以經濟視角來了解金鄉，深入金鄉，挖掘金鄉，剖析金鄉。一方面，經濟視角和領域是我這些年的研究切入點和關注方向，是我的興趣所在；另一方面，我認為更為重要的是，經濟視角和發展是深入了解和剖析近四十年中國進程的一把鑰匙。我對此深信不疑。

也正是出於這個原因，我在選擇人物之時，首先想到的便是經濟人物。我想到了研制電動汽車的葉文貴，想到了膽大包天的王均瑤，想到了徽章大王陳加樞，想到了連任兩屆上海溫州商會會長的楊介生。他們屬於成功人物，功成名就，被譽為時代英雄。他們是金鄉人，更是中國人。從這個意義上來講，我在走近並逐漸進入他們的人生時，是將他們放在當下中國的整體環境來考量的，而金鄉隻是他們的出發點，是他們成功或者失敗的根源之一。譬如葉文貴，我在描寫他前期的創業時，無論是場景還是數字，是客觀的，是堅實的。那是一段已成定論的歷史，我不作妄評。我將描寫葉文貴這個人物的重心放在研制電動汽車上，因為我堅定地認為，這是葉文貴對當下中國的貢獻，無論是科技方面還是經濟方面。葉文貴的特別之處在於，他憑一己之力，將中國研制、生產電動汽車的歷史整整提前了二十八年。這是葉文貴的成功之處，是他六十八年人生為閃亮的一筆。我認為，有了這一筆，葉文貴便足以載入史冊。可是，我同時也發現，葉文貴的悲劇也正來源於此，他的悲劇也正是“整整提前了二十八年”。如果葉文貴是在今天研制出電動汽車，因為國家政策的支持，因為市場的巨大需求，幾乎可以肯定，葉文貴將會成為一個中國經濟巨人，一個新時代的明星，享受他應該享受的光榮和榮譽。可是，如果從歷史的角度來打量，可能成為經濟巨人的葉文貴，隻不過是一個龐大的經濟動物，或者說是一個龐大的經濟體。而“將中國電動汽車的研制和生產的歷史整整提前二十八年”的葉文貴，卻成了一個傾家蕩產的人，成了一個落寞者和失敗者。而這正是葉文貴的可貴之處，也是葉文貴留給這段歷史的價值和警示。再譬如王均瑤，這個中國個以個人名義承包飛機和航班的農村青年，他從湖南長沙承包飛抵溫州航線的那一年，纔二十五歲。在這裡請允許我套用一句老話：他的一小步，是歷史的一大步。沒錯，這句話是美國宇航員阿姆斯特朗在 1969年講的，那一年，王均瑤纔三歲。二十二年後，王均瑤用他的行動證明，他的一小步，也是歷史一大步。他成了中國包機人，成為一個創造歷史的人，他因此舉而載入史冊，更因此進入民營航空領域。要知道，在他之前，在中國，這個領域一直操控在國有機構手中。這是王均瑤的歷史意義，更是現實意義。遺憾的是，王均瑤三十八歲英年早逝，令人神傷。可是，我在書寫王均瑤的時候，要探討的一個問題正是：一個人創造的歷史和他壽命關繫之有無。再再譬如陳加樞，這個徽章大王，他並不是金鄉早做徽章的人，早做徽章的人叫林永志。可是，陳加樞用近四十年的不懈堅持，從一個退伍文藝兵演變成中國徽章大王。在陳加樞身上，我看到了堅持的力量，看到了文藝無窮的作用，看到精益求精的意義，看到特立獨行如何影響和改變世界。一枚徽章何其微小，相反，世界何其龐大。在走進和深入觀察陳加樞之時，我有力而又辯證地看到小與大是如何結合在一起的，它們和諧統一，神奇美妙。再再再譬如楊介生，這個二十歲便立足上海灘的金鄉人，他是金鄉在外為知名的成功人士之一，有一度可以說是負盛名的在外金鄉人。走近楊介生之後，我深刻體會什麼叫人如其名，從某種意義來講，楊介生就是一介書生。無論是做企業還是當商會會長，無論是個人愛好還是人生追求，文化一直是楊介生思考和表達的核心主題。我在楊介生身上看到文化如何植根於一個人的內心，又如何在一個人身上發生微妙而巨大的作用。楊介生說，如果讓他再做一次選擇，在商人和文化人之間，他一定選擇做一個文化人。我相信這是他的真心話。可是，時勢弄人，楊介生為世人所知的卻是一位成功的商人。然而，這也正是楊介生身上為迷人也有張力的地方，如何將文和商融為一體，是楊介生一生的命題，可能也是我們這個時代一大命題。

葉、王、陳、楊是金鄉名人，他們大都有過或多或少的交往，從

某個方面來講，他們代表金鄉，從更大的方面來講，他們代表某個時

期的中國。

當然，我清晰地知道，他們隻是金鄉的一部分，他們隻是金鄉的某一個層次。金鄉是由各個部分組成的，各個層次的人物是組成金鄉的重要部分。

6

從大的方面來分，我所寫的金鄉人主要由兩類人物組成：一類是在外的金鄉人；另一類是在內的金鄉人。

在外的金鄉人還有武者白植富、金鄉美女鄧美玉、教授夏敏、上市公司老總蘇維鋒、“易經大師”顧金勇、做魚豆腐的鄭恩倉等人。在內的金鄉人有：金鄉活字典金欽治、與時代賽跑的陳覺因、金鄉閑人胡長潤、小鎮歌唱家史秀敏、70後稅務官陳彥柏、“天下盔”京劇盔頭制作傳承人夏法允、市井奇人瀋寶春等人。

必須說一說繆存鈿，他曾經是金鄉成功的商人之一，是個慈善家。現在是個破產者，身負巨債，寄身養老院。我覺得他是金鄉的一面鏡子，是金鄉的歷史和現實，是金鄉硬幣的另一面，是金鄉組成的重要部分，是必須正視和反思的重要內容。在金鄉近四十年的歷史進程中，像繆存鈿這樣的人不在少數，他們曾經輝煌過，失落過，崛起又跌落。正是因為有他們，纔組成一個完整的金鄉。

我還寫了繆存良和繆新穎父子，繆存良和繆存鈿是堂兄弟。繆存良從十三歲開始當學徒，學習發業務信和印刷技術。他從 “信”起家，以“紙”打天下，通過四十多年的穩步發展，將企業做到全國龍頭。更為難得的是，無論在業界還是社會繆存良都擁有良好口碑。更有意思的是他的兒子繆新穎，他是個“80後”，留學歸來，滿懷理想，鋒芒畢露。繆新穎的人生與人不同之處在於，他有一個比普通人高的起點，能做成普通人做不成的事。可是，他也有他命中注定的責任和義務，他必須接班父親創辦的企業。更主要的是，他必須在父親的基礎上，做出屬於他的景像和格局。一對父子，兩個時代。其實，他們面對的問題可能隻有一個，那就是他們將以何種姿態面對這個世界，完成一個大寫的人。對繆存良來講，他已經書寫了過去和現在的傳奇，而留給繆新穎的，是一個堅實的現在和未知的未來，這個未來將取決於繆新穎對未來世界的判斷、進取和把握。

7

現在來講講風物。

金鄉是一座已有六百多年歷史的抗倭古鎮，歷史是一部活著的書本，在不斷沉澱和延伸。明朝之後，金鄉作為抗倭的作用基本退出了歷史舞臺。遙想當年，整座金鄉城內應該是座大兵營。當作為戰略意義的金鄉喪失之後，有一部分軍人撤離了金鄉，有一部分軍人留了下來，生根、發芽並且繁衍生息。

現在許多金鄉的大族，據說都是當年金鄉軍人的後裔。他們身體裡流淌著各自祖先的血液，那些南腔北調的先祖彙聚在金鄉，首先形成了獨特的金鄉城內話，出了金鄉四個城門，城外人聽不懂他們講的是什麼；其次是慢慢形成了獨特的金鄉風俗，這些風俗有的是生

活需要，有的是精神需求，但無不刻上濃重的金鄉印記和氣息。

我想先講講玄壇廟。為什麼要先講玄壇廟？在我看來，玄壇廟之於金鄉人，近乎一種精神上的皈依地。從地圖看，玄壇廟位於衛前大街，處於金鄉城中心位置，這是地理位置。其實，從精神層面來考察，金鄉雖然有各種宗教信仰，可是，民間信仰盛者，乃是玄壇廟所供奉的財神爺。各地多有供奉財神爺，所供奉財神爺也各有不同，大多有關羽、範蠡、比干和趙公明等，金鄉供奉的是趙公明。我不知道金鄉為什麼供奉趙公明，但我知道，金鄉建城之前便有玄壇廟。據說建城之際，官兵將金鄉所有原住民遷出城外，原來的玄壇廟一分為二，跟隨原住民前往南門外和西門外。而官兵在玄壇廟的原址上修建了新的玄壇廟，依然供奉趙公明。可見即使是職業軍人，也沒能脫離民間信仰。金鄉城內玄壇廟香火雖然多次中斷，但從沒有熄滅，一直延續至今。這是信仰的力量，更是民間的力量。玄壇廟的意義對金鄉的意義在於歷史，更在於當下，當下的金鄉人將民間信仰和傳統文化相結合，將民間行為提升為文化學術行為。並且，與臺灣地區的財神文化聯合、互動。這便不單單是事關信仰的問題了，而是如何面對世界的問題，更是如何面對未來的問題。

8

金鄉有許多童謠，其中有名的一首是：一亭二閣三牌坊，四門五所六庵堂，七井八巷九頂轎，十字街口大倉橋。望文生義，這是一首關於金鄉衛城古貌的童謠。以前，每一個金鄉的孩子都會用城內方言念唱這首童謠，遠方的遊子念童謠以解思鄉之苦。可是，我問過許多年輕金鄉人，他們大多記不全這首童謠了。是他們記憶生鏽了？還是他們對家鄉的感情變淡了？現實的原因應該是，亭還在，橋也還在，可是，亭已不是原來那個亭，橋也不是原來那座橋。為何？我想，時間突然之間變得無限巨大和開闊，在某種程度上將故鄉壓縮得無影無蹤。更主要的原因，或許是故園遭到毀滅性的破壞和環境受到不可修復的摧毀，巨大地傷害遊子的感情，也讓生活在故土的金鄉人變得力不從心。是的，逝去的圖景已無法挽回，重建和修復體現的更多是力挽狂瀾的決心以及美好的願景。

從某種意義上講，金鄉的獨特性應該歸功於當年那座城牆和城牆下面深而闊的護城河。城牆和護城河在形式上保護了金鄉人，我覺得更主要的是，城牆和護城河在更大程度上塑造了金鄉人的性格和精神藍圖。城牆已經不見了，在上世紀大煉鋼鐵年代已被毀滅性地拆除。城牆拆了，同時拆掉了金鄉人的安全感，更拆掉金鄉人的精神屏障。現在，古城牆的重建已被提到議事日程，甚至已經破土動工。但是，我可以武斷地預判，那座金鄉人記憶中的城牆再也回不來了，那座植根在金鄉人精神深處的屏障已然坍塌。謝天謝地，護城河還在，護城河的水依然靜靜地流淌。現在的護城河已經不僅僅是護城河了，她已經成為金鄉人靈魂的寄托處。金鄉人以前便是通過護城河與外部世界連接，通過護城河走向世界。現在以及以後，護城河更是金鄉人和外部世界溝通的橋梁。有護城河在，金鄉人的心靈不會枯竭，有護城河在，金鄉人和外部世界的溝通不會中斷。

護城河是金鄉城的外河，鯉河是金鄉城的內河。金鄉人以前出門遠行，先從自家門前的鯉河坐船，小船從鯉河劃出，到達護城河，再從護城河駛向外部寬闊的世界。遺憾的是，鯉河在上世紀 80年代被填埋了，現在的金鄉城內已經難覓鯉河蹤跡。當年金鄉美女鄧美玉的鏡頭留下了鯉河美的身影，那也是鯉河後的身影。沒有了鯉河的金鄉城，像一位丟失了靈氣的美人，同時也失去了風采和妖嬈。我可以想像以前有鯉河的金鄉城，那是一座花草豐美之城，是一座人與自然交融的和諧之城。古城氤氳，生機勃勃。我相信，那也是所有金鄉人向往的一座城池。

9

我必須得講一講金鄉南門外的義塚和錢倉的布施塚。我想，寫金鄉的風物，南門外的義塚是無法忽略的，也是不應該忽略的。我可以負責任地說，金鄉在當今中國的特別之處，除了經濟意義，同樣重要的是金鄉悠久而濃厚的慈善風氣。南門外的義塚和錢倉的布施塚是金鄉慈善義舉一個典型代表，是由金鄉袁家出資建造，收葬抗倭將士和無人認領的遺骸。袁家一共建造了義塚一千壙，金鄉南門外四百六十五壙，另外五百三十五壙建在平陽錢倉。袁家也是金鄉一個大家族，經商為主，為人低調。更加難得的是，在建造義塚之時，袁家已是家道中落。袁家隻是金鄉千家萬戶中的一分子，袁家的慈善義舉也隻是金鄉慈善義舉中的一個代表。但這個代表很重要，它是標杆，是旗幟，是召喚，是一股溫暖人心的無窮力量。這力量也是金鄉的力量。

我寫金鄉風物的目的，是想說明一個問題，那就是：金鄉風物和金鄉人物的關繫。兩者是什麼關繫呢？我認為，金鄉人物是從金鄉風物生長出來的，當然，金鄉風物又是金鄉人物在生活中催生的，兩者是相互關繫，是一體。話也可以這麼說，有什麼樣的人物就會催生什麼樣的風物，同樣，有什麼樣的風物便會產生什麼樣的人物。說白了，就是土壤和植物的關繫，沙漠和戈壁長不出枝繁葉茂的參天大樹。這道理誰都懂。

10

在這裡，請允許我表揚一下我的朋友吳家悻，每次去金鄉“蹲點”，他總會想方設法跑去陪我喝一次酒，有時不止一次。他還多次陪我去上海和杭州，多次幫我搜尋有代表性的金鄉人，甚至動用私人關繫讓金鄉人接受我的采訪。如果從更早的源頭算起，也可以這麼講，寫金鄉是因他而起，他是雲朵，如果沒有他，雨是下不起來的。我次和林森森去金鄉開踫頭會時就說過，寫《金鄉》這本書的，不僅僅是我一個人，而是所有金鄉人，包括金鄉鎮委鎮政府的人。現在看來，更包括林森森和吳家悻。他們倆和我一樣，都是原始作者。

我寫的在外金鄉人中，除了鄧美玉和夏敏，大多是商人，絕大部分是成功商人。我知道，他們不能完全代表金鄉，他們隻是金鄉的一部分。然而，這一部分正是我想表達的，他們在某種程度上代表了近四十年金鄉的成就，也從某種程度上代表了近四十年中國的成就。話也可以反過來講，金鄉或者中國的不足之處也在他們身上展露無遺。

在兩年裡，我接觸了近百位金鄉人，有的寫進書中，有的還沒來得及寫。譬如種田能人楊維魯。在小商品經濟還沒有席卷金鄉之前，農業是這裡的主業，解決溫飽是金鄉人遇到的問題。1940年生的楊維魯是個種田能手，後來在老城公社農科站當農技員，指導農民種田。楊維魯一輩子與農田打交道，退休以後依然在家賣種子、化肥和農藥。他這輩子擔心的事是糧食不夠喫。他看到日漸荒廢的農田，憂心忡忡。或許有人會覺得楊維魯的擔憂是杞人憂天，可我覺得他的擔心正是他存在的獨特理由。還有企業搬遷到上海的史訓國、同春酒廠的張春、面包車主陳法慶、包裝廠廠長劉維鋼、阿程排檔的老板娘、殷家後裔殷春微、退休教師林華忠，等等。他們身上無不烙著近四十年中國發展的歷史印記，他們是組成金鄉的一部分，而且是重要的部分。他們雖然不是這本《金鄉》的主要人物，但可以肯定的一點是，和他們的交往在某種程度上影響了我，甚至改變了我對這個世界的看法。這種影響將讓我此生受益。

我寫《金鄉》的緣起和理由大致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