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語

我成長於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在成長過程中我們一家遭到種族主義分子的歧視和襲擊，他們對待一屋子的小孩如同對待戰區的敵人，我的成長之路可謂崎嶇漫長。

我經歷過巨大的社會變革，可以斬釘截鐵地說，今日之英國與我早年生活過的英國迥然不同，在那時，對歧視不能向法庭提起訴訟，體制如同一座牢不可破的堡壘。我現在從事的許多職業在我出生的那個年代是不可想像的，年輕時的我也不敢想像。我不僅寫書，還擔任董事會成員，編輯出版物，做評獎委員會主席和教授。（在英國，非裔女性教授的比例約為0.15%，要實現真正的平等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今天的我不再將矛頭對準這個堡壘。我坐在了堡壘裡面，就如何改造陳舊過時的基礎設施，接納那些被不公正地排除在外的群體進行對話，有禮有節，據理力爭，不屈不撓。外部的叛逆者搖身一變成為內部的談判者，我們需要坐在做決議的桌旁，讓人們參與對話最終比朝他們大吼更有效（雖然有時這讓人感到很爽）。

我逐漸明白，不平等將永遠存在，不是這樣就是那樣，因為人類文明具有部落性，實施的是等級制，歷史上看，主要是父權制。既然我們決定倡導社會變革，不妨好好享受抗爭。我發現行動主義令人振奮、卓有成效，單純抱怨社會不公，坐等變革降臨，心態隻會一直無助下去。

如今我雖然不時在精英階層間活動，但這並不意味著我不再受到公開的種族歧視。不久前，我因為在公交車上層訓斥幾個找麻煩的小子，反被他們罵“黑鬼”。坐在我旁邊的九歲小親戚對於他們竟敢侮辱我大為震驚，因為第一我是成年人，理應受到尊重；第二我還是一名作家——當然了，那些小子並不知道我的後一身份。他們的羞辱很是愚蠢，而她的可愛天真也非常有趣。

2015年，我拿到美國一所常春籐大學研究員的職位，住在富有白人社區的華麗房子裡。一個星期六下午，我從商店回到家，正打算坐到客廳休息時聽到身後有動靜，我猛地回身，一名警察站在門口。我知道他們在附近巡邏，有房子的鑰匙，但學院事先已知會他們有位作家住在這裡。顯然，有人舉報了我。（一名黑人婦女用鑰匙開門進屋，顯然是要圖謀不軌。）氣炸了的我朝他大吼，完全忘記了對方可是配備了武器的美國警察。不過，這招還是管用，他匆忙離開。也許我的英式口音足夠讓他相信我並不是竊賊。

我對自己遭遇的公開的種族歧視保持高度警惕，同時對繫統性種族歧視的不同表現也不乏了解和觀察。在消除種族主義的鬥爭中，我們必須識別和研究這些現像，尤其在一個否認種族歧視的思潮不斷抬頭的國家。

無論是我的童年，我的居住問題以及親密關繫，抑或我的戲劇從事經歷，或者我的小說創作，我越過的每一個障礙，都使我更加堅韌，更加堅定。

拼搏、樂觀、想像力、行動主義和自信不疑，所有的所有讓我變得勢不可當。而我對生活、對拼搏、對自己的理解，繼續充盈著我對人性的認識——這是人物塑造的根基。與二十歲出頭身為年輕戲劇制作人的自己相比，今天的我對人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我六十歲獲得布克獎，對我來說這是最完美的年齡，盡管能得獎還是讓人喫驚。在生命的這個階段，我不僅培養了超凡的工作熱情，而且也懂得不因自己的成就驕傲自滿。我了解世界運行的方式，我的人格已經定型，不可動搖。

我很幸運，自己能夠從永不放棄的先輩那裡繼承一些品質：我的母親，她不會因為家人的反對而放棄愛上的男人；我的父親，他冒著種族主義的熊熊烈火，為改善各種膚色的工人階層的生活而戰鬥；我的外婆，她的夢想隨著唯一的孩子嫁給黑人而破滅，可她仍然愛她的孫輩，雖然不愛我們的膚色；我的祖父格雷戈裡奧，他在巴西廢除奴隸制後逃到約魯巴蘭成家，成為一名海關職員；我的愛爾蘭祖先，他們逃離了愛爾蘭的貧困和社會偏見，到倫敦艱難謀生；我的外高祖父路易斯，他在十九世紀中葉逃離農作物歉收的德國，到倫敦定居，最後成為一名成功的商人；還有其他所有在生活難以為繼時繼續前行的祖先們，為了開創更美好的新生活，他們漂洋過海，從農村到城鎮，從市中心到郊區，從家鄉到充滿敵意的異域，從已知邁向未知。

我永遠不會接受失敗，永遠不會放棄。我正走在祖輩世世代代為我鋪就的路上。

我首先是一名作家；書面文字是我處理自己、生活、社會、歷史、政治等一切的方式。它不僅僅是一份工作或一份熱愛，還是我如何存在於世的核心。我沉迷於講故事，那是我最強有力的溝通手段。

引用《皇帝的寶貝》中祖蕾卡的話，這就是我的遺產：“在世間留下我的耳語/我的鬼魂，一部文字組成的大型歌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