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已歸於平靜

母親說，我父親喜歡逛舊家具店，一九四八年在蘇州買了一個邊沿和四腳透雕梅花的舊圓桌、一個舊柚木小圓臺，請店家刨平了臺面，上漆，木紋很漂亮。

梅花桌子在一九六六年被抄走，柚木圓臺一直在家，現放著我的筆記本電腦。

一九九〇年，父親在盧灣區一舊家具店櫥窗裡看到有三張日式矮桌，樣式相同，三張疊在一起。他走進店堂，穿過舊家具的夾弄，看這三張暗褐色的桌子。店老板一般很“識相”，注重來客年齡、打扮、神色，不講話。父親想打聽什麼，但是沒作聲，後怏怏出來，在這一刻，他感到自己真的老了

“一定是日本租界的東西。”他對母親說。

他的兩頰早有了老年斑，這位昔日的抗日志士，已失去敏銳談鋒，即使面對他熟悉的“地下黨”電視劇，也一般在沙發裡坐著，不知是不是睡著了。

記得有一次，他轉過臉對我母親說：“冷天裡還穿法蘭絨料子？白皮鞋？”

母親耳聾，不習慣助聽器，膝上堆著報紙和一本《中國老年》雜志，看一眼屏幕，沒明白他的疑問。這是我聽到父親的不滿，他的話越來越少了。他曾是上海“淪陷”期的中共情報人員，常年西裝革履，也經常身無分文，為失業苦惱。

“穿不起西裝，總要有七八套不過時的，配背心、皮鞋，秋大衣不可以鼕天穿，弄得不好，過去就叫‘洋裝癟三’。”

他不許我喫日本料理，每提起深惡痛絕，“日本飯是壞的東西”。或許，那是我母親講的，五十年前，他誤將盤子裡的生豬血當作番茄醬的原因。

出事那年，因“日共”某組織在東京暴露，很快影響到了上海的情報繫統。某個深夜，父親與他“堂兄”—他的單線聯繫人，幾乎同時被捕。警車駛近北四川路橋堍，“堂兄”突破車門跳車，摔成重傷。

他被押至憲兵司令部（ 位於大橋公寓， 據說一九四二年李白被捕也關押於此），由東京警視廳來人嚴刑審訊。他記住“堂兄”摔得血肉模糊的臉，始終堅稱自己由金華來滬探親，不明“堂兄”近況，本埠不認識其他人，無任何社會關繫。金華是國民黨地區，他講了很多金華的細節，但不會說金華方言，所幸東京人員疏忽了這重要的破綻。翌日，他被押往日軍醫院對質，“堂兄”已奄奄一息，隻微微捏了他的手。兩天後，“堂兄”在醫院去世。

隨後的一年，他被囚禁在上海提籃橋監獄。

日占時期，這座“遠東大獄”仍以設計精良著稱，整幢建築通風通聲，稍有異常響動，幾層樓都聽得清。新犯進門循照英制，三九寒天一樣脫盡衣服，兜頭一桶臭藥水消毒。糙米飯改成日式分量，每餐一小碗。囚徒必做一種日式體操，平時在監室裡跏趺一樣靜坐，不可活動。四周極為靜寂，隻有獄警在走廊裡反復來回的腳步聲，鐘擺一樣的規則。

有天傍晚，聽到一日本看守低聲哼唱，踱步經過他面前鐵柵，歌詞為俄文：

Эй Ухнем! Эй ухнем! Ещё разик ещё раз!

（哎喲嗬！哎喲嗬！齊心合力把纖拉！）

……

Разовьём мы берёзу, Разовьём мы кудряву!

（穿過茂密的白樺林，踏著世界的不平路！）

……

Эx ты, волга мать-река，Широка и глубока

（伏爾加，可愛的母親河，河水滔滔深又闊）

……

靜坐獄中，歌聲出自一敵方士兵之口，聯想到詞句的全部含義，他深感驚異。斷斷續續的《伏爾加船夫曲》，熟悉的旋律送入他的耳鼓。正是日蘇敏感時期，這位年輕日本兵，戰前是干什麼的？是學生？現實的隔閡，在熟知的歌聲中攪動，產生難言的感受。

次年，他被解至上海南市監獄（即南車站路看守所）。一年後，解至杭州監獄。

兩地都屬汪偽管轄，等於嘈雜的菜市場，杭州監獄更甚，克扣口糧，犯人已到食不果腹的境地，必須依靠親友接濟度日。監室走廊裡，每天擺有外來的餛飩擔，也賣小籠、春卷、蛋炒飯、大肉面以及“包飯作”攤檔，收受各類鈔票或細軟，付了賬，或一個銀假牙，小販遞進鐵窗一碗三鮮面、“片兒川”或幾個菜肉包，獄卒聽之任之。一人在牢裡喫，四面是饑腸轆轆的餓眼，幾乎每天都有餓尸被附近的廟祝抬出去。

記得一個身披獺皮大衣的北方人，趾高氣揚進監，出手闊綽，常常拿出鈔票和首飾，從外面大館子裡叫菜，叫熱毛巾揩面，終因缺少社會資助，懂得討價還價，然後錎銖必較，數零錢喫餛飩面，喫廉價蓋澆飯，後無錢可拿，一件一件剝下衣衫以得充饑，沒有接濟，坐喫山空，終饑寒而亡，死時蓬頭垢面，僅穿了一套底衫褲，如縮斃街頭的乞丐。

附近監室，囚禁不少身份復雜的英、美籍男女，基本失去西人風度，洋裝和絨線衣每個縫隙裡，蠕動著密密麻麻的虱子，除了被押走幾個之外，不久都餓死了，沒人管。

這期間，他得患重癥傷寒、敗血癥、肺病、關節炎，頭發大把脫落。所幸監外幾位好友的接濟，多方搭救，一年後被獄卒背出門來，保外就醫。

他得以重返上海人間。他的年輕和活力， 神奇地抵御了嚴重的疾病， 恢復曾經的體魄和風貌。他依舊是情報繫統必要的一環， 他的聯繫人在法國公園、地地斯咖啡館（DDS），以及三官堂橋的棚戶裡等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