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溫鐵軍
北京大學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研究院鄉村振興中心主任
中國人民大學可持續發展高等研究院執行院長
屏南鄉村振興研究院院長
我次來寧德做農村調研是在二十八年前的1993年，寧德地區通過福建省政府向國務院申報“農村改革試驗區”，而我當時是“農村改革試驗區辦公室”分管立項工作的調研處處長。那次，我到過包括屏南在內的寧德地區的每一個縣，領略了這裡美麗的綠水青山和豐富的人文資源。後來多次來過寧德，特別是2013年我作為福建省百人計劃引進人纔到福建農林大學工作以後。
我和屏南的不解之緣起於2020年8月福建農林大學與寧德市農業農村局簽的橫向課題，我帶隊來屏南調研，到2020年11月成立屏南鄉村振興研究院，大家要我擔任院長。那以後就多次來屏南，主要是去研究院所在的四坪村。每次來都是為了向以周芬芳（原屏南縣政協主席）為代表的基層干部、新老村民等“鄉村造夢者”學習。
現在我們在鄉村振興戰略貫徹中面臨以下共同的問題——怎麼理解產業興旺與審美、文創、展覽的相關性？鄉村歷史文化的挖掘和鄉土教育的重建有沒有經濟效益？怎麼纔能讓這些為文創付出巨大努力的各級干部們在上級面前能夠說得出讓他們覺得被主流認可的、算是比較積極的話語？怎樣纔能形成我們跟主流的一個對話？否則如果光說一些“精神崇高”的話，對上級而言在主流評價體繫中沒加分，那當然也就沒有獲取資源的能力。當前，更重要的還是要讓我們服務的鄉土社會有復興、發展的空間。
萬物求諸“野”
我可以用黨的十九大修改的黨章中關於主要矛盾的歸納來支撐我對鄉村振興戰略的政策解釋。但，現在我要寫的是這部書寫屏南文創振興鄉村的長篇報告文學《鄉村造夢記》的序言，那就不妨借鋻馬斯洛的需求層次理論來看屏南經驗。
人們都應該捫心自問，什麼是層次的需求？答案是審美。為了達到審美的需求，人們可以付出巨大代價，甚至不惜犧牲自己的生命！而要達到審美這個層次的需求，人類就得超越一般意義的物質享受而去追求精神升華。而在當代的人類追求精神升華的多種方式中，回歸自然、在與大自然直接結合過程中形成生態審美，則是審美所對應的精神世界中分享性的領域……
不妨再看屏南的審美實踐。那裡的藝術家們在屏南實踐中要告訴我們什麼呢？其實是人們可以不用工業化時代結構主義的美學方法，而是用後現代抽像派的超現實主義的美學方法來表達，意思是任何人都可以表達。因為後現代激進的音樂和美術流派是野獸派，這也是藝術領域現代性批判中為激進的表達，這是一種可以超越一般的繪畫，強調從技法的寫實主義階段進入到後現代階段，於是有了對林正碌在屏南開展“人人都是美術家”“人人都是歌唱家”的新解讀。
林正碌先生說，當年音樂老師說他五音不全，很多普通人應該有的音樂享受就是被兒時的這種定性毀棄了……但對林正碌這樣的“奇人”來說，這完全無礙於他現在自己作的曲，自己寫的詞，再唱出自己的歌！誠然，盡管如果用工業化時代非常嚴格的音律要求，他也許仍然有五音不全的問題，但這在他這種後現代藝術家那裡都不重要了。因為在後現代的階段，像一間工廠那樣按照音律來完整地精準地表達音律給定的格式化的歌曲已經不重要了，尤其是如搖滾這樣的音樂出來的時候，這就與畫家們一種野獸派的表達相似，它並不要求你必須精準達到那個音高，後現代音樂也早就不是規範樂譜的主線想要表達的半音都必須清晰的工業文明階段的音樂。
這些超過現代制式教育、超過學院派規範的東西，其實是人的一種本性的激發，所表達出來的萬物返野，“野”就是今天的大自然，就是今天的生態化。中國正在向生態文明新時代邁進，我們可以完全不再按照工業化時代必須標準的、非得結構化不可的制式教育和技術規範來做藝術領域的創造，因為結構主義體現的是工業化時代的需求，而萬法求諸野體現的是生態化。可見，在生態化新時代，其實是人完全放棄了那些拘束，而追求所謂求諸於野的這種審美的時候，對於所有的這些被稱為新村民的外來人，都有一種推進自主創業的影響，這恰是產業興旺為需要的！
在龍潭村的變化中，對地方政府看重的產業興旺的這種影響其實是潛在的，也是潛移默化地、每日每時地發生著的。
鄉村是實現生態化廣闊的地域，因為互聯網時代到來，生態資源豐富的鄉村和工業化的城市幾乎站在同一條起跑線上，原來隻能在城市裡發展的文創產業，現在移到鄉村也一樣能夠實現，使得萬物求諸野有了實際可推行的路徑。屏南的文創振興鄉村抓住了這個時代機遇。
當你進入到龍潭沿溪居住的這些人中間的時候，就像新村民曾偉所說：其他各地搬來村裡居住的新村民們經常在他這兒舉辦社交活動，交往的頻率遠高於城市。由此，他就感覺到那種逃脫了城市鋼筋水泥森林，從而回歸於“野”的感覺。新村民們回歸大自然纔有的“萬物求諸於野”的那個感受，當然是需要增加相互之間交流的。
而如果是在被資本用鋼筋水泥把人都格式化了的地方——城市環境之中的人，那種表達作為人的需求是不一樣的。
當然，在那種資本高於一切的城市社會環境下，人們也需要找到一個地方去交流、去發洩。所以早期進入資本主義文明的這些發達國家，當沒有地方容納人際交往的時候，就隻能去酒吧。由此，西方很多文藝作品表現的就是酒吧交流。裡邊當然就有各種各樣能讓你感受到的“有人的感覺”“有人的表達”。但是在中國好像大部分城市人群還不是去酒吧，於是乎大媽大爺們就跳廣場舞，去茶館擺龍門陣、打麻將，以及各種各樣其他的那種需要聚會的“人的追求”。
作為人，就要交往，這是一種本性的追求，但在城市裡邊其實仍然是很受壓抑的，因為白天晚上都是看不見天的，即使仰起頭，看的也都是那些幾十層上百層的高樓大廈，這些巨大建築群代表了一種駕馭一切的資本的力量，壓制著所有人的基本需求。
我在這裡隻是說，當人們的這些為人的需求表達都在山野之中得到釋放的時候，所釋放出來的被社會所需求的感覺，其實是有著無窮創造力的！
文創賦值促進城鄉融合
大多數人知道“精神變物質”，卻隻有很少人知道怎麼變。這些知道怎麼變的少數人，就是這部長篇報告文學所描寫刻畫的人纔。
具體看，我們如何把這些精神、文化與社會演變而成的物質增量，即原來隻按基本的物質生產成本來算賬的那些產品，變成一個人們可以自由表達精神文化內涵的文創產品，本身會帶來巨大的經濟增加值。如果從龍潭村、四坪村的發展經驗看，我認為文創賦值產品甚至不止10倍的增加值，它對鄉村振興的開發潛力是巨大的。
我們應該學習這種創業方法，現在城市因疫情或因全球化挑戰、因美國強制去中國化，而有一大批返鄉者，有的是在外邊創業、打工失敗了回來的，很多是小老板們，兜裡揣著幾萬塊錢，如果無業可就，很可能是社會動亂的基礎因素。鄉村現代化治理怎麼治理？這就是挑戰。
人們看到的那些返鄉創業者，有一部分是在城裡打工失敗，或者在城裡經營失敗的，沒法在城裡繼續待下去了，城市每一天的開支都是巨大的，而回村裡的開支低，過得下去。
鄉村開支低在什麼地方？比如一棟老房子的修復成本大約每平方米800—1，超過這個數成本就失控。熙嶺鄉用“工料法”，基本上維持一座老房子的物業修復成本平均每平方米800—1，意味著這些在城市失敗的經營者回村能夠以極低的成本進入，開業經營。先不論工料法的收益如何，總之它能使得鄉村古宅的修復成本降低，也就是經營者們進入門檻低了，或者促進了新業態發生。比如原來在城裡開飯館、在城裡辦文創經營，失敗了，於是帶了點活錢回來，他們用什麼樣的方式進入鄉村正在活躍起來的新業態？怎樣形成可持續的條件？首先，就是門檻得低，進來了纔相對有收益。如果進入門檻高了，比如鄉村建築的一切項目都按照第三方設計、評估，有資質的建築公司來施工，那就極大地提高了休閑旅遊和民宿的進入成本，也無法吸納這些返鄉的“城市失敗者”。
中央五中全會提倡“城鄉融合”。從城鄉統籌到城鄉融合，怎麼融合是關鍵。
首先是這些人能回來並且能安頓下來。須知，龍潭村原來隻剩下不到二百人，而且大部分是老弱病殘。可現在林老師搞“畫家村”帶動文創產業發展起來，回村的老村民人口至少增加了三百多人，再加上各地來的新村民一百多人，那就變成六百多人了，短短三年便翻了三倍的村內人口，這其實就等於貫徹了中央要求的“六保六穩”，替國家承擔了很大的危機代價。中央強調應對全球化挑戰的壓艙石是鄉村振興，屏南縣的鄉村振興經驗也是中國靠鄉村振興應對了全球化挑戰的有益探索！但至今沒有見到哪個宣傳部門或哪個媒體從這個角度來提倡屏南經驗。
當然，到現在為止，有很多人還不善於把發展這種文化當作鄉村振興的必由之路，也不重視發展審美的、激發人的創造力、激發鄉村活力的這些價值發現。
不過，我們不必急於去爭論，而是應當與大家共同討論習近平總書記關於“三新”的講話，要求各部門的干部們將這些維護舊階段的舊理念當作深化改革對像，通過改革轉化成對生態文明新發展戰略的新生產力要素的開發。隻有深化生態文明需要的改革，纔能把生態要素的解放和人回歸大自然的解放納入新階段，在打造新格局的過程中推動其有機的整合。
所謂新的生產力解放，就是習近平總書記所說的生態資源價值化實現形式。從屏南的經驗看，其實我們山區有著相當大的空間生態資源還沒有被開發和利用，當然，現在有些空間資源被藝術家們用於做藝術表達了，比如藝術家在村裡面做的畫展，比如搞竹文化的創意，等等，這是藝術家在他的視野中的一種抽像表現。但是也需要進一步拓展為多業態創新。例如，把輕鋼結構的美術學院和大自然萬物，及其與人生百態的繪畫表達形成有機結合的三生合一。
既然萬法求諸野，屏南的發展就在於用什麼樣的方式再進一步做好藝術深化，形成有包容性的“公益品牌”，就能帶動人皆有之的審美層次的精神追求。
發揮人的作用
就像我們在工業化時代審美追求也在衍化之中一樣，在那個舊階段，初大家被工業社會的大資本壓抑到實在不行的時候，藝術界就把審美追求衍化成了野獸派，音樂家很多反抗性追求的搖滾、重金屬，這些東西都是被工業產業資本壓抑到的時候，人們不得不反抗而演變出來的藝術形式。
人類從工業化進一步發展到生態化階段。當審美和生態結合的時候，它應該是溫暖的、和諧的。當工業化階段人性偏重自我的那種表達發展和衍化到了一定程度，繼之而起的會是和大自然、生態多樣性有了一種內在融合的藝術感覺。
這個新階段到來的時候，人們的創意所形成的題材會是更為豐富的，而由此帶動了原來傳統的單一產業形成多業態演變。比如過去村裡的柿子產業，現在開始做升級、上加工；但，怎麼纔能讓它再進一步有創意、有題材，就是一個面對細分市場的非常豐富的文創發展空間，這種多業態纔能提質增效的發展方式正在被藝術家們開發出來。
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說，這些人力的、人纔的作用，恐怕也不能隻局限在有形的藝術表達上。屏南當前初步形成的所謂的藝術教育，包括學院的和民間的這種創新能力的結合，也是一個很大的、待開拓的領域。
所以說人纔怎麼用，怎麼纔能用好、用活，怎麼讓他們為現在屏南的那種生態化的新發展階段發揮引領作用，這恐怕仍是當地領導干部、林正碌等這些描繪鄉村振興藍圖的人未完成的任務。
說到這，應該回到序言正題上。來屏南這幾次調研和講課交往了很多人，其中讓我感動的，還是本地一些領導干部的“愛故鄉”情結——帶有中國傳統的鄉賢對家鄉的情感。是他們堅持不懈的努力，創造出很多屏南文創推動鄉村振興的經驗。這次非常榮幸為作家沉洲的《鄉村造夢記》一書寫序——據說他用幾個月時間沉浸駐點采訪，又打磨了近一年時間，書中全面描寫了屏南文創振興鄉村的來龍去脈、酸甜苦辣，塑造出鄉村造夢策動者林正碌和被他“七天公益藝術”教出來的一批農民、殘疾人、逆城市化者以及那些縣、鄉、村干部的感人形像。這個故事創造出的正能量符合當地的創業環境，也正是屏南吸引著一群又一群“主流”“非主流”年輕人來此創造、見證、生活的原因。我們也融入了這群鄉村造夢者，大家共同推進的故事還在繼續著，期待更多城市群體，特別是趨向於綠色主義的中產階層主動融入鄉村振興的歷史進程中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