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蘭登書屋是世界上最大的出版集團，其創始人貝內特·瑟夫（1898-1971）是美國出版界劃時代的標志性人物，他的回憶錄《我與蘭登書屋》是一部生動反映美國二十世紀出版業風雲變幻的經典性著作，同時也是一部充滿趣味、幽默、智慧的文學回憶錄。

性格幽默開朗、為人誠懇善良的貝內特·瑟夫在書中回顧了自己從少年時代的閱讀生活到青年時代的創業，乃至投身出版業四十年的人生體驗。一九二五年，他與唐納德·克勞弗爾合伙收購“現代文庫”叢書，奠定了他們於一九二七年創立蘭登書屋的基礎。在隨後的四十多年中，他們將蘭登書屋逐步發展成為美國最大的出版集團。作者講述了他創業經營過程中無數幽默、有趣的軼事，其中涉及他與尤金·奧尼爾、威廉·福克納、詹姆斯·喬伊斯、司各特·菲茨傑拉德、約翰·斯坦貝克、杜魯門·卡波特、德萊塞等很多作家的交往，也有關於他和美國其他出版家的交往，還談到了他經營出版社的過程中踫到的各種趣事與經驗談。

貝內特·瑟夫用親身經歷向我們展示了他是怎樣經營出版社、擴大自己的品牌影響，如何與作者、同行、媒體打交道，如何運作圖書的……讀者可以從一個成功出版人的成長軌跡看到蘭登書屋這個美國最大出版集團的崛起之路。

序言

我的父親貝內特·瑟夫是公認的二十世紀出版業巨子，他以融纔華、激情與奉獻精神為一身的獨特風格，和他的合伙人唐納德·克勞弗爾一起創辦了蘭登書屋，將一家每年隻是“偶爾”出版幾種精裝珍藏版圖書的出版社，發展成為世界上最重要、最有影響的媒體集團之一。

不幸的是，父親於一九七一年因心髒病突發而意外去世，使他再也沒有機會整理、潤色他一九六〇年代末開始寫作的回憶錄。多虧我的母親菲麗絲·瑟夫·瓦格納和長期擔任蘭登書屋總編輯的阿爾伯特·阨斯金，他將我父親的筆記、日記、剪貼本和父親為哥倫比亞大學所做的口述史精心彙編成書，使父親豐富多樣的性格中的每一個側面在《我與蘭登書屋》這本書中得以栩栩如生地呈現。

完美無瑕的文學趣味；不可思議的商業本能；用之不盡的精力與激情；天纔的公關與銷售技巧；堅定而又興致勃勃地把握每一次機遇的決斷；充滿孩子氣的魅力；令人信賴的誠實；在逆境中不失風趣幽默的驚人纔智；不偏不倚的公正與慷慨；迫切受人欣賞、喜歡的強烈願望；不讓自己板起面孔做事的堅持；對自己的好運總是感到高興的滿足——我父親用他那充滿趣味的文筆，在《我與蘭登書屋》中展現了他如何將這些有時相互矛盾的特點，轉化為自己的優勢，實現他渴望的成功，並由此感到由衷的快樂。

比方說，除了貝內特·瑟夫，當年誰還有那種勇氣和魄力膽敢在美國出版詹姆斯·喬伊斯的《尤利西斯》這部以淫穢為名被禁止引進的書，誰有他那種敏銳的商業頭腦，居然安排自己出版社的人員故意走私該書進口被抓，以此在法庭上挑戰禁令？（對該書的另外一種選擇是：過早推出可能會被定性為非法出版物的美國版，導致的代價對於像蘭登這樣規模的出版社來說是極其高昂的。）還有哪個出版家像他那麼聰明，居然想到在美國海關查繳之前，把英國、法國重要評論家贊揚《尤利西斯》的評論貼在走私的書裡面？（他解釋說：“隻有把這些文章貼在書裡，我們纔能在法庭上當庭引用這些評論。”）在我父親的競爭者中，有誰具備他那樣的膽量和魅力，去說服大律師莫裡斯·恩斯特免費為他打官司（父親說：“他跟我一樣喜歡出風頭！”），還給他從未謀面的喬伊斯一筆預付金，承諾就算蘭登的官司最終敗訴，這筆錢也不用還，從而獲得喬伊斯本人的支持？（父親寫道，由於在美國出版過喬伊斯其他小說的維京出版社“不敢”出版《尤利西斯》，喬伊斯因為能從這本書上賺到美金而過於興奮，在去和他見面的路上被一輛出租車撞倒，到的時候“頭上纏著繃帶坐著，一隻眼睛戴著眼罩，一隻胳膊掛在弔帶上，還有一條腿裹得嚴嚴實實，伸直了攤在椅子上”。“我後來纔知道，那隻眼罩他是一直戴著的。”他又說。）

同樣，也很難想像別人會有他那樣的品位和遠見出版格特魯德·斯泰因的作品，居然還老老實實地承認他看不懂，正如他在斯泰因的《美國地理史》勒口上寫的那樣：“我不知道斯泰因小姐在說什麼。我連書名都看不懂。……格特魯德小姐告訴我，那是因為我是個笨蛋。”格特魯德·斯泰因很欣賞我父親率直的幽默。《出版人周刊》封面上登了作家凱瑟琳·溫瑟一張非常漂亮的照片後，蘭登書屋也做了一個廣告，選用斯泰因和愛麗絲·托克拉斯遜色幾分的照片，照片下的廣告語卻說：“嗨，我們也有美女作家！”斯泰因看到以後樂壞了。

由於W．H．赫遜的《綠色公寓》在美國沒有版權問題，從法律角度，任何出版社再版這本書都不用向首先引進該書的阿爾弗雷德·A．克瑙夫的出版社付費。但部分因為克瑙夫是我父親的“出版偶像”，父親和唐納德·克勞弗爾在一九二五年收購“現代文庫”後不久就去拜訪克瑙夫，同意按照每本六分錢的條件支付版稅，而此前，“現代文庫”叢書的前老板賀拉斯·利弗萊特一直拒絕支付這筆錢。這一異常公道、慷慨的舉動，從此成為他們友誼的開端，這也導致幾十年以後，阿爾弗雷德·A．克瑙夫最終作出將其出版社並入蘭登書屋的決定。

又有哪位“嚴肅的出版家”會像我父親那樣，在蘭登書屋出版《性心理學研究》不久會見作者靄理斯博士之後，直率地表示對他的失望之情？（“他和藹可親，風度迷人，”我父親寫道，“但是，他不想和一個年輕出版人談什麼性。”）有誰會像他那樣，在密西西比州的奧克斯福德參加威廉·福克納葬禮時，因為在福克納床頭櫃上發現一本他編的文集《為快樂而閱讀》，而坦率地表達自己的得意之情？（“［威廉］斯泰倫找到一本他寫的《在黑暗中躺下》，”我父親寫道，“也很高興。”）

當然，我爸爸絕不僅僅是作為出版家而為人所知的。他的身份還有：專欄作家，文選編纂者，演說家，電臺節目主持人，笑話、軼聞、絕妙雙關語的收集者，美國小姐選美比賽的固定評委，收視率很高的電視綜藝節目《我是干哪行的？》嘉賓。有些人批評他一心多用到處露臉，或者指責他在電視上嘩眾取寵，“有失一個體面出版人的身份”。他會糾正說，他的這些社會活動為蘭登書屋帶來了很多好處。

比如，通過演講，他就可以周遊全國各地，“到一些出版人——我指的是大出版社的老板——過去從未涉足的城鎮”。每到這種地方，貫穿他一生的頑皮個性和進取心就顯露無遺。“我總是去當地的書店見見店主，跟他們聊聊，也看看他們把‘現代文庫’的書放在什麼位置。”他寫道，“我會說，‘你把現代文庫放在書店那麼靠裡的位置是什麼意思？’如果他們說還沒想到要挪挪它們的位置，我就幫他們挪。趁他們不注意，我從‘現代文庫’的書架上抽出幾種新出的書，放到書店前頭的展示架上。”

更重要的是，每周一次在電視上露面的現場直播討論節目，給了他宣傳蘭登書屋、蘭登作者和圖書的一個絕佳機會。對此，他一直樂此不疲地強調。有一次父親在每周一次的《我是干哪行的？》節目中不失時機地介紹威廉·福克納而不是約翰·奧哈拉的最新小說，約翰·奧哈拉看到節目後怒氣衝衝地打電話給他興師問罪，從而證明父親用意之有效，父親流露出的那種高興勁兒，我永遠也忘不了。

父親的朋友和同事傑生·愛潑斯坦（父親稱之為“我佩戴的十字架”，而他以“貝內特是我遇到的一隻熊”反唇相譏。）曾評價，正是父親，和賀拉斯·利弗萊特、阿爾弗雷德·克瑙夫，以及其他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一批年輕的猶太裔出版人，一起掀起了書業的革命。愛潑斯坦在《書業》一書中寫道，他們“在被上個世紀的偏見統治的出版社裡”與“他們紳士派頭十足的前輩決裂”，並“甘冒個人財富流失、得罪前輩的風險，大膽推廣文學和現代主義理念”。蘭登書屋當初植根於那套名為“現代文庫”的再版書繫的做法是何等英明！

但是，正如愛潑斯坦本人指出，整個二十世紀上半葉的出版業，依然是一個“家庭作坊”式的產業。的確，一九六〇年代初我去蘭登書屋工作的時候，社裡每個人的電話分機都是兩位數，整個出版社的人名錄打在一張跟明信片差不多大的紙上就足夠了。（今天，這樣一份人名錄仍然掛在蘭登書屋的傳奇編輯鮑勃·盧米斯辦公室的牆上。）也許沒有被充分注意到的是，我父親還推動引導蘭登書屋——乃至整個出版業——經歷“第二次”革命：他比任何同時代的人都更早、更透徹地意識到了以二十世紀四十年代末電視出現為發軔的大眾文化、技術、商業和媒體驚天動地的變革，這些變革改變了書業形態，因此終其一生，他使局勢以更快的速度朝著對他有利的方向發展。有人會好奇：將來有一天，是否會出現一種“後現代文庫”叢書不用歸功於他的影響？

我父親始終將他的一部分成功歸功於幸運，他在《我與蘭登書屋》的最後幾頁總結自己一生時說：“我的運氣再好也沒有了！”確實，在他最成功的幾件大事中，運氣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拿他從博尼與利弗萊特出版社收購“現代文庫”的交易過程來說吧，就在這家出版社的發行經理朱立安·梅斯納即將說服賀拉斯·利弗萊特拒絕我父親的收購條件之際，一個文學經紀人因為懷疑利弗萊特勾引他老婆，揮舞著一把手槍衝進出版社的門廳。利弗萊特嚇壞了，派梅斯納去應付這個經紀人——這種事顯然得到附近的地下酒吧去解決——我父親這纔少掉談判中態度最強硬的反對者。他寫道：“對我來說運氣真是好難以置信呀！”

父親還非常幸運地踫到了當時默默無聞的詹姆斯·米契納。就在此前幾天，麥克米倫出版社總裁喬治·布雷特建議這位頗有抱負的小說家，“還是專心做他的編輯工作，別再把時間和精力浪費在寫作上了”。當時米契納還是布雷特手下的教材編輯，剛剛出了一本幾乎沒人注意的短篇小說集。“我們一拍即合。”父親寫道。他立刻和米契納簽了蘭登書屋的出版合同。不到兩星期，米契納在麥克米倫出版的短篇小說集《南太平洋的故事》就獲得了普利策獎。用我父親的話說，一夜之間，他就成了“冉冉升起的文學新星”。

每當別人問他一九五九年蘭登書屋怎麼會公開發行股票時，我父親總是歸因於一次令人高興的巧合：我父親當年哥倫比亞大學畢業後短暫受雇於薩托裡烏斯-史密斯-洛維證券公司時，坐在他隔壁櫃臺的年輕收銀員查爾斯·艾倫，後來成為美國頂尖的投資銀行家。“一天，我就找我這位老朋友查理咨詢，”父親寫道，就好像每個出版人都有在華爾街的工作經歷，因而上市時機成熟時隨隨便便就能找一個老同事咨詢似的，“他說：‘當然行，我們幫你發行股票吧。’”

事實上，對我這個永遠樂觀的父親來說，就算是壞運氣也會變成好機會。一九二〇年代初他還在博尼與利弗萊特出版社工作，有一次出版社的倉庫著火了，他的第一反應是，這把火大概可以燒掉《聖經的故事》這本由於對銷售前景過於樂觀而造成的大量庫存書。可他的希望破滅了：消防隊及時趕到，在“快燒到《聖經的故事》那龐大書堆”的那一刻把火撲滅了。“所幸，”他寫道，“還是有幾千本被水衝得報廢了。”

再來看蘭登書屋一次更令人尷尬的挫折——昆丁·雷諾茲在他的暢銷書《不肯說話的人》中描寫主人公在二戰期間為法國地下抵抗運動英勇地完成了許多艱巨使命，被德國人逮捕後堅決不招供。有人揭發說這完全是編造的故事。“我明天會召開一場新聞發布會。”我父親對雷諾茲說，“我們將宣布這本書不是紀實作品，而是小說。而且書名也馬上改掉，不叫《不肯說話的人》，改成《話說得太多的人》。”這個安排極其奏效，我父親寫道：“媒體隻是拿這事兒當作一個無傷大雅的騙局把戲來報道，結果好玩的是，這本書的銷量比真相曝光前翻了四倍。”

當然，重要之處在於，我父親有一種不可思議的本事，能“創造”機遇——或者發現別人不太注意的機遇——然後帶著他那種幾乎永不衰竭的高興勁兒抓住它。在他的好朋友莫斯·哈特的一次悼念儀式上，我父親特地說起，要是有人把他的成功歸因於幸運，莫斯就反駁說：“沒有人會成天坐在那裡說，‘今天我們能為莫斯·哈特做些什麼？’幸運都是你創造的。”如果貝內特·瑟夫不妄自菲薄，或許他也會這樣說自己。

我記憶中的爸爸是一個出色的老師，他每天都習慣性地說出他對生活和工作的想法；他清楚、生動而幽默地解釋為何他想做的事情基本上都能做到；他誠懇地要求我們像他一樣，反省每一次錯誤，讓自己進步。你可以想像他把大段時間投入工作，可他總是能想出法子讓哥哥喬納森和我感覺很受他重視。他甚至有辦法一邊寫兩個每周一期的報紙專欄一邊陪我，而平時他一般都是周末下午在那棟有花式圓柱的鄉間別墅裡寫文章的，他用業餘時間為報紙寫文章，也是以此來貼補買這棟房子的（它也被酷愛雙關語的爸爸稱作“柱子”）。嗯，更準確地說，是他給我設計了一樁差事，造成了他盡其所能陪我更多時間的“假像”：他封我為“揚基隊比賽指定觀看員”。我的任務是一旦電視裡的球賽有什麼值得他一看的內容，就馬上通知他；然後，他會笑嘻嘻地跟我討論我打斷他的時機是對還是錯。（結果證明，我永遠是錯的，除非是揚基隊得分，或者揚基隊的投手在滿壘無人出局的情況下成功逃脫。）爸爸向我保證，他搞這個遊戲的唯一目的，就是“訓練我學會判斷”。要是我敢說他在看揚基隊比賽的一些關鍵時刻也流露出一點小小的興趣，他就會像受了很嚴重的冒犯，然後就給我機會，讓我到他自己發明的組織“家庭委員會”上申訴。我和我哥哥每人有一票投票權，媽媽三票，爸爸有六票，所以他的觀點永遠勝出。

最近重讀《我與蘭登書屋》，我想起爸爸在和我拉家常的時候教給我的人生智慧，許多都能在書中找到。誠然，他說的故事非常有趣；換別的風格他也不會寫。不過，這本書也可以作為自傳性的行業手冊來讀：一本“如何成功”的入門讀物，可以顛覆下面這些普遍觀點：用格特魯德·斯泰因的句式說，經理人就是經理人就是經理人；一個其他行業的資深經理人來到一家公司，經營得和一個花了一輩子心血掌握他公司所在行業方方面面知識的人一樣好甚至更好；每一次交易都得是一方獲益一方喫虧的局面，輸贏非常重要；商場如戰場，沒有精神價值，沒有幽默，對了，還沒有樂趣。“人們過得體面的時候，誰的事情都好辦。”爸爸教導我們，“那是我一輩子都遵循的理論。如果你賺錢，要讓別人也賺……如果你做的事情能讓每個人都得到好處，那纔是理想的生意。”如果這種理念能被廣泛接受，現在的許多企業一定會經營得更順利！

對我來說，爸爸最讓我感到親切的特點是他永遠的樂觀——他似乎在任何地方都能找到樂子，（“他是我見過最快樂的人。”他的好朋友萊昂諾拉·霍恩布婁贊道。）而且他天生就有一種親和力，能把這種快樂帶給他周圍的每個人。在哥倫比亞大學舉行的父親追悼會上，威廉·斯泰倫的話讓我熱淚盈眶，他稱我父親是“提升生命價值的人”。貝內特·瑟夫可能沒有想過自己會獲得這麼深刻的贊譽。“一點點幽默就能讓我們活得有滋味。”他在《我與蘭登書屋》中告訴我們，“那一直是我的信條。有人曾經問我，‘你希望自己的墓志銘上寫什麼？’我總是說，我希望這樣寫，‘當他離開房間時，屋裡的人們會因為剛纔與他共度的這段時間而更加快樂。’”

今天，寫這篇文章的時候，離貝內特·瑟夫去世差不多已經三十年了。與許多其他名人、成功人士的子女不同的是，我深深熱愛我的父親，幾乎毫不保留地崇拜他。我永遠都懷念他。

克裡斯托弗·瑟夫

二〇〇一年九月

（以下摘自p153-163，“貝內特·瑟夫記與威廉·福克納的交往”）

我已忘了第一次見到威廉·福克納的確切時間，但肯定是在我們和史密斯與哈斯出版社合並之前。我還清晰地記得初次讀他的書的情景。當時我正在費城向哈羅德·梅森和戴維·傑斯特推介我們的新書，他們在那裡開了一家可愛的小書店——人頭馬書店，如今這種書店已經不太多見。哈羅德·梅森告訴我：“凱普與史密斯出版社出了一本新書，這個作者我認為是美國最偉大的作家之一。他的名字叫威廉·福克納。”當時福克納已經出版了五部長篇小說，其中包括《喧嘩與騷動》和《我彌留之際》，但都叫好不叫座，賣不動。這次的新書叫《聖殿》，在一九三一年是驚
世駭俗的作品。於是我拿了一本帶回下榻的麗茲-卡爾頓飯店的房間讀。接著我就一口氣把他之前出版、而我由於種種原因沒有看過的書都找來讀完。

當時我就知道我要出版福克納，所以在一九三二年將《聖殿》收入“現代文庫”，並請作者寫了一篇序言。一九三四年我們宣布計劃出版《喧嘩與騷動》的特別限量版，書的第一部分將用不同的顏色印刷以表明不同的時間階段。為此我們投入了大量精力不斷商談，但最終還是因為印刷機達不到我們的要求而放棄了計劃。很不幸，連福克納用彩筆標明顏色的那本書也丟了。所以直到一九三六年蘭登書屋跟史密斯與哈斯出版社合並後，纔第一次出版了福克納的書《押沙龍，押沙龍！》——但從此之後他的所有作品都由我們出。

威廉·福克納一直堅信，作家負責寫好作品，出版社負責出好書。當他帶來書稿的時候，我說：“比爾，你對書的裝幀設計和廣告推廣有什麼想法嗎？”他會說：“貝內特，那是你的事。要是我覺得你干得不好，我就到別的出版社去了。”結果，威廉·福克納在我們辦公室所受到的關注總是比其他作者更多，也許是因為我們想向他證明不辜負他的信任吧。

我們跟史密斯與哈斯出版社合並後，比爾寫信給我說他還記得我，並祝賀我們的合並。我回信說，他能成為我們的作者是這筆交易中最好的一項。這以後很長一段時間，他都沒來過紐約。後來他來了，卻經常鬧出點事。

有一次，他打算來住十天，我們就為他安排了各種采訪——《紐約時報》《先驅論壇報》、《時代》周刊等。每件事情都事先安排得很穩妥。福克納到了之後和我喫晚飯。哈裡森·史密斯帶著一位名叫達希爾·哈米特的紳士也來了。哈米特就是那個寫出《馬耳他之鷹》等精彩偵探小說的作家。

達希爾酒量很好，哈裡森也不是省油的燈。至於說福克納……反正我是不勝酒力。我要回家去，臨走前對福克納說：“記住，明天早上十點，《紐約時報》派人到辦公室來。”但這以後一連幾天我們都沒看到他人影，直到我接到一個來自亞岡昆飯店的電話；原來比爾進浴室洗澡時腳底打
滑，摔倒在蒸汽散熱器上，被嚴重燙傷。我們趕緊把他送到醫院，他就在那裡過了他假期的大半時間。在他回家前一天，我說：“比爾，你不為自己感到可惜嗎？你五年來第一次休假到這裡過，卻把所有時間都花在醫院裡。”他平靜地說——他說話總是很平靜——“貝內特，這是我的假期。”

比爾·福克納讓人惱火的地方是他會放縱自己飲酒作樂，有時是故意為之。而當他清醒以後，他又來到我們辦公室，一副頭腦清醒的樣子準備行動，仿佛半年以來滴酒不沾。但在酒性發作的當口兒，他可不知道自己在干些什麼。他無能為力。他酒量不大，沒喝多少就會醉。偶爾踫到一頓美餐有他喜愛的上等葡萄酒和白蘭地，他就不自量力地多喝。至於其他時候，我想他是為了逃避某些他不想干的事而假裝喝醉。

比爾是我所見過最令人難忘的人之一。他身材並不高大，但其舉止與英俊相貌令他看起來風度翩翩。有時，他的穿戴似乎相當陳舊，實際上卻是他在英格蘭定做的。即便是對最瑣碎的問題，他也總是耐心地花時間回答。如果你說：“比爾，今天天氣真好，是吧？”他就會停頓一下思考片刻，好像你問他的是什麼非常重要的事情。

一九五○年十一月十日，威廉·福克納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消息公布時，他說自己不去斯德哥爾摩領獎。他寵愛的女兒吉兒當時已經是十七歲的大姑娘了。別人提醒他，這趟旅程對她來說可是很有價值的體驗，他纔終於答應去。他從密西西比州打來電話，告訴我們他的衣服尺寸，請我們為他租一套禮服，要在他到達紐約之前準備妥當。比爾去了斯德哥爾摩並發表精彩的演講——但回來的時候有點氣呼呼，因為我為他租的禮服褲子上隻有一條條紋，而他發現歐洲人穿的禮服褲子都有兩條條紋。可他的結論是：“貝內特，呃，那套禮服我想收藏。”

我說：“你留著干嗎？這是我租來的，得還掉。”

他說：“你就把它送給我吧。我要收藏！”

這套衣服他還是帶回家了，不過我不知道他後來有沒有再穿過。

好啦，現在他已大名鼎鼎，被公認是美國偉大的小說家。他以前出版的書需求量大增，雖然其中不少已經絕版。今天，它們已全部重印，並且銷路很好，都成了經典名著。小說《寓言》令他一躍成為暢銷書作家。他的聲望與日俱增，許多大學開始將他的作品列入“B讀書目”。

有一天，我接到密西西比州州長打來的電話。一開始我還以為有人跟我開玩笑（《星期六評論》的諾曼·卡森斯老是自稱總統之類的角色），但這回確實是密西西比州州長。他說：“瑟夫先生，請您幫我個忙。密西西比州想專門設宴款待我們的諾貝爾獎得主威廉·福克納，可他連話都不肯跟我說。”

我說：“你想怎麼樣？”

他說：“我給他打了不下五次電話，他都不接。我們隻是想設宴向他聊表敬意。所以我想請您向他轉達此意。”

我說：“是這樣，他正在寫一部長篇小說。他寫書的時候不喜歡被打擾。不過我會想想辦法。”

我當即給比爾打電話，他住在奧克斯福德城。我說：“比爾，聽說你不肯跟密西西比州州長談話？”

他說：“是的。”

我說：“呃，他是想代表全州請你喫飯，向你致敬。”

比爾卻說：“在我需要密西西比的時候，他們不尊重我。現在我得了諾貝爾獎。你去告訴密西西比州州長，讓他別來找我……”

我給州長回電話時，當然不能把福克納的話原原本本告訴他。我說：“州長先生，正如我所料，他正在寫小說。我感到非常抱歉，他不想被打擾。”

事後我們對此哈哈大笑！

他為人一點都不拐彎抹角耍花招。每次來紐約，他就把我們的辦公室當作他的落腳點。他會徑直走進辦公室，脫掉外衣。我曾送給他一副鸛鳥夜總會給貴賓專用的紅色背帶，他非常喜歡。他常常穿著背帶坐在那兒，抽著煙鬥，看平裝本推理小說。他愛看推理小說。有年輕作家來時，我就說：“你想見見威廉·福克納嗎？”這總是令他們很激動。於是，我請他們進來，他們的眼前就是這個翹著雙腿、穿著背帶、叼著煙鬥讀書的人。我說：“這位就是威廉·福克納。”這時，比爾就把煙鬥從嘴裡抽出，友好地說聲“你好！”又繼續埋頭看書了。

我妻子菲麗絲第一次見到比爾是那次他心血來潮突然決定來紐約的時候。我說：“我們到機場來接你——我想讓你見見菲麗絲。”得知要見威廉·福克納，菲麗絲緊張死了。她說：“見到他，我跟他說什麼好呢？”

我說：“菲麗絲，你會跟比爾合得來的。”

飛機降落時，她就在汽車裡等。我們已經安排好，帶他一起去利弗大廈參加昆丁·雷諾茲夫婦的一個大型雞尾酒會。比爾穿著一件破舊的軍用大衣，斜戴著一隻寬邊軟帽走下飛機。一如以往，見到他我很高興，馬上帶他去見菲麗絲。我說：“比爾，你坐在我們倆前面吧。”他稱她“菲麗絲小姐”，而且從此以後他就一直這麼叫她。而她對他說的第一句話是“看你的襪子！”整個腳後跟都露出來了，他很窘。菲麗絲對偉大的威廉·福克納的畏懼之心立刻消失了。她說：“你這樣的打扮可不能去參加雞尾酒會。”於是我們先回家，她幫他換了雙襪子。從那時起，他們就成了好朋友。當然，在雞尾酒會上他也是轟動人物。

他第一次到基梭山來看我們的時候，發生了一件很具有福克納特色的事。當時鎮上的主干道與鐵路相交，道口的柵欄門需要手動開關。我們下了火車，比爾站著看一個小個子老人伸手搖動輪盤開門。我問：“什麼事情這麼吸引你，比爾？”他說：“看到北方居然還有用手干的事情，我太高興了！”他知道他這是在開玩笑。

我們最後一次和他在一起是一九六二年在“二十一號酒吧”。當時他跟我說起接替去世的薩克斯·康明斯擔任他責任編輯的阿爾伯特·阨斯金。他說：“你知道嗎，我認為阿爾伯特是我所認識最優秀的編輯。”我說：“啊唷，威廉·福克納都這麼說了，可真是天大的贊美。你跟阿爾伯特說過嗎？”他頓了頓，說：“沒，我沒說。貝內特，當我的馬兒跑得快時，我可不會讓它停下來喂它糖喫。”

福克納一直有這樣的計劃：完成他的“斯諾普斯三部曲”最後一部後，將《村子》《小鎮》和《大宅》這三部他花多年心血寫作、關於斯諾普斯家族而獨立成篇的小說出套裝版。《大宅》交稿後，阿爾伯特指出三部作品中存在某些不一致的地方。比爾平靜地解釋道：“阿爾伯特，那說明不了什麼。我在寫小說的時候，對書中人物的認識有一個逐漸深入的過程。寫完第三部，我對人物的認識就比寫第一部時深刻許多。”——說得他們就像現實生活中活生生的人物。“斯諾普斯家族”可能是他所創作最出色的人物形像，那些南方鄉野惡棍通過各種手段發跡成為當地最有錢的人，把上一代文雅的南方鄉紳傳統統統拋開。

比爾愛騎馬打獵。事實上，我辦公室有一幅照片，就是他送給我的最後一張，照片中他身穿紅色獵裝，上面寫著：“送給蘭登書屋——愛與吻——呔嗬！”他對這張照片和自己的騎術都很得意。

福克納的最後一本書《掠奪者》入選了每月之書俱樂部書目，也是他最幽默的書之一。菲麗絲很崇拜他，對他說：“比爾，我愛《掠奪者》，我覺得這本書有趣得很。”比爾露出他標志性的燦爛笑容，說：“我也覺得，菲麗絲小姐。每次我讀這本書，總是笑個不停。”

由於他大部分作品中的悲劇色彩，許多人並沒有意識到，他其實是個喜劇天纔，《掠奪者》就充分證明了他是多麼幽默。他能洞察古老南方的一切悲劇，也能發現其中的幽默喜劇。我認為他是美國文學史上最偉大的小說家之一，而且敢肯定，他的聲譽將經久不衰。

一九六二年七月六日，《紐約時報》的編輯一早給我打電話說，福克納去世了。不到兩個小時，我就登上了前往奧克斯福德的飛機。多年來，比爾多次邀請我去他家做客，但我卻一再推遲。現在我第一次去，卻是為了他的葬禮。想到這我就心碎不已。

我是和唐納德以及小說家威廉·斯泰倫一起去的。《生活》雜志得到福克納去世的消息後馬上打電話給斯泰倫，請他報道葬禮的情況。所以他提議我們同行。

我們在孟菲斯著陸，在當地的飯店住了一夜，我和唐納德還作為福克納的出版商在那裡接受了報社記者的采訪。第二天早上，我們租了一輛帶空調的雪佛萊汽車，自己駕車從孟菲斯開到奧克斯福德，行程大約七十五英裡。到了奧克斯福德，我們徑直向當地政府駛去。我覺得自己以前似乎來過這裡；根據福克納小說《墳墓的闖入者》改編的電影就是在奧克斯福德拍攝的，其中許多鏡頭就取自當地政府一帶。走出空調汽車，我纔覺得天有多熱。暑氣逼人，人就好像洗桑拿浴。

大約有二十個人坐在那些店鋪的臺階上，真是一幕……不是慢動作而是沒有動作的鏡頭。我們接到過《奧克斯福德鷹報》發行人打來的電話，我答應到時候拜訪該報編輯，她要給我們看一些福克納的物品。我們預定中午時分到福克納家，因為午飯之後纔開始舉行葬禮。而我們上午十點左右就到了，還有兩個小時空閑時間。我便問一個坐在臺階上的人：“您知道《奧克斯福德鷹報》報社在哪兒嗎？”他隻是瞪眼看著我們，默不作聲。再問一個人，也是如此。最後，我們問的第三個人開口說：“我想是在那兒。”我們拐了一個彎，離他們坐的地方大約走二十步就到了。他們當然知道報社的位置，可他們就是不想和城裡人有任何交往。從他們的臉上你就能看出他們的敵意。

大大出乎我們預料的是，那編輯原來是個忙忙碌碌、精力充沛的女人。她顯然是個干勁十足的人。她給我們看比爾·福克納寫的一些小文章，還把她所有的卷宗都拿出來，給我們看她出版的東西，證明至少她是欣賞、理解威廉·福克納的價值，哪怕全鎮人都不懂。她還自費印刷了標語“懷念我們偉大的威廉·福克納”，說服所有店鋪老板在送葬隊伍經過的那天下午兩點到兩點半之間關門歇業，並在店鋪窗戶上貼起這幅標語。在那半小時裡，店主們果然照做了。

然後她告訴我們：“時間還充裕，我帶你們去看看密西西比大學校園吧。”於是我們開車來到學校。那裡空無一人，一片平靜的景像——在這南方美麗的景致中，樹葉被微風吹得沙沙作響。但就在這以後不到三個月，這裡便發生了詹姆斯·梅瑞迪思案，槍擊正發生在此地。當我們到達福克納家時，有個人站起身來迎接我們。他長得跟威廉·福克納像得差點兒令我昏過去。他是福克納的弟弟約翰·福克納，大約一年後他也去世了。還有大約二十位福克納的親戚坐在門廊上，其中大多數既不了解他，也不懂他的作品，但得知噩耗都趕來了。他們在一天之內陸續到達，還都按照南方的風俗，帶來了火雞、火腿、餡餅和布丁。屋子裡的大桌子上擺滿了精致好看的南方食物。

福克納躺在客廳的一具大棺材裡，沒有人注意他。親戚們互相大眼瞪小眼，我們一出現，他們就有新目標可以瞪了。看得出來，他們把我們當成了外來闖入者。事實上，為了讓他們允許斯泰倫進屋，我不得不做許多解釋。約翰·福克納知道唐納德和我是誰，但斯泰倫是生人。當我提起《生活》雜志時，他不屑地昂起腦袋。我說：“約翰，他是蘭登書屋的作者，也是我的私人朋友。你得讓他進去。是我帶他來的，而且他也很敬仰比爾。”

我和唐納德上樓去慰問吉爾和埃絲特爾。埃絲特爾看起來像是服用了某種鎮靜劑，眼神空洞茫然。比爾的床頭櫃上放著我編的文集《為快樂而閱讀》。當然，看到這個我很開心。斯泰倫找到一本他寫的《在黑暗中躺下》，也很高興。

我和唐納德下樓去找點喫的，發現所有食物都擺在那兒，沒人動過。突然，一個我不認識的女人說：“你不就是每個星期天晚上的電視節目《我是干哪行的？》裡的那個家伙嗎？”我說：“對，是我。”這下子，他們立刻都圍了上來，開始跟我談節目的事。那種敵意消失了。仿佛我成了每星期都要到他們家去的熟人，是個老朋友了。看到這種認出我之後頃刻間的變化真令人難以置信。

最後，灰色的棺材被抬到靈車上，上路了，後面跟著六輛汽車。我們開車加入送葬的行列。這時令人喫驚的事情發生了。我們繞過小鎮的廣場，廣場的中心是法院。有三四名警察站在那裡，拿著帽子貼在心口。廣場上肯定有兩千人。他們站在街頭、店鋪裡或是陽臺上。當我們經過時，他們默默地站在那裡，一點聲音都沒有，仿佛整個小鎮停止了動作。看得出來，他們意識到了自己失去了一位重要的同鄉。

然後我們到墓地參加了簡單而短暫的入土儀式。在七月的烈日下，大約有五十個人站在那裡。喪禮一結束，我和比爾·斯泰倫、唐納德就上車開回孟菲斯，然後坐飛機回紐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