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記——生命中的兵團

北大荒的故事像一部歷史大劇，一批批演員在劇中出場、表演、造型、謝幕。兵團的故事是其中的一幕，九轉回腸，高潮迭起，在播放幾十年後仍令人回味無窮。幾十年來，書寫這一幕故事的人不可勝數，我是其中的一個後來者，也是為數不多的兵團歷史的局外人之一。

人之社會屬性，決定於社會與人的交互作用。說到社會留給我本人的深刻影響，想來想去還是自己的知青經歷，所以我要寫這本書。

知識青年，是中國歷史上一個特定群體的終身稱謂。它之所以能長期存在，主要在於和它相關的那場上山下鄉運動給上千萬參與者及其家庭的命運都留下了深刻印記，因此，即使一代知青消失在歷史長河之後，這個群體仍將擁有這個年輕的稱號。它成了一個難以抹去的國家記憶。

我有過兩次上山下鄉的經歷，兩次都因為在城市找不到求學或就業之路而選擇了去農村插隊，都沒有任何人指派或動員，都是自作主張取出戶口偷偷離家出走，去的都是一個地方——山西省榆次縣。我的兩次知青經歷共有六年，次插隊歷時四年零四個月，第二次插隊歷時一年零八個月。

上山下鄉帶給我的，不僅是喫苦的能力和對社會底層的了解，還包括對困難與挫折的承受力，這些收獲影響了我後來的人生道路，也決定了我的思想特征。在作家的創作中，印像至深的自身經歷往往會影響選題思考，所以我要寫知青。

二十多年前，當我開始嘗試寫作時，我就知道自己遲早會在知青這個題材上落筆，是小說、劇本，還是紀實文學？我心裡沒數，但我相信自己一定會做這件事，這不僅是因為上山下鄉的經歷帶給了我太多的東西，還因為它影響了至少三代中國人乃至這個國家的命運走向。說三代人的命運，是因為除知青自身之外，他們的父輩和子女的命運亦與上山下鄉相連；說

到國家的命運，是因為返城後的知青們曾履行過涵蓋中國社會所有層面的崗位職能。

從終留在農村的知青，到返回城市的知青；從掃馬路、開出租車和擺地攤的身處社會底層的知青，到對國家的技術、教育、文化、商業、行政、安全負有重責的那些位居社會核心位置的知青；從對上山下鄉運動持完全批評態度的知青，到把上山下鄉經歷視為一生中寶貴財富的知青……無論他們在身份、命運和歷史態度上如何千差萬別，這個群體都在影響著中國的現實和未來。這個群體是值得作家落筆的。

2011 年末，我開始籌劃寫一本有關知青的紀實文學。

由“文革”開啟的全國上山下鄉運動歷時十年，人數上涉及1700 萬人，地域上涉及全國各地，形式上涉及插隊、返鄉、去五七干校和國營農林牧場，我應該選擇哪一段時間、哪一個地區、哪一個群體？

寫一本關於知青的書，和我寫關於“二戰”德國老兵的紀實文學《德意志的另一行淚》不一樣。德國老兵是一個曾經影響了世界，卻又很少被世界關注的一個特殊歷史群體，講述他們的故事，很容易讓受眾感到耳目一新。而記錄上山下鄉歷史的書籍在中國已經多得不可勝數，如果沒有獨特的寫作思路，落筆於這個領域就如同在大海中增添一滴新水，有無皆可。

我是學工科出身的人，長期的科研訓練賦予了我一種寫作習慣，那就是按照科學創新的基本要求來對待文學的創新。做一篇科學論文，前提是必要的知識和技能的基礎，接著就要調研和選題，包括總覽學科現狀、發現創新空缺、了解資料來源、落實研究手段。搬到文學創作領域，這就意味著要閱讀大量同類作品，找到足夠的素材，並對自己的寫作實力能否確

保創新做出一個客觀的估計。

為此，我閱讀了一大批關於知青歷史的紀實文學作品，其中雖不乏精銳之作，但存在的兩大問題也很明顯：

是題目常常喊得太大，動輒冠以“中國”二字，翻開一看，不是對在某一地區下鄉的知青群體記載，就是以不充分的資料來概括全國的知青；

第二是作者本人的觀點和立場在作品中介入得太多太深。對事情應該怎麼看，作者全告訴了你！這樣就難免要折損作品的客觀性，一來排斥了和作者價值觀不同的讀者群體，二來也擠掉了後人的評價空間。

我決定寫一本主要由歷史親歷者去回憶、去傾訴的書。我可以加入一些相關信息和個人分析，至於對歷史的思考和評價，我覺得還是要交給現在和以後的讀者。

那麼，在寫作對像上我應該選擇誰呢？

首先我想到的是自己熟悉的山西榆次縣的插隊知青，但這個念頭很快被我否定了，因為這個群體的交互性和集體感幾乎不存在。

到榆次插隊的知青在落戶時間上有很大的跨度，從稍早落戶到杜家山的北京知青，到1968 年末大規模上山下鄉運動開始後被送來的北大附中和北京123 中學的知青，再到在1970年代從太原榆次等城市下放來的小知青，前後時間跨距至少十年，其間人來人去，就像一場“下鄉流水席”。

從落戶的地點上看，在榆次插隊的知青在榆次縣境內的地理分布很廣。我們這些“老插”被送進了與太谷縣、和順縣相鄰的榆次邊緣區的大山裡，而後來的小知青則基本都被安排到了平原或丘陵地區的人民公社。如果把榆次縣安置知青的工作比喻為撒玉米籽，其結局不是長成一片玉米地，而是東一棵西一棵的玉米單株，相互之間很少有關聯。

榆次縣的插隊知青都以村為單位結成集體戶，不同村落之間的知青很少有來往。這些知青戶少則三五人，多則二三十人，一旦走出自己的村子，就很難再找到朋友。我第二次插隊所在的榆次縣東趙公社大發大隊，和附近的東趙大隊隻有兩三裡路之隔。這兩個村子的知青之間的一次交往，就是打過一次籃球賽，場上氣氛十分對立，幾次犯規出現後，雙方隊員的脖子就像鬥雞一樣漲紅了。同在一個公社這一點，並不足以把我們融合為一個集體。我們一樣在“戰天鬥地”，卻無法產生互為戰友的感覺。

在對特定歷史題材的紀實寫作中，作品形式的選擇，和對像的特點存在著密切關聯。在我看來，對插隊知青隻適合寫個體故事，而不適合於群體紀實，因為群體需要較強的人員同質性和共處穩定性。倘若大而化之，把不同的人群硬往一起歸攏，令人震撼的多隻會是書的標題，一旦讀者翻開書一看不是這麼回事兒，大板磚拍過來事小，浪費了紙張事兒大，畢竟紙是用木頭做的，那是寶貴的資源。

有鋻於此，我自覺不但無力涉獵一個省份的“插隊知青命運紀實”的寫作，就是寫自己比較熟悉的榆次縣知青之命運也無法勝任，因為我實在難以將在時間和空間的分布上都相當錯亂的眾多自生自滅型的知青點，在文學上做一個整體性歸納。

我熱愛寫作，同時又對寫作充滿敬畏之心。歷史題材的紀實文學作品，不僅要面對歷史親歷者，還要面對試圖通過作品來觸摸歷史的後來者。它隻要發表，就要承擔起自己的責任。

於是我想到了“兵團”。

在中國的知青上山下鄉的歷史中，“兵團”幾乎成了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的專用簡稱，

以至於今天隻要提及在“文革”中成立的其他生產建設兵團，人們都需要在這個稱謂之前特別加注地名，以區別於黑龍江兵團。新疆兵團雖然比黑龍江兵團成立得更早並延續至今，但由於它基本上沒有受到“文革”期間城市中學應屆畢業生移民潮的波及，在中國上山下鄉運動中所占有的地位也就很難和黑龍江兵團相提並論。

要寫準寫活一個歷史群體，需要作家本身置身於這個群體之中，獲得對方在當下和在歷史中的時代和生活感受。

我本身和兵團知青屬於同代人，並且在四十多年前就和這個群體有過接觸。兵團人出發前的統一置裝，是我對這個群體早的印像，而他們有建制、有工資、有武裝、有探親假、有統一的號令和管理、有參與機械化大農業生產的機會這些特點，也讓我對兵團和插隊知青在下鄉環境上的不同有所體驗。

當年每逢春節，中國各個城市裡總會彙集起回家探親的各路知青，那是我早觀察兵團知青和插隊知青之間的差異的機會。

這些人都有工資，探親期間帶著全國糧票揣著現金，花起錢來手腳挺大，聚在一起時缺點兒什麼喫喝時，馬上就有人起身去買，這讓我們這些辛苦一年下來除了掙出口糧之外幾乎沒有什麼現金收入的插隊之輩羨慕不已。

在他們身上有著一種軍隊的色彩。我們這些插隊的人在稱呼農村干部時從來不提職務，張口就是“二貨”“秋生”“狗子”什麼的，而這些人一說到兵團的干部就是“連長”“股長”“團長”“參謀長”……他們還經常會提到武器保養、戰備值班這些軍隊用語。但他們又不大像軍人，多數人穿件厚實的黃色大衣，當時的說法叫作“狗屎黃”假軍大衣，上面或多或少都會有幾個被煙頭燙出來的小孔洞。他們說話的調子也有些變味，把“做”說成了“整”，把“干啥”說成了“干哈”，氣質上帶有幾分東北農村漢子的粗放和野性。但隻要探親假期限一到，他們立馬就在北京消失。據說兵團紀律嚴明，不允許超假一天，和我們這些想在城市賴多久就賴多久的插隊知青大不相同。

在我第二次到山西榆次插隊時，我開始和一群從兵團轉來插隊的知青一起生活和勞動了。他們帶來了兵團各師基層連隊的信息，顯示出在兵團形成的和插隊知青迥然有別的行為特征，他們具有更多的服從意識和對艱苦生活的承受力，集體認同感也更多一些。在和他們的相處中，我對北大荒有了更多的感覺，成了一個能遠距離觀察兵團6 個師的局外人。

在“文革”結束後的後知青時代，我看過很多有關知青題材的電視劇、小說和報告文學，我發現其中有影響力和震撼力的作品基本都是關於黑龍江兵團的。這一點進一步促成了我探討兵團歷史和荒友之間關繫的願望。

黑龍江兵團在地域、人數和生產規模上的尺度之大，為榆次縣農村遠不能及，但我卻感到對兵團故事的歸納會更容易一些。它是一個半軍事化單位，體量雖大，但有共同使命，有行政中樞，有建制層級，有統一管理。這些條件既有利於在時空兩方面梳理出它的分布和發展，也有利於發現兵團人物之間的命運聯繫。寫兵團知青和寫插隊知青的差異，就如同寫戰爭年代中的一個野戰軍的作戰史和一個省的遊擊史的差異，前者的歷史主線顯然更為明晰。

著眼於大歷史，黑龍江兵團在中國的上山下鄉運動中也具有舉足重輕的地位。它彙集了“文革”時期全國的一個知青群體，履行了一段在全國各兵團中典型意義的屯墾戍邊任務，演繹了一場充滿悲歡離合的知青命運大劇，在全國各大知青群體中也湧現出了多的精英級社會人纔。同時，兵團在建設邊疆和確保國家糧食安全這兩方面所發揮出的歷史作用，使它成了中華大糧倉北大荒發展中不可分割的一個歷史環節。

基於這些原因，在迄今為止的知青文學領域裡，黑龍江兵團一直是受社會關注的一個寫作重點。再次對它進行歷史挖掘，創新的挑戰性不言而喻。要寫出一個既與眾不同，又真實可信的兵團，我感覺需要做到幾個“獨特”：

獨特的視角——站在兵團親歷者的立場之外去審視兵團；

獨特的立場——站在傳統或時尚的歷史觀和價值觀之外去解讀兵團；

獨特的方法——把挖掘歷史資料和收集口述史兩方面的工作結合起來；

獨特的比較——從插隊知青的觀感出發來發現兵團知青的經歷特色；

獨特的目標——通過對典型內容中的典型人物和故事的展現，濃縮出一幅黑龍江兵團的歷史概貌。

這一繫列的“獨特”能否在作品中得到體現，權威的評判者是讀者，我要做的隻是盡己所能。

我原本計劃用一年的時間查詢歷史資料，用半年時間整理素材並完成寫作。但真到動手做的時候，我纔發現工作量實在是太大了。

兵團歷時八年，多數知青在北大荒生活十年。要寫好他們的故事，調查中要涉及的東西實在是太多了。除了要收集兵團知青的口述史以外，我還要了解國家的上山下鄉部署、組建兵團的背景和過程、各地動員和輸送知青的情況、中蘇關繫的發展變遷、瀋陽軍區的戍邊部署、黑龍江國營農場在“文革”中的變動、現役軍人和農場干部職工的北大荒經歷……其中每一方面的素材都足以撐起一本大書。

寫作投入如果不足，就很難濃縮歷史；但寫作胃口如果過大，又有可能寫成一部兵團百科全書或大事記，終因可讀性的降低而使作品失去活力。

初步的調研讓我看清了自己面臨的三大挑戰：

，能否確保在采訪調研上做足夠的投入；

第二，收集到的素材是否具有足夠的質量和代表性；

第三，對龐大的信息量是否具有足夠的駕馭能力。

迎接第三個挑戰的能力是無法在短時間裡提高的，我隻能傾力回答前兩個問題。我用了兩年時間進行采訪和資料查詢，在北京、天津、上海、哈爾濱、杭州、寧波這些城市之間往返穿梭，並三赴北大荒走訪農場，還專程去過唐山、丹東、成都等地。讓我倍感幸運的是，我的計劃和努力得到了一大批兵團人的認同。在尋找采訪對像的過程中，很多兵團知青、現役軍人和黑龍江農墾人幫我構建起了一條又一條采訪鏈。他們幫助我聯繫，陪同我采訪，和我一起就重要事件的時間、過程、數據、人名等相關信息反復進行核對。在這個過程中，我和很多兵團人成了可以深談，可以喝酒，可以交心的同齡好友或忘年之交。

在這個過程中，我一次次被感動，一次次被震撼，也一次次陷入深思。消失近四十年的兵團，在我心中漸漸活了起來，站了起來，動了起來，讓我再一次感到從事歷史的調查和寫作是一件何等充滿快感的事情。對我而言，它已經不是工作，不是任務，而是和歷史的一種對話。

這種對話不僅使我興趣盎然，也讓我的生活更充實，眼界更開闊，對人性有了更多的感知，透析事物的思想力也得到了一定提升。一般而言，人過六旬後朋友隻會逐漸減少，而我在寫這本書時卻得到了越來越多的同代朋友，這難道不是對我的一種特殊回報嗎？

時間在不知不覺之間消逝，和出版社約好的成書日期幾度延遲。我覺得不能繼續拖下去了。

過程固然重要，但結果終歸是無法回避的。於是我開始盤點素材，確定作品結構，動手寫這本書……

在全書收筆之際，三年時間過去了。我感到一種難言的失落，就像必須要和一個朝夕相處三年的好朋友作終的道別。

無論兵團在親歷者心中的地位如何，它是所有兵團知青、職工和現役軍人生命中的一部分。

無論我和它的距離多遠，它都進入了我的生命之中，這不僅因為我投入了大量精力去感受它，還因為我在這種投入中傾注了一個知青作家的歷史情感。我知道以我這樣的寫作模式注定不可能高產，但我相信，當一個作家在寫作中注入情感時，這本書就會成為他生命中的一部分。因此我把這本書的名字定為《生命中的兵團》。

我希望讀者能通過閱讀這本書中感受到某種歷史溫度，並由此引出一些對社會演進和人之本性的思考。果真如此，就是我莫大的榮幸。

我要向所有接受過我采訪的人致敬，還要向三年來為我介紹采訪對像並提供珍藏資料的朋友表示由衷的謝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