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樂民*揮之不去的情結是“在中西之間”。他對歐洲的探索，對歐洲在世界文明中的地位的看法，對中國文化傳統缺陷以及現代化道路的判斷，不管被扣上多少“西方中心論”的帽子，中心不改，老而彌堅。而另一方面，他在中國文化中浸潤之深，感情上的迷戀，也是我們同代知識分子中所少有。

——資中筠

日子一天天過去，我不僅沒有淡忘，反是越來越懷念他——樂民兄真是走得太早了，中國民主和科學的啟蒙需要他，擔憂中國改革開放事業倒退的人們需要他。像樂民兄這樣地地道道的讀書人，這樣荟萃中西且古今文化融於一身的人文學者，這樣超乎物外、身體力行的啟蒙者，難道真成為絕響？難道我們真可以聽任其成為絕響？

——朱尚同

有人說陳樂民這樣“集中西紳士於一身”的人已成絕響，這恐怕不是言過其實的說法。在當今如此浮躁的社會環境下，願作“精神貴族”的人已經很少；照現在的教育狀況和發展趨勢看，將來能否出現集中西文化於一身的紳士，也很難說。六十多年前，我和樂民因詩文書畫結緣；六十多年後，世事滄桑，造化弄人，想起樂民，不勝唏噓。

——蔡鴻濱

陳先生的文章涉及古今中外，有點像小文史百科。讀後一知半解的有了進一步理解，不知道的也都知道了。陳先生的文章寫得很含蓄，不細心讀，便領會不到其中的微言大義。他的文章大多都是讀書心得，從頭到尾都貫穿著一種今天看來仍然極為可貴的啟蒙思想。

——藍英年

除*後一次住院外，陳樂民每次都要帶上他的“功課”，借助病床上喫飯用的小桌，在嘈雜聲中，旁若無人地閱讀寫作。此情此景，往往讓我感到心酸。人們也許不大了解，陳樂民那些珠玉般的學術論著，竟是在身患大病，甚至在嘈雜的病房中完成的。但他不改其樂，真是賢哉此公！

——何方

陳先生在古今的文化裡，常常能找到邏輯的線索，不相干的存在往往連類一體，遂有了新意。一邊面對歐洲文明史，一邊冷思國故，於古人文字得趣多多。他看古人，常有西方的參照對之。從西學角度看中學，從中學角度看西學，在陳先生的文章裡多踫撞出異彩。

——孫郁

在哲學領域，陳先生以一個非專業哲學家的身份，對啟蒙時代的歐洲哲人萊布尼茨、馬勒伯朗士、伏爾泰、康德，包括稍後的費希特、黑格爾等人，以及相對應的程朱理學後續諸家，包括新儒家，都一一作了周詳考察，著重於發掘中西人文深層的精神現像，廓清文化交往中“妄自尊大”這一經年陋習的緣由。陳先生一再以牟宗三的名句“中西融通之橋梁乃在康德”為導引，探討中西思想交往的建設性構架。

——馮紹雷

一個少有的西學專家，永遠地和中國傳統的條案相廝相守。他們每天都在以他們的清寂交流，對談著各自的命運和對西方、東方的理解，思考著一個民族在世界中的擴展與扭曲、舒展與未來。而留在條案周圍空白、清寂的疼痛，則每時每刻都在言說著一代知識分子對認識世界的渴望與無奈。

——閻連科

十年來，先生的教誨言猶在耳；十年來，先生的期待始終不忘。守住自己的底線，在浮躁的時代沉下心來，閱讀思考，繼續探尋先生之問——“西方何以為西方，中國何以為中國”。在過去的十年和未來的歲月裡，陳先生都是我的燈塔，求知如此，為人亦然。

——初曉波

1948年高中畢業、1953年大學畢業的陳樂民先生當屬“舊知識分子”的*後一代和“新知識分子”的*代。在這“一身跨兩代”的特殊一代人身上，無論是新舊矛盾、衝突還是新舊調適、傳承，都表現得非常“典型”。可以說他們是破舊立新的一代，也可以說他們是承前啟後的一代。因此，“閱讀陳樂民”，在某種意義上也是閱讀這一代知識分子的命運與思想。

——雷頤

“啟蒙”像在一片黑暗中劃開一道光，這道光與社會進步的互動越來越強，預示著它將驅散黑暗和落後。“啟蒙”具有普遍性，任何一個民族從野蠻、愚昧、專制、盲從的社會進入到文明、民主、自由、人權受到普遍尊重的社會，都必須經過“啟蒙”階段，不能逾越和繞過。

歐洲文明的內核，我認為還是“五四”時期提出的“賽先生”和“德先生”。這是歐洲重要的傳統。沒有科學和民主，“近代歐洲”便無從談起。我在研究歐洲文明發展史時，每每有一種很深刻的印像：它是那樣階段分明又具有歷史連續性，時代變化的軌跡、頻率十分清晰；這一點恰是與我們的文明史所不同的。把歐洲文明發展中不可忽視的諸因素凸顯出來，有助於深入認識我們自己的歷史和現實。

20世紀後半葉，歐洲的主要特點是兩“化”，即在世界政治舞臺上的“邊緣化”和歐洲諸主權民族國家的“一體化”。歐洲在失去了舊日殖民地式的“勢力範圍”之後，於20世紀融入世界，經歷了興與衰、分與合、“一”與“多”的曲折歷程。純粹的理性邏輯完全有理由預告，“一體化”與“全球化”的發展有一天終將使“民族國家”的界限毫無意義。但是超越時空的邏輯取代不了現實的世界，今天看來，那仍不過是一個看不到邊際的烏托邦。

中華帝國封閉性之嚴重，使它如同一隻密封的罐頭，必待外力纔能開啟。19世紀中葉，中西文明迎頭相撞，中國歷史的“自我循環”纔停了下來，出現了“中西之交，古今之異”的局面。“現代化”對於中國是“嫁接”過來的，既然是“嫁接”，便有諸多不適應，感覺不是自身的“自然發展進程”。因此，隻有經過一個長時期的“磨合”，“現代化”纔能變為本土的自然進程。中國的“改革開放”要做的就是這個工作。

哲學之道在於不斷求知，而知是無法窮盡的。無論是中國哲學，還是西洋哲學，都是可悟而不一定可解的。哲學要打破砂鍋問到底，但永遠也到不了底。對於人心人性之學，哲學的境界還是要靠“悟性”。可悟不一定可解，或者說因悟得解，中國哲學尤其是如此。

我這個自詡有“歷史癖”的人，在歷史面前常常犯迷糊，看不清歷史究竟是否有真面目以及何謂真面目。當鑽進歷史堆“隻在此山中”時，會有一種醺醺然的陶醉感，可一旦走出之後便立即覺得“雲深不知處”，發現歷史仍是一團亂麻，或者懵懵然覺得又上了寫成文字的歷史的當。

我是研究歐洲文明的，晚年所做的事情就是比較中國和西方歷史文化的不同軌跡，因而確信中國的現代化所缺少的東西隻能在西方歷史文化傳統中去尋找。例如，思想精神上的啟蒙、科學與民主等現代文明的核心都不可能在我們的傳統文化中找到。我受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很深，也很喜歡，但我必須承認，中國的傳統文化主要是皇權專制時期的文化，不可能通向現代化。隻有在承認這個事實的前提下，纔能在傳統文化中找到為我們所用的東西。

舉目四望，我無法否認，我們這個民族還是多麼現實地落在時代的後面。魯迅所指出的“國民劣根性”，我們改了多少？越是反顧中西兩種文明史，我越是深切地體會到我們的歷史缺少了若干個“關鍵時期”。歷史是不能責怪的，但它可以使人不糊裡糊塗地過日子。或許我們還需要兩三個世紀的“啟蒙”來實現自我改造，特別是改造我們作為人的基本素質。

我後見到李慎之，是在朋友間的春節聚會上。與往日不同，他明顯話少了；對其他人的閑談，時有一種漠然的表情。他早已扶杖而行，而那天步履更見艱難，幾乎是“蹭”著走的。我心裡有些發緊。不料還不到兩個月，他竟走了。一個眾人的真誠的朋友走了，一個繼顧準之後的思想家走了。肯定，在不久的將來，我們會在另一個世界重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