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簡介

郝柏村  1919年生，江蘇鹽城人。原國民黨陸軍一級上將。

何兆武  1921年生，湖南嶽陽人。1939年考入西南聯大，先後就讀於土木、歷史、哲學、外文四繫。北京清華大學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著有《歷史理性批判散論》《歷史與歷史學》等。

齊邦媛  1924年生，遼寧鐵嶺人。臺灣大學榮譽教授，曾任美國聖瑪麗學院、舊金山加州州立大學訪問教授，德國柏林自由大學客座教授。著有《巨流河》《洄瀾》等。

王鼎鈞  1925年生，山東蘭陵人。當代散文作家。1949年到臺灣，後移居美國，著作近40種。

星雲大師1927年生，江蘇江都人。國際著名佛學大師，佛光山開山宗長，國際佛光會世界總會會長。致力推動佛教教育、文化、慈善、弘法事業。先後創辦多所美術館、圖書館、出版社、書局、雲水醫院、佛教學院，收容撫育孤苦無依之幼童、老人，及從事急難救濟等福利社會。著有《人生就是放下》《舍得》等。

許倬雲  1930年生，江蘇無錫人，著名歷史學家。現為美國匹茲堡大學歷史學繫與社會學繫榮休講座教授。著有《許倬雲說歷史：中西文明的對照》《現代文明的批判：剖析人類未來的困境》等。

張作錦  資深媒體人。曾任臺灣《聯合報》總編輯、紐約《世界日報》總編輯、《聯合晚報》、《香港聯合報》和《聯合報》社長。現任臺灣《聯合報》顧問。著有《牛肉在那裡》《第四勢力》《誰在乎媒體》（天下文化）等。

高希均  1936年生，江蘇南京人。曾在美國威斯康辛大學（河城校區）經濟繫任教逾三十年，先後獲得美國傑出教育家、傑出教授獎、威州州長卓越貢獻獎等。現為臺灣“遠見·天下文化事業群”董事長。著有《天下那有白喫的午餐》《經濟學的世界》《閱讀救自己》等。

邵玉銘  臺灣公視基金會董事長。

陳長文  哈佛大學法學博士。曾任海峽交流基金會首任秘書長，從事兩岸協商，為兩岸交流破冰，是一位關心兩岸問題的自由和平主義者。著有《假設的同情》《愛與正義》等。

郭岱君  美國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院研究員。

目   錄

【原出版者的話】我們生命裡的“七七” /高希均 

章  抗戰是為了樹立能夠抬頭見人的國格 /許倬雲

第二章  每逢“七七”倍思親  /郝柏村 

第三章  一代人的情結  /何兆武口述文靖執筆

第四章   我的家在東北松花江上  /齊邦媛  

第五章  焦土仍留幾點紅  /王鼎鈞 

第六章  憶“七七”初戰  /星雲大師

第七章  走在滇緬公路上，懷想為救中國而捐軀的壯士們  /張作錦 

第八章  “南京大屠殺”災難下的成長，使我向往的是：和平 /高希均 

第九章   抗戰帶給我的“流亡三部曲”  /邵玉銘 

第十章  勿再陷入“愚蠢的循環”  /陳長文

第十一章  “七七”盧溝橋事變：七十七年後的探索  /郭岱君

附    錄  “七七”事變後全面抗戰大事年表

二哥當時隻是初三的年齡，在沙市加入了湖北聯中，徒步撤退到恩施。當學校的隊伍，列隊走過家門口時，每一個年輕的孩子，身穿制服，就像行軍的軍人一樣，背一個背包和口糧，兩雙草鞋，列隊進行。祖母看見二哥在隊伍之中，實在舍不得，哭著要我的母親將二哥從隊伍中撤出來。母親回答：“我們的孩子，能留一個，就是一個。國家快亡了，這些留下的種子，也許可以為我們再造中國，扳回自由和獨立，不做日本人的奴隸。”這是一百多年來，中國承受多少次的外患，纔鑄煉成的一種悲劇情懷。

——許倬雲《抗戰是為了樹立能夠抬頭見人的國格》

我於深夜返抵家門，敲門一聲即開，見到雙親及弟妹。母親說，早年父親從東北回家，深夜喊“媽媽開門”，祖母應聲而起，以此責我為什麼不也喊“媽媽開門”。直至今日，我未忘這句話。

……

一九三八年十月，廣州戰役時，我頭部受傷，當然不能直率稟告雙親，僅在信中說，頭部生了小外癥，但已痊愈，一切安好。父親當然了解其中含意，復信說：“汝頭痛，餘心痛。”並且說：“汝母倚閭，望汝早歸。”但是，母親患病一事，父親從未提及，以免我掛念在心。

一九三九年，我在炮十四團，任中尉排長，原駐廣西興安。是年鼕，參加皖南攻勢後，仍回廣西駐地。一九四〇年，時值端午，忽接父親來電，說：“母故，速回”，直如晴天霹靂，立刻淚如泉湧。父親並謂，母親彌留時，頻呼我的乳名。天下的至痛，莫過於聞此訊息了。當時故鄉淪陷，不可能奔喪，亦為長官所不許。此後歲月中，不知夢到母親多少回，真如京劇“四郎探母”中所唱，“要相逢，除非是夢裡團圓”。此劇在抗戰期間是禁演的，現在我學會這一段，實亦宣洩思母之情。

一九四四年初，我在重慶陸軍大學受訓，接到父親來信，謂“聞汝等有東歸之說”，可見當時敵後地區，已預知抗戰即將勝利。父親的來信自然暗示，勝利歸來的歡聚在望，我也盼能及早拜見久別的父親，並為母親掃墓。孰知未及數月，父親不待抗戰勝利而病逝了，我聞噩耗痛哭，一如母故之時。

——郝柏村《每逢“七七”倍思親》

中國三大火爐之一南京的夏天還沒有過完，八月十五日起日機已經開始轟炸了，枚炸彈投在明故宮機場。

三天前，我的母親在機場對面的中央醫院分娩，生了我的小妹星媛。醫院在強震中門窗俱裂，全院紛紛逃生，她抱著嬰兒赤足隨大家奔往地下室，得了血崩之癥。兩天後全院疏散，她被抬回家，隻能靠止血藥與死亡搏鬥。

……

為了躲避白天的轟炸，船晚上開，碼頭上也不敢開燈，隻有跳板上點了幾盞引路燈。我們終於走到碼頭，跌跌撞撞地上了船。蜂擁而上的人太多，推擠之中有人落水；船已裝不進人了，跳板上卻仍有人擁上。隻聽到一聲巨響，跳板斷裂，更多的人落水。

黑暗的江上，落水的人呼救、沉沒的聲音，已上了船的呼兒喚女的叫喊聲，在那個驚險、恐懼的夜晚，混雜著白天火車頂上被刷下的人的哀叫，在我成長至年老的一生中常常回到我的心頭。那些淒厲的哭喊聲在許多無寐之夜震蕩，成為我對國家民族，漸漸由文學的閱讀擴及全人類悲憫的起點。

——齊邦媛《我的家在東北松花江上》

母子兩人，於一九四五年一月，開始了為期四個月的萬裡尋親之旅，母親時年三十，我六歲。

走路對母親是很大的折磨，因為她有雙“解放腳”（即裹腳後又放開者），不良於行，一路疼痛不堪。加上環境衛生差，有時得喝河水，所以她在路上開始打擺子（即瘧疾），飽受忽冷忽熱、上吐下瀉的煎熬，她仍咬緊牙根，白天雞鳴即起趕路，天黑投宿。

沿途經過十八盤鄉時，旅程開始更加艱難，一路上除了上山就是下山，海撥達一千多公尺，素有“九山三水十八彎”之稱，境內大小山頭有一百多座。……我想母親後有毅力走完全程，一是她對父親的熱愛，二是她一定要將我交給父親，以盡到做母親的責任。

……母親到西安時，人瘦了一大圈。由於一路打擺子，加上喝的都是河水，以後一生再無月事，無法懷孕，這也注定我一生為獨子的命運。

……

我六歲隨母親從哈爾濱赴西安，八歲從西安返回瀋陽，九歲又從瀋陽到上海，四年之內，我的小腳追隨母親的“解放腳”，走過大江南北，甚至跨過了臺灣海峽，所以我跟母親的情感特別深厚。而在這些逃難的過程中，我自母親身上學到了兩件一生受用無窮的事：一是果斷，隻要認清方向，必定勇往直前，這可見於她萬裡尋夫的決心；二是喫苦耐勞，在旅途中，無論跋山涉水，無論饑寒交迫，她都堅定地攜著我的小手，走到我們的目的地。

——邵玉銘《抗戰帶給我的“流亡三部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