楔子

那口從中國帶來的雕花桃花心木箱，依然立在爸媽家的客廳裡。爸媽家在康涅狄格州，那所房子是我長大的地方。箱子又黑又亮，上頭刻的一隻虎爪緊抓地面，在擺著由埃姆斯和勒•柯布西耶設計的家具的客廳一角，對我頻送秋波。我走向箱子，把玩箱上繁復的銅件，再闔上厚重的蓋子。箱裡什麼都有：中國的秘聞，樟腦的氣息，和在另一個時間地點穿著的衣物，其中有奶奶的繡花絲袍，爺爺的無尾晚禮服、白色晚宴外套和馬褲，阿嬤①許媽針腳可愛的圍裙，媽夏天到香港買的幾件修身高領開衩旗袍。迅速翻弄這些衣服，我對它們如數家珍。我不假思索地將它們折了又疊，這是從小做慣的事。爸教過我怎麼折旗袍，折時要注意領子，那是旗袍重要的部分。我還記得自己曾因爸這麼懂女人的衣服而感到尷尬，但他告訴我，那是小時候從他母親那兒學來的。

此刻，我發現了我要找的東西，是一件黑旗袍，姑婆張幼儀——晚年的她是我的明鏡與良師——開的雲裳服裝公司裡曾賣過的那種款式。從小，我就擁有這件衣棠，有一天，它從爺爺奶奶自上海帶來的家當裡冒出來。雖然衣服上沒貼標簽，但一天午後，我們在家中的箱子裡翻翻尋尋時，幼儀一眼就認出了它。”這是我店裡來的。”她說。那高興的口氣，仿佛遇見了老友。打從那天起，我就把這衣服當做幼儀的，而且毫不猶豫地接受它的存在，就像接受她晚年對我的饋贈一樣。是這件衣服把我們牢牢繫在一塊兒，載著我們跨越了歲歲年年。

家裡大部分親戚，我似乎生下來就認得，但認識幼儀姑婆的情況卻不一樣。我清楚記得初見面的情景。那是 1974年，當時我九歲，我們張家人一如往常，在四姑婆位於中央公園西路
（Central Park West）的公寓聚首。四姑婆自 1954年移民紐約後，一直是位成功的服裝設計師。她穿著剪裁考究的旗袍，頭發用假髻挽得高高的，臉上抹得蒼白，還搽了鮮紅的唇膏。

我怕到她家聚會。她老是把哥哥、姐姐和我叫到房間，問我們為什麼沒變胖些、瘦些、聰明些，或是手腳怎麼沒變麻利些，嘴巴沒變甜些；當我們回答得結結巴巴時，就用上海話笑我們。在四姑婆面前，誰都不許戴眼鏡，連媽也包括在內，她受不了別人這副丑樣子。

①
即奶媽。——譯注

初遇幼儀那晚，我和家人一起被引進四姑婆的客廳，一眼就注意到有位戴副大眼鏡的陌生人坐在四姑婆坐的雙人椅另一頭。她儀態端莊，沒有架子，和雍容華貴的四姑婆似乎截然不同。我很詫異這陌生客竟被允許不摘眼鏡。

爸向我們幾個孩子宣布：“這是你們的二姑婆，也就是張家二姐，剛從香港到這兒。”

我羞怯地靠近幼儀，在鄭重與她握手之時，目光穿透那副眼鏡，直入她的雙眸。眸中閃著熟識的光芒，好像她自某個遙遠的地方就將我銘記在心似的。我記得自己當時立刻有種可以信賴這位女士的感覺。

她住在曼哈頓北部東區的一所公寓裡，第二任丈夫過世後，纔從香港搬來。張家人給她起了個諢名叫親伯伯，顯然是調侃她有幾分男子氣。我注視著她的短發和深色褲裝，喜歡從她身上傳出的信息：我討厭裙裝，過去人家老喊我野丫頭。雖然爸媽從未提起，但我從同輩堂親和姑姑們那兒聽過她離婚的曖昧傳言，他們用一種暗示著丟臉、可悲的口吻，談論她離婚的事。我直視她的臉，想要搜尋”丟臉或可悲”的信息，卻隻看到平靜和智慧。初次相見的那晚，我並沒有和她說上幾句話。雖然我經常在後來的家族聚會中看到她，但直到五年以後，纔開始與她交談。

1979或 1980年的夏天，爸打電話給幼儀，邀她來康涅狄格小住數日。他倆顯然在之前的一次家族聚會上討論過這趟遠行的可能性。 1940年出生的爸，從孩提時代就和幼儀很熟，那時爸家住上海，轉角就是幼儀家。 1949年以後，爸和家人便輾轉到香港、東京、巴西聖保羅，然後到美國。幼儀也在同年離開中國大陸，前往香港，在那兒認識第二任丈夫，一直住到 1974年他去世為止。

初訪康州的幼儀帶來了粽子的食譜和制作材料，媽和我在幼儀監督之下，把肉餡和糯米準備好，然後將大片竹葉放在水裡泡軟待用。個粽子包出來以後，幼儀宣布我們的努力成功了。此後每年夏天，幼儀都會帶份新的食譜來，有一年是餃子，還有一年是蝦醬。她會在我們準備做菜時仔細監工，然後給我們的成品打分。我喜歡她那種從容不迫、細心周密的方法。我們煮東西時，她就夾雜著英語和中文告訴我中美與古今之別。我在家是講英語長大的，讀高中時纔開始學中文。幼儀與我交談時，從來不譏責我太美國化，或是用我不可能了解她所說的中國的口氣。張家這邊的親戚中，沒有人是以這樣輕松的態度和我說話的，連我自己的爸和爺爺奶奶都一樣。

當時處於青少年時期的我，正陷入強烈的認同危機。身為張家代在美國出生的人，我徘徊於兩種文化之間，卻不知如何取舍。身為華裔美國人的我，渴望擁有可以讓自己認同的國家，想要追求一個和自己的過去毫不相干的未來。我熱切盼望了解自己的出身，卻又對自己的傳承感到羞愧。

1983年，我開始在哈佛大學就讀，由於東亞研究繫聲譽卓著，便選為主修科繫。本想借此達到了解中國的目的，卻因為要繫統分析中國的政治和文化傳統而產生困惑。令人氣餒的是，我所學的東西並未引起我的共鳴，而主修其他學科的同學卻暗示我天生就應該具備有關中國的知識，也讓我深惡痛絕。如果我對中國的了解比不上我的同窗（他們大都是美國人），那我出了什麼問題？難道我不夠中國？我經常如此戒慎恐懼。

那年在研讀中國史概論這門課（同學都戲稱這是稻田課）時，無意中在一些課文裡發現張家人的名字，他們經常被與五四時代（約1919至 1926年）相提並論。這個時代見證了傳統儒家文化在西方思想引領風騷之下所經歷的劇變。 1919年5月 4日，天安門廣場發生了中國史上次擁護民主的示威活動，五四之名由此而來。這個時代的貢獻之一，是產生了新文體和新文學。我的兩位伯祖張嘉森和張嘉璈①，也就是張家人口中的二哥和四哥，因在政治界與銀行界的成就而為人所褒獎。我自小就認識二伯祖與四伯祖，他們於1970年代中期過世後，每次我去舊金山探望爺爺奶奶，都會到他們位於加州一座山邊的基地致敬。

令我驚訝的是，姑婆張幼儀也因為和徐志摩離婚而被提及，後者是將西方詩律引進中國現代詩，並協助創辦影響文壇的《新月》月刊的浪漫詩人，名噪一時。他們的離婚事件常被稱為中國樁現代離婚案。

大學個暑假自校返家後，我熱切等待幼儀來訪。她在我眼中是位值得尊敬的長輩和不諳世故的移民，這位女士和我在閱讀課本時所想像的女中豪傑，會是同一個人嗎？她到訪的第二天，我便拿出提到她名字的書本，央求她從頭告訴我她的故事。

第八章
如君之意

一位歷史學家在報告中提出，徐志摩離開中國前往西方的時候，和其他同一社會階層的年輕人沒有兩樣。時值二十二歲的他，正在尋求救國之道。他本來打算放洋歸國之後，要接管家中事業，或加入政府官僚體繫。可是，根據這位史家的看法，徐志摩此番西行，也在內心注入了改變個人作風的欲望。他信奉著自己心目中西方的精髓，並致力於成為他所推崇的西方優點與特質——愛、熱情、坦白——的活化身。

我常問幼儀：“難道你不氣徐志摩嗎？”

我知道自己左右為難。我對他對待幼儀的態度很反感，但又不能自控地崇拜他本人和他的作品。他是某個精英同志會的一分子，其中成員都是改變中國舊貌、身為過渡一代的學林俊彥。而作為張家個在美國出生的人，我盼望自己也能像他一樣，成為同時接受中學與西學灌輸的人。

可是，幼儀並不承認她的感受，我猜是因為一個循規蹈矩的中國女人不應該心生怨恨。

徐志摩懷著進入金融界、成為“中國的漢密爾頓（ Alexander Hamilton）”①的抱負，遠渡美國。這期間，他甚至給自己取了
“ Hamilton”這個洋名。他在克拉克大學那自我約束的日程表，一顯雄心大志和對國家的責任感：

六時起身[同居四人一體遵守]，七時朝會（激恥發心），晚唱國歌，十時半歸寢。日間勤學而外，運動、跑步、閱報。

徐志摩“濫恥發心”，或者說是號召本人和同齊一起行動的欲望，引起了我的興趣。

我在歷史課本裡讀過中國人的國恥觀念，並得知了共產主義之所以在中國取得成功的原理：儒家思想不能抵御外侮、保護中國。我是在美國長大的中國人，自己的種族身份又遭人取笑過，因此對羞恥心毫不陌生，但也驚異於這種感覺何以與徐志摩相仿，竟然大到可以讓我想像自己堪為我這代華裔主要喉舌的程度。

徐志摩以優異成績自克拉克大學畢業後，於 1919年轉入哥倫比亞大學修習政治學。然而，他發現美國不合他性情，便於 1920年中途輟學，衝動地轉赴英國。他寫道，那是我“正感著悶想換路走的時候”。②沒過多久，他就強化了自己那套將對幼儀造成激烈影響的愛情信條。

②
美國政治家。——譯注

②見《我所知道的康橋》。初載於 1926年 1月 16日、 25日《晨報•副刊》。——編注

第八章
如君之意

一位歷史學家在報告中提出，徐志摩離開中國前往西方的時候，和其他同一社會階層的年輕人沒有兩樣。時值二十二歲的他，正在尋求救國之道。他本來打算放洋歸國之後，要接管家中事業，或加入政府官僚體繫。可是，根據這位史家的看法，徐志摩此番西行，也在內心注入了改變個人作風的欲望。他信奉著自己心目中西方的精髓，並致力於成為他所推崇的西方優點與特質——愛、熱情、坦白——的活化身。

我常問幼儀：“難道你不氣徐志摩嗎？”

我知道自己左右為難。我對他對待幼儀的態度很反感，但又不能自控地崇拜他本人和他的作品。他是某個精英同志會的一分子，其中成員都是改變中國舊貌、身為過渡一代的學林俊彥。而作為張家個在美國出生的人，我盼望自己也能像他一樣，成為同時接受中學與西學灌輸的人。

可是，幼儀並不承認她的感受，我猜是因為一個循規蹈矩的中國女人不應該心生怨恨。

徐志摩懷著進入金融界、成為“中國的漢密爾頓（ Alexander Hamilton）”①的抱負，遠渡美國。這期間，他甚至給自己取了
“ Hamilton”這個洋名。他在克拉克大學那自我約束的日程表，一顯雄心大志和對國家的責任感：

六時起身[同居四人一體遵守]，七時朝會（激恥發心），晚唱國歌，十時半歸寢。日間勤學而外，運動、跑步、閱報。

徐志摩“濫恥發心”，或者說是號召本人和同齊一起行動的欲望，引起了我的興趣。

我在歷史課本裡讀過中國人的國恥觀念，並得知了共產主義之所以在中國取得成功的原理：儒家思想不能抵御外侮、保護中國。我是在美國長大的中國人，自己的種族身份又遭人取笑過，因此對羞恥心毫不陌生，但也驚異於這種感覺何以與徐志摩相仿，竟然大到可以讓我想像自己堪為我這代華裔主要喉舌的程度。

徐志摩以優異成績自克拉克大學畢業後，於 1919年轉入哥倫比亞大學修習政治學。然而，他發現美國不合他性情，便於 1920年中途輟學，衝動地轉赴英國。他寫道，那是我“正感著悶想換路走的時候”。②沒過多久，他就強化了自己那套將對幼儀造成激烈影響的愛情信條。

②
美國政治家。——譯注

②見《我所知道的康橋》。初載於 1926年 1月 16日、 25日《晨報•副刊》。——編注

我兒子徐積鍇出世以後，徐家對他寵愛有加。用上等棉布做成的襁褓包著他的身體；他剛哭個幾下，用人或奶媽就會過來安撫。他頭一個玩具，是一根像牙刻的小如意，如意就是“如君之意”的意思。他爺爺奶奶聲明，他們這個獨孫比世界上所有的大財大富加起來還要寶貝，而且用一百個徐家親戚送的賀儀，給他打了把小鐵鎖。這把用金鏈子掛在他脖子上的“百家鎖”代表的意義是：以一百個親人的祝福，把他的命“鎖”好；也告訴大家他帶給家人的喜悅。

我們給他取名叫“積鍇”，“借”是“良鐵”的意思，因為鐵這種金屬像征剛強、正直、果斷、公平。他事事好問的天性，逗得家裡每個人都很歡愉，所以“阿歡”（意思是“開心”）很快就成了他的乳名。徐家老奶奶一定要我們常帶他回去探望，老太太也不再天天縫鞋子，而改縫娃娃的衣服了。

我生產以後身子雖然很虛，但是不久就氣，而且等著照顧自己的兒子。可是，我很快就發現，我這個母親的角色受到了嚴格的限定，就和我在徐家應對進退的行為一樣。阿歡是屬於徐家的，老奶奶、老爺，還有老太太要監督他的養育過程，隻準我偶爾照顧。我抱他的時候，公婆就糾正我的姿勢；我給他洗澡的時候，保姆又在我身邊晃來晃去。到了夜裡，還有個奶媽睡在他小床邊的地板上。

媽媽告訴過我：“到徐家後絕不可以說‘不’，隻能說‘是’。”
所以我並沒有反抗公婆的做法。但我現在纔發現，我為了討好公婆放棄了一切，包括出門、求學，甚至育子。我很慶幸我兒子和兒媳婦現在住我附近，而且我們可以時常見面。可是在阿歡生命裡的頭七年，我沒有按照一個母親應當的做法給予阿歡照顧。

阿歡出世百日那天，有個用人在他面前擺了個盤子，裡面裝著一把量身尺、一個小算盤、一支徐志摩的毛筆，還有一些銅板。我們圍在阿歡身邊，看他個會抓起哪樣東西，從而預想他日後的方向。起先，阿歡好奇地盯著整個盤子，他的眼睛幾乎還分不清什麼是什麼。然後，他瞪著算盤（商人算賬的工具）發獃，又瞧了瞧那把裁縫師用的量身尺。後，他的目光盯住盤子正中的一樣東西，著迷了一會兒，就伸手去抓。那是徐志摩的毛筆。

多聰明的男孩子啊！我感到很自豪。他剛纔的舉動意味著他以後要成為一個讀書人，就像徐志摩和我的兄弟們一樣。

老爺突然興奮地把阿歡騰空舉著蕩來蕩去說：“又一個讀書人！我們家孫子將來要用鐵筆廖！”他引用重要政府文告裡常用的一句話，對老太太誇口說：“鐵筆不改。”他的意思是希望阿歡有朝一日會撰寫政府律令。

幾個月後，也就是 1918年秋天，次世界大戰結束，我們又慶祝了一番。二哥自德國歸來以後，在上海辦了一份獨立的報紙；1919年，他與梁啟超等人打算組成非正式代表團開赴巴黎，為和會做些工作。我正好回娘家探望父母，所以在二哥行前不久見到了他。

二哥想知道：“你什麼時候到西方與徐志摩團圓呀？”

我聽了詫異地看著二哥。徐志摩去美國已經半年了，我從沒想過要與他團聚，因為我以為我的責任就是和公婆待在一起。

“你已經對徐家盡到責任了，”二哥這麼說，好像他聽到了我的想法似的，“現在你應該跟丈夫在一起，甚至可以到西方求學。”

像新式女子那樣到西方求學？像徐志摩和我哥哥一樣學習外文？這意見引起了我的興趣。然後我想到了公婆。徐家會讓我去美國嗎？他們會替我付學費嗎？於是我告訴二哥，隻有在徐志摩來信要我去的情況下，徐家纔可能讓我去，因為他們不會拒絕兒子。

二哥向我打包票說：“徐志摩會來信要你去的，他會希望你了解西方。”

二哥和徐志摩是摯友，所以我相信他說的話，而且興奮地懷著憧憬，回到硤石。我嫁到徐家差不多四年了，而徐志摩放假時我和他共處的時間，加起來大概隻有四個月。我渴望能像眼哥哥弟弟聊天那樣，和徐志摩交談；我想幫他忙，助他得到成功與榮譽。有一次，我幻想我們像伙伴一樣待在簡樸的家中，他正研究學問，我準備兩人的飯食。還有一次，我幻想自己穿著西服，抱著書本，和徐志摩並肩走去上課，就像以前我和大姐在省立第二女子師範學校讀書時一樣。

現在，每次家人朗讀徐志摩的家書時，我就等著聽他在結尾提到我的部分。他的來信上頭收信人總是寫著父母的大名，在信尾纔問起我和阿歡的近況。這是很孝順的做法，因為夫妻在公婆面前應當保持距離。有一回，徐志摩要求我整天跟著阿歡四處轉，然後寫下他說的或他做的每件事情。還有一回，他要求看看阿歡的畫和他剛開始學寫的毛筆字。可他還是沒有來信要我們去。

1919年春天，中國得知了在巴黎協商的和約條款：作為同盟國之間秘密協定的一部分，山東（孔子的出生地）將被割讓給日本。中國多年來對外國帝國主義勢力的憎恨，因為同盟國背信棄義事跡的敗露而被觸發。 1919年的5月 4日，北京天安門廣場上，有大約三千名學生舉行了一場群眾示威活動，要求政府拒絕接受和約條款。他們高喊著：“打倒帝國主義！還我山東！”“抵制日貨！”

第二天，全國各大城市的學生紛紛加入了當地的示威行列，廣泛的抗議工潮也隨之形成。愛國主義的浪潮就此襲卷全國，數以千計的工人踫面討論抵制日貨事宜。 6月 5日這天，上海大約有兩萬名工人號召罷工，這事件波及許多企業，日本人擁有的一些棉紡廠也跟著遭殃。

老爺暫時關閉了上海的幾家店鋪，待在硤石家中閱讀報上的報導。學生和工人終贏得了鬥爭的勝利，政府釋放了被捕的學生，同時表示中國不接受這項和約。

從歐洲回來的二哥對示威活動的成果感到興奮。後來他問我：“徐志摩來信要你去了沒有？”

我搖搖頭。

他說：“他這麼久沒寫信給你.定是出了什麼岔子。”

二哥說這些話的時候，我突然想起大概一年以前徐志摩對我說過一些話，那時我還沒懷孕。他說，全中國正經歷一場變局，這場變局將使個人獲得自由，不再愈發屈從於舊習俗。他好像關在籠裡的動物那樣踱來踱去，說他要向這些使他無法依循自己真實感受的傳統挑戰，成為中國個離婚的男人。

我記得我雖然對他這番說辭感到喫驚，可是我既不擔心，也不懊惱。我小時候聽說過的離婚事件隻有在女人失貞、善妒，或沒有好好侍奉婆家的情況下纔會發生。當然，這些事情我都沒做過。我還聽說，女人離婚是件丟臉的事，娘家會不想讓她回去，所以她隻有三個選擇：賣娼、出家和自盡。我不相信徐志摩會逼我走上這幾條路，我了解他的背景和家庭。

所以，我既沒有仔細聽他說什麼，也沒把他的話當真。我以為他隻是準備去西方了，所以假裝表現得很西化。

可是，聽二哥這麼一說，徐志摩的話又在我耳畔響起。看到一波接一波的學生示威活動，我明白徐志摩說的沒錯：一場推翻傳統的運動正橫掃全國。我以為徐志摩沒有寫信給我的原因之一，或許是他不認為我想去西方，再者就是他不能把我這“鄉下土包子”帶出國。

我從不敢問公婆我能不能到海外去，二哥就說他會幫我問問老爺。老爺到上海談生意的時候，二哥經常與他踫面。在他們接下來一次踫頭的時候，二哥就說：“如果徐志摩繼續在國外讀書，而幼儀留在硤石的話，他們兩人的心就要愈分愈開了。”

老爺回答：“她要跟老太太做伴，還得照顧娃娃。”

徐家人非常保守，所以不想讓我到海外。他們認為我應該待在家裡，信奉著“女子無纔便是德”的古訓。當然，他們這麼想有一定的理由：一個啥事不懂、又啥事也不想知道的女子，比起時時在求知、老想知道更多事情的女子好管太多了。可是這是過時的觀念了。他們並不明白，如果我曉得一些事情的話，對他們的孫子會更有好處。如果我讀些書的話，就可以將所學傳授給我的小孩，做個更稱職的母親。

趁徐家人慎重考慮我該不該去西方的時候，我乞求老爺給我請個老師。老爺的哥哥有幾個還沒出嫁的女兒也想求學，我就和這三個年紀比我小的女孩一起上課。徐家決定讓我去和徐志摩團聚的時候，我已經讀了一年書，但這個決定和我進一步的學業沒有一點兒關繫。我想，我公婆之所以決定送我出去，是因為他們也懷疑徐志摩出了岔子。他放棄哥倫比亞大學的博士學業跑去歐洲，已經讓每個人大喫一驚了。他的來信中透露出不安和憂郁，令他的父母感到憂心。

我為願望的達成感到歡喜，隻是得把兩歲的兒子留在公婆身邊。另外，徐家讓我得跟著某一家人一起成行。男人單獨遠行已經不妥了，女人單獨這樣做就是涉險。幸好有個從西班牙領事館來的中國家庭（先生、太太和兩個小孩）①準備前往馬賽，於是我們搭上同一艘輪船一起旅行。一路上我完全不用照看小孩，隻是坐在自己的艙房裡。

①指劉崇傑一家。劉崇傑（1880-1956），字子楷，福建閩縣（今屬福州市）人， 1920年開始擔任中華民國駐西班牙（時稱日斯巴尼亞）兼葡萄牙特命全權公使。陳從周編《徐志摩年譜》中作“劉子借”。——編注

夜裡，我躺在船艙中的床上，琢磨著眼看到徐志摩的時候要有怎麼樣的舉動。想起我與他之間長期保持沉默（他一開始就說我是“鄉下土包子？”）
，我心情非常沉重。我和婆家住在同一個屋檐下已有五年了，卻一點也不了解我的丈夫。我試著告訴自己，我們之間的距離還不至於隔得太遠。在船上，我記起自己辛辛苦苦跟著老師上課的情形，心想也許徐志摩會注意到我現在的學識有長進。我也盼望能到西方努力求知，學習英文。

同船的其他乘客得知我出國是為了與丈夫團聚，都說我福氣真好。他們說，你丈夫要你去真是太好了！我聽了無言以對，因為我心裡明白，徐志摩並沒有要我去，我是被婆家送去的。我想，我公婆同意讓我去的理由，隻是在提醒徐志摩對家裡的責任。

三個星期以後，那艘船終於駛進了馬賽港的碼頭。我在甲板上探著身，不耐煩地等著上岸。然後，我看到徐志摩站在東張西望的人群裡，同時心涼了一大截。他穿著一件瘦長的黑色毛大衣，脖子上圍了條白色絲質圍巾。雖然我從沒看過他穿西服的樣子，可是我曉得那是他。他的態度我一眼就看得出來，不會搞錯，因為他是那堆接船人當中露出不想在那兒的表情的人。我們已經很久沒在一起了，久到我差點忘了他一向是那樣正眼也不瞧我一下，將眼光直接掠過我，好像我不存在似的。

在海上旅行了三個星期，我感到地面在我腳下晃動，時是其他事情一樣也沒變。等到我站在徐志摩對面的時候，我已經把臉上急切、快樂、期望等種種表情收斂住了。在那一刻，我痛恨徐志摩讓我變得如此獃板無趣。和他在一起的時候，情況一直是這樣。我憑什麼以為我們會有話可談，他會嘗試讓我覺得我是他世界裡的一部分呢？

他說他想看看巴黎，於是我們就從港口直趨火車站。連坐火車的時候，我們也很少交談——大概稍微談了點我旅行的經過和婆家的情形。我們抵達巴黎的頭一站是家百貨公司，他和售貨小姐幫我選了些外國服裝。而我從硤石的商人那兒千挑萬選、上岸前一天晚上小心翼翼地在船艙裡攤開打算穿的衣服，全都不對勁了。

我不曉得徐志摩講的是哪國話——我猜一定是法文，雖然我不認為他懂法文——不過，他和正在為我挑衣服的售貨小姐聊了起來。他一邊搖頭，一邊冷冷地上下打量著我說，不行，那件洋裝不好。另外一件怎麼樣？他把洋裝貼在我身上——這是我抵達歐洲以後，他次踫我。當我看到鏡中的自己穿著那襲修長的洋裝，感覺到腿上那雙線襪的觸感和腳上那對皮鞋的緊密時，我都不認得自己了。我們還買了一頂帽子搭配這套服裝。到歐洲的天，我穿著新衣，和徐志摩一起照了幾張相，寄給老爺和老太太，讓他們看看我們一同幸福地住在異鄉的模樣。

接著，我們又搭乘飛機由巴黎飛往倫敦，那飛機小得我非與他雙膝交叉對坐不可。以前我從沒搭過飛機，因為暈機吐在一個紙袋子裡。我並不害怕，那隻是因為空氣不好，機身又顛來顛去的緣故。我吐的時候，徐志摩就把頭撇過去，嫌棄地搖著頭說：“你真是個鄉下土包子。”

話纔說完沒多久，他也吐了。事實擺在眼前，我帶著小小的怨氣，輕聲說：“哦，我看你也是個鄉下士包子。”

徐志摩有兩個朋友在倫敦機場和我們踫頭。巴黎和倫敦之間每天的班機服務顯然是在一年以前纔開通，他的朋友急切詢問我們這趟飛行感覺如何。徐志摩突然之間變得生龍活虎，興奮地用英文和他們聊了起來。他們也是中國人，我們本來可以都講中文的，可是徐志摩不想這麼做，所以他們氣個人就這樣把我排除在了談話之外。其中一個朋友每分鐘都停下來把褲子技高，另外一個朋友老是皺起半邊臉，緊張地抽搐。

剩下我們兩人的時候，我對徐志摩說：“這就是你朋友啊！”可是他又丟給我一個空洞的眼神，掉頭走開了。

到了倫敦，我們住在一個俱樂部裡，好像城裡所有中國人都在這兒了。那段時間，我們很多人都住那兒，大家互相熟識，都是為了某個理由來倫敦求學。那些認識徐志摩的人見到我都睜大眼睛，仿佛很驚訝似的。徐志摩這時候在倫敦已經住了一年，正在倫敦經濟學院修課。

我們和每個人都講中文，喫的也是中國菜，連徐志摩都好像脫去了那層洋裡洋氣的外殼。他會小口小口地喝茶，有時候還換上長袍到樓下喫晚飯，我們和其他中國人統統在那兒用餐。也許他在喫中國菜的時候比較喜歡穿中國衣服吧，我也搞不清楚。

飯廳的隔壁是間休息室，每個人喫過晚飯，都到那兒聊聊政府和政治，詩詞和文學，其中也有少許幾位女士。我話不多，就坐在那兒聽人高談闊論。有幾個人知道而且景仰我二哥和四哥，就來告訴我。

還有一個人問我打哪兒來，我告訴他從硤石來，他就問我是哪個人家，我告訴他是徐府。他說：“哦，徐府有個叫做徐申如的人。”

我說：“對，他是我公公。”

他又說：“哦，徐府很有錢，是浙江省有錢的人家之一。”

講這種事情非常奇怪，因為中國人認為談論金錢是很沒禮貌的。我不知該如何答對。

停了半晌，我纔說：“大概是吧，我們年輕人不插手生意上的事。”

我知道，既然我到了西方，就可以改變我的行為舉止了。我可以上街，看自己想看的東西，可是我沒去。一直到今天，我還是不明白，為何當時除了整天等著徐志摩，我什麼事也沒做。就算可以自主行事了，我甚至連想都沒想過。

他一直在忙自己的事，好像我不在那兒似的。他衝進衝出，安排這安排那。他就要成為康橋大學王家學院的文科特別生，打算搬到康橋去，要租房子，還要籌劃旅行的事。徐志摩叫我待在房裡別管他，所以我就坐在倫敦市中心的中國人俱樂部裡，覺得若有所失，因為其他中國人全都有事情要辦，有功課要完成，連女士們也一樣，而我卻無所事事。徐志摩隔一段時間會回房間，而他回來隻不過是為了要再離開。每次他發現我還在那兒，就露出驚訝的表情。我心裡應著：我會去哪兒？說不定他以為每次丟下我不管，就可以憑意志力讓我消失得無影無蹤。

我起先以為是我不能自立，纔讓徐志摩對我退避三舍的，可是事情並不如此單純。他每天早上都穿著漿得筆挺的尖領襯衫和釘了三顆扣子的毛料夾克，行為舉止也像這些穿著一樣洋化。對我來說，他就是個外國人：言談間加重語勢時，手墮拿的是一根燃著的香煙，而不是一把折扇；喝的也是加了糖和奶的淡色濃茶。

有一次，徐志摩把一個名叫狄更生（Goldsworthy Lowes Dick-inson）的人帶回家，稱他為“Goldie”。我知道這是安排徐志摩到康橋大學讀書的人之一。當他用英文和狄更生交談時，他的確活在一個不同的世界。跟朋友在一起的徐志摩總是那麼樣的快活，但我能看出他特別喜歡狄更生，雖然我隻看過他們兩人在一起一次。我看到他手舞足蹈，聽到他言語中滿是崇敬。當他送走狄更生返回屋裡面對我的時候，又露出全然不屑的神色。

於是我對徐志摩起了反感。雖然他從不辱罵人，可是平常一到晚上，他就不高興看到我在那兒。當陽光普照、他不必和我長時間待在一起的時候，他就對我擺出平和甚至愉快的態度。到了黃昏時分，某種憂郁的神情仿佛無可避免地降臨到他臉上。當黑夜來臨，他向朋友道過晚安之後，他好像又敏銳地察覺到了我們廝守的命運。自從我到歐洲以後，我們又自然而然地成為沒有感情的夫妻。有一次，他和我一起躺下後，他的呼吸聲不但沒有緩和下來，反而因為覺得挫折和失敗而揚起——在這世界上，他想做的事便是擺脫我，卻敗給了我的肉體，並對我們要在一起這件事感到氣餒。

早在倫敦時期，我就懷疑徐志摩有女朋友了。有一次，我們搭乘一輛公共汽車——我想是前往南安普敦（ Southampton ）訪友時搭的那輛吧——我一個人坐在靠近年尾的位子上，徐志摩和一位男性朋友坐在車子前頭離司機不遠的地方。從司機那面大型後視鏡反射的影像中，我可以看到徐志摩和他朋友正在深談。在某一時刻，徐志摩一邊示意他朋友別開口，一邊指指坐在後面的我。而我直到那時纔發現，自己一直在觀察他們。我想知道，徐志摩還有什麼想瞞著我的事？

同時，我也好奇，他為何會為了瞞住我這件事而心浮氣躁。也許他對這件事的處理方式是很西化的，但在中國，男人納妾是很正常的事。他父母替他挑選大太太，配夫人，他自己物色小太太，也就是妾——至於娶幾個，就看這男人有多大財配夫人不能反對他娶小老婆，她其實有義務歡迎小老婆入門。“妒”是“七出”（男人可以體棄女人的七個理由）之一。

男人納妾的理由有二，主要理由是大太太不能生兒子。就拿徐志摩老師梁配夫人做例子吧。她沒生兒子，隻生了個女兒，生的時候年近四十歲，正和梁啟超住在日本。由於無法履行對梁家的責任，她就回國挑了個小老婆，帶著這個二太太一起回日本。這位大太太被教養得很正統，知道她對梁家的責任。

男人納妾的第二個理由是他想擁有她。老爺就是想擁有很多女人——東西南北各有一個——正如徐家用人說的那樣。他可以輕而易率地邀請這些女人中的一個到家裡和我們住在一起，而接受她則是老太太的責任。

那天坐在車上，我討厭自己心裡難以平抑的失塑，試圖盯著車窗外的風景看。我早該料到徐志摩有女朋友的，要不然過去他在國外那兩年，為什麼沒來信要我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