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初夏，我在汕頭特區作短期體驗生活。
那時，特區管委大樓還未落成，特區管委會設在龍湖金谷園幢宿舍樓的第四層，作臨時辦公地點。我的住宿地點隻好暫借屬於管委會副主任方克森和顧委會副主任倪克屏共有的臨時辦公室、第四層向東的一套二房一廳裡；而管委會主任劉峰的辦公室就設在西邊的那一套。我和劉峰的認識，可以追溯到我結婚的1979年鼕天。當時，《汕頭日報》文藝組的餘榮欽老師前來祝賀，他和劉峰是在干校牛棚裡結識的老朋友，順便也去看望了已是普寧縣委書記的劉峰，並介紹了我的情況。誰料，翌日不到七點鐘，劉峰這位慣於晨運的父母官就跑到縣文化館我嶽父的簡陋辦公室，用力敲門把我和我的漂亮妻子（也許是情人眼中出西施）吵醒，然後不容置疑地說：“新娘留下，新郎和我下鄉。”在這位不講情理、但很有義俠味的父母官的“威挾”下，我隻好撇下妻子，與他到了占隴、三坑幾處……自此，我們的友誼日深，有關劉峰的點滴信息，無時不使我這個小字輩欣喜和擔憂。特別是他在普寧農村率先推行聯產責任制，幾乎又招致另一場政治阨運的那段日子裡，我的心一直在遙遠的廣州為他祈禱祝福。
正是他靈敏的政治嗅覺和無畏的人格膽魄，他被任命為汕頭特區管委會主任。而出於個人感情和對他人格的敬佩，我則是早進入汕頭特區采訪的文化人之一。我和王揚澤、顏烈合作的《在那塊神奇的土地上》，可說是描寫汕頭特區的早的一篇報告文學。
因此，在我前往體驗生活的那段日子裡，我幾乎都在晚飯之後，到劉峰的辦公室坐一坐。那時劉峰的家還在市內，但為了避開許多干擾，他干脆就住在這簡陋的辦公室裡，十天半月不回家是常事，累得他那幾十年為他的政治命運和身體狀況牽心掛肚的老伴總要騎十幾裡單車為他送湯送藥，而他在家裡的威信也因此降到點。孩子們隻聽母親的，對他說的卻隻當沒說……那晚，我剛踏進他的辦公室，他正光著膀子要進浴室。見了我，他立即用極少有的認真神態說：“你等一下，我有事要說。”什麼大不了的事呢？我不以為然，自個擰開了電視。
劉峰洗浴的速度恰如他的工作作風。他一天可以洗浴十次以上，但每次不超過二十秒鐘。大概是蹲在花灑下，身上淋透了，也算是洗過了。但不管如何，他身子那股濃烈的“男人味”洗與不洗都同樣存在的。果然，電視上一首歌還未聽完，他已穿著短褲出現在我眼前。天氣炎熱，他干脆把門一關，就坐了下來。“我想請你幫一件事”。他立即開口。我照樣看電視，有什麼事嘛，何必客氣。“你知道莊老莊世平先生吧？他是你們普寧人。你給他寫一本書吧。”劉峰的口氣中居然摻進了懇請的味道，這在我和他交往以來也是從未有過的。但不知怎的，我竟然沒有爽朗地答應下來。
我當然知道莊世平老先生的來歷――全國人大代表、全國僑聯主席、香港南洋商業銀行董事長、汕頭特區顧委會主任。他在我腦海裡的個印像，就是腰纏萬貫的大亨。也許是我在文人堆裡生活得太久，腐儒氣味已經上身，不屑於與有錢人交往。這當然也和改革開放之初，個別有幾個錢的香港人回到內地便趾高氣揚，我心裡不服氣有關。因此，即使是番藷籐牽蔓的香港親友，我也奉行少交往或不交往的原則。這下，不僅要我和一位大亨交往，而且要為他寫一本書，我做得到麼？而劉峰終究是我尊敬的一位領導，我能拒絕他真真正正的這麼一次懇請麼？“當你了解了莊老，你會十分敬佩他的。”劉峰看出我的猶豫，又說。話說到這份上，我隻好應道：“先讓我陪他幾次，覺得可寫了再寫，好嗎？”“他正在特區，後天回普寧為下架山一所華僑捐建的學校奠基，就由你陪伴了。”劉峰欣然。
翌日開始，我在劉峰介紹下，認識了莊世平老先生。隨後，陪伴他回普寧參加下架山小學的奠基、普寧華僑醫院的奠基，又到深圳陪他參加汕頭大學工作座談會……這年年底，我參加全國文學青年創作座談會，采訪了曾和莊老一起工作過的全國僑聯副主席蘇惠。隨著了解的深入，一個感人的形像在我心中樹起，一個個傳奇故事促使我去探幽解秘――
他在海外歷經三次追捕，但都有驚無險；
他創建的安達公司，個在東南亞發行蘇聯影片，在世界東方播下了蘇聯十月革命的信息；
他幾近白手起家創辦南洋商業銀行和南通銀行；南洋商業銀行的資本實力在七十年代一躍而為龐大的香港中銀繫統的第二位；
他是中資人士，沒有什麼私人財富，幾近無產者；然而他在香港這個經濟社會中，卻擁有巨大的影響力和凝聚力；華僑和港澳同胞捐建的汕頭大學、潮汕體育館、普寧華僑醫院等重大項目，都由他穿針引線，鼎力玉成；
更有對創辦特區，引進外資等方方面面的重大貢獻……
文學的功能和責任，不在於歷數奇跡，而在於敘說奇跡背後的艱辛和運籌，從而揭示一個時代和人物的輝煌。自此，一種使命感促使我，無時無刻地關注和深究莊世平老先生的過去、現在和將來。
明確地接受了劉峰要我為莊老先生立傳的任務之後，劉峰向廣東省委書記吳南生作了彙報。吳南生指示：采訪和收集材料先悄悄進行，一俟時機成熟，再作公開。
由於莊老的經歷十分曲折復雜：昔年為求學跑遍了大半個中國，為求生存求真理遠走泰國，參加愛國主義活動後又走遍東南亞各地，新中國成立後更活躍於國內外政治和經濟的舞臺上；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他更作出了特殊而又顯著的貢獻。這一切，無疑加深了我采訪的難度，成為我文學生涯中漫長復雜的一次。
所幸的是，我的工作得到了各有關方面的歡迎和支持――
原汕頭市委書記林興勝親自為我安排次赴港采訪的事宜：
原全國僑聯副主席蘇惠先後三次接受我的采訪，有兩次是在她病弱體虛之時；
普寧市委書記曾繁耀聽說我的采訪沒有任何經費來源，立即指示該市僑辦主任辜志森給我送來；
汕頭特區駐香港聯絡處的楊生先生為我幾次在港的活動提供了熱情的幫助和生活上的方便；
1993年12月後一次赴港時，由於時間緊，手續繁冗，省公安廳的同志為我作出了特殊的安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