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輯
我的母親
親愛的父親
本來沒有我
壽寧弄——我們的樂園
王覺悟鬧學
樂益女中
女大學生三部曲
結婚前後
附(一)：溫柔的防浪石堤
附(二)：“流水式”的戀愛
看不見的背影
一封電報和最後的眼淚——爸爸和大大
難途有寄
繞地球一周
我是老虎
小白兔
小丑
我與曲會
70年看戲記
二次亮相
86歲學電腦
喜的是《水》，憂的也是水
第二輯
灑到人間都是愛
紅雙喜——我的好奶媽
六兄弟
姊妹情長
瀋二哥
大弟新娘俏
撲滿
小蜻蜓
慶慶的一天
附：給慶慶的兩封信
安安的一天
附：給安安的兩封信
萬老師
張聞天教我國文課
落花時節
人得多情人不老——紀念俞平伯先生和夫人許瑩環
悼笛師李榮圻
範用喫醋
昆曲——江南的楓葉
不須曲
風月暗消磨，春去春又來
附錄(一)：妻子張允和
附錄(二)：張允和女士事略
張家世繫圖
周家世繫圖

姊妹情長
我們四姊妹同父同母，卻生得個奇怪，兩黑兩白，大姐二姐白，三妹四妹黑。1979年小四妹第一次從美國回來探親，我們三十幾年不見了，見面的第一句話我說的是：“小四黑子，你怎麼還這麼黑呀?”一黑一白的兩姊妹抱在一起，都老了。
一綽號
大學裡的男生挨個給女生起外號，我有兩個綽號：一個叫“綠鸚哥”，因為我又瘦又小，好管閑事好講話，尤其好打抱不平，又愛穿綠衣服；另一個綽號就不妙了，叫“小活猴”。這個綽號還見過報，1928年上海《新聞報》上有這麼一篇報道：《中國公學籃球隊之五張》，其中有“……張允和玲瓏活潑、無縫不鑽，有‘小活猴’之稱……惜投籃欠準……”
年紀大了，翠綠同青春的時光一起遠去，我開始喜歡紫色。戲劇演員有一句行話“寧穿破不穿錯”，舞臺上，年紀大的女人講究穿紫裙子，取“子孫萬代”的吉樣音。“文革”後，昆曲研習社剛恢復活動，大家推舉我為社長。在第一次大會上，我特意穿了一件紫色帶滾邊的中式上衣，當時大家都還穿得非常樸素，我作了三分鐘的發言，最後一句是“我今天為什麼穿這件紫衣服，就是希望我們的昆曲藝術能子孫萬代，永遠流傳下去”。
三妹又黑又胖，樣子粗粗的，沒有一點閨秀氣。她的綽號總歸離不開一個“黑”字。世傳三妹的綽號“黑鳳”，並不是男生起的，這個名字我懷疑是瀋從文起的。男生原來替三妹起的綽號叫“黑牡丹”，三妹最討厭這個美綽號。我家三妹功課好，運動也不差，在中國公學是女子全能運動第一名。可在上海女大學生運動會上，她是50米短跑的最後一名。三妹喜歡男裝，那時女人的旗袍下擺是窄的，而她偏穿男式的大擺袍子，顏色也總是陰丹士林的藍色。有一次去參加親戚的婚禮，家裡的人囑咐她一定要做一件新衣服，她又要做藍色的，我氣得把她罵了一頓：“人家是結婚，你做藍布袍子干什麼?”
大姐生得端莊秀美，穿衣的顏色、式樣都很雅致得體。她最喜歡的顏色是咖啡色，被稱為“大夏皇後”。
四妹喜歡戴小紅帽，在北京大學念書時同學們叫她“小紅帽”。“小紅帽”很淘氣，有一次到照相館特意拍了一張歪著頭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古怪照片，又拿著這張照片到東吳大學的遊泳館辦理遊泳證。辦證人員說，這張照片怎麼行。不合格。她裝出很奇怪的樣子說：“為什麼不合格?你們要兩寸半身，這難道不是嗎?”
二媒婆
“媒——婆——”瀋從文先生帶著濃重的鄉音叫出這兩個字特別好聽，他這麼叫了我有50多年。我不但給三妹當媒婆。還為大姐的婚姻做了一半的主。
三妹緊跟著我，隻晚我半年(1933年10月)也結了婚。大姐人品出眾、條件優越，但選擇太苛，直到近三十歲了還是驕傲的孤單的公主。“盧溝橋事變”後，我們手足離散，大姐逃難到漢口。1938年，我一家和弟弟妹妹在大後方踫了頭，我寫信給大姐，告訴她“四弟五弟四妹都在四川，你也來吧”。她回信給我說：“我現在是去四川還是到上海一時決定不了。上海有一個人對我很好，我也對他好，但這件事（結婚)是不大可能的事。”我看出了她的矛盾心理，也對她和顧傳玠之間的感情有所察覺。
顧傳玠原名時雨，1921年春，蘇滬曲家俞粟廬、貝晉眉、徐凌雲等憂慮昆劇後繼無人，集資在蘇州五畝園開辦昆劇研習所。顧時雨入研習所時僅11歲，分科時，因相貌清雋靈秀，選入小生行。學子均由曲家王慕潔訂名，取傳承之意，此期學生名中一字皆為“傳”，世人稱“傳字輩”。末字按行當分，小生是斜玉旁，取其“玉樹臨風”，玠者圭也，乃玉之貴者，顧時雨從此名顧傳玠。他秉賦聰穎，心境沉潛，加上扮相脫俗，臺風極雅，唱作具佳，很快聲譽鵲起。吳昌碩有一嵌字格的對聯，上聯寫傳：傳之不朽期天聽；下聯寫玠：玠本無瑕佩我宣。1930年，他和梅蘭芳合演《販馬記》，梅大加激賞，盛邀他合作。雖說顧是難得優秀的昆曲小生，人品也不錯，但要想托付終身，在當時的社會條件下，一個名門閨秀女大學生和一個昆曲演員之間的懸殊地位，來自各方面的輿論，確實給了大姐不小的精神壓力。我理解她，支持她，馬上回信代行家長職責：“此人是不是一介之玉?如是，嫁他!”大姐得到信，很快回上海，1939年和顧傳玠結了婚，這時大姐已過了30歲。上海小報和下嫁顧傳玠”為題，登得一塌糊塗。顧傳玠後來寫信給我，開玩笑說“一朵鮮花插在了牛屎上”。後來的事實證明，他們的婚姻是美滿幸福的。
隻可惜四妹沒請我這個媒婆，自做主張嫁給了洋人。
三打了幾十年的嘴仗
可能因為我和三妹的年齡接近又從小到大學一直生活在一起，好得像一個人，無話不說，但畢竟一黑一白，一胖一瘦，差異還是有的，有些事打了幾十年的嘴仗，到現在也難分勝負。別看我的身體不好，可腦子好得不得了，她干的“壞事”我全記在心裡，她就是不承認，像小孩子一樣口口聲聲辯解“就是沒有這個事情!”說我專說她的壞話，戳她的蹩腳。
我們小的時候，女人梳頭用的頭油放在一個磁盒子裡，梳頭時用油貼子沾上油再抹到頭發上。女孩子初學女紅都歡喜做油貼子，圓圓的上面繡著花，很有意思。三妹做不來女孩子的活兒，穿針引線線頭上打的疙瘩縫在油貼子的正面，給我留下了幾十年的笑柄。她居然不承認了，一提起這件事我們就要鬥嘴。
三妹好事壞事都不記，小時候我“恃強凌弱”欺侮過她，她也不記仇。記得四五歲時一次家裡喫水果，我們小孩子每人一個蘋果，我三口兩口喫完了自己的，看看三妹還有一大半沒喫，就一把搶過來，三妹癟癟嘴要哭，我一巴掌打過去“哭什麼哭!”她馬上不作聲了。現在想想真奇怪，我那時怎麼那麼不講理呀?
戀愛時節的三妹和我無話不講，日記也拿給我看。她聰明健美，追求者不少，其中不乏相當優秀、知名的人。這個淘氣的丫頭不為所動，居然在日記本上排出frogNo．1、frogNo．2……(青蛙一號、青蛙二號……)我逗她“瀋從文該排到癩蛤蟆十三號了吧?”
在中國公學讀書時，瀋從文給她寫了不少信，三妹招架不住告到校長胡適那裡，胡適先生看了信笑笑說，“瀋從文先生頑固地愛你”。三妹說：“我頑固地不愛她。”從胡適先生那裡回來後她得意地把這件事告訴我。是呀，連我當時也覺得這是不可能的事。瀋從文?寫的白話文小說，有什麼稀奇?還聽說他第一次講課站在講臺前居然緊張得有十分鐘講不出話來，然後突然大叫一聲，嚇的同學們都怔住了，他卻說：“你們來了這麼許多人，我要哭了。”多麼好笑，從小到大教我們的那麼多先生可沒有一位是這樣的。我們什麼時候開始對這個“鄉下人”的看法逐漸改變了，真是一點也想不起了。幸而瀋從文先生的“頑固”，不然我當不上媒婆事小，三妹這隻“黑天鵝”不知會飛到哪去。幾十年的生活證明，瀋先生是多麼好的人，三妹與他同甘同苦，經歷了重壓和磨難，為此三妹的性格都有了許多改變，很少有人能相信她原來是那樣的頑皮活躍。
這些事三妹現在居然都頑固地不承認了。
四告貸
1964年，96歲的婆婆生病住了六個月的院，我們想辦法給她找最好的醫生和最好的藥。那時胡子嬰在衛生部工作，我們托她買在當時很少有的外國藥。我沒有工作自然也沒有收入，周有光的工資在那時算是高的，每月半，可光醫藥費一項每月就要。我生平第一次開始借錢，公家借，私人借，共借了4，三妹那兒借得最多，1。我從沒有欠過這麼多債，無形的重壓使我好像害了大病，昏沉沉輕飄飄的，一天可以昏睡20小時。眼看過年了，幸好我們幾姊妹少時的朋友“竇舅舅”寄來了，我還了表弟董寅初(共向他借了)，用餘下的過了年。
96歲的婆婆去世了。
1966年初，我除了還欠董寅初外，還清了所有的賬。還沒來得及“一身輕”，“文革”就開始了。周有光被打成“反動學術權威”。我開始不明就理，聽到“學術權威”心裡還很高興，覺得挺好聽。很快我就嘗到了“權威”的滋味，每月隻生活費，除去房租等開銷，錢，怎麼生活呢?又開始了第二次借債。前前後後又是4，三妹的日子也不好過，但她盡量地幫我，到1973年秋我去還最後一筆錢，瀋從文和三妹一起驚訝地說：“哪有那麼多錢呀?”三妹從小數學不好，他們兩夫婦都不會算賬，也從不記賬。
我有賬，也許是從第一次借錢開始吧，我養成了記賬的習慣，到現在我還有11個賬簿，家裡家外的所有進出往來賬目不拘數額大小我都有賬。
隻有一筆獃賬，我至今欠董寅初未還。
五共襄《水》事
40年代末50年代初，大姐、四妹相繼去了臺灣、美國，顧傳玠去世後，大姐也在美國定居。此後幾十年我們不但不相往來，甚至有很長一段時間斷了音訊。
劫後餘生的四姊妹第一次團聚，是1979年，“小四黑子”都已成了白發人，三個姐姐更不必說了。短暫的歡聚後再分手，我心中悄悄湧起了一個念頭……
20年代末30年代初，蘇州九如巷的張家，四姐妹組成了一個“水社”，後來幾個弟弟不甘落後，也組了一個“九如社”。水社有社刊《水》，不光得到瀋從文、周耀平(有光)這些“外人”的協助，九如社的“同仁”也熱心支持，把《水》當成自己的事情，組稿、投稿、編輯、刻版、油印、分頁、裝訂，兩社的成員都忙得不亦樂乎。尤其是大弟的好友竇祖麟，分擔了許多必不可少的看似瑣碎卻十分重要的事情，是水社真正的無名英雄。水社成員還開風氣之先，參加女子自行車、女子遊泳、女子籃球甚至女子足球運動。對這些事，有許多人點頭，也有許多人搖頭，我們根本不管這些，隻顧自己開心地做自己想做的事。
一泓清水浸潤了近70年的歲月，使我們每一個人心中都永存一個美美的嫩嫩的池塘，我想讓下一代下下一代和我們共享《水》的甘甜清純。
1995年10月28日，在《水》的復刊號第一期正式出版時，我向海內外的張氏家族成員發出了一封封約稿信，總印數25份，除我們十姊弟或後代外，隻給了幾個最親近的朋友。
我是“始作俑者”，就自封為主編，三妹這個老資格的大編輯我封她副主編。世上最小的雜志、最老的主編，我自鳴得意，自得其樂，自命不凡。但二八(88)年華，究竟非復當年，精力不及，一些錯漏沒能察覺，況且我畢竟沒專職做過編輯，辦事認真的三妹說我“拆爛污”，我順水推舟、倚老賣老，從第七期起交副主編張兆和主持，我退居“二線”，可職務不讓，還是主編，你看我多麼霸道。
《水》秉承當年父親辦學的精神氣質，不接受來自任何團體和個人的資助捐贈，我不但是主編，還兼任財務主管和出版發行部負責人。我專門有一本《水》的賬目，辦刊經費主要來自當年“水社”成員即四姊妹，尤其是在美國的大姐、四妹和七弟，給《水》注入了外資，三妹也處處照顧我這個無收入者，我盡自己的努力量入為出，專款專用，謝絕、退還了幾位最要好朋友的資助。相信《水》仍會像幾十年前一樣，細水長流，滴滴人心頭。
瀋二哥
一半個字的電報
這篇關於瀋從文的短文，寫在1988年5月9日。本來是準備給瀋從文看了逗他取樂的。想不到瀋從文在第二天就去世，沒有能看到。現在瀋從文去世已經四個年頭了。我把這篇短文找出來，略作修改，予以發表。這樣，一篇取樂的短文，竟變成了悼念的祭文。
1988年4月6日上午10點多鐘，我陪同臺灣的青年作家張大春，到北京崇文門東大街22號，訪問我的三妹夫瀋從文。雖然大門上貼著“免進牌”，我們還是破門而入。
我向瀋從文和三妹兆和介紹了張大春。三妹沏上一壺湖南綠茶。咱們坐下聊天，聊上一大堆舊事和笑話。前三朝，後五代，談文章，扯家常。不知為什麼，一扯就扯到了我那“半個字”的電報。瀋從文笑了，指著我輕輕地說：“你是三姑六婆中的媒婆。”我提出抗議：“你說什麼?”他用濃重的湖南腔重說一遍：“媒婆!”我說：“我做了你們的大媒，不感謝我，反而說我是媒婆?”話未落音，三妹搶著說：“你不僅做過媒婆，還做過收生婆呢!”
三妹說得沒錯。我自幼好管閑事。抗戰時期，逃難到四川鄉下，到處缺醫少藥。我憑一點衛生常識，常常施醫給藥、替孩子種牛痘、開刀擠癤子、給人打針，什麼都干，像一個免費的“赤腳醫生”。我又在江安，給戲劇家蔡松齡的夫人接生，難產變成順產，生下一個大胖兒子，我給起名“安安”，做了我的干兒子。直到一個做護士的表妹罵我：“瞧你不要命!你又不是醫生或護士，一針把人戳死了怎麼辦?”這纔洗手不干這些三姑六婆的營生。
為什麼說到“半個字”的電報，瀋從文就要說我是“媒婆”呢?這件事，四妹充和在她寫的《三姐夫瀋二哥》文章裡首先提到。後來凌宇先生在他的《都市中的鄉下人》一書裡也談到，可是都談得太簡單，看來我不得不再給他們二人做個注解。下面我把可笑的歷史往事從頭說起。
那是1932年一個夏天的早晨，約莫十點鐘左右。太陽照在蘇州九如巷的半邊街道上。石庫門框黑漆大門外，來了一個文文縐縐、秀秀氣氣的身穿灰色長衫的青年人，臉上戴一副近視眼鏡。他說姓瀋，從青島來的，要找張兆和。我家看門的吉老頭兒說：“三小姐不在家，請您進來等她吧。”這個客人一聽，不但不進門，反而倒退到大門對面的牆邊，站在太陽下面發愣。吉老頭兒抱歉地說：“您莫走，我去找二小姐。”
我家有個大小姐，常常不在家。我這二小姐成了八個妹妹和弟弟的頭兒。一聽呼喚，我“得、得”地下了“繡樓”，走到大門口。認出是瀋從文，我說：“瀋先生，三妹到公園圖書館看書去了，一會兒回來。請進來，屋裡坐。”他一聽我這樣說，現出不知所措的樣子，吞吞吐吐地說出三個字：“我走吧!”他這話好像對我說，又好像對他自己說。我很快把話兒轉個彎：“太陽下面怪熱的，請到這邊陰涼地方來。”可是他巍然不動。我無可奈何，隻好說：“那麼，請把您的住處留下吧。”他結結巴巴地告訴我他的住處是個旅館。天哪，我想這完了!三妹怎麼會到旅館裡去看他呢?他轉過身，低著頭，沿著牆，在半條有太陽的街上走著。灰色長衫的影子在牆上移動。
三妹回來喫午飯。我怪她：“明明知道瀋從文今天來，你上圖書館，躲他，假裝用功!”三妹不服氣：“誰知道他這個時候來?我不是天天去圖書館嗎?”我說：“別說了，喫完飯，馬上去。他是老師麼!”我告訴她旅館名稱和房間號數。三妹喫了一驚：“旅館?我不去!”瀋從文在吳淞中國公學教書時，三妹是他的學生。
“老師遠道來看學生，學生不去回訪，這不對。”我說。
三妹隻是搖頭。
我為她左思右想，也想不出好辦法。就說：“還是要去，大大方方地去。來而不往，非禮也。究竟是遠道來的老師呀!”
三妹不得不同意。她問我：“怎樣開口呢？”我說：“你可以說，我家有好多個小弟弟，很好玩，請到我家去。”三妹說：“好，聽你的。”她終於去了。
去了不到一小時，三妹同瀋從文來到我家。三妹讓五個弟弟輪流陪伴瀋先生。瀋從文善於講故事，孩子們聽得入迷。聽得最起勁的是最小的小五弟。故事一直講到小主人們被叫去睡覺為止。我呢，不做臭蘿卜干，早托詞走開了。
這是瀋從文第一次在我家作客。幾天後，回到他當時教書的青島大學。次年，由於瀋從文的介紹，三妹也到青島大學圖書館工作了。
那年在蘇州的旅館，他們倆見面時候是怎樣開腔談話的呢?幾十年後，我纔知道。
1969年9月，瀋從文和三妹已經結婚36年，住在北京。瀋從文在歷史博物館工作，三妹在《人民文學》雜志社工作。“文化大革命”中，他們倆先後下放湖北丹江口的文化部“五七干校”。三妹先走，瀋從文晚了好幾個月纔去。瀋從文下放前一天，我去送行。閑談中，他告訴我36年前的情景：
“那年我從蘇州九如巷悶悶地回到旅館，一下躺倒在床上，也無心喫中飯。正在納悶的時候，忽然聽到兩下輕輕的敲門聲。我在蘇州沒有親戚和朋友。準是她!我從床上跳了起來，心也跳了起來!開了門，看見兆和站在門外，雙手放在身背後。我請她進來，她卻往後退了一步，漲紅了臉，低低地說：‘我家有好多個小弟弟，很好玩，請到我家去。’”三妹把我教她講的話，一字不差，背了出來!
1933年初春，我和三妹一同住在蘇州。一天，三妹給我看瀋從文給她的信。信中婉轉地說，要請我為他向爸爸媽媽提親。並且說，如果爸爸媽媽同意，求三妹早日打電報通知他，讓他“鄉下人喝杯甜酒吧”。我向爸爸媽媽說了，一說即成。
那時打電報，講究用文言，不用大白話。電報要字少、意達、省錢。蘇州隻有一處電報局，遠在閶門外。我家住在城中心，坐人力車要拐拐彎彎走好長的路。我在人力車上想，電報怎麼打。想到電報末尾要具名。我的名字“允”字不就是“同意”的意思嗎?
進了電報局，我遞上電報稿：“山東青島大學瀋從文允”。我準備了一番話給報務員做解釋。想不到報務員匆匆一看，就收下了電報稿，沒有問什麼。我得意洋洋地轉回家門，告訴三妹：這一個“允”字，一當兩用，既表示婚事“允”了，也署了我的名字“允”。這就是“半個字”的電報。當時，三妹聽了不做聲，她心中有些不放心，萬一瀋從文看不明白呢?
她悄悄地一人坐人力車再到閶門電報局，遞上了她的用白話寫的電報稿：“鄉下人喝杯甜酒吧兆”。報務員看了電報稿，覺得很奇怪!密碼?不收!報務員要三妹改寫文言，三妹不肯。三妹漲紅了臉，說這是喜事電報，說了半天，報務員纔勉強收下。三妹的白話電報裡，居然有一個“吧”字，這在當時真是別開生面。可惜電文還不完整，還缺少一個感嘆號。這甜酒多麼甜!真是“蜜”電。
天長地久有時盡。這“半個字”的電報，以及這個白話文的“蜜”電，在三妹和瀋從文的心中將是天長地久永無盡的甜蜜記憶。
(原載1992年7月《群言》雜志）
二一封快信和一頁日記
一封快信
大春：
5月9日晚上，我把《從第一封信到第一封信》的初稿寫好。松了口氣，晚上睡得很沉。
10日晚7時多，得三妹電話，說瀋二哥不好，我就揪心了。九時多得我的堂妹夫王正儀醫生電話，說瀋二哥在8點35分去世。這一夜我和有光都覺得心絞痛。雖然是意料中的事，可是怎樣也撥不開瀋二哥的身影。這時候距離我的《從第一封信到第一封信》脫稿隻有24小時。我準備等我的文章發表後要宣讀給瀋二哥聽，讓他再笑我、罵我。這下再不能聽到瀋二哥罵我的聲音了。他罵我“媒婆”的笑語聲還在我耳邊回蕩。
你可能是最後一位由臺灣來見到瀋從文的人。你見到他34天後，他就離開了他愛的人、他愛的世界。
附日記一頁和《從第一封信到第一封信》一文，沒有心情修潤改錯，望你為我修理修理。
一頁日記
1988年5月11日，下午2時35分，我們到瀋從文家。進門，家裡比平時更安靜。客堂裡，瀋二哥的一張照片被披上了黑紗，照片前的茶幾上有一籃絢麗多彩的鮮花，這是小龍朱的花場的花，是二哥的大兒子小龍朱親手栽培的花。我們隻默默地注視著瀋二哥的照片，默默地站了一會兒。
孩子們說，三妹在休息。我輕輕推開瀋二哥和三妹臥室的門，三妹站在床前，並沒有睡。我輕輕撫摸著三妹的手，我們在書桌邊坐下。三妹很平靜安詳。我默默無言，不知說什麼好。倒是三妹先開了口，像敘述一件別人的事。她說：“二哥昨天下午四點多鐘時，還扶著四妹充和送他的助行器笑著走路。五點多鐘二哥感覺氣悶和心絞痛，我扶他躺下，他臉色發白。他不讓我離開他，但又說要送他上醫院。”當時家裡隻有三妹一個人和一位剛請來不久的男保姆。三妹安慰了他，匆忙打了幾個電話。三妹又說：“過去在他五年的病中，我時時刻刻在他身邊。他一時不見我就叫喚，我總飛快地回到他身邊。”
“先是20號樓(三妹家住崇文門東大街22號樓)我們的堂妹夫王正儀醫生來了，摸摸脈、聽聽心髒，不言語。隨後救護車和醫生來了，歷史所裡的王序、王亞蓉來了，家裡人也陸續回來了。進行搶救，打了三針強心針，幾位醫生護士輪流進行人工呼吸和按摩心髒，一直到晚上8點35分……”
三妹回頭問她的小兒媳張之佩說：“給二姨倒茶沒有?”我說：“已經有了。你這五年也太累了。除了照應瀋二哥，你什麼也做不了。”
三妹還是那樣鎮定、安詳。這安詳內含著一顆哀沉的心。
三妹低沉的聲音：“是的，我很佩服冰心，她的身體比我壞得多，可是她還在寫。我要學她，這以後，我空了，我要寫二哥，寫他最後的五年，寫……”
寫吧，這是最大的安慰，對過去的人、對現在的人、對未來的人!
1988年5月12日
三從第一封信到第一封信
上海有一條最早修築的小鐵路，叫淞滬鐵路，從上海向北到炮臺灣。
英國怡和洋行在同治年間(1862—1874)沒有得到清政府的允許，自行開始修築這條鐵路。到光緒二年(1876)完工。從上海到吳淞鎮，路長隻有14公裡。第二年(1877)，清政府認為外國人居然在中國領土上修築鐵路，這條鐵路就破壞了風水，是中國人的奇恥大辱，跟怡和洋行進行了無數次的交涉，出錢把鐵路買到中國手中後，在憤怒之下，下令拆毀。把機件等物儲存在炮臺灣。經過了漫長的20年，到光緒二十三年(1897)，重新撥官款在原地修復通行。因為機件在炮臺灣，淞滬鐵路由吳淞鎮延長兩公裡，全長為16公裡。
中國公學就在吳淞鎮和炮臺灣之間，它們三個所在地形成一個等邊三角形。中國公學的同學都以學校在中國第一條鐵路所在地為榮。
我和三妹兆和都是1927年，作為第一批女生進入中國公學預科的。這時候三妹17歲、我18歲，第一條鐵路整整30歲(如果不算前20年的賬)。
我和三妹不但同時進中國公學，還在她三歲我四歲同時(1913）在上海同一天開蒙認方塊字，念“人之初”。四年後(1917)搬家去蘇州，同在家塾裡，同在一個桌子上念《孟子》、《史記》、《文選》和雜七八拉的“五四運動”的白話文。我們三個女學生和、我、三妹兆和)很闊氣。有三位老師：一位道貌岸然的於先生專教古文，另一位王孟鸞老師教白話文，這是兩位男老師。有一位吳天然女教師，是教我們英文、數學、跳舞、唱歌的。在《三葉集》(葉聖陶的子女寫的集子)好像提到過她，吳天然老師是教過我們A、B、C、D的。又四年(1921)我和三妹又同時進入蘇州女子職業學校，讀了一年，我們又同時留級，因為除中文課程外，其他課程都不及格。我們兩姐妹是有福同享，有禍同當的患難姐妹。
三妹比我用功，她定定心在中國公學讀完了大學，以優異成績畢業。我卻先後讀了三個大學。在中國公學兩年，一年預科，一年“新鮮生”。就轉學光華大學，也是第一批招收女生的大學。“一?二八”戰爭，蘇州到上海火車不通，我坐輪船到杭州之江大學借讀了一學期。最後，又回到光華大學戴方帽子的。
大學裡收女生是新鮮事，男生對我們女生既愛護又促狹。他們對女生的特點很清楚，挨個兒為我們起綽號。世傳三妹的綽號“黑鳳”，並不是男生起的，這名字我疑心是瀋從文起的。原來男生替她起的綽號叫“黑牡丹”，三妹最討厭這個美綽號。我有兩個綽號，一個叫“鸚哥”，因為我愛穿綠；另一個綽號就不妙了，叫“小活猴”。可這個綽號見過報的。你如不信，可在1928年上海《新聞報》上找到這麼一篇新聞，《中國公學籃球隊之五張》。其中有“……張允和玲瓏活潑、無縫不鑽，平時有‘小活猴’之稱，……惜投籃欠準……”五個姓張的是：張兆和、張允和、張萍、張依娜、張××。隊長是三妹。我對運動外行，身體瘦弱，人一推就倒。可我喜歡濫竽充數，當一個候補隊員也好。
我家三妹功課好，運動也不差，在中國公學是女子全能運動第一名。可在上海女大學生運動會上，她參加的五十米短跑是最後一名。
中國公學的老校長何魯，忽然下了臺，到現在我還不知道是什麼緣故。接任校長是赫赫有名的胡適之先生，他早年曾在中國公學念過書，他聘請了幾位新潮流的教員，其中有一位就是瀋從文。三妹選了他的課，三妹下了第一堂瀋從文先生的課，回到女生宿舍，談到這位老師上課堂講不出話來挺有趣。聽說瀋從文是大兵出身，我們也拜讀過他幾篇小說，是胡適之校長找來的人一定不錯，可我們並不覺得他是可尊敬的老師，不過是會寫寫白話文小說的青年人而已。
別瞧三妹年紀小，給她寫情書的人可不少。她倒不撕這些“紙短情長”的信，一律保存，還編上號。這些編號的信，保存在三妹好友潘家延處，家延死後，下落何處，不得而知。
有一天，三妹忽然接到一封薄薄的信。拆開來看，纔知道是瀋從文老師的信。隻有一句話：“我不知道為什麼忽然愛上了你?”這封信可沒有編號，如果編號也許是13號。當然，三妹沒有復信。接著第二封、第三封信，要是從郵局寄信，都得超重一倍。據三妹說，原封不動退回。第四封以後的信，沒聽見三妹說什麼，我們也不便過問，但是知道三妹沒有復信，可能保存得相當周密。
我轉學到上海大西路光華大學(1929)，這以後，瀋從文究竟給三妹多少封信，我當姐姐的不好過問。是不是三妹專為瀋從文編過特殊的號，這也是秘密。
大概信寫得太多、太長、太那個。三妹認為老師不該寫這樣失禮的信。發瘋的信，三妹受不了。忽然有一天，三妹找到我，對我說：“我剛從胡適之校長家裡回來。”我問她：“去做什麼?”她說：“我跟校長說，瀋老師給我寫這些信可不好!”校長笑笑回答：“有什麼不好!我和你爸爸都是安徽同鄉，是不是讓我跟你爸爸談談你們的事。”三妹急紅了臉：“不要講!”校長很鄭重對這位女學生說：“我知道瀋從文頑固地愛你!”三妹脫口而出：“我頑固地不愛他!”以上是三妹親口跟我講的話，我記得一清二楚。可是我們兩姐妹都有了孫女時，偶爾談到“頑固地”“愛他”和“不愛他”時，三妹矢口否認跟我說過這些話。
光陰如箭，這箭是火箭，人過了25歲後，覺得日子過得比過去快上一倍。一下子，半個世紀過去了。
在這半個世紀中，我和三妹同年(1933)結婚，我嫁周耀平(現名周有光)，她嫁瀋從文；我和三妹同年生兒子，我的兒子叫小平，她的兒子叫龍朱。“盧溝橋事變”，我們兩家分開。她老瀋家住雲南呈貢，我老周家在四川漂流，從成都到重慶，溯江而上到岷江，先後搬家30次以上。
日本投降後1946年，張家十姐弟纔在上海大聚會，照了十家歡。這以後又各奔前程。從此天南地北、生離死別，再也聚不到一起了。一直到1956年，有三家定居北京，那就是三妹三弟定和跟我三家。算是歡歡喜喜、常來常往過日子。十年後(1966)，猛不丁地來了個“文化大革命”，這下子三家人又都妻離子散。兩年後，北京三家人家隻剩下四口人：瀋家的瀋二哥、張家的張以連、我家祖孫二人，相依為命。連連12歲獨立生活，我的孫女小慶慶九歲。三妹下放湖北咸寧挑糞種田，聽說還和冰心結成“一對紅”。三弟下放放羊。我家五口人：兒子曉平(小平)、媳婦何詩秀先後下放湖北潛江插秧、種菜。我家爺爺（周有光）下放寧夏賀蘭山闕的平羅。撿種子、編篩子、撿煤渣，還有開不完的檢討會、認罪會。大會多在廣場上開。有時遇到黑黑的空中大雁編隊飛行，雁兒集體大便，弄得開會的人滿頭滿身都是粘答答的大雁大便，它方“便”人可不“方便”，洗都難洗干淨。我家有光幸虧戴頂大帽子，總算頭上沒有“鳥便”。有光跟我談起這件事，認為是平生第一次遭遇到的有趣的事。看來大雁比人的紀律性還強，所謂“人不如禽獸”。
本來也要我帶慶慶跟著爺爺下放平羅的。我思想搞不通，不去，就不去，動員我也不去，也無可奈何我。我是嬌小姐，受不了那塞外風沙，也喫不下為三個人打井水、洗衣服、生爐子燒飯的苦。我一把鎖鎖上了城裡沙灘後街55號大雜院裡我住的房子的大門(原有五間半房子，上繳了四間)，住到中關村科學院宿舍裡兒子家，看孫女燒飯。靠丈夫、媳婦三人給我的微薄津貼打發日子。真正不夠用時，我有好親戚好朋友處可借。雖然他們生活也不好，可他們總會竭力為我張羅。我一輩子怕開口問人借錢，這下子完了，隻好厚著臉皮乞討，這也是人生應有的履歷。
過年過節，我把12歲的小連連接到中關村住幾天，慶慶就不肯叫他“叔叔”，瞧不起他。慶慶說：“我為什麼要叫他叔叔，他隻比我大三歲，他沒羞沒臊，還搶我糖喫。我不但不叫他‘叔叔’，也不叫他‘連連’，我叫他‘小連’。”我罵慶慶，太沒有禮貌。實在那時候，孫子罵爺爺，兒子逼死媽媽的事多著呢，還講什麼禮貌。
有一次，我進城到東堂子胡同看望瀋二哥。那是1969年初鼕，他一個人生活，怪可憐的。屋裡亂得嚇人，簡直無處下腳。書和衣服雜物堆在桌子上、椅子上、床上……到處灰蒙蒙的。我問他：“瀋二哥，為什麼這樣亂?”他說：“我就要下放啦!我在理東西。”可他雙手插在口袋裡，並沒有動手理東西，他站在床邊，我也找不到一張可坐的椅子，隻得站在桌子邊。我說：“下放!?我能幫忙?”瀋二哥搖搖頭。我想既幫不了忙，我就回身想走。瀋二哥說：“莫走，二姐，你看!”他從鼓鼓囊囊的口袋裡掏出一封皺頭皺腦的信，又像哭又像笑對我說：“這是三姐(他也尊稱我三妹為三姐)給我的第一封信。”他把信舉起來，面色十分羞澀而溫柔。我說：“我能看看嗎?”瀋二哥把信放下來，又像給我又像不給我，把信放在胸前溫一下，並沒有給我。又把信塞在口袋裡，這手抓緊了信再也不出來了。我想，我真傻，怎麼看人家的情書呢，我正望著他好笑。忽然瀋二哥說：“三姐的第一封信——第一封。”接著就吸溜吸溜地哭起來，快70歲的老頭兒像一個小孩子哭得又傷心又快樂。我站在那兒倒有點手足無措了。我悄悄地走了，讓他沉浸、陶醉在那春天的“甜澀”中吧!
1988年5月9日晚初稿成
於瀋從文二哥逝世前24小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