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國紀行
章
緣起
這則故事和這趟行程的發端和用意，有必要先說個明白。三月底，我——向約翰·君特特別討請纔能使用這個代名詞——坐在東四十街貝福特旅館酒吧內。改了四遍的戲本已銷毀，從指間流逝，我坐在吧臺凳子上，沉吟著下一步要做什麼。這時，羅伯特·卡帕有點落寞地走進酒吧。打了幾個月的牌局終於收場，書也送進印刷廠，他驀地發現自己無所事事。向來善解人意的酒保威利，建議來一杯天下無雙的“瑞士酒”。我們悶悶不樂，倒不是新聞因素使然，而是處理新聞的方式所致。因為，新聞已不再是新聞，起碼在引人注目的部分如此。新聞已經變成碩儒俊彥的事。高踞華盛頓或紐約案頭的人看看電報，配合自己的心態重做編排，再簽上文末署名。我們常看的新聞已經不是新聞，而是寥寥可數的學究對新聞意義的看法。
威利把兩杯淺綠色的瑞士酒放在我們面前，我們開始談論，在這世道，誠直開明的人還能有何作為。報紙上，有關俄國的消息每天不下數千言。斯大林的想法、俄國參謀總部的計劃、軍隊素質、原子武器和導向飛彈實驗等，全都由不在現場的人所寫，他們的信息來源絕非無可非議。於是我們想到，有些跟俄國相關的事還沒人寫，而這些事正是我們感興趣的。那裡的人穿什麼？餐會中上的是什麼菜？有什麼食物？他們怎麼做愛，怎麼處理死亡？他們談論什麼？他們也跳舞、唱歌和演戲嗎？孩子是否要上學？我們覺得，去探探這些事、拍拍他們、寫寫他們，不失為好事一樁。俄國政治誠然跟我們的政治一樣重要，但那裡想必也一樣還有重要的另一面，想必也有我們無法看到的俄國民眾的私生活，因為從來沒人寫過，也沒人拍過。
威利又調了杯瑞士酒，他附和我們的看法，說他對這種事也有興趣，想看的正是這些東西。於是，我們決定一試——純粹報道，輔以照片。我們要合作。我們要避開政治和較重大的問題。我們要避開克裡姆林宮、軍人和軍事計劃，盡量接近俄國民眾。我們必須承認，我們並不知道是否可行，反而一跟朋友提起，他們倒是很篤定我們辦不到。
我們的盤算是：若能辦到，很好，可以有篇很好的報道；若辦不到，我們也會有篇報道，談談怎麼力有不逮。打定主意後，我們打電話到《紐約先驅論壇報》邀喬治·柯尼希（GeorgeCornish）聚餐，告訴他我們的計劃。他同意這是件好事，答應盡力協助我們。
我們共同敲定幾件事：我們不應該去挑釁，應該盡量避免批判或示好。我們要盡量據實報道，寫下所見所聞，不加論述評斷，對自己不充分了解的事不妄下結論，也不為行政官僚延誤生氣。我們知道，我們一定會踫到很多不了解、不喜歡和不自在的事。這雖是外國實情，但我們決意即使要批評，也應該是事後，不是未曾眼見就批評。
簽證申請在適當時間送往莫斯科之後，我的簽證在合理時間內獲得了批準。我前往紐約蘇聯領事館，總領事說道：“我們同意這是件好事，但你為什麼非得帶攝影師同行不可？我們蘇聯有很多攝影師。”
我答道：“但你們沒有卡帕。既然要做，就得合作，把事情做得圓滿。”
蘇聯有點不情願讓攝影師入境，對我倒是沒有不情願，在我們看來，這倒是很奇怪，因為檢查管得了膠卷，卻管不了觀察者的心。我們在蘇聯之行全程中發現一件真實不虛的事，有必要在這裡稍加說明。相機是可怕的現代武器之一，對那些曾經歷戰火、挨過轟炸和炮彈的人而言尤其如此，因為在一陣轟炸之後必然是攝影；殘破的城鎮和工廠背後，通常是利用相機做空中制圖或偵測制圖。因此，相機是令人畏懼的器材，攜帶相機的人到哪裡都受到懷疑和監視。你若不信，不妨帶著布朗尼四號（BrownieNo.4）柯達相機到橡樹嶺、巴拿馬運河或全國上百個實驗區附近便知分曉。今天，在很多人心目中，相機不啻是毀滅的前兆，引人疑竇可謂其來有自。
我不認為我跟卡帕真以為可以如願去做這件事，是以我們也跟別人一樣大感意外。簽證下來時我們喫了一驚，於是跟威利在酒吧稍微慶祝一下。這時，我發生意外摔斷了腿，躺了兩個月，卡帕倒是四處搜羅器材。
多年來一直沒有美國人攝影報道蘇聯，所以，卡帕不但張羅好的攝影器材，還多準備了一份備用以防失落。當然，他除了攜帶戰時所使用的Contax和Rolleiflex相機之外，也額外多帶相機。他額外帶的相機、底片和閃光燈實在太多了，國外航班超重費用就付了左右。
我們要前往蘇聯的消息一傳開，各式的忠告、告誡和警告紛至沓來，值得一提的是，多數人都不曾到過那裡。
有位老婦人以驚恐的口吻告訴我們，“哎呀，你們準會失蹤，你們一過邊界就會失蹤”！
我們以精確報道的興味答道：“你知道有人失蹤？”
“不，”她說，“我個人雖不知道，但確實有很多人失蹤。”
我們說道：“這話也許不假，我們也拿不準，你是否可以給我們一個失蹤者的名字？你可知道有誰知道有人失蹤？”
她答道：“有好幾千人失蹤了。”
有位男士別有深意地聳聳眉，滿臉狐疑地對我們說：“你們想必跟克裡姆林宮很有交情，否則他們不會準許你們入境。一定是他們收買了你們。”此人其實就是兩年前在史托克俱樂部發表諾曼底登陸總體方案那位仁兄。
我們說道：“不，據我們所知，他們沒有收買我們。我們隻是想做點報道的工作而已。”
他抬眼瞅著我們。他一認定便自以為是，兩年前知道艾森豪威爾心思，現在也了然斯大林的想法。
有位老紳士朝著我們一頷首，說道：“他們會拷問你們，這是他們的做法；他們會索性把你們關進黑牢再行拷問。他們會扭你們的胳臂，讓你們餓肚子，直到你們乖乖順從，說他們要你說的話。”
我們問道：“為什麼？所為何來？有什麼目的？”
“他們對誰都是這樣，”他說，“我前幾天剛看過一本書說……”
有位相當有分量的商人對我們說：“去莫斯科，嗯？帶幾顆炸彈去炸炸紅小子。”
各式忠告逼得我們透不過氣來。有人告訴我們該帶食物去，否則準會餓死；什麼通信線路該保持暢通；偷運數據出境的方法。世上難說得清的是，我們隻是想報道一下俄國人的模樣、穿著打扮和言行舉止，農民們聊些什麼與如何重建殘破國家。這是世上難解釋的事。我們發現，好幾千人都患了莫斯科病，也就聽信荒誕意見和排除事實的狀態。當然，我們也發現俄國人同樣患了華盛頓病。我們發現，我們丑化俄國人之際，俄國人也在丑化我們。
有位出租車司機說道：“他們俄國人呀，洗澡時男女共浴，不穿衣服。”
“真的？”
“當然是真的，”他說，“這是不道德的。”
追問結果，原來是他看過一篇芬蘭蒸氣浴的記事，卻把氣出在俄國人頭上。
聽了這些情報之後我們得出的結論是，約翰·曼德威爾爵士（SirJohnMandeville）遊記中的世界絕未消失，雙頭人和飛蛇的世界依舊。
的確，我們出國期間所出現的飛碟，並沒有推翻我們的命題。在我們看來，當今世上危險的趨勢便是，寧願相信流言，不追究事實。
我們前往蘇聯時所攜帶的裝備，是彙聚在一個地方的所有流言，而我們在本文中所堅持的是：一旦我們記下流言，就可稱為十足的流言。
我們在貝福特酒吧跟威利喝了後一杯瑞士酒。威利已成為我們這個計劃的專任合伙人，瑞士酒也越調越出色。他給我們的建議中，不乏好的忠告。威利很想跟我們同行。他若能成行倒不失為美事一樁。他給我們調了杯上好的瑞士酒，自己也呷了一杯之後，我們終於準備動身。
威利說道：“你們在吧臺後學到了多聽少說。”
往後幾個月，我們常想起威利和他的瑞士酒。
事情就這麼開頭。卡帕帶回大約四千張負片，我也帶回幾百頁札記。我們一直在沉吟如何把此行做個了結，幾經討論後決定依照日程、經歷和見聞不加區別地如實寫下來。我們要寫下所見所聞。我知道這種做法跟大部分的現代新聞報道背道而馳，但唯其如此本文也不失為一種調劑。
這隻是我們的經歷。它不是俄國故事，而是一則單純的俄國報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