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什麼時候有了寫這本書的念頭?那天在電腦的文檔裡找到了初的記錄“《出書記》二○一○年三月十四日立項”。我記得是有這麼個事,但具體時間還得查日記。那天外面刮著風,陰慘慘的天色,很適宜在家宅著,也不知動了哪根筋,抄起電話給李世文電話,世文是拙作《書蠹艷異錄》的編輯,我說突然想起個好書名“出書記”,世文一句話就給否了:“出書記?早點了吧?”他是把出書記當成回憶錄了,回憶於我而言確實早了點兒,但是就算到了那一把子歲數,錄不錄回憶還兩說著呢。出書記的實質,可以看作個人生活的側影,也是憶往的另一種形式。
魯迅說過“一個人做到隻剩下回憶的時候,生涯大概總要算是無聊了罷,但有時竟會連回憶也沒有。(《朝花夕拾·小引》)
不擔心無聊不無聊,隻怕“連回憶也沒有”的人生。
我今後可能還要出書,可是對十五年裡已經出版的二十冊單行本作一番回顧,講講“出書”經歷的苦辣甜酸,似乎不早不晚,此正時矣。
張愛玲透露賣文為生的感覺:“苦雖苦一點,我喜歡我的職業。‘學成文武藝,賣與帝王家’。從前的文人是靠著統治階級喫飯的,現在情形略有不同,我很高興我的衣食父母不是‘帝王家’而是買雜志的大眾。”
導演過《鋼琴師》的羅曼·波蘭斯基,一九九二年導了《苦月亮》。我抄錄了其中一段臺詞,很像為我的《出書記》私人定制:
出版商:“出版業今非昔比了,現在利潤是關鍵,你得有之前出書的銷售記錄,沒有人會在毫無成就的新人身上投資。”
作家:“所以不出名就出不了書,這似乎自相矛盾。”
上面的對話出現在電影的第四十五分鐘,第六十四分種,作家對女友抱怨:“我都快四十了,還沒賣出一本書!”
“先有名”還是“先出書”,確實自相矛盾。但是出版商說的也許是非作家專業的“名人”,這種情形在中國很普遍,某人在某領域特別出名,那麼他出書就不是難事,找人代筆或口述,這樣的名人不需要“銷售記錄”。一個北京的出版社想給我出書,她們還真是實地到書店和出版社調查過我以前書的銷售情況。網絡時代,似乎不勞腿力,上網一搜,作者的實力一覽無遺。
現在從頭回憶的話,我的文字回變成鉛字,好像還是八十年代末的事情。《足球報》有個“讀者來信”欄目,我寫信去問了兩個問題,不久,報紙刊出了我的信,並且由專家回答了我的問題,雖然隻是短短的幾行字,卻讓我異常興奮。具體刊出的時間我剛剛查出來了,一九九○年十月三十日《足球》報。
紀果庵在《北遊記》裡說到一件小事,一九四四年鼕他來北平,“於削面北風中兩次訪謁知堂老人。”此時周作人主編《藝文雜志》,紀果庵乃作者,正好當期刊有紀果庵的文章,周作人便把雜志送給他“特別翻出我的文字來告訴我已經發表了,大約很明白作稿人的心理,無論何時均以先覩自己作品為快罷?”所謂“先睹為快”,有兩層意思,一種是讀別人的文章,一種是讀自己的文章。兩種感覺兼而有之,此人必是作稿人。
真正投稿性質的文字變鉛字,是一九九二年的《燕都》雜志,這一期刊發了我的處女作《金受申與〈立言畫刊〉》。那時東四北大街有家書店,好像就叫“燕都書店”,除了專售《燕都》雜志之外,還有不少文學書。我一下子買了六本,想想還得送給誰,又買了幾本。現在回想隻覺得可笑,不就是一篇文章麼,至於樂成這樣?可是當初的興奮勁兒,至今還記著。如今在某某雜志登一篇文章,稀松平常,已不會心生漣漪。
人們常說回憶是靠不住的,這話屬於錢鐘書所雲“局部真理”。我上面那段話是靠回憶寫的,對比一下當年當天我的日記。
一九九二年二月十八日星期二
上午趁便去了北京藝術博物館,一般極了,隻有明清瓷器還稍稍吸引我,並不強烈。葉子上寫的佛教語挺有意思。中午食客盈門。Z君的快譯通壞了,讓我去東四順便修修。路過新太平胡同,迎頭踫上了趙承壽,那個下午我會忘記嗎。胡同裡擠滿了看熱鬧的人,禮堂裡人聲鼎沸。經歷了奇特的十五分鐘和幾分鐘,使勁兒保持鎮定。接著到了服務部,仍是冷冰冰的“沒有”二字。隻得去東四南大街。在燕都書店我的預感再次靈驗,九二年期《燕都》,我半年前的作文《金受申和〈立言畫刊〉》赫然入目,太令我激動,在秦河都沒忘記的事情如今夢想成真了。一氣兒買了五本,又五本,又五本,我想到了要送給哪些人……。在旁邊的青年書店買《語文修辭講話》,在中國書店買《上海報刊史話》。來的路上在文化藝術出版社買豐子愷畫周作人詩的圖文書,不錯,要是彩色就更好了。
今天是正宵節,大街上全是賣宵的。想打個電話告訴她《燕都》的好消息,竟無一處電話可打,唉,這座現代化的大城市。
我喜歡作統計,不論是生活,還是寫作,我都作有詳細的記錄,譬如說自成家以來每年的生活帳均有統計,籍此可以知道三十幾年來生活指數之軌跡。很久以前有位領導對我說“統計,統計,就是統計加估計。”他的意思是某些數據不必那麼精確,大估摸即可。我所記錄的各項數據,對本書的寫作可是幫了大忙,也就是說沒有這些數據本書根本寫不成。
十五年的二十本書,總共得了多少稿費,書中均有精確到角分的統計。前幾天一位當年睡一炕的插隊知青打來電話,我們已幾十年失聯,他說我出了這麼多書一定掙了大錢,我說了一個數,他好像將信將疑。好吧,等我這書出了送他一本,讓他知道我沒有哭窮也沒有炫富,如實記錄生活而已。
自二○○○年本書至今的第二十本,基本是一年一本的節奏。二○○二年二○○七年二○○八年沒出書,二○○六年和二○○九年都是一年出了三本。
二十本書,少的印數是三千,多的是八千。我估計這二十本書的總印數不超過十萬冊。定價的,的是。
加印的有三種,《老期刊收藏》《搜書記》《書蠹艷異錄》。
一九七三年,我一整年都待在青海一個偏遠的農場,我讀了十幾本書,其中司湯達的《紅與黑》我半懂半不懂,卻抄了好些書中的話擱在日記本裡。有這麼一段話:“啊,一個偉大的策略,從計劃到實行,當中的一段時間是多麼殘酷啊!多少無謂的恐懼,多少猶豫不決。有關生命,還有比生命更重大的——就是榮譽。”
我的一本書的“計劃到實行”,當然比不了於連的野心勃勃,我就是很想把這段話抄在這。
二○一五年三月到十月斷斷續續寫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