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學界之選擇“文學史”而不是“文苑傳”或“詩文評”，作為文學研究的主要體式，明顯得益於西學東漸大潮。從文學觀念的轉變、文類位置的偏移，到教育體制的改革與課程設置的更新，“文學史”逐漸成為中國人耳熟能詳的知識體繫。作為一種兼及教育與研究的著述形式，“文學史”在20世紀的中國，產量之高，傳播之廣，蔚為奇觀。


   
從晚清學制改革到五四新文化運動展開，提倡新知與整理國故終於齊頭並進，文學史研究也因而得到迅速發展。在此過程中，北大課堂曾走出不少名著：林傳甲的《中國文學史》(1904)還隻是首開記錄，接踵而來者更見精彩，如姚永樸的《文學研究法》、劉師培的《中國中古文學史》和《漢魏六朝專家文研究》、黃侃的《文心雕龍札記》、吳梅的《詞餘講義》(後改為《曲學通論》)、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胡適的《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和《白話文學史》、周作人的《歐洲文學史》和《中國新文學的源流》，以及俞平伯的《紅樓夢辨》、遊國恩的《楚辭概論》等。這些著作，思路不一，體式各異，卻共同支撐起創立期的文學史大廈。


   
強調早年北大學人的貢獻，並無“惟我獨尊”的妄想，更不會將眼下這套叢書的作者局限在區區燕園；作為一種開放且持久的學術探求，本叢書希望容納國內外學者各具特色的著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