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體版自序 手書的風景線 洛楓 這是法國文論家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在非常詩化的個人傳記《羅蘭·巴特》中的片語。說是詩化，因為內裡的敘述抒情、充滿巧喻和比興；說是片語，因為作者的文字十分斷裂和不依常規，就這樣建構了他的童年記憶、學習與寫作生活，以及對生命和藝術的哲思。他將自己也看成一個文本(Text)，通過“閱讀”和“書寫”作自我審視，文本織成的網穿梭過去與目前，網羅想望與將來，勾成作者奇異的身影——一直以來常常沉迷於羅蘭·巴特的書寫世界，不但讓我增長見識、磨練思維，同時也提升空想的層次、玩味語言表述在不可能之中的可能，他的論述風華照見我一路走來的寫作歷程，點點滴滴皆有回光返照，我願在這裡追本溯源，為這本《流動風景：香港文化的時代記認》重頭細認書寫的來龍去脈。


    
本書來自2008年的《請勿超越黃線：香港文學的時代記認》，由香港文化工房的袁兆昌出版，收錄我從1989年到2002年間有關香港文學的評論文字——我屬於“板蕩的世代”，和我的父母不同，沒有經歷走難、移居和暴動的日子，卻在成長的青蔥歲月裡踫遇不同的“界線”：剛上大學的時候，英國政府和中國政府簽署《中英聯合聲明》，每日翻開報章滿眼盡是“大限”和“終結”；在美國博士學位還未完成便趕回來看“九七回歸”，卻隻看見了煙花、華服、彩燈和暴雨……板蕩的世代，生活於歷史的“翹翹板”上，兩頭不是岸，中間也沒有可以立足的支點，隻可以繼續偏離、彳亍和繞圈。因此，這本文集書寫的香港文學論述，衝撞無數的時代界線，並從文化身份、本土意識、解殖民化、家國之思、香港地區與中國內地的關繫、歷史再現，以致日常生活的政治、個體抒情的聲音、性別與情色、城市與自然等議題，盛載沿路風景的變遷。論述的作家和作品橫跨不同的年代，卻有著對香港社會、政治、文化、民生、經濟共同的關懷，他／她們或以詩歌辨認自我，追思家國，或借用小說虛幻的場景建構現世的理想藍圖，或通過別人的故事演說城市的盛衰起跌，或跨越文化、地域的疆界，尋認香港的歷史面貌——部分通過“文化閱讀”的方法，透視香港文學寄存的生態環境，或因應社會事件而作出的時代回應。第二部分從作家個體生命的經驗出發，勾勒眾多不同的呼喚聲音，如追尋自然的吶喊、抒發自我的家國之思，甚至是詠物的靜觀、愛情的省思，看詩的詠唱如何拍動城市時刻躍動的心跳。第三部分采用短小的篇幅、輕松的筆調，評述香港文學一直流動的點線面，從牽涉兩岸三地政治的小說，到繾綣個人情色想像的詩歌，從女性靜默的敘述，到男性交身的性別建構，共同編織縱橫交錯的年代喧嘩——這些都是彌足珍貴的，因為在世界遼闊的版圖上，沒有一個地方像香港這樣經歷如此不完整的殖民與解殖民經驗，以及異常的城市發展；這些經驗不因年月的流逝而變舊，亦不因空間的改換而消亡。


    
開首提及羅蘭·巴特的話語，說當我在書寫的時候，“文本”即奪取了敘述的延續性！那是一種自我融入的書寫狀態，文字剎那活起了自己的生命，主宰敘述、描繪、論辯的流向，帶點身不由己，同時又物我兩忘，這正是我用筆書寫香港的情狀呢！是的，是用筆書寫，我不懂中文電腦打字，向來都是手書原稿，這“手書”的情境猶如巴特所言那樣，即使是理論的建構，也讓“自我”涉入甚深，由眼觀、手動，然後意隨心發．便完成了香港這座城市的七色圖像，時而青春律動滿溢朝氣，時而暮靄沉沉仿佛風燭殘年。香港的故事、心事．連著歷史的血肉、時間的淪海桑田、空間的崛起又倒下，輾轉留下斑駁的痕跡，而我的“手書”既有個人文化背景的視點所在，也有主體情愫的牽纏，總希望視點不是盲點，縱然隻從一山一水量度海岸的變遷，隻從一詩一文浮照街頭的燈火，甚至隻憑一些市聲的交迭勾勒日常生活的剪影，但仍希望能用鮮活的文字網住香港稍縱即逝的流動風景。


     2011年10月1日 香港

     從“解殖民化”到“本土意識”的探索
——論20世紀70年代香港專欄文化的歷史及社會脈絡 前言：從“專欄小說”與“書寫香港”談起
1975年，西西的小說《我城》在當時香港由劉以鬯主編的《快報》副刊上連載，每天一千字，字間鑲嵌一幅畫和幾個字，平行拼貼，從1
月30日至6月30日，連載略近半年，數數是一百五十天。1977年，也斯的中篇小說《剪紙》同樣也在《快報》上連載，從4月到5月，幾近兩個月。香港重要的小說都是在報紙上連載的，除了《我城》與《剪紙》外，劉以鬯的長篇力作《酒徒》於1962年連載於《星島晚報》上，而西西後來的《美麗大廈》也是於1977年間刊於《快報》的副刊專欄上，此外，劉以鬯大部分的中篇小說都是連載於不同報紙的副刊上，像1960年連載於《成報》的《亞財與細女》、1969年連載於《明報晚報》的《鏡子裡的鏡子》。由此可見，香港報紙的副刊專欄，乃孕育香港文學及培養香港優秀作家的重要園地。


    
西西的《我城》與也斯的《剪紙》，初是以報紙副刊的專欄形式每日連載，書寫香港20世紀70年代的面貌，前者以童話的寓言格局，涵蓋整個香港社會發展的重要脈絡，或正面批評香港的清潔運動、教育問題、語言及文化身份的疑慮，或側面映現中東石油危機與越南難民問題對香港生活及經濟的影響；後者透過魔幻寫實的手法，配合精神分裂的書寫，呈示70年代末期的香港在踏人80年代的時候所面對的困境，當中包括資訊社會的發達及其對社會人際關繫的異化、商業文化潮流帶來的生活幻像，以及城市高度的發展對香港地貌與精神文明的破毀，等等。換句話說，《我城》和《剪紙》的連載，是以報紙的專欄形式，逐日逐日的書寫和建構70年代的香港，是與每日發生的社會大事及副刊上其他形形色色的專欄文字，一起出現或互相對照的，這是香港專欄文學的特色。從《我城》與《剪紙》書寫香港的連載特性，聯繫香港專欄文學的文化色彩，確實是一個有趣而又亟待探討的話題，譬如說香港報紙副刊專欄的歷史發展到底如何?專欄的文學性與文化意義又在哪裡?作為一種媒體，專欄如何發揮它的社會功用與文化反思的能力?寄存於新聞報紙之中，副刊的空間又如何與社會現實息息和應或參差比對?這個篇章，沒有企圖在狹小的範圍內解決上述龐大的提問架構，卻隻嘗試通過對70年代兩份報紙——《香港時報》及《快報》——不完整的閱讀，整理當時副刊專欄的文化面貌，以及處身其中的歷史背景、社會脈絡和世界局勢，當中涉及的議題包括：自1967年暴動以來的“解殖民化”過程(the
process of decolonization)背後隱含的殖民體制，70年代香港“本土意義”(local
consciousness)在不同文化範疇上的成長與蛻變，香港社會結構與經濟模式的轉型對大眾生活的牽動，中國內地及世界局勢的變化對香港的影響，同時，也探討在以上種種的衝擊下，報刊專欄與日常生活的關繫，以此作為探討香港70年代文化面貌及風采的一個切入點。


     1．政治改革與社會建設
20世紀70年代的香港，是從五六十年代“難民社會”發展至注重本地建設的時代，也是下開80年代社會豐裕的基礎。所謂注重本地建設，指的不但是港英政府自1967年“暴動”以後，實施一繫列企圖安定民生、建設的措施，而且還指向在各種社會運動衝擊及各類普及文化迅速發展的帶動下，香港文化的本土意識與本土身份的探索與確認的階段。70年代的香港，有別於五六十年代的難民社會，造成差異的因素眾多，除了是人口結構(從內地移民到本地成長的一代)與經濟模式(從轉口貿易到工業制造到金融業發展)的轉變以外，施政的方向、社會運動的訴求以及中國局勢的轉變等，都是主因，其中尤以1967年的“暴動”為分水嶺及轉捩點。


    
不少論者認為“六七暴動”是香港歷史重要的轉折，轉折的跡像，除了是港英政府為粉飾太平、轉移公眾視線而籌辦的“香港節”
與“工展會”等活動的表像以外，重要的還是英國政府對香港殖民地政策的調整，如何通過表面的解殖化的施政方針與本地化的社會建設，進一步加強治理香港的穩定力量。從1967年到1979年，處理香港事務的港督是戴麟趾(Trench，Sir
David Clive Crosbic，任期：1964—1971)與麥理浩(Maclehose，sir Cranford
Murray，任期：1971—1982)，其中尤以麥理浩的影響性。他的建設香港計劃固然重要，但他以出身外交一部，個駐外大使身份調任港督，打破歷來港督出身軍部將領或資深殖民地官員的慣例，也不容忽視，事實上，麥理浩曾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在中國工作的經驗，實在有利於他在70年代的任期內，試圖解決香港在1997年後的前途問題。


    
從1971年到1979年，麥理浩推行一繫列建設香港的計劃——房屋方面，1972年宣布十年建屋計劃，投資，成為香港有史以來龐大的公共發展計劃；其後，又在1967年推出“居者有其屋”計劃，協助中、下人息家庭解決住屋問題。基建方面，1972年海底隧道正式通車，
1975年11月開始動工建造地下鐵路，期工程提前在1979年完成。

    城市規劃方面，從70年代初期的“衛星城市”構思，到70年代末期的“新市鎮計劃”，標志香港城市與社區面貌的急劇拓展。教育方面，
1972年籌建理工學院，1978年實施學童享有“小學六年、中學三年”
的“九年免費教育”。社會事務方面，1972年發起“全港清潔運動”，
1973年舉行“撲滅罪行運動”。文娛康樂方面，1977年舉辦屆香港國際電影節及落成香港藝術中心。

     P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