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坦納的所有作品中，都有一股“哀挽”的氣息。“在納粹大屠殺之後，還有其他可能嗎？”斯坦納如是問。因此，他對自我的期許與定位，不管是作為作家、批評家、學者還是教師，無論是否自覺，所從事的活動，都屬於“一種追思，回憶的收藏”。

但斯坦納並沒有完全陷入沉默。在那些絕望、悖論的符號裡，他聽到了話語的回聲。斯坦納經常自稱是一個“信使”。這顯然受卡夫卡短篇小說《萬裡長城》中的一則寓言的影響。那則寓言是這樣寫的：

據說，皇帝向你這位卑微的臣民下了一道諭令；你這位在皇天的陽光下逃避到偏遠的微不足道的影子，皇帝在彌留之際隻向你下了一道諭令。他將信使召來，令其跪在榻前，輕輕地口述了聖旨；他是如此重視這道諭令，特令信使在他耳邊輕輕復述了一遍，直到確認無誤，方纔點頭。是的，他當著送終的所有人——所有礙事的牆壁都已拆除，帝國的王孫佇立在寬廣的玉階上，圍成一圈——派出了信使。信使立刻上路。他身強力壯、不知疲倦。他一會兒伸出右手，一會兒伸出左手，在人群中開路。如果遇到阻攔，他就指著胸前閃光的太陽徽章。換了別人，哪能輕易開道。然而，人群如此龐大，簡直數不勝數。如果是空曠原野，他定會健步如飛，無疑很快你就將聽到他拳頭的擂門聲。但事實卻並非如此。他使盡了力氣，還是沒有走出重圍。他依然在穿越內殿；他永遠沒有走到盡頭；即便走出內殿，也無濟於事，他還要下臺階，即使下了臺階，也沒用，還有許多庭院要穿越，穿越了這些庭院後，又是一重宮殿，接下來又是更多的臺階、庭院和宮殿；如此重復，幾千年也走不完。即使他後衝出了宮殿大門——但這是不會發生的事情——面臨的首先是帝都，這世界的中心，廢墟已堆積如山。沒有人能從中殺出一條路，更別說他還帶著死者的諭令。

斯坦納重新詮釋了這則寓言。他要我們相信，盡管困難重重，他這個“信使”必將穿過“萬裡長城”，送來“廢墟”中的“諭令”。在一次訪談中，他特別強調了“信使”的價值：“你能享有的福氣，莫過於替一個偉大的藝術家送信，或幫助促進討論那些動人的思想；這正是一個好教師的工作。偉大的藝術家和思想家將信交給我們，吩咐道，‘小家伙，現在就送出去’，如果你是一個機靈的小家伙，就知道要將信送到哪些郵箱，保證它們不丟失、不浪費、不誤讀；相信我，這是一件非常刺激的工作。”

在為《斯坦納〈紐約客〉文選》撰寫序言時，波伊爾將斯坦納的使命與特裡林相提並論。他說，特裡林因“對自身文化的道德歷史記載”而成為“道德史家”；同樣，斯坦納的寫作也體現了“道德史家”的風采。他進一步援引桑塔格對卡內蒂的評價，轉施於斯坦納，“他的作品為張力、困難性、道德的和非道德的嚴肅性作了有力的辯護”。誠哉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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