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學》旨在適應新世紀人文科學發展和社會進步的要求，積極吸納一切新鮮成分，促進文學研究的新新不已。在學術上，《新文學》追求獨立的精神、高雅的品格、廣大的懷抱、堅實的成果。《新文學》興趣廣泛：包括古今中外的文學研究，文學之間的聯繫與比較的研究；關於文學的思想、理論、方法與批評；有關研究的介紹、翻譯與評論，以及文學研究的研究、文學研究者的研究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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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學第7輯》分為“竹內好小輯”、“德裡達與《論文字學》”、“魯迅與左翼”、“禪釋空間”、“專題”五個大的篇章，每個篇章裡面都選擇了一些著名學者的優秀文章，嚴謹而不枯燥，引人入勝。

編輯推薦

《新文學(第7輯)》由大像出版社出版。

竹內好小輯

近代主義與民族問題

文學的獨立是什麼

中國文學的政治性

新穎的趙樹理文學

解讀“國民文學論”

——戰後歷史、近代記憶之場與教科書式文學史的來源

竹內好“國民文學論”與中國人民文學的問題

日常生活與歷史

——閱讀竹內好

對“東亞”的質問

——通過對竹內好的詮釋

思想是如何成為自身的

——解讀“竹內魯迅”的一種線索

竹內好《魯迅》三題

德裡達與《論文字學》

徘徊許久的“在場的質疑”

——德裡達與尼采、海德格爾、弗洛伊德、胡塞爾

文字結構：“被塗抹的形而上學”

魯迅與左翼

共享的文本，獨自的言說

——魯迅在“兩個口號”問題上的深層焦慮

歷史中的魯迅“向左轉”問題

作為問題與實際的“魯迅轉變”

——以魯迅進化論思想為中心

闡釋空間

一部歷史應該少到可以拿在手中

——關於《五香街》

時代語境中的異國偉人鏡像變遷

——以20世紀50年代馮至的“席勒詮釋”為中心

《歷史與記憶》：曲徑亦望通幽

《農民》報與孫伏園

關於“知識階級”和平民

——由愛羅先珂的演講想起

審美的與倫理的

——讀《一條河與一個人》

專題

生活倫理、舞臺形像與觀念統制

——“新中國”舊戲改造及其闡釋空間

三、中國鏡像：限度與啟示

在竹內好時代的日本學術界，語言常常被理解為一種客體，隨著這種語言的實體化過程的發展，甚至負載於語言之上的意義也被實物化了。（詳見孫歌：《竹內好的悖論》）對於這洋一些宴體化的語言和意義，很難采取一種對話的態度去面對。它們變成了不可冒犯的、難以撼動的東西，成為人們被遊說從而必須堅持的東西。這樣的話語生成物其實已經擺脫了真實的思想內容而意識形態化、凝固化了，從而越是熟練操演運用這種語言的研究者，也就越容易陷入到“私語”乃至“失語”的危險境地。本來有其內在生命力的語言，在他們的筆下，也許就會變成我們通常所說的”套話”或者“黑話”之類的東西。顯然，用這一繫列的“套話”很難對現實進行深入的和實際的理解與認知。因為在對任何對話語及其語境的辯難分析中，都需要一種“行動”的態度：不僅僅是同他者之間，甚至同話語本身之間，也需要采取一種緊張的對話態度，以便在眾聲喧嘩中尋找出雖然不確定但是在某種程度上和具體歷史語境裡更為接近“真實”的價值和意義。隻有這樣的知性活動纔能夠被稱為“批判”。

在西方，與竹內好同時代的阿多諾激動地譴責了詩歌：“在奧斯維辛之後寫詩是野蠻的。這種狀況甚至影響到了對今天為什麼不能寫詩的理由的認識。”詩歌受到了良心的起訴，，阿多諾憂郁地指出：“在奧斯維辛集中營之後，任何漂亮的空話，甚至神學的空話都失去了權力，除非它經歷一場變化。““奧斯維辛之後的一切文化．包括對它的迫切批判都是垃圾。”“甚至沉默不語也不能使我們走出這個怪圈。”意味深長的是，阿多諾是在一個清晰的邊界意識下表述這一憤怒而憂郁的情緒的。他一方面強調納粹在奧斯維辛集中營對於歐洲人道主義知識傳統的“冒犯”從而迫使詩歌、神學都“失去了權力”，另一方面他的話語裡也隱舍一個直指“文學與政治”的復雜糾葛關繫的緯度。而在東方，或者更明確地說，在東亞這一地理學想像的範疇之內，竹內好，經由魯迅，將歷史和現實視為一種危機結構，並且英勇地投入到這種危機之巾，在日本思想界建立了一個思想和文學的和實際的社會變動息息相關的雙重實踐層面。

在我的閱讀體驗裡，竹內好的語言方式，是陳述的，而非論辯的，屬於“絮語”的那種。其內在具有一種巴赫金所說的“雜語性”：不在自己的作品裡清除他人的意向，不窒息潛存於雜語裡他人的語氣．他保持它們，甚至強化這些因素的影響。文體艱澀而又不清楚，——是一種個人式的、散漫的卻義包涵內在緊張感和分寸感的文體，有著日本人特有的模稜兩可：暖昧、飄忽、猶疑、模糊。但正因為其暖昧，反而把握到作為話語表達對像的“魯迅”的內在精神特質，唯其混沌和暖昧不清的寫作，纔使得他讓處在當下這個同樣“虛脫”①（竹內用這個詞指帶當時戰爭時期的日本知識界的精神狀況）且暖昧不明的時代裡的人們引起共鳴，一起深味魯迅的復雜性和遭逄亂世的委屈寂寞之感。從某種意義上說，竹內好建立了研究魯迅的一種範式。而我們現當代文學恰恰正處在失去範式之後的困境或者毋寧說，自由與可能性之中。所以引入竹內好的意義，部分在於這一行為本身為“主體彌散”（孫歌語）的現當代文學界提供一個反思和重建主體性的可能性。

對於竹內來說，無論是從《魯迅》抑或是戰後關於魯迅的論述以及以魯迅為原點的思想活動來看，魯迅更多地具有竹內將自己的情感、意志、理念和思想主張對像化為參照物的功能，正如他在文中提到的：“對我來說，魯迅是一個強烈的生活者．是一個徹底到骨髓的文學者。魯迅文學的嚴峻打動了我。尤其是近，當我反省自己，環顧四周，多能發現以前所未見的一面，並為此怦然心動。”這就使得他的魯迅論更加重視魯迅的心理活動和情緒反應，而不特別追求表現魯迅外在的“戰鬥業績”。何況魯迅內面的“思想”實踐在竹內好的眼裡本身就是“行動”。也就是文中所說的魯迅”橫刀立馬，直面政治”而又“喬木無動於狂風”②的意思。從而也導致他的魯迅研究其實缺少一種宏觀視角，無法保持一種寬闊的時空視野，這大概是他的魯迅研究為人詬病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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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01-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