緒論
本書所謂“文學理論的興起”，包含多重含義：一是文學理論作為一門學科在中國的形成，是謂學科的誕生；二是興起了輸入和移植各種外來文學理論的熱潮，是謂理論輸入的勃興；三是文學理論取代傳統文論成為現代中國主要的文學知識形態，是謂新的知識形態和新的知識生產方式的產生；四是文學理論在現代中國的社會文化變革中發揮了重要作用，是謂文學理論之社會文化價值的增長。換言之，晚清以來幾代學人經歷和參與的文學理論是一種現代性的知識建構，它同時擁有兩種歷史，即作為專業知識的歷史和作為社會話語的歷史。1898年京師大學堂的設立，是中國現代教育史、學術史上的一個標志性事件，盡管此時的學科分類和課程設置還明顯打上了傳統知識形態和儒家意識形態的烙印，但西方學科體繫和知識理念的影響已正式見諸官方教育文件，並開始嘗試制度層面的實際操作。中國文學知識從傳統形態向現代形態的轉變，以及由此產生的文學理論的學科化，也正是以此為起點。同時，京師大學堂是維新變法這一政治文化實踐的產物，這意味著現代學科建制以及作為一種現代知識的文學理論，一開始就與中國社會對現代政體、現代政治文化倫理的探索結下了不解之緣。現代學科體繫和現代政治文化，這兩大基因奠定了此後一個世紀中國文學理論的總體形態。因而考察文學理論這門學科在中國的形成過程，就如同打開了一份厚重的知識檔案。
一
文學理論的學科化過程是在兩種歷史的絞纏中展開的。
文學理論成為專業性學科，是現代性分化原則作用於知識領域的產物。西方先於中國經歷這一過程。在中國，文學理論作為專業知識的身份是在西學介入和傳統文論式微的過程中確立起來的，無須諱言，它在成立之初就是一門西化學科，並非本土文論自發演化的結果。清末民初之際，仿效西方模式發展出來的現代高等教育和學術建制，通過學科設置和課程設置，全面重構了中國的知識體繫，形成當時所謂“新學”的體制性基礎，文學理論依托於這一體制走上專業化、學科化的道路，並成為“新學”的一個分支。
文學概論課程的開設是文學理論學科形成的標志。1913年的《*公布大學規程》已列出“文學概論”這一課程名錄，但未列入中國文學科，而是外國文學科下設的課程，可見是對西方課程體繫的仿效。1917年，北京大學開始討論在中國文學科開設“文學概論”，但據當時《國立北京大學學科課程一覽》記載，直至1920年這門課程纔真正進入大學課堂，當年講授這一課程的教師是周作人。也是在這一年，留美歸國的梅光迪在南京高等師範學校屆暑期學校開講文學概論課程。課程開設促使教材編選被提上議事日程，早期的文學概論教材，要麼是從國外直接引進的，影響較大、傳播較廣的有美國人溫徹斯特的《文學評論之原理》、日本人本間久雄的《文學概論》等；要麼是中國學者借鋻、模仿其框架體例編寫而成的，如劉永濟的《文學論》、田漢的《文學概論》等。早期文學概論課程的講授者，也大都有留學經歷，無論取道日本還是直抵歐美，他們的知識結構顯然都經過了西學的重塑。
學科建制、課程開設過程、早期師資構成以及教材使用情況，都顯示西學影響對文學理論在中國現代學科體繫中的確立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但強調文學理論的現代屬性、西學屬性，並不是說它像社會學、心理學等現代學科一樣完全是移植的，在本土傳統中沒有相關資源，相反，有關文學的知識一直是中國傳統學術的核心，因而如何處理傳統與西學的關繫，如何實現傳統的現代轉換也一直是中國文學理論學科建構中自設的基礎命題。在文學理論作為專業知識的歷史中，有著大量關於中西關繫、傳統與現代關繫的學理性思考。
在中國，文學理論同時也承襲了傳統文論作為社會話語的身份，並從西方資源中為這一身份找到合法性依據。社會話語是擁有一定話語權的主體對重要的社會公共問題的表述，而且通過這些表述形成了被普遍接受的、相對穩定的術語、概念。在作為社會話語的歷史中，文學理論深度卷入了百年來中國社會的政治文化實踐，參與了新文化的建構，參與了對國家、民族出路的探索，甚至成為國家意識形態話語的一部份。自晚清直至20世紀80年代，中國每一次重要的社會文化變革，文學理論都不能置身事外。或是主動參與或是被動卷入，文學理論都在此過程中獲得了學術之外的權力，當然也承受了學術之外的負荷和責難。在很多時候，中國文學理論作為社會話語的重要性遮蔽了它作為學術話語的專業性，對學理的尊重讓位於對立場的表達，這使得文學理論學科在相當長時期內難以建立或堅持學術規範，難以進行有效的學術積累。
這兩種歷史並非井水不犯河水地分頭發展，而是相互介入、相互塑型。概念、術語的形成演化，學術資源的選擇，以及學科體制的建構，本來都屬於文學理論作為專業知識的歷史，但文學理論作為社會話語所擔負的功能也對這些歷史過程發生實際影響。比如“新文學”“新詩”“審美”等概念的產生，西方文藝思潮和學術著作的輸入、譯介，文學理論在現代文學教育體繫中的位置，左翼文學理論對“現實主義”的征用，不同理論體繫的分歧和論爭，就是在兩種歷史的糾葛中成型的。面對這樣的歷史，知識社會學的思路或許能夠為我們的學術史考察提供一個有效的敘述模式：專業知識和社會話語之間形成的張力主導著百年中國文學理論的發展軌跡，既使文學理論成為一個思想活躍、信息量豐沛的知識領域，也使文學理論對自身的定位無法成為一個純粹的學理性問題。在多重壓力之下，角色焦慮、身份錯位幾乎是百年中國文學理論的常態。
二
置身兩種歷史之中的中國文學理論長期遭遇來自道德、傳統、西學以及持續變化的學科理念等多重壓力，時常陷入倫理的困境和學理的困惑，並體現為知識建構上的混亂和缺乏自主。
（一）道德困境：社會倫理與學術倫理的分裂和博弈
在前現代中國，文論並不是作為一門專業知識而存在的，它衍生於意識形態話語，是社會文化倫理的核心支撐，也是知識群體表達政治意見的一種重要方式，因此傳統文論在闡述文學主張的同時也就是在承擔社會責任。傳統文論自設並遵循的內在的知識原則與社會對這種知識的要求是一致的，二者之間幾乎不存在衝突，也就是說，學術倫理與社會倫理沒有分裂。“經世致用”即是對這種狀況的經典表述。彼時，知識群體面臨的壓力通常來自現實政治與儒家理想的衝突，這是一種是善惡分明的負面力量與正面價值的衝突，是外力壓迫與內心信仰的矛盾，而信仰本身並未產生分裂或危機，隻要能夠不計一己之得失對政治威權進行批評，對風俗民情施行教化，就既是“繼絕學”也是“開太平”，同時滿足了知識群體在學術倫理與社會倫理兩個層面上的自我期許。
源於西方的現代學術倫理輸入以後，國人對於知識的性質與價值有了不同認識，並對傳統學術倫理有所反思有所批評。現代學術倫理的核心是在現代性分化原則下形成的學術獨立理念，“獨立”包含兩方面含義，一是獨立於具體的物質功利與道德功利，學問的價值是對普遍真理的探索，不應受制於一時一地的立場和標準；二是不同學科各有獨立的適用範圍和價值取向，不應用這一學科的標準和功能去衡量另一學科，也不應囿於現實利益去推崇一些學科而輕視另一些學科。這兩種獨立都意味著學術的終極目的並非直接滿足現實的社會需求。1911年王國維在《國學叢刊序》中提出的“學無中西，學無新舊，學無有用無用”之說，是中國知識界對於現代學術倫理為凝練的一種表述，既有具體的針對性，也顯示當時的中國在西方影響下正在形成新的學術倫理。同時的章太炎也有類似表述，如“僕謂學者將以實事求是，有用與否，固不暇計”，“學者在辨名實，知情偽，雖致用不足尚，雖無用不足卑”雲雲，此外章氏對新式教育官學化的嚴厲批評，也體現了現代學術倫理的立場。培、胡適、梅貽琦、郭秉文等一眾文化精英以他們的學術教育活動推動了中國知識界對現代學術倫理的接受、認同和具體實踐，到20世紀二、三十年代，已在學院知識群體中成為一種共識。
現代學術倫理在中國的確立是受知識精英推動的，同時它也影響了現代知識群體的自我角色認同。遵循學術倫理是學者治學的本分，但無論是學者還是學術，也都需要承擔一定社會責任，尤其是在民眾受教育程度普遍較低且民族生存危機頻仍的情況下。治學，尤其對人文學科而言，固然需要對社會倫理提出的要求保持距離，有所反思，但也不應全然無視社會倫理的合理性。如果學術倫理與社會倫理之間產生分歧和分裂，兩種需求不能同時滿足，魚與熊掌不可得兼，那麼此時知識群體除了繼續受到外部政治威權的暴力壓制之外，更面臨內在信仰的分裂，面臨自身角色的衝突。當兩種正面價值彼此產生矛盾，信仰本身就難免因道德困境而陷於自我衝突的危機。與社會倫理形成動態的張力，正是現代學術倫理的特點和意義之所在，而且這也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學術的活力和創造力，因而接受了現代學術倫理的中國知識界也就必然遭遇學術倫理與社會倫理的博弈，也遭遇這種博弈給學術活動和學者主體帶來的道德壓力。同時，現代中國的歷史處境加劇了社會倫理對學術倫理的壓力，故而晚年的章太炎一方面堅持求是之學與應用之學“二者各有短長”，另一方面也承認“然以今日中國之時勢言之，則應用之學，先於求是”。而且，在我們的本土資源中也缺乏相應的哲學傳統來支撐純粹求知的合法性，因而現代學術倫理難免根基不穩。
現代以來學術倫理與社會倫理的明顯分裂，使角色衝突、顧此失彼成為百年來中國人文學術的困擾。而文學理論由於與現實關繫密切，與社會意識形態瓜葛頗深，民族性、時代性突出，且專業壁壘相對較弱，學術身份不像其他學科那麼明確，因而更不能拒絕社會倫理的介入，角色衝突的現像在這裡也就更為突出和典型。這種衝突既體現為不同個體對自我角色的不同選擇，以及文學陣營的分化甚至對立，更體現為同一個體在角色定位上的猶豫和反復。
回顧現代中國文學理論的歷史，無論是具體考察不同理論觀點的論辯，還是宏觀分析文學理論在學術建構上的特點和規律，都可以看到學術倫理與社會倫理的博弈在其中所起的根本性作用，總體而言，學術倫理相對於社會倫理處於弱勢地位。這一方面是因為現代學術倫理是移植的產物，本土能夠提供給它的文化土壤比較稀薄，另一方面也有必要思考現代學術倫理是否就是人文學術的律令。
（二）傳統壓力：本土文化遺產的雙重效應
中國文學傳統悠久而豐厚，並長期擁有向外輻射的區域影響力，國人對此也頗為自信。而文學理論是在西學模式影響下形成的現代學科，其知識結構、話語形態、價值體繫，以至內含的審美感性，都與西方文學傳統構成一個難以分割的整體。因而中國文學理論的學術建構，先天地需要面對如何對接兩種強大資源的難題。不同民族、不同語種的文學，具有一定共性，可溝通可交流，因此西方文學理論也可能有效解釋某些中國文學經驗，並與我們的傳統文論有吻合之處，這是易於對接的部分，但中西文化的差異性也是客觀存在的，外來的知識繫統與本土的文學經驗確實存在隔膜，這是現代中國建構文學理論學科的為難之處。西學東漸以來，中國知識界對本土文學傳統的態度頗為矛盾，時而貶抑太過，視之為一無是處的封建遺物，在道德上陳腐，在藝術上落後，這是在急欲追趕西方的心態中對不符合西方標準的文學經驗的排斥（如梁啟超對古典小說戲曲的指責，陳獨秀所概括的“貴族文學”、“古典文學”、“山林文學”，等等）；時而又自視甚高，認為西方知識壓根兒不能理解東方文學的精妙與優越，這是沒有真正認識西方文學傳統，並夾雜了自衛情緒、懷舊心理而產生的偏見。這兩種態度看似一正一反，其實它們都未能有效解決兩種異質資源的對接問題，都是對本土文論傳統與文學理論學科的現代建構之間存在的巨大差異的過激性反應。
這種差異使傳統對現代知識而言不僅是資源，也是壓力和負累。豐厚的本土傳統以兩種方式對現代中國的文學理論建構形成壓力。一方面，移植的西方理論模式如不能處理如此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