擬目及說明    1

敘語       7

泛論       11

 思想和語言——一個文學界說       11

 語言和文字——所謂文言       14

 成文的文學和不成文的文學    31

 文人的職業       36

史料論略       44

論伏生所傳《書》二十八篇之成分    54

詩部類說       70

 風       71

 雅       77

 頌       79

早的傳疑文人——屈原、宋玉、景差    88

楚辭餘音       91

賈誼       97

儒林       104

 《詩》       105

 《書》       107

 《禮》       109

 《禮記》    109

 《樂》       122

 《易》       122

 《春秋》    124

 《隱公》    124

 《論語》《孝經》     127

五言詩之起源       137

 論五言不起於枚乘    137

 論五言詩不起於李陵       139

 論五言不起一人       141

 我們宜注意下列幾件事    143

附錄       145

出 版 說 明

自1898年建校以來，北京大學作為中國所國立大學，當仁不讓地成為一座重鎮。我們很難在“重鎮”的前面加上合適的定語，如果掛一漏萬地勉強做一下嘗試，那麼，如下關鍵詞應該無法忽略：教育、學術、思想、文化傳承；如果再在這些嚴肅的字眼前做個補充，我們應該謹慎地加上——心目中。

因此，這句話完整地表述出來，或許是這個樣子的——北大是我們心目中一座教育、學術、思想和文化傳承的重鎮。

從語法的角度來看，離中心詞越遠的形容詞，它的定語功能越弱，因此，這個“心目中”的限定作用其實很讓人懷疑——難道事實不是這樣嗎？難道北大隻是無數人在心中塑造的神聖殿堂嗎？

確實如此，在我們沒有條件走入北大的課堂，在我們沒有聆聽教授們的傳道、授業、解惑，甚至在我們沒有閱讀這套《老北大講義》之前，它隻不過存在於我們渴求學業、探求人文理想的心目中。如今的我們很難跨越時空觸摸“五四”時期的紅樓，也再無可能聽到黃侃擠兌胡適的精彩言辭——但好在，校址課堂可以變換，教授先生可以逝去，但這套《老北大講義》，仍然使這座學術思想的重鎮觸手可及般呈現在我們的面前，而不僅僅再讓我們於心目中憧憬和描摹。事實上，又有什麼比文字著述能流傳得更遠更久，同時又能連綴百年與今日、先賢與遺產呢？

這套《老北大講義》，就是這樣與我們“心目中”的那座殿堂如此接近，它來自於塑造這座重鎮所需的基石——現在我們依然無法用準確的詞彙總結出給神殿做基石所必要的成分。好在北大建校百年後的大洋彼岸，美國斯坦福大學明確拒絕了國務卿賴斯重回母校任職的申請。一位教授這樣闡述他的理由：賴斯為之服務的政府破壞了正義、科學、專業、正直等基本的學術價值觀，斯坦福不應該再讓她回來。美國人在現代文明中體會到“學校”的本質精神，而早在百年前社會思想紛雜的亂世中，北大的學者便在這個基礎上加上了“勇氣”二字，因為，他們面對的是啟蒙。

正是基於勇氣之下的正義、科學、專業、正直，老北大的講義直到如今，依然在現代學術和思想史上具有無可替代的價值。原因似乎很簡單：它隻為良知負責，而不摻雜任何功利；原因卻也很復雜：能夠做到這一點，並不是僅有願望和堅持那麼容易。因此，我們很難想像，這套《老北大講義》，是如何能夠穿越百年風雲，在思想的多次變革和社會的動蕩過後，依然能夠熠熠閃光。

或許所有的答案培先生的一句話中：“循思想自由原則，取兼容並包之義。”這是北大的立校之基，是北大的教育準繩。但是，如果我們拋開了學校與教育的因素，就會清晰地看到現代學術與思想發軔的源頭。正是本著這種精神，這套《老北大講義》呈現出大多數人意想不到的面貌：

其一，它涵蓋了文學、史學、藝術、哲學甚至更多的邊緣學科。而我們大概很難想到那些目前幾近符號化定格的先賢竟會如此“跨學科”，在某個非專項的細小考證上侃侃而談；

其二，在同類學術問題的思考上，各教授的觀點未必一致甚或相左。課堂上也經常有明譏暗諷、互相貶低之類的掌故。但這並不妨礙落了下風的一方以獨立的精神和學術的品格堅守自己；

其三，在當時的情況下，教授們對西方現代哲學思想或歷史觀念的了解並不很深，哪怕對本國正在發生的白話文運動也多有不成熟的看法，但這並不妨礙以客觀踏實的精神大膽探求；

其四，即或放在今天，我們依然看到著述中鮮活的思路和治學原則。或許其所述內容業已陳舊，但其字裡行間跳動的思想卻是今天的某些所謂巨著中缺少的靈魂。

正因為如此，《老北大講義》不僅僅是小小課堂的教學工具，更是現代學術和思想發軔的媒介。因為有了李大釗的《史學要論》，纔有了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在中國的首次公開而正式的傳播；因為有了胡適的西方哲學講義，纔有了國人對西方文明尤其是現代思潮的進一步了解；因為有了錢玄同和劉半農的漢語研究，纔有了推動白話文運動的基本依據……

當我們無法親臨北大課堂，當我們無法回到那個大師輩出的年代時，這套《老北大講義》像是一座橋梁溝通了時空，輕易地在我們腳下搭建了一條通往中國學養源頭的路。

然而，對這些珍貴思想文化遺產的整理和推廣，看似輕易簡單，實則困難重重。在首批推出的著述中，我們不得不仔細考慮作者的成就與影響，也不得不考量每一本書的內容價值，甚至還得兼顧品種的豐富性和學科的完整性，因此，難免有遺珠之憾。

此外，有些影響較廣的著述，此前亦有各種單行本見於市面。編者雖然力求呈現出更多的新品種，填補文化傳承上的空白，但考慮到這是國內首次完整地以“老北大講義”的概念進行編纂出版，所以，我們也在嚴謹衡量的基礎上推出了這類“舊作”。

以往，老北大講義有很多著述僅有存目，出版本十分罕見。但讓我們十分快慰的是，在此次編選的過程中找到了一些孤本，不日將陸續付梓——在興奮與欣喜之餘，我們也不免懼怕，如果再不出版，它們，這些凝聚一流學者的畢生心血的思想學術經典，恐怕後人再難讀到了。

正因如此，我們希望這套書的出版，能夠延續我們“心目中”的那座殿堂，否則，很難說再過百年後，北大是不是一座空中樓閣，會不會隻是個在口頭傳頌的一段傳奇。

關於本書與作者

傅斯年（1896—1950），初字夢簪，字孟真。中國現代歷史學家，是20世紀上半葉我國重要的學術領袖，曾任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

傅斯年與北大淵源甚深，1913年他考入北京大學預科，1916年升入北京大學文科，1918年夏與羅家倫等組織新潮社，成為北大學生會領袖之一，五四運動爆發時，傅斯年擔任遊行總指揮，風雲一時。1919年傅斯年大學畢業後赴海外留學，一度學習自然科學。1926年回國，培之聘籌辦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並任所長。該所從廣州遷往北平後，他便重回母校，兼任了北大教授。此後他先後兼任社會科學研究所所長、中央博物院籌備主任、國民參政會參政員、中央研究院總干事、政治協商會議委員等，在抗戰勝利後，又一度代理北大校長之職。

傅斯年在北大做過學生、學生領袖、教授和校長，有這種經歷的人確乎少見。他對北大的功勞也確實巨大，在他次任教北大時，校長是蔣夢麟，他回憶說：“九一八事變後，北平正在多事之秋，我的參謀就是適之（胡適）、孟真兩位，事無大小，都就商於兩位。他們兩位代北大請到了好多位國內著名的教授，北大在北伐成功以後之復興，他們兩位的功勞實在太大了。”

而他第二次任職北大，實是國民政府任命胡適為校長，但胡在美國，傅斯年暫為代理。當時，從敵偽手裡接辦北京大學，有很多棘手問題，如對日本統治下的教職員如何處理便是一個問題。傅斯年決定一個不用。他給夫人寫信說：“大批偽教職員進來，這是暑假後北大開辦的大障礙，但我決心掃蕩之，決不為北大留此劣根。”又說：“在這樣局面下，胡先生辦遠不如我，我在這幾個月給他打平天下，他好辦下去。”

胡適當年剛進北大做教授講中國哲學史的時候，因為講授方法和內容特別，在學生中引起不小的爭議。有人認為胡適遠不如國學大師陳漢章，想把他趕走。傅斯年本不是哲學繫的學生，但在同室顧頡剛的鼓動下旁聽了幾次胡適的課。結果他對哲學繫幾位要好的同學說：“這個人書雖然讀得不多，但他走的這條路是對的。你們不能鬧。”由於傅斯年在同學中的威信，年輕的胡適在北大講壇站穩了腳跟。後來回憶起這段日子時，胡適感慨地說：“我這個二十幾歲的留學生，在北京大學教書，面對著一班思想成熟的學生，沒有引起風波；過了十幾年以後纔曉得孟真暗地裡做了我的保護人。”

傅斯年去世後，胡適撰文說他，是“人間一個稀有的天纔。他的記憶力強，理解力也強。他能做細密的繡花針工夫，他又有膽的大刀闊斧本領。他是能做學問的學人，同時他又是能辦事、有組織纔干的天生領袖人物。他的情感是有熱力，往往帶有爆炸性的；同時，他又是溫柔、富於理智、有條理的一個可愛可親的人。這都是人世難得合並在一個人身上的纔性，而我們的孟真確能一身兼有這些難兼有的品性與纔能”。

傅斯年在北大史學繫先後開設了史學方法導論、中國古代文籍文辭史、中國古代文學史、中國上古史專題研究、漢魏史專題研究等五六門課。他的史學成就自不必說，單就文學功底來說，他早在當學生時就非同尋常。據羅家倫回憶，“在當時的北大，有一位朱蓬仙（即朱宗萊）教授，也是（章）太炎弟子，可是所教的《文心雕龍》卻非所長，在教室裡不免出了好些錯誤……恰好有一位姓張的同學借到那部朱教授的講義全稿，交給孟真。孟真一夜看完，摘出三十幾條錯誤，由全班簽名上書校長蔡先生，請求補救，書中附列這錯誤的三十幾條。蔡先生自己對於這問題是內行，看了自然明白……到了適當的時候，這門功課重新調整了。”

這本《中國古代文學史講義》是傅斯年任教期間的講稿，雖未終完成，但現存部分亦有許多真知灼見。

擬目及說明

泛論

一 思想和語言——一個文學界說

二 語言和文字——所謂文言

三 成文的文學和不成文的文學

四 文人的職業

五 文學的環境“全”的意義

六 文體之演化

七 文人的天纔

八 工具的和藝術的

九 論文藝批評之無意義

十 翻譯

十一 史料論略

十二 泛論中國古代文學

篇 殷商遺文

一 漢文起源之一說

二 殷文書之直接材料

三 殷文書之間接材料

第二篇 著作前之文學

一 殷周列國文化之揣想

二 西周的時代

三 周誥 金刻文附

四 泛論“詩”學 《周頌》附韶武說 《大雅》

五 《小雅》和《魯頌》《商頌》

六 三百篇之文辭

七 《周易》

八 何為“東周” 東周的分期

九 《周南》《召南》和《國風》

十 “史”斷爛朝報的春秋觀

十一 私家記言文的開始 《論語》

十二 《國語》 記事文的開始 附論《文侯之命》及《秦誓》

十三 不風不雅的詩體 由老子到荀賦

十四 子家與戰國的時代

十五 不著述的子家分論

十六 《漢書·藝文志》中著錄秦前文籍表及考證存疑

十七 《世本》《戰國策》問題 《竹書紀年》問題附

十八 方技書

十九 早傳疑文人 屈原、宋玉、景差

二十 著作之開端

第三篇 著作大成時代

一 論荀卿

二 秦皇與李斯“書同文車同軌行同倫”

三 論漢承秦緒

四 黃老刑名陰陽五行儒術之三角的相克相用

五 楚詞餘音

六 上書和作賦

七 賈誼

八 漢賦體之大成

九 《呂覽》之續《淮南子》

十 西漢盛時文人在社會中之地位 以東方朔、枚皋為例

十一 儒林

十二 漢武帝

十三 司馬遷

十四 五言詩之起源

十五 漢樂府

十六 劉向

十七 揚雄

十八 所謂古文學

十九 泛論八代之衰

這一科目裡所講論的，起於殷周之際，下到西漢哀平王莽時。別有補講若干篇，略述八代時新的方面，和唐代古今文學之轉移關鍵。

這樣斷代的辦法，或者需要一個很長的解說，纔可不使人覺得太別致，但將來全部的講義寫完，纔是把這樣斷代的意思寫完，現在隻能說幾句簡明的話。我們總不便把政治的時代作為文學的時代，唐朝初年的文學隻是隋朝，宋朝初年的文學隻是唐季，西漢揚子雲的古典主義和東漢近，反和西漢初世中世甚遠；東漢的文章又和魏晉近，和西漢遠。諸如這樣，故我們不能以政治的時代為文學的時代。若不然者，不文的漢高祖，成了我們分別時代的界限，豈不支離？即便把秦始皇之年作為斷代所據，我們也還免不了感覺秦之李斯實是戰國人，戰國之荀卿卻實是在思想上為秦之開端者，即漢代初年吳、梁諸王客依然是戰國風氣。文學時代之轉移每不在改朝易代之時，所以我們必求分別文學時代於文學之內，不能出於其外，而轉到了政治之中。以這層意思為標準，則我們斷代的宗旨如下所說。，以自殷商至西漢末為古代文學之正身，以八代為古代文學之殿軍者，正因周漢八代是一線，雖新文學歷代多有萌芽，而成正統大風氣之新文學，至唐代方纔見到滋長。例如從韻文一邊說，七言詩，新樂府，絕句，詞，曲，雜劇，傳奇；從散文一邊說，文言小說，俚言小說，以開宋之平話，明清之長篇小說者，又若純在民間的文學，如流行的各種唱本彈詞（這些裡面嘗有絕好的文章，惜未整理過，我們現在看去，覺得披沙揀金之苦）。乃至尚未著文的傳說歌曲。或者我們將來得見的材料多了之後，也可以在八代中為這些東西找到一個遠端緒。不過這些東西，除七言及新樂府以外，到底在八代後纔能大體滋衍，至少我們現在所得見到之材料如此。使近代文學成就得以異於古代者，是這些東西，不是八家的古文及其繼續者，摹擬八代的五言詩、西昆、西江、三傑、前後七子等。因為學古文摹古詩至多做到了古人之後勁；若新的端緒，新的生面，必用新體，必有異於古的感覺及理想，方纔可以別開世代。我們既以這些色彩標別近世，則古代斷代應在唐世。時間是自然的，斷代是不自然的，所以不同世代的換移，嘗經好幾百年，纔見得完全成就了。若果有人問我們斷自何年，我們隻好說無年可斷。分別時期之時，還應標明時期不能分別之意。

至於以古代文學之盛，斷自哀平王莽，而以其下之八代為“亂”者，乃因周秦西漢是古代文學的創作期，八代之正統文學則不然（此處所謂八代指東漢至隋，西漢不在內。蘇子瞻稱昌黎“文起八代之衰”者，正如此意也）。揚子雲而前，中國隻有文學，沒有古文，雖述作並論，究未若東漢魏晉六朝之正統文學中典型觀念之重。八代的東西若不是有自民間而上達的五言詩及樂府，和佛教的影響，恐怕竟沒有什麼可以說是這時候自己創造的東西；而駢文律詩，都是典型文學中（俗譯古典文學）之趨勢，翻新花樣而已（駢文律詩之為典型文學，待後論）。駢文家之李申耆固認八代為周漢之流裔，而古文家自韓退之而後，都抹殺八代，八代之所以為八代，與其所以不為周漢者，正以它實自周秦盛漢出來，而不能平空另起一線（五言詩等除外，但五言到晉宋以後，典型既成，與文同趨矣）。試看自揚子雲開始，求整，用古，成為文學之當然風氣。文章愈趨愈駢，直到庾子山晚年的賦，唐四傑的文辭，差不多是一個直線。若長篇著作，也是愈後愈覺形式先於骨肉，在文風上都是向“文筆”之分一個作用上進化。我們可以說這是進步，假如我們歡喜這個；也可說是每況愈下，假如我們不歡喜。轉看周秦西漢，頭緒繁多，作體自由，並不見有限制自己的典型。以這個理由，八代但可為周漢之殿。

至於周秦西漢之中，又分“著作前”“著作大成”兩時期者，乃因春秋及戰國前半之文書，官籍而外，記言而已，方技而已。雖《國語》在這個時期內成就，但這書究竟還是記言文之引申，敷衍文詞者多，記錄成事者少，當不同於楚漢春秋之多歷史性質。若諸子之文，前期但記言，至荀卿、呂不韋、韓非等方纔據題著文，抽像成論（《史記》明謂荀呂等始作）。且著作前期有文學而無文人，“奚斯頌魯”之說，既不盡可靠；《小雅》中又隻有一篇標作者。楚辭宋賦既不消說是和漢賦為一氣，而遠於戰國前半的文學，且又是指名作者之文學；著作出來，文人出來，自然必是開新世紀的事。

不過我們究竟不要把分期一件事看得太固執了，譬如八代為周秦西漢文學之殿，本不能包括五言詩而論，即盛於唐代的七言詩也是造胎於八代的。由一個觀念可以這樣分，另由一個觀念可以另一樣分，這裡分時期本不是作科學的計量，隻是願將一切看來好像散漫的事實，借一種分時期法，略使我們看得一種比較扼要的“視線形”（Perspective）而已。

十六年十月擬目，十七年十月改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