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子善：

學者。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繫研究員、博士生導師，中國現代文學資料與研究中心主任。長期從事中國現代文學史研究，致力於張愛玲等重要作家的遺作發掘、整理、研究。

蘇偉貞：

作家。香港大學哲學博士，現為臺灣成功大學中文繫副教授。

以《紅顏已老》《陪他一段》《沉默之島》等小說飲譽文壇，著有各類作品十餘種，張愛玲相關研究著作有《孤島張愛玲》《長鏡頭下的張愛玲》等。

止庵：

學者。畢業於北京醫學院，張愛玲全集、張愛玲外集主編。

著有《周作人傳》《樗下讀莊》《老子演義》《神奇的現實》等，並編校《周作人自編集》《苦雨齋譯叢》《周氏兄弟合譯文集》《魯迅著譯編年全集》等。

宋以朗：

張愛玲畢生摯友、翻譯家宋淇與宋邝文美之子，現為張愛玲文學遺產執行人，致力於張愛玲文學遺產的保護與整理。

編有《張愛玲私語錄》。

楊聯芬：

學者。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繫教授，從事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研究。

著有《晚清至五四》《孫犁:革命文學中的多餘人》《中國現代小說導論》《二十世紀

中國文學期刊與思潮》等。

馬家輝：

作家。美國威斯康辛大學社會學博士，現為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助理主任。

著有《愛戀無聲》《江湖有事》《死在這裡也不錯》《在廢墟裡看見羅馬》《日月》《明暗》《關於歲月的隱秘情事》《曖昧的瞬間》《溫柔的路途》等。

郝譽翔：

作家。臺灣大學中國文學博士，現為中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教授。

著有小說集《那年夏天，最寧靜的海》《初戀安妮》《逆旅》《溫泉洗去我們的憂傷》，散文集《一瞬之夢：我的中國紀行》《衣櫃裡的秘密旅行》等。

符立中：

樂評人，從事張愛玲、白先勇影劇作品研究。

著有《絕世歌聲的傳奇》《張愛玲與白先勇的上海神話》《歌劇派》《黑須馬偕：一

部歌劇的誕生》。

陳建華：

學者。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教授。

著有《十四至十七世紀中國江浙地區社會意識與文學》《“革命”的現代性——現代中國革命話語考論》《徘徊在現代與後現代之間》（與李歐梵合著）及散文集《去年夏天在紐約》等。

吳福輝：

學者。中國現代文學館副館長，《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主編等。主要研究方向為中國三四十年代文學、左翼文學與京海派文學、現代諷刺小說等。

著有文學史專著《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合著）《都市漩流中的海派小說》，散文

《京海晚眺》等。

格非：

作家。華東師範大學文學博士，現任清華大學中文繫教授、博士生導師。

著有長篇小說《敵人》《邊緣》《欲望的旗幟》《人面桃花》《春盡江南》，小說集《迷舟》《唿哨》《雨季的感覺》，散文集《塞壬的歌聲》《格非散文》《一個人的電影》等。

序

我看，看張

宋以朗

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是張愛玲誕辰九十周年紀念；也正是這個九月，張愛玲去世十五周年。我想借此時機總結一下近年她幾部遺作的出版概況，也分享一些個人感受和觀察。

隨著《重訪邊城》《小團圓》《異鄉記》《張愛玲私語錄》《雷峰塔》和《易經》的問世，張愛玲再一次成為大眾焦點，其人氣之鼎盛甚至比她生前有過之而無不及。然而她的遺稿究竟應否出版呢？到今天依然聚訟紛纭，莫衷一是。簡言之，這裡有兩派互不兼容的意見：一派主張毫無保留地出版她寫過的每一個字，另一派則認為她生前沒有發表的，就應該永不發表。這顯然是一個順得哥情失嫂意的兩難處境。

表面上，兩類意見似乎公婆有理，但隻要細心一想，便不難發現兩者隱含的結果是大相徑庭的，因為這不單關乎“出，抑或不出”，還涉及“選擇權屬誰”的問題。把手稿出版，選擇權在你，你喜歡就去讀，不喜歡就不要讀，你有的是自由。若我決定不出，那表示我已經替你做了選擇——誰也不許看，或者我喜歡給誰看就讓誰上我家看個夠。張愛玲在世時，旁人（如出版商、朋友、經理人、“張學專家”、政府機構、讀者等）時常干預她的意願，甚至代她做“不出版”的決定，以至有些作品至今大家都看不到，名字亦不見經傳。我則寧願公之於世，因為隻有這樣纔能把選擇權歸還讀者，而不是由我自己越俎代庖地做最後審判。

出版理由不必再絮絮叨叨地復述了，現在我想討論的，是幾部遺作出土後的讀者反應。首先是二○○八年出版的《重訪邊城》。一九六三年，張愛玲在美國發表了一篇英文遊記AReturn To TheFrontier，記述她在一九六一、一九六二年間造訪臺灣和香港時的見聞，惜反響不大。一九八二年後，她根據這遊記以中文重寫一次，就是這篇《重訪邊城》了。說的盡管是同一件事，但中、英版本卻耐人尋味地有很大差別。對這篇遲來的“譯作”，外界反應不算熱烈，即使寫的就是臺灣、香港，但兩地也隻有些零星回響，未免令人失望。是因為作者筆下的六十年代已太遙遠嗎？很難說，但無論如何，我至少提供了一個選擇給大家。

就個人口味來說，我反而對張愛玲的“翻譯”手法更感興趣。一九七三年，我爸爸宋淇曾在《文林》月刊發表一篇《從張愛玲的〈五四遺事〉說起》，文章內仔細比較了

StaleMates與其“中譯”《五四遺事》的寫法異同後，竟然得出以下結論：張愛玲做的不是一般意義的翻譯，而是運用原作者的特權和自由來“再創造”。讀《重訪邊城》時，我的取向跟父親可謂不謀而合，更發現《重》文對英語原作的增刪還要比《五四遺事》多得多。

可惜的是，我至今仍未見有評論者對A Return To TheFrontier和《重訪邊城》兩文，做過像我父親那樣的對照研究。現在輪到萬眾矚目的《小團圓》。它在二○○九年一出，立即搶盡風頭，能夠同時雄霸兩岸三地的暢銷書榜首，確實是罕有現像。至於此書出版後的反應，大致可分為“三波”表述。第一波湧現時，即使沒有誰真正讀過此書，很多人卻已迫不及待發表偉論。這些意見的主調就是非議出版，有的更勸人罷買罷看，媒體樂得順水推舟，於是有關評論便由負面看法及偏激情緒主導。

到第二波時，人們終於看書，小報式書評紛紛出籠，趕著考證“誰就是誰”“誰又做過什麼”之類的問題，而滿足小市民的好奇心之餘，自覺嚴肅的論者總不忘苦口婆心提醒大家：“祖師奶奶的作品畢竟新不如舊。”仿佛隻要有這麼一句話壓場，娛樂版八卦就會自動升格為文學史點評。至於第一波的負面論調，在這階段注定就要無影無蹤——你既然已反對出版，堅決罷看，還有什麼好說呢？難道要把行動升級為上街抗議？第一波的參與者顯然沒想清楚自己的出路。

第三波的特點，就是以理智為主導的細讀。這階段的評論者不再為《小團圓》的角色對號入座，而是回到文本之上，深入探討作者的文學技巧，具體分析其早晚期風格，以及評估《小團圓》在張愛玲整體著作中的地位等。當然，我不認為一切值討論的都已經討論過了，我還期待著更多評論此書的文章。

但有一個事實擺在眼前：不看白不看，你罷讀《小團圓》，就不可能對張愛玲的作品和生平做任何嚴肅研究，可以說，“張學”的領域從此便沒有你的份兒。

二○一○年纔出版的《異鄉記》則是一篇未完稿的散文，它詳細記述了作者一九四六年從上海往溫州找胡蘭成時的途中見聞。早在五十年代，張愛玲曾對我母親宋邝文美說，《異鄉記》是她“自己覺得非寫不可”的，又說“我真正要寫的，總是大多數人不要看的”（參考《張愛玲語錄》，已收入《張愛玲私語錄》）。是因為別人不要看，所以她纔放棄發表？據我猜測，她不出《異鄉記》的理由，很可能是怕它會觸動某些讀者的神經，牽起新一輪針對其“漢奸妻”身份的圍攻。

《異鄉記》在港、臺發表以來，反應始終不算熱烈，是讀者對四十年代大陸的農村生活不感興趣嗎？我不敢斷言。《異》已於大陸出版，話題較為熱烈，原因跟《秧歌》有關。在《遙寄張愛玲》中，柯靈批評《秧歌》寫得壞，說其“致命傷在於虛假，描寫的人、事、情、境，全都似是而非”，理由是張愛玲“平生足跡未履農村”。也許因為柯靈的一錘定音，《秧歌》在大陸便一直沒有出版。若事實果真如此，那麼《異鄉記》出版便有一重大意義：為《秧歌》平反。為什麼呢？第一，《異》是張愛玲在旅途上的札記，反映了她對農村生活的第一身經驗，柯靈所謂“平生足跡未履農村”顯然不符事實。第二，這許多關於農村的描寫，後來都被作者插入《秧歌》之內，於是《秧歌》便不能說是作者閉門造車的“虛假”之作，柯靈的講法亦因而失去信服力了。《異鄉記》在大陸出版，究竟能否推翻《遙寄張愛玲》的嚴厲批判呢？現在我們隻能拭目以待。

二○一○年七月，《張愛玲私語錄》率先在港、臺出版。這部書收錄了我父母宋淇、邝文美寫張愛玲的兩篇流傳不廣的舊文，再加上最新增訂的《張愛玲語錄》足本（共三百零一條）和他們三人的書信選輯，共四部分。大概是內容與體裁不夠大眾化——畢竟張愛玲是以小說見稱——迄今讀者的反應也隻是不冷不熱而已。

但我出版此書，本不志在賣它一百萬本，而是要影響張愛玲的傳記作者。我看過每一本我能買到手的張愛玲傳，它們都不約而同地草草略過她在美國的四十年生活，也忽視了我父母跟她的密切關繫。這些作者不一定馬虎了事，也不是要存心作假，他們隻是欠缺資料。結果如何？舉一個顯例：名編劇王蕙玲寫電視劇《她從海上來》，以張愛玲的事跡為主題，但全部劇裡宋淇就僅僅出現三秒鐘，淪為不折不扣的快閃黨。王蕙玲不是不做功課，而是她參考的傳記和相關文獻都有大量漏洞。《張愛玲私語錄》就是要煉石補天，相信從今以後，沒有一個認真的張愛玲傳記作者可以無視此書。

現在要談談《雷峰塔》和《易經》。這兩部書原是六十年代時張愛玲用英文寫成的長篇小說，分別題作The Fall of thePagoda和The Book ofChange。當時沒出，是因為被美國出版社拒絕了。《雷峰塔》寫女主角的童年往事，情節背景類似《私語》《童言無忌》《小團圓》童年部分和《對照記》，但內容更豐富；《易經》主要寫港戰時的大學生涯，可視為《燼餘錄》與《小團圓》港戰部分的加長版。出這兩部小說，不僅為其文學價值，我也考慮到它們作為史料的意義：二書既加深了我們對作者早年生活的了解，也展示了她六○年代初在美國的創作成果。

由於很多讀者不諳英語，中譯是必需的。兩部譯作問世後，翻譯的情況成為討論焦點。這裡有兩個事實值得注意。一，按照張愛玲的一貫作風（請參考她“譯”出來的《五四遺事》和《重訪邊城》），若兩部英文小說是由她親自翻譯，出來的效果恐怕會跟現在的直譯迥然不同，但不要忘記她享有“原作者的特權和自由”，隻要她心血來潮，平平無奇的原文也可“譯”得有聲有色。二，你也許可以把某些段落用“張腔”重新翻譯，但那又如何呢？事實是，你到底不是張愛玲。

幾部遺作都分別講完了，可以交代一下以後的出版計劃。其實很簡單：張愛玲的所有重要著作已經出齊，她和我父母的書信全集則正在整理，預計一兩年內可以出版。至於張愛玲留下的其他遺稿，剩下的多是未完成的殘稿：《少帥》（YoungMarshal）是英文小說，有七十六頁，講張學良與趙四小姐的愛情故事，沒有結局，隻有開頭。文章未提及“張學良”的名字，都是用少帥來代替。當時張愛玲給賴雅和另一朋友看，他們看了都喊“救命”，因為裡面涉及大量的歷史人物，如張作霖、閻錫山、馮玉祥等。可張愛玲無法修改，要寫少帥張學良無法避開這些人物。

這個小說除了人物復雜外，也有弊端，因為事實無法避免，若將小說人物改成負面，會涉及誹謗。同時，張愛玲希望寫成愛情小說，對她來說，寫作方式是從細節入手，從下面建起來。她寫前，會知道所有事情的發生，比如《小團圓》的每一個細節，可能都是曾經發生過的。可寫《少帥》，她無法知道細節，很多事情不清楚，硬著頭皮來寫很困難，所以就放棄了。

還有一個張愛玲的小說《相見歡》（Visiting），我覺得出英文版沒意思。《華麗緣》是《小團圓》的第九章，寫一個人在鄉下看大戲，英文小說與中文沒得比。《色，戒》（SpyRing）中文版與英文版的情節中間是不一樣的，英文版沒有銷路，賣不出，就放下了。多年後，她離開加州大學，在一九七四年開始想重寫《色，戒》，就寫信給我爸爸說出她的想法，將第一稿寄給我爸爸看，我爸爸覺得不行，因為把女主角寫成是國民黨特務的話，文章一定無法發表。何況，當時臺灣認為國民黨特務不可能會失敗的。張愛玲同意我爸爸的觀點，便將王佳芝寫成女大學生，在第一稿的開頭加了很多情節。

還有些不太有意義的小說沒出版。比如《我的香港妻子》，涉及另一個作者麥卡錫，所以還不能出版。小說裡面校對的字跡，是張愛玲的。

最後，我想回應一個很多人都曾經提出的問題：為什麼張愛玲要不斷重寫同一些人同一些事？難道她江郎纔盡，唯有老調重彈？不妨舉些實例來說明，有一段文字廣為傳誦，曾以不同形式在張愛玲筆下出現，是這樣的：

一個人死了，可能還活在同他親近愛他的人的心—等到這些人也死了，就完全沒有了。

——《張愛玲語錄》，一九五五

祖父母卻不會丟下她，因為他們過世了。不反對，也不生氣，就靜靜躺在她的血液中，在她死的時候再死一次。

——《易經》，一九六五

她愛他們。他們不干涉她，隻靜靜的躺在她血液裡，在她死的時候再死一次。

——《小團圓》，一九七六

我沒趕上看見他們，所以跟他們的關繫僅隻是屬於彼此，一種沉默的無條件的支持，看似無用，無效，卻是我最需要的。他們隻靜靜地躺在我的血液裡，等

我死的時候再死一次。

我愛他們。

——《對照記》，一九九三

不錯，張愛玲是在不斷寫同一件事，但這算老調重彈嗎？

我們首先要想一想她寫作時的情景。第一次其實是跟我母親的對話，或她寫在私人筆記上，再由我母親抄錄，原意可不是用來發表的。第二次見於被出版社拒絕的《易經》，第三次則見於她為了政治因素而放棄出版的《小團圓》。長此下去，用她的口吻來說，“這些句子就隻靜靜地躺在她的腦子裡，等她死的時候再死一次”，所以“出版要趁早呀”——在一九九三年，亦即她死前兩年，這些句子終於趕得上在《對照記》中開花結果。盡管是第四次寫，但當時全世界都是第一次看，這算老調重彈嗎？

我希望大家還留意另一個事實：她的“重寫”其實是重新寫，而不是重復寫，每一次重寫都是漸次前進而非原地踏步。看上面的第一例，作者是抽離、冷靜的，語調像驗尸報告般客觀，又像警世諺語般超然。第二例漸趨個人，且引入了祖父母和他們的態度（不反對，也不生氣）。到第三例，作者更進一步表白“她愛他們”，點出了自己的感受。第四例則完全揭示了她和祖父母之間那最重要和最動人的關繫：“一種沉默的無條件的支持，看似無用，無效，卻是我最需要的。”

無論在思想或情感上，每一次重寫都透深一層，那顯然是作者有意識地進行的靈魂探索，在穿越千回百轉的幽深洞穴之後，終於豁然開朗，抵達了太古的桃花源。正因為明白了這些往往藏著重大啟示的細節，閱讀和重讀張愛玲纔一直帶給我無窮樂趣。記得《重訪邊城》有幾句話是這樣的：“越是妙語越是白扔掉’，不經意地咕噥一聲，幾乎聽不清楚。那一份閑逸我特別欣賞。”完全可信手撚來當作我對張愛玲的贊美。為了這份意，我和符立中先生編輯出這本張愛玲紀念文集，獻給她的讀者，以及——TheOne And Only的張愛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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