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一個小說理論家。我隻是，無疑，跟所有的小說家一樣，無論是過去的還是現在的，被引導著對我寫過的書，對我讀到的書，對我準備寫的書，作了某些批評性思考。絕大部分時間裡，這些思考是受我自己的書在報刊上激起的某些反應——它們在我看來是驚人而又無理的——所啟迪的。
我的小說在發表時，並沒有受到一致的熱烈歡迎，情況糟得不能再糟了。從我的第一部小說（《橡皮》）所陷入的譴責性的半沉默，到各大報刊對我第二部小說（《窺視者》）大量的強烈拒絕，其間沒有什麼進展；隻是銷售量除外，它明顯增加了。當然，也有某些贊揚，東一點西一點，但它們有時候更令我迷失方向。最讓我喫驚的，在指責中如同在表揚中，是幾乎到處踫到一種對過去的偉大小說的不言明——或者甚至明確——的指涉，那些往日的偉大小說總是被當作範本，年輕作家似乎應該將目光牢牢地盯在那上面。
在雜志中，我常常發現更嚴肅的說法。但是，我總是無法滿足於隻是被那些從一開始起就鼓勵我的那些專家們所承認、所欣賞、所研究；我相信自己是為“大眾”而寫的，我為自己被人當作一個“難讀”的作家而痛苦。
   或許是因為我的修養有偏頗，對文學界和它們的習慣一點兒都不知曉，我的驚訝、我的不耐煩纔變得尤其強烈。於是，我在一家發行量很大的政治文化報刊（《快報》）上，發表了一繫列的短文章，闡述某些在我看來明明白白的想法：比如說，小說形式應該進展纔能保持生命力，卡夫卡筆下的主人公跟巴爾扎克式的人物隻有很少的一點聯繫，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或者薩特式的介入文學很難跟文學的主題實驗相調和，同樣也不能跟任何一種藝術的主題實驗相調和。
這些文章的結果是我沒有想到的。它們引起了軒然大波，但人們幾乎眾口一詞地判定它們簡單化，沒道理。我始終受征服之渴望的推動．，於是，我在《新法蘭西評論》上發表了一篇篇幅稍長一點的論文，在文章中進一步發展我的基本觀點，並挑起了對此觀點的爭論。
    可惜，其效果並沒有更好一些；這一復發——被形容為“宣言”——使我戴上了理論家的冠冕，一種新的小說“流派”的理論家，而對這一流派，人們顯然並不期望什麼好東西，而且，人們急於把所有他們不知道如何歸類的那些作家，全都胡亂地列在這一流派之中。
   “目光派”，“客體小說”，“午夜派”，稱呼變動著；至於人們認定的我的意向，它們顯得確實有些譫妄：把人趕出世界，把我特有的寫作強加給其他的作家，毀壞作品構成中的一切布局，等等。
我試圖在一些新的文章中澄清事情，更清楚地說明那些曾經最最受到批評家們忽視，或者最最受到扭曲的因素。這一次，人們指責我自相矛盾，自我否定……就這樣，我輪流受到我自己個人的研究和我的誹謗者們的推動，繼續年復一年地、無規律地發表我對文學的反思。正是這一繫列的東西，在今天彙集成了現在的這一本集子。
這些文章根本不構成一種小說理論，它們隻是試圖理清當代文學中某些依我看來是最根本的發展路線。如果說，在許多地方，我自覺地使用新小說這一術語，那也不是用來指一種流派，甚至也不是指一個確定的、由沿著同一方向工作的作家構成的團體；這裡，它僅僅隻是一種方便的稱呼，用以包括所有那些尋找著能表達（或創造）人與世界之間新關繫的新的小說形式的作家，包括所有那些決心虛構小說，也就是說虛構人的作家。這些作家，他們知道，對以往種種形式的繫統重復，不僅僅是荒誕的和無用的，而且還可能變得有害：它讓我們閉上眼睛不看我們在當今世界中的實際情況，從而妨礙我們構建明天的世界和人。
因今天的一個年輕作家“寫得如同司湯達”而贊揚他，實際上是一種雙重的不真誠。
   一方面，這一壯舉可能沒有任何精彩的東西，如同人們剛纔看到的那樣；另一方面，這是一件完全不可能的事：要寫得跟司湯達一樣，首先就必須寫在1830年。一個作家，即便他能成功地完成一部巧妙的仿作，巧妙得足以生產出司湯達在當時也會簽上自己名字的章節，他還是根本無法擁有那種價值，即假如他是在查理九世時代撰寫了這些同樣的章節，到今天仍然擁有的他自己的價值。豪·路·博爾赫斯在《杜撰集》中就此話題展開的論述可不是一種悖論：一個字字復制《堂吉訶德》的二十世紀小說家寫出來的，隻會是一部跟塞萬提斯所寫的徹底不同的作品。P7-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