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得網文學_中國現代作家的浪漫一代

內容簡介

本書用維特典範及普羅米修斯典範（維特代表“消極的、傷感主義的”，普羅米修斯代表“動力的、英雄式的”），把五四文人的氣質及形像勾劃得非常清楚，給了我們相當完全的寫照。全書從林紓、蘇曼殊說起，一直到郁達夫、徐志摩，所有人物都是國內的新文學史著要隱埋或批評的對像，即使是那些“進步”作家，如郭沫若、蕭軍、蕭紅的討論也是那麼的新穎新鮮。對於讀慣了千篇一律的新文學史的讀者來說，本書將會給您帶來強烈的震撼！

作者簡介

李歐梵，生於1939年，河南太康人，美國哈佛大學博士、香港科技大學榮譽博士，曾任哈佛大學中國文學教授。現為臺灣“中央研究院”院士，香港中文大學宗教與文化研究繫講座教授。
主要著述有《鐵屋中的吶喊：魯迅研究》、《上海摩登》、《我的哈佛歲月》等。本書繫作者的

中譯本自序
部分背景
章文學界的出現
第二節文壇和文人現像
第三章林紓
第四章蘇曼殊
第二部分兩位倡導者
第五章郁達夫：孤寂者的漂泊
第六章郁達夫：自我的幻像
第七章徐志摩：感情的一生
第八章徐志摩：伊卡洛斯的歡愉
第三部分浪漫的左派
第九章郭沫若
第十章蔣光慈中譯本自序
部分背景
章文學界的出現
第二節文壇和文人現像
第三章林紓
第四章蘇曼殊
第二部分兩位倡導者
第五章郁達夫：孤寂者的漂泊
第六章郁達夫：自我的幻像
第七章徐志摩：感情的一生
第八章徐志摩：伊卡洛斯的歡愉
第三部分浪漫的左派
第九章郭沫若
第十章蔣光慈
第十一章蕭軍
第四部分浪漫的一代：同一主題的變奏
第十二章現代文人與中國社會
第十三章情感的旅程
第十四章浪漫主義傳統
譯後記

在線試讀

章文學界的出現
1917年2月1日，陳獨秀在他的《新青年》雜志中首次高張“文學革命”的大旗，隨之發生的已是今日廣為人知的歷史。早期由陳獨秀、胡適及錢玄同組成的“文學革命軍”，成功地把論戰的矛頭指向一個不太難對付的敵人（文言文），白話文逐漸在全國應用，文學雜志紛紛湧現，而所謂的“新文學”也正式形成。
在1915年《新青年》創刊以前，上海的出版業至少已有20年的歷史。要為“文學革命”這一部精彩劇目（也許可以算是“五四運動”輝煌的一面以及重要的遺產之一）找到合適的背景，就必須首先了解上海的出版市場，還有它的前驅一報業。
通商口岸的文學報刊
自唐代以來，中國就有一種形式不一的官方報紙，在京師範圍傳布皇令和朝政。晚清期間，特別是19世紀的後10年，在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傅蘭雅（John Fryer）及李佳白（Gilbert Reid）等傳教士的建議下，還出版了一些非官方和半官方的報紙。這些在北京的刊物，通常為有志改革的政府官員和文人學士提供了發表政見和議論的現成渠道，因此偶爾會遭到朝廷取締。
而在發展中國的非官方報紙方面，西方傳教士也擔任了開拓者的角色。1815年，馬禮遜（Robert Morrison）在馬六甲出版《察世俗每月統記傳》（Chinese Monthly Magagine），開創了民報出版的先河。此後，19世紀後期，通商口岸的外語報章和雜志數量激增；1850年創辦、廣受歡迎的《北華捷報》（North China Herald），標志著這一發展的。為此，上海成為首批目睹中國報業在西方傳教士及新聞從業員指導下起步的城市之一。1870年，王韜在香港成功開拓了中文報業。在上海，《申報》（1872年創立）和《新聞報》（1893年創立）是世紀轉折之際著名的兩份報紙，而兩者在初期都是由外國資金所支持的。
1896年，梁啟超在上海創辦了《時務報》，可說是先把報紙作為逐步灌輸新思想及推動社會和政治變革的強有力的媒介。但他可不是孤軍作戰的。1904年，從日本回國的留學生狄楚青創辦了《時報》。1905年，當美國國會通過一項對華工待遇不平等的法案時，《時報》在發起抵制美貨的運動中擔當了重要的角色。在辛亥革命蓄勢待發之際，形形色色的革命者加入梁啟超和狄楚青的隊伍。章炳麟在上海主編了著名的《蘇報》。1903年，當他和別的編輯被捕入獄後，其他成員創辦了《國民日日報》；蘇曼殊就曾為這份報紙撰稿。另一位革命者於右任則先後發行了四份報紙，包括壽命很短的《神州日報》。隨著民國成立，更多報紙加入這一行列，其中著名的是《太平洋報》。章文學界的出現
1917年2月1日，陳獨秀在他的《新青年》雜志中首次高張“文學革命”的大旗，隨之發生的已是今日廣為人知的歷史。早期由陳獨秀、胡適及錢玄同組成的“文學革命軍”，成功地把論戰的矛頭指向一個不太難對付的敵人（文言文），白話文逐漸在全國應用，文學雜志紛紛湧現，而所謂的“新文學”也正式形成。
在1915年《新青年》創刊以前，上海的出版業至少已有20年的歷史。要為“文學革命”這一部精彩劇目（也許可以算是“五四運動”輝煌的一面以及重要的遺產之一）找到合適的背景，就必須首先了解上海的出版市場，還有它的前驅一報業。
通商口岸的文學報刊
自唐代以來，中國就有一種形式不一的官方報紙，在京師範圍傳布皇令和朝政。晚清期間，特別是19世紀的後10年，在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傅蘭雅（John Fryer）及李佳白（Gilbert Reid）等傳教士的建議下，還出版了一些非官方和半官方的報紙。這些在北京的刊物，通常為有志改革的政府官員和文人學士提供了發表政見和議論的現成渠道，因此偶爾會遭到朝廷取締。
而在發展中國的非官方報紙方面，西方傳教士也擔任了開拓者的角色。1815年，馬禮遜（Robert Morrison）在馬六甲出版《察世俗每月統記傳》（Chinese Monthly Magagine），開創了民報出版的先河。此後，19世紀後期，通商口岸的外語報章和雜志數量激增；1850年創辦、廣受歡迎的《北華捷報》（North China Herald），標志著這一發展的。為此，上海成為首批目睹中國報業在西方傳教士及新聞從業員指導下起步的城市之一。1870年，王韜在香港成功開拓了中文報業。在上海，《申報》（1872年創立）和《新聞報》（1893年創立）是世紀轉折之際著名的兩份報紙，而兩者在初期都是由外國資金所支持的。
1896年，梁啟超在上海創辦了《時務報》，可說是先把報紙作為逐步灌輸新思想及推動社會和政治變革的強有力的媒介。但他可不是孤軍作戰的。1904年，從日本回國的留學生狄楚青創辦了《時報》。1905年，當美國國會通過一項對華工待遇不平等的法案時，《時報》在發起抵制美貨的運動中擔當了重要的角色。在辛亥革命蓄勢待發之際，形形色色的革命者加入梁啟超和狄楚青的隊伍。章炳麟在上海主編了著名的《蘇報》。1903年，當他和別的編輯被捕入獄後，其他成員創辦了《國民日日報》；蘇曼殊就曾為這份報紙撰稿。另一位革命者於右任則先後發行了四份報紙，包括壽命很短的《神州日報》。隨著民國成立，更多報紙加入這一行列，其中著名的是《太平洋報》。
這些通商口岸的報章並不僅僅是政治武器，它們也為世紀轉折後逐漸產生的一種新的大眾文學提供了繁殖的溫床。自民報的起步階段，在新聞中加插詩歌或者對當地風俗及戲劇的閑論以增添趣味，已成為辦報的一個常用手段。1897年，上海一份報紙創辦了一份特別的附刊，名為《消閑報》，自此引入文學副刊，並且迅速成為所有主要報章的固定欄目。隨著市場對文學副刊的需求增大，一些較富創業精神的新聞工作者開始出版獨立的雜志，而這些雜志實際上就是從報紙中脫離出來，並增加了內容的文學副刊。1897年，李寶）創辦《遊戲報》，隨後出現更多同類的雜志。
新的“大眾文學”就是在這些文學副刊與“小報”中成長、興旺的。擔任編輯的是一群可以被稱為“報刊文人”的人，他們對西方文學和外語略有認識，但卻有著更為堅實的中國傳統文化背景。這些刊物的特色是充斥著過量的假翻譯和詩歌，還有那些宣稱要喚醒民眾的社會和政治意識，但同時也以提供娛樂為目的的文章。
大眾文學雜志的構思以及其意識形態上的幌子，無疑都來自梁啟超。梁氏在1903年創辦了深具影響力的《新小說》，並以發刊詞的形式刊登了他的名文：《論小說與群治之關繫》。借著援引西方事例，他堅稱小說在更新一個國家的社會、政治、宗教及道德狀況方面，起了決定性的作用。《新小說》的內容是一個有趣的混合體，包括帶有政治及社會信息的小說、劇本、詩歌、歌曲，以及一些質量參差的西方科幻小說和偵探故事的譯本。雜志以托爾斯泰、雨果、拜倫、雪萊、歌德、席勒、梅特林克，還有波蘭浪漫派作家亨利克·顯克微支（1846-1916）的肖像做封面，但是卻從未翻譯過他們的作品。
林紓後來就是在這本重要的雜志上發表他所翻譯的哈葛特小說的，而一些纔華橫溢的通商口岸“報刊文人”也在這裡初試啼聲。吳沃堯（趼人）也許是其中著名的一位，他寫了一部出色的社會政治諷刺小說：《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而雙周刊《繡像小說》的主編李寶嘉，不但憑著《官場現形記》、《文明小史》及《活地獄》等大受歡迎的連載小說，把傳統諷刺故事推向完美，同時還涉足翻譯工作和介紹西方通俗歷史，如他的《泰西歷史演義》（“演義”是在傳統俠義或歷史小說題目中常見的用詞）。還有一位是周桂笙，他與吳沃堯合作主編了《月月小說》，同時也是一位翻譯界的先驅，譯作包括：柯南·道爾的福爾摩斯偵探案、《天方夜譚》以及《伊索寓言》。
這些作家為了如期交稿和賺錢，不惜粗制濫造。假如發現一本雜志的編輯同時也是某一期內每一篇作品的作者，是完全不足為奇的。他們的作品擁有廣大的讀者群，包括城市人口中識字與半識字的人。
“報刊文人”以及他們那創新而獨特的通商口岸文學報刊的流行，代表了一個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現像，就是：在現代白話文文學隨著“文學革命”出現之前，一種半現代化的大眾文學已經取道報業的後門，偷偷潛入通商口岸的文學界。隨報附送的或是獨立的文學副刊數量大幅上升，讀者群不斷擴大，為“五四”時期從事新文學的人開拓了一個市場。而且，這些通商口岸的“報刊文人”在他們艱苦的謀生過程中，同時建立了一個新的行業。他們在商業上的成功，證明了把從事文學作為一項職業不但可行，而且能夠獲利。至於進一步確立：作為文人不但有利可圖，而且享有崇高社會地位的傳統，則有待他們的“五四”承繼者了。
五四”時期的報業與文學
當陳獨秀說服一位上海出版商贊助他的新雜志時，大部分的文學副刊仍然為“記者文人”所操控。在民國的頭十年裡，他們所寫的那一類流行的大眾文學，已經從社會政治的改良主義退化為一種後來被稱為“鴛鴦蝴蝶一禮拜六派”的小說。上海的三份主要報紙《申報》、《新聞報》和《時報》，它們的文學副刊都由鴛鴦蝴蝶派文人主編，如周瘦鵑、張恨水、嚴獨鶴、徐枕亞和包天笑等。他們那些“纔子會佳人”的故事，要和偵探小說、假翻譯以及出自其他“報刊文人”筆下的哀情小說競奪公眾注意和流行度。刊登這類哀情小說的還有《月月小說》、《小說林》、《小說世界》、《繡像小說》和《小說時報》等大量半文學雜志。它們的發行量都很大，要和這些地位穩固的刊物競爭，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隨著《新青年》發出“新文學”的響亮號召，作者們需要更多渠道宣揚他們的理想，並且試筆。他們很幸運地在三份具有影響力的報紙上找到肥沃的土壤。在上海，國民黨的《民國日報》通過其文學副刊《覺悟》向他們提供了支持。其中一位剛剛成名的中國現代詩人劉大白，便在這份副刊上首次試驗了他的半白話愛情詩。其他著名的投稿者還包培、胡適、周作人、魯迅、郭沫若、杜威（John Dewey）和羅素（Bertrand Russell）。同時，新文學在《學燈》上找到另一個發表的途徑。《學燈》創辦於1918年，是《時事新報》的文學副刊，也是由梁啟超的弟子所組成的“研究繫”的喉舌。它的首任編輯宗白華，借通信成了郭沫若的好朋友，並且刊登了郭沫若寄來的每一首詩，使他成為全國知名的人物。郁達夫的早期作品《銀灰色的死》，初也在《學燈》上連載。1921年，《時事新報》再發行一份附刊一即另一本文學雜志《文學旬刊》。主編是鄭振鐸，投稿來自新成立的“文學研究會”會員。因此可以說，文學研究會和創造社這兩個1920年代重要的文學組織，其早期精英都是由梁啟超建立的這個強大的出版機構所“寄生”哺育的。
新文學的第三位鬥士是北京的《晨報》。它的文學副刊所享有、的崇高地位和巨大影響，都要歸功於一位熱忱的文人的努力，他就是曾經戲稱自己為“沒有作品的作家”的孫伏園。他抱著一種傳教式的熱情，推介北京的新作家的作品，特別是周氏兄弟——魯迅（周樹人）和周作人。魯迅的《阿Q正傳》初就是在這份副刊上連載的。1923年，因為魯迅的一首諷刺詩《我的失戀》在未經孫伏園同意的情況下，在付印前被另一位編輯抽起，孫伏園憤而辭職。但是這本備受推崇的雜志的聲譽並沒有因此而下跌，而且在1925年徐志摩當主編的時候達至了新的高峰。而孫伏園離開《晨報》以後，接掌了北京《京報》的文學副刊，繼而把它變為另一個新文學的堡壘。
有這三份報章開路，其他報刊便很快效法。以宣揚新文學為目的，數以百計的“文學副刊”和雜志創刊了。而此前其他已經面世的刊物，則從“星期六”派文人手中被奪過來，轉而為新文學服務。如商務印書館出版的《小說月報》，原本是“鴛鴦蝴蝶派”小說的一個穩固地盤，1921年被文學研究會接管，並且成為其中一份流行的新文學雜志。《申報》的文學副刊《自由談》也經歷了類似的轉變。於是，“記者文人”所建立的舊舞臺被粉飾一新，繼而上演新的劇目。
京“派”
隨著文學刊物的蓬勃發展，文學團體的數量也大幅上升。茅
盾估計，1922年至1925年期間，在主要城市中有超過100個文學團體。它們‘以“星星”、“嬰孩”、“玫瑰”、“淺草”、“綠波”、“微笑”、“嫩芽”、“春風”、“晨曦”、“火焰”、“彩虹”、“曉光”、“卿雲”、“澎湃”等年輕而生氣勃勃的詞彙命名。它們大部分都是由大學生和中學生組織的，領頭的當然是在北京的教授和學生。1918年1月以後的《新青年》編輯委員會，起初包括陳獨秀、胡適、錢玄同、李大釗、劉復和瀋尹默，全都是國立北京大學的教授。1918年12月，陳獨秀和李大釗在北京創辦《每月評論》。11月，一群北大學生一著名的有傅斯年和羅家倫～一在陳獨秀、李大釗及胡適的協助下創辦了新潮社，並且發行月刊《新潮》。新潮社的其他成員包括詩人及散文家朱自清、小說家葉紹鈞、出版商及北新書店店主李小峰，還有孫伏園。在孫伏園接手《晨報》的文學副刊前，它的任編輯正是李大釗。這份副刊對於推廣那些後來聞名遐邇的作家的作品——如周氏兄弟、康白情、葉紹鈞、徐志摩及瀋從文一起了很大作用。
在北京的雜志編輯和投稿者，組成了一個松散的新文化擁護者的群集，可以稱之為“京派”。有文學史家把他們標示為學院派，因為他們大部分與北京的大學有直接關繫。1920年代的前期，這個群集雖然在組織上不定型，但是，作為新文化和新文學的領導者，表現了一種明確的團體精神。不過漸漸地，當中的不同階級之間開始出現摩擦。隨著1925年鼕徐志摩出任《晨報》文學副刊的主編，形成了一個主要由那些有英美教育背景的人組成的新陣營，其中包括徐志摩、陳任、聞一多以及他們的親密弟子或伙伴，例如凌叔華（陳源夫人）和瀋從文。1921年，胡適跟陳獨秀及他的《新青年》同人鬧翻後也加入了這個陣營，他們隨後成為了新月社的核心。餘下的那些，圍繞著魯迅、周作人和孫伏園的雜志，成為原先的“京派”的骨干。
幾乎是毫無例外地，兩個派別都以一種學術性的城市化為特征。英美派在政治和文學觀點上是以西方為中心的，而核心派則對經典中國學說更感興趣，並且逐漸采納了傳統學者的特色——不是詩意的或小說的創造，而是博學、在品味上的老練、在政治上的節制，還有偏好研究和注釋。其中的一些人，如俞平伯和顧頡剛，完全撤出文學前線，投入到“國粹”的重整，為此提供了這一派與胡適之間惟一剩餘的聯繫。胡適也承認自己有“歷史癖好”。
“京派”的核心：周氏兄弟、孫氏兄弟（伏園和伏熙）、李小峰、劉復、錢玄同，還有別的一些人，是後來的語絲社和《語絲》周刊（1924－1930）的創辦人。在聲稱“自由思想，獨立判斷”的同時，他們也喜歡對時人的態度、道德和品格略加挑剔和稍作攻擊，同時盡力避免激烈的口號或者有建設性的提議。這種著名的語絲風格令人想起過去中國文人的清談傳統。當然，魯迅是一個例外。盡管他嘗試淡化意識形態的內涵意義，他和這一組織的聯繫仍然是他性格中自相矛盾的地方之一。而由於魯迅的參與，語絲社得到左翼及共產黨歷史學家不合理的溫和對待。
“京派”並沒有壟斷北京的文學界，也並非沒有人挑戰他們的主導地位。根據魯迅所說，1925年，出於對孫伏園的《京報》副刊的不滿，少數新晉作家和學生創辦了一個小型的文學團體“莽原”。魯迅被邀請擔任他們的周刊主編，這本周刊也是隨《京報》附送的。但是內部鬥爭很快便接踵而來。作為領導者之一的性格自負的高長虹，在上海組織了另一個曇花一現的團體，冠上了“狂飆”這個堂皇浪漫的詞彙。魯迅也和另一個由韋素園、李霽野等人領導的小組織“未名社”有聯繫——它似乎是“莽原”的一個延續，但卻因為和高長虹的個人衝突而堅稱其獨立性。類似的乍現即逝的文學團體充斥於北京和上海，但是，隨著文學研究會和創造社的勢力日增，起初混亂和無定型的局面漸漸讓位於兩個強大的文學組織在表面上的對峙。
文學研究會
1920年11月，幾個對新文學感興趣的人在北大聚會，商討組織一個文學團體。當茅盾（瀋雁冰）被任命為《小說月報》主編，並且為他在北京的朋友們提供機會，徹底翻新這本鴛鴦蝴蝶派小說雜志時，他們的設想變為現實。1921年1月4日，文學研究會在北京正式成立，共有21人；12個創會會員及9個新會員出席了在中山公園舉行的創會會議。一星期後，期革新了的《小說月報》（12卷1號）在上海出版，刊登了一則簡章和一份宣言，列出三項指導成立文學研究會的基本原則：
“聯絡感情”。研討會的創辦人看到了新舊文學擁護者之間的意見分歧，而這分歧甚至也存在於不同的新文學支持者之間。“所以我們發起本會，希望大家時常聚會，交換意見，可以互相理解，結成一個文學中心的團體。”
“增進知識”。要獲得的知識是從外國來的。“整理舊文學的人也須應用新的方法，研究新文學的更是專靠外國的資料。”因此，研究會希望“造成一個公共的圖書館研究室及出版部，助成個人及國民文學的進步”。
“建立著作公會的基礎。”“將文學當作高興時的遊戲或失意時的消遣的時候，現在已經過去了。我們相信文學是一種工作，而且又是於人生很切要的一種工作；治文學的人也當以這事為他終身的事業。”
……

書摘插畫

商品搜索

商品分类

【醫學】

【各大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