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十一月初的一個星期二，溫暖而又晴朗的一天。對於所發生的一切我至今都不甚了了。我此刻正坐在瑞士航空開往蘇黎世的飛機上，在那裡我將轉機去米蘭。在米蘭會有一個出租車司機將我帶往科莫湖的貝拉焦。到目前為止，我所知道的就這麼多了。

我在貝爾格萊德就已經輕松地拿到了去往意大利的簽證了。我揣著護照、一點錢和來自外國基金會的一封邀請信就出發了。對於外國基金會來說，我不過是一個來自破敗的塞爾維亞的且處境悲慘的青年作家，我也不知道他們為什麼就給了我在科莫湖長達一個月的居住權，在這一個月裡我可以在那裡安心工作、靜心寫作。我不想試圖去深究這些事，這畢竟是他們的安排。其實在那個時候我對於靜心寫作完全沒有任何興趣，一點都沒有，因為我已經不打算出版自己的書了。在塞爾維亞，我的處境確實挺糟糕，但也沒有糟糕透頂，至少可以做點零活來保證自己收支平衡，勉強度日。要說我還會寫點東西的話，那也就是時不時地為一家日報寫一點小故事。我的那點微薄收入主要就花在喝酒上，其餘的還要去付房租和喫飯。雖然我常常宿醉，但是也沒出什麼事。我從來就沒有指望寫作賺的那點錢來過日子。偶爾，我也會在小筆記本上記錄自己的生活，但那也隻是隨手寫寫，從沒認真想過要去把它發表出來，我也沒那個雄心壯志。當收到來自洛克菲勒基金寄來的去往科莫湖的意向邀請函時，我正在一邊喝酒一邊寫著自己創作小說的梗概，因此我在邀請函上的回執上表達了自己要在那裡寫本小說的打算。我的朋友弗拉達幫我把小說梗概翻譯成了英語，並幫我與基金會取得了聯繫，後又以我的名義寄回了表格。我和弗拉達經常在一起喝喝啤酒，順便向他討教一點英語。很快我們就等到了回音，我拿到了正式邀請函，並準備出發了。當時，很多塞爾維亞人都在打算離開自己的國家，其實這些年一直都是這樣。托朋友弗拉達的福，我將離開這裡長達一個月，其實他也應該去，因為所有的工作都是他幫我做的。

在機場我檢查了自己隨身的背包，我也不知道自己帶了什麼，我是在喝得醉醺醺的情況下收拾打包的。現在我纔意識到，果然很多東西都忘帶了。我一件一件地數著忘帶的東西：一本書、若干地址、衛生用品、夾克衫和毛衣。不僅如此，我更清楚地知道，一旦我到達目的地，會發現有更多的東西被我落下。算了，已經這樣了，再想也沒什麼意義。聽著前座兩個女孩在聊天的時候，我還醉意未消，這兩個女孩是到瑞士去旅遊的，從她們的談話中我知道她們其中一個是歌手，而且在塞爾維亞人集聚的餐館裡唱歌。她說：一個月隻要付我四萬法郎，我就可以買一棟房子、一個車庫、一輛車和遊泳池，有這些對我來說就足夠了。

我昏昏欲睡，便閉眼小憩。想著生活給我帶來的這些驚喜簡直棒極了，因為沒有這些的話我會瘋的，一定會的。出發的前一天晚上，我和朋友在林蔭大道旁格林市場的一家餐館喫飯。我們和往常一樣地喝酒，但是那天有所不同，我們有充足的理由更加盡興，因為他們是來為我送行的。我們中沒幾個人出過遠門，我們都不是那種願意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而背井離鄉的人，我們也沒錢出去旅遊。所以，我們一直喝到深夜。快散場的時候，一個朋友讓我喝了很多的水來解酒，希望第二天飛機上能稍微舒服點。這一切其實直到我坐上飛機纔慢慢記起。這時我前座的歌手又說了一句：狗娘養的！看樣子他是不會和那個臭娘們離婚了。她所指的應該是她一直和鄰座談論的那個男人。

空姐拿來了裝在塑料盒裡的食物，我卻想找她要點啤酒。她說除了果汁、白開水、茶和咖啡之外，不提供啤酒。我說我真的想喝一點，錢不是問題，我可以自掏腰包。我還告訴她我昨天宿醉一宿，此刻真的需要一點啤酒。我們用英語交談著，她卻一直重復著: 沒有啤酒，如果我暈機的話，她可以給我提供一些藥片。我隻能再次告訴她我醉了，感覺暈乎乎的，隻想要點啤酒，不需要藥片，隻有啤酒纔能讓我清醒，而她居然就這麼站在那聽著我說，面無表情。後，她對我說了幾句德語，然後走了。過了一會，她轉回來了，不過身邊多了一位蓄著胡須的高個同事。他禮貌地對我笑了笑，用英語問我出了什麼問題。

我回答道：“沒問題，我想喝點啤酒。”

“我們有白葡萄酒和小瓶的威士忌和伏特加，”他回答道。“如果您真的需要啤酒，您得付錢。”

我誠懇地回答他：“錢不是問題，也不是我非要喝點什麼烈酒，我昨天晚上醉了一宿，隻有啤酒纔能讓我舒服點，就是這麼回事。”

他笑了笑，對站在他旁邊的空姐用德語說了些什麼，她也笑了。

“好吧，看樣子是一個酒還沒醒的人，其實我有醉意的時候也想喝點啤酒，我可能一次喝掉好幾瓶喜力呢。”他說。

“如果您能給我來三瓶的話那就太棒了。”

“隻要三瓶嗎？”他輕聲問。

“是的，我確定三瓶夠了。”

“好了，一切都解決了，我們會安排好的，祝您旅途愉快。”他又給了我一個微笑。

我回答道：“太好了，謝謝。”

他們終給我拿來了三瓶啤酒，我付了錢，事情就這麼解決了。空姐也禮貌地對我笑笑。就著塑料盒裡的快餐，我很快就喝光了一瓶，然後就幾大口又解決了第二瓶，這下全身都輕松了。飛機還在飛，我看著窗外的雲，天氣很不錯，飛機飛得也很平穩，當我喝完第三瓶時，飛機也降落了。

在蘇黎世機場我待不了很久，也就是在候機室等二十分鐘而已，但我發現我是整個候機室裡沒有手機的人。他們都在打電話商談著生意，至少在我看來是這樣，要不然，他們就是靠打電話來消磨時間吧。管他們呢！因為實在是太無聊了，所以我前後去了洗手間三次：一次是方便，二次是為喝水，順便洗個臉。當我後一次從洗手間出來的時候，我發現好幾個“生意人”都在上下打量我。當一個人與眾不同的時候，肯定是會引起別人反感的，尤其是在機場。但這肯定是有原因的。他們可能以為我是恐怖分子，攜帶炸彈的人，或僅僅是有飛行恐懼癥的人。但事實情況是我純粹是無聊纔去的洗手間，況且也不過去了三次，並不多。很快我就登機了，然後飛機起飛。我在飛機上喝了點礦泉水。短暫的飛行後飛機降落在米蘭附近的馬爾本薩機場。我抓起隨身帶的包，順利地通過了海關和邊檢。我隻需要給他們看來自基金會的邀請信，一切就會非常順利。一切當然會很順利，因為我手裡握著的可是來自洛克菲勒基金會的邀請信。出了機場，我看見一位手裡拿著有“貝拉焦中心”標語的男士，標語下面還用大寫字母寫了我的名字。我朝他揮揮手，他立刻走過來，俯下身就要幫我擰包。

“哦，不需要，我自己來拎。”我說。

他說：“不、不，這是我的工作。”

“沒關繫的，包不重，沒問題。”

“對不起，先生！這是我的工作。”他說得很嚴肅。

我便不再堅持了。他一把抓過包放在自己的肩膀上，指了指我們要去的方向。我生平次覺得走在這個拎著我東西的男士後面，自己挺蠢的，蠢得像個紳士。真的是愚蠢至極了。不過看上去倒也不太糟糕，因為我和他像是在做遊戲——搶包的遊戲。是的！然後我們來到了一輛箱式客車前面，他為我打開門，我便進去穩穩地坐下了。車裡的座位和飛機上的一樣舒服，大概開了一個半小時之後，外面的天已經黑了，濃霧夾雜著細雨裹住了黑夜。除了旁邊的車和車的前照燈，我什麼也看不見。我不自覺地開始打盹，不經意間卻從車的後視鏡裡看到了司機的奇怪的眼神。他一定認為我言行舉止太過奇怪——至少在我看來是這樣，因為我一打瞌睡頭就垂下來了，又或許他壓根期待見到的人就不是我這樣的，而是一個年紀更大的人。一路上我們一句話也沒說，終於到目的地了，這時他纔對我說：

“好了，這裡就是貝拉焦了。”

“好地方啊，看上去不錯。”我說。

這真是一句毫無意義的話。我什麼也看不見，卻說了這樣一句話。其實我們倆說的每一句話都不過是禮貌的寒暄而已，確實沒什麼意思。外面幾乎一片漆黑，高聳的大山和房頂的輪廓還有遠處科莫湖的湖水都淹沒在黑暗中，隻能看見一點昏暗的路燈。夜已經很深了，周圍也沒什麼人。我們走到山腳下，穿過一扇巨大的鑄鐵門，門隨後就關上了。然後來到了一個大房子前，房子上寫有“瑪拉尼斯別墅”的字樣。一位稱自己為貝拉的女士出來迎接了我們。她個頭不高，蓄著短發，年紀稍長，是別墅也是別墅後山的主人。我們很快熟絡起來。她給我看了一樓的書房，隨後便帶我上樓去看我將在接下來一個月時間內要待的房間。她邀請我到主別墅——塞爾貝羅尼別墅用餐，並指了一條通往那裡近的路，然後就走了。這並沒有占用太多時間，我們的對話很快就結束了。我放下包，想先把一切安頓好再說。環顧自周，這屋子裡的一切——床、櫥櫃、牆和椅子都是白的，看上去不錯，屋裡還散發著一股類似薰衣草的味道，又或者是薄荷茶的味道，我也不確定。我換了件衣服，便去了塞爾貝羅尼別墅用餐。那裡已經有人在招待我了。我喫了點牛排、米飯和胡蘿卜，喝了幾杯紅葡萄酒，然後又喝了幾杯礦泉水。我的侍應告訴我不要急，介意慢慢享用，所以我又讓他給我多倒了點酒。他告訴我這裡一日三餐供應的時間，並說用不了幾天我就會熟悉這裡的一切，到那時也就不會再需要任何人幫忙了。喫完飯和他告別後，我就回到了自己的屋子。

我想起來隨身帶的一個小半導體收音機，打開收音機我找到一個電臺，正播放著悠揚的音樂。然後我走進浴室，把浴缸放滿水，準備好好地泡個澡。浴缸比我身子還要長，因此我可以躺得更深一點，於是我伸了伸腿，把整個身子都浸泡在熱水中。我盤算著：反正大多數時候我對生活都沒什麼計劃和安排，既來之則安之，我倒不如好好看看科莫湖上這家瑪拉尼斯別墅到底是什麼樣！

泡完澡後，我舒服地躺在寬大的雙人床上，又開始鼓搗我的收音機。有一家長波克羅地亞電臺正在播報貝爾格萊德遊擊隊籃球俱樂部擊敗了薩格勒布俱樂部。比賽本身其實不是我關注的，讓我驚訝的是我能聽懂新聞播放裡的每一個單詞，那畢竟是我的母語。雖然這些年我的祖國戰亂連連，但我仍然可以清晰地識別出我的母語，這是任何事都改變不了的……

伴隨著接下來的新聞播報和輕柔的克羅地亞音樂，我漸漸地進入了夢鄉。

對我來說，小收音機能帶給我一種奇妙的感覺，那就是：無論是你把它放在胸口還是耳邊，也無論裡面說著什麼語言，你總會感覺有人在耳對你竊竊私語，引你旁入夢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