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得網文學_舊年人物

編輯推薦

晚清至民國一段，時局紛亂，人心思變，而正是在紛亂的變化中方纔顯出人物的性情與品格，於是，平常史家*喜歡的方式就是將人物放到大是大非中去表現，而夏先生別出心裁，所及人物景觀格外不同。……對於舊年人物，夏先生是站在人性的立場上，企圖發掘的是人物身上更豐實的一面，而不是所謂的貼標簽之類的歷史定位法。
——若木（書評家）
《舊年人物》以“說”字當頭，貫穿全書的“閑說”。實則是從小事觀察歷史人物微妙的心態，別有一番洞見，讓人耳目一新。作者所選人物，都是當年赫赫有名的大人物：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林紓、王韜、黃遵憲等，無一不讓她施展了點金術；寫得有血有肉，性情迥然，道出其主要特性；使這些晚清遺老，栩栩如生地進入讀者心中。
——顧艷（作家）
好古但不仿古，或者說不薄今人愛古人，使得夏君評古論今時通達寬厚，不刻薄，也少調侃。偶爾發現一點先賢的小破綻，也都一笑置之，……夏君把這些年追尋古人心路歷程的若干短文集成一冊，不知是在研究歷史，還是在品味人生？抑或二者兼而有之？
——陳平原（北京大學教授）

內容簡介

晚清至民國一段，時局紛亂，人心思變，而正是在紛亂的變化中方纔顯出人物的性情與品格。平常史家喜歡的方式就是將人物放到大是大非中去表現，而作者別出心裁，所及人物景觀格外不同。對於王韜、林紓、譚嗣同、梁啟超、章太炎這些舊年人物，作者站在人性的立場上，企圖發掘的是人物身上更豐實的一面，以及容易被忽略的角度。作者有別於平常史學家，站在人性的立場上，企圖發掘這一紛亂時期人物身上更豐實的一面，而不是所謂的貼標簽之類的歷史定位法。

作者簡介

夏曉虹，北京大學中文繫教授、博士生導師。先後赴日本、美國、德國、捷克、韓國、英國、馬來西亞、以色列以及臺灣、香港地區從事研究與參加學術會議，並曾在德國海德堡大學（1998）、日本東京大學（1999－2001）客座講學。主要關注近代中國的文學思潮、女性生活及社會文化。

小引
纔子、名士名魁儒——說王韜的“豪放”
心存救濟利名輕——說鄭觀應的“恬淡”
傲骨原宜老布衣——說林紓的“好名”
海外偏留文字緣——說黃遵憲的“真率”
我自橫刀向天笑——說譚嗣同的“任俠”
“聖人”心跡——時人眼中的康有為
寂寞身後事——時人眼中的粱啟超
我欲隻手援祖國——說秋瑾的女傑情懷
閱讀秋瑾——一代英雌的人生意義
來自巴黎的警報——梁啟超與五四運動
從留日到抗日——件長民與五四運動抗辯政府的大律師——劉崇佑與五四運動小引
纔子、名士名魁儒——說王韜的“豪放”
心存救濟利名輕——說鄭觀應的“恬淡”
傲骨原宜老布衣——說林紓的“好名”
海外偏留文字緣——說黃遵憲的“真率”
我自橫刀向天笑——說譚嗣同的“任俠”
“聖人”心跡——時人眼中的康有為
寂寞身後事——時人眼中的粱啟超
我欲隻手援祖國——說秋瑾的女傑情懷
閱讀秋瑾——一代英雌的人生意義
來自巴黎的警報——梁啟超與五四運動
從留日到抗日——件長民與五四運動抗辯政府的大律師——劉崇佑與五四運動
酒不醉人人自醉
言志與言趣
標準妻子
舊家女子
自己的房間
說著有趣
人生得意須盡歡
不亦快哉
豈不快哉
得意
人生有情淚沾臆
不快活
豈不哀哉
吳趼人哭
古今人物排行種種
晚清報紙上的秋瑾之死
改良少年賈寶玉
今日黔中大腹賈，當年海外小行人——讀陳季同《學賈吟》手稿本
兩種新刊黃遵憲集版本小議
《芝山一笑》
《繪島唱和》
作為教科書的文學史——讀林傳甲《中國文學史》
學者的收藏——讀《（馮永軒藏品）近代名人墨跡》
說“玩物喪志”
初版後記
後記

媒體評論

不安於平庸，渴望著傳奇，乃是人之常情。在越來越平庸的現實生活中，想要親身體驗傳奇已不可能。那麼，隻好到歷史中去，尋覓舊年人物的傳奇。於是，有了夏曉虹的這本《舊年人物》。打開長滿青苔的井蓋，攪動轆轤放下木桶，撈起一桶清涼清涼的井水……

在線試讀

纔子、名士名魁儒——說王韜的“豪放”
在晚清的中國人中，王韜可算是個名人。他率先遊歐，首倡“變法”，著述宏富，交遊廣泛，不僅國人耳熟其名，在國外知名度也甚高。倘若描述其人的性格，怕隻有“豪放”二字搔到癢處。
其實，王韜本人已有如是說。他嘗撰《弢園老民自傳》，自言不喜八股，“雖勉為之，亦豪放不中繩墨”；又作自傳體小說《天南遁叟》，自稱“長於詩歌，跌宕自豪，不名一家”。而摒棄時文，好弄詩筆，均由豪放之性使然。二、三十歲在上海，人有戲言：
吳門王胖，其纔無雙。
豪具北相，聖壓西方。
牛馬精神，猿貜品概。
日試千言，倚狗可待。
（王韜《寄錢昕伯茂纔》）
五十餘歲重回滬上，鄒弢往見之，記其“雖兩鬢已蒼，而談笑詼諧，猶有豪氣”（《三借廬筆談。天南遁叟》）。終其一生，自少至老，王韜始終以豪放之態與世人相見。
雖說是“江山易改，本性難移”，王韜卻在這本性上喫過大虧。他既因豪放不羈，與八股格格不入，又非富家子弟可由捐納得官。要想出人頭地，在仕途上有所進取，性之所近的便隻有養高名以動世、建奇計以立功了。《天南遁叟》中寫他十六歲（實為十八歲）考中秀纔，賀客盈門，他卻不以為意，言其志曰：
區區一衿，何足為孺子重輕！他日當為天下畫奇計，成不世功，安用此三寸毛錐子哉！
此話倒不全是矯情。傭書於英人麥都思所辦墨海書館，在他並不視為上策，常有“勞同負販，賤等賃舂”的屈辱感，隻是為衣食計，纔明知“托跡侏偶，薰蕕殊臭”、“獲罪名教，有玷清操”（《奉朱雪泉舅氏》）而不顧。盡管遭人訕笑、攻詆，然而一往十餘年而不返，仍可見出其人性情。不過，當作正經事業來做的，其實還是上書建策。纔子、名士名魁儒——說王韜的“豪放”
在晚清的中國人中，王韜可算是個名人。他率先遊歐，首倡“變法”，著述宏富，交遊廣泛，不僅國人耳熟其名，在國外知名度也甚高。倘若描述其人的性格，怕隻有“豪放”二字搔到癢處。
其實，王韜本人已有如是說。他嘗撰《弢園老民自傳》，自言不喜八股，“雖勉為之，亦豪放不中繩墨”；又作自傳體小說《天南遁叟》，自稱“長於詩歌，跌宕自豪，不名一家”。而摒棄時文，好弄詩筆，均由豪放之性使然。二、三十歲在上海，人有戲言：
吳門王胖，其纔無雙。
豪具北相，聖壓西方。
牛馬精神，猿貜品概。
日試千言，倚狗可待。
（王韜《寄錢昕伯茂纔》）
五十餘歲重回滬上，鄒弢往見之，記其“雖兩鬢已蒼，而談笑詼諧，猶有豪氣”（《三借廬筆談。天南遁叟》）。終其一生，自少至老，王韜始終以豪放之態與世人相見。
雖說是“江山易改，本性難移”，王韜卻在這本性上喫過大虧。他既因豪放不羈，與八股格格不入，又非富家子弟可由捐納得官。要想出人頭地，在仕途上有所進取，性之所近的便隻有養高名以動世、建奇計以立功了。《天南遁叟》中寫他十六歲（實為十八歲）考中秀纔，賀客盈門，他卻不以為意，言其志曰：
區區一衿，何足為孺子重輕！他日當為天下畫奇計，成不世功，安用此三寸毛錐子哉！
此話倒不全是矯情。傭書於英人麥都思所辦墨海書館，在他並不視為上策，常有“勞同負販，賤等賃舂”的屈辱感，隻是為衣食計，纔明知“托跡侏偶，薰蕕殊臭”、“獲罪名教，有玷清操”（《奉朱雪泉舅氏》）而不顧。盡管遭人訕笑、攻詆，然而一往十餘年而不返，仍可見出其人性情。不過，當作正經事業來做的，其實還是上書建策。
總算不是“英雄老去，機會方來”，太平天國革命與第二次鴉片戰爭的“亂世”，正是王韜尋求“成不世功”的良機。其間值得一提的有三件事：一是他三次寫信給江蘇巡撫徐有壬，代籌“御戎”、“平賊”策，而以對付外患為主；一是先後兩次向江蘇布政使吳煦獻“卻賊殺賊”之計二十條、“杜賊接濟”之計十四條，專以剿滅太平軍為急務；一是借探母病回鄉之際，化名“黃畹”，向當地太平軍首領、蘇福省民務宮劉肇鈞上書，建議奪回安慶、緩攻上海。前兩次還算“正途”，隻是因徐氏早死，王韜的豪宕不檢又得罪了人，故未成功；後一次則純屬“險招”。關於此舉的真實意圖，王韜以後屢有表白：“夫僕之初心，人所未喻，《南行》一詩，稍見厥志，所謂‘置身豺狼近，殺賊先結賊’者也。”（《與徐子書》）確否如此，還不能肯定。但不論出於何種考慮，沒有些膽量豪氣的書生總做不出來。此信很快被清軍收繳，王韜險遭殺身之禍，逃亡之餘，他還要為“奇計未就，謗書已來”（《與田理荃大令》）遺憾不已。出奇制勝的“不世功”沒能建成，又差點丟掉性命，這一次的打擊對於“自負奇傑”（《上江翼雲明經師》）的王韜來說實在太沉重了。
得英人保護遁居香港後，王韜已悟到此次落難與其豪縱性格不無關繫，在給女婿錢徵的信中即有表露：
往時詩酒征逐，興酣耳熱，輒與諸故人抵掌論天下事；至無可如何處，眥裂發指，或為阮籍哭途，或作灌夫罵座，以故禮法之士嫉之如仇。放廢以來，久為時流所唾棄，境遇堙塞，氣概頓盡，不復作此態矣。
是否均為天下大事結怨於人姑且不論，在灰心喪氣之時，王韜有意深自斂抑，原很自然。不過，上書惹禍究竟隻是阻塞了他直接從政的路子，並沒有斷送其成名的前途。何況，從不世之功一轉而為名山事業，這對留心古今、兼及中外的王韜並不困難。而他作為《循環日報》的主筆一旦打開局面，《普法戰紀》等書為他在國內甚至日本贏得了聲譽，王韜就更沒有必要過於委屈自己了。
本來，以王韜這種性格，做文士還勉強可以，入官場則不行，“動輒得咎”、“人皆欲殺”，便是前輩大有體會之言。王韜不知就裡，勉為其難，當然要踫得頭破血流。而經此重創，加之年齡漸長，閱歷漸深，豪氣不除的王韜總多少有所改變。
《瀛燸雜志》出版時，王韜已近五十歲。他贈書與妻兄楊引傳，得其“錦心繡口”之譽，大不以為然，理由是：
夫人生少為纔子，壯為名士，晚年當為魁儒碩彥。而“‘錦心繡口’四字，猶是纔人本色”（《與楊醒補明經》），與王韜自認已經步入的碩彥境界相去太遠，難怪他不領情。不過，他這番由纔子而名士而魁儒的自我總結，倒是予我們的題目以極好的提示。
初到上海的王韜，正值纔子向名士過渡的階段，其豪興便表現為清狂、放蕩，甚至帶有幾分洋場纔士的無賴氣。恃纔傲物，譏評時人，是他此時的慣態。稍有餘裕之後，買醉黃垆、訪艷青樓也成了家常便飯。無論何事，王韜隻是一味任性直行。他為李善蘭向人討要《九章算術》與《數學九章》刊本，將孫澈所編詞選四冊徑送熟人強其代售，這還都是出於幫朋友的忙。而李善蘭把從他手中交換得來的圍棋兩盒送人後，王韜又借口“本我家故物”，像個賢孝子孫一般向得主索求，則全是為自己快意。朋友之間，他更是無所顧忌。他想喝酒，便寫信給孫文川：
今晚擬造高齋，效康駢劇談，風雨過從，亦難得事。
…直訪水鏡而呼為穆公而設醴，敢援此例，
以告足下。但當目為酒人，幸勿訶為惡客也。他缺錢用，又送詩給孫文川：
今朝又是花朝了，早起詩成酒未酤。
偶憶孫郎多諾責，酒錢還肯送來無？
孫氏也真可人，每一次都不讓他落空。而王韜將施之於朋友間的故伎重演於官場中人，卻往往踫壁。他有《歲暮干人書》，是寫給已解職的原蘇松太道吳健彰的，雖然文采飛揚，主意隻在要錢：“減太倉一梯之米，已飽侏儒；注大海半勺之泉，即蘇涸鮒。”書去，吳氏遲遲不理會，令王韜大生怨恨。在日記中雖然自責“貶節以謀利，吾誠過矣”，但接下來就大罵吳健彰為釀成上海小刀會起義的罪魁禍首，“將來邑志中載其穢跡，定不曲筆相宥”。並且說，他在此前寫給吳氏請其捐資刻書的一封信中，已“隱約其詞，蓋有挾而求耳，而不虞此老竟漠然置之也”。有意敲詐，未遂則恨恨不已，豈不很有些痞氣？
王韜的縱酒、好色本來像他的吸鴉片一樣，並沒有多少深意。但他既自視為奇纔，一般行事，在他說來也就有了非同尋常的理由。這一時期，他喜歡提及的古人便是魏無忌。信陵君有救趙存魏的大功，晚年因受魏王猜忌，“乃謝病不朝，與賓客為長夜飲，飲醇酒，多近婦女”（《史記．魏公子列傳》），後竟病酒而亡。王韜要高自標榜，於是引魏公子為同調。以他的體質，本應戒酒，然而他拼命痛飲而不稍加節制，自解為：
信陵之醇酒婦人自戕其身，周伯仁之過江無三日醒，劉伶之荷鍤便埋，此皆中有所郁結，托麴君以自晦，謂世上無可言，而醉鄉有真知己也。然韜豈真能好酒哉？偶過飲，胸鬲便覺不快，晨起，頭即岑岑然。加以體素患熱，痰灼唇裂，與酒甚不宜。而猶不肯輕放杯杓者，以群公袞袞，不堪醒眼對之耳。
因此，越是警報頻傳，他飲酒狎妓的意義便越深刻重大，所謂“時事至此，何從下手，隻索痛飲耳”（《與龔孝拱上舍》）。聽說太平軍攻下蘇州，他先想到的是：“此間彈丸一隅，未知屬於何人。使其果至，書生當殺賊而死，以報我國家耳。幸其未來，當及時行樂。”遂先往酒樓，“酒飲無算爵”；再去宿娼，嘗試“生平未嘗一至”的“臺寄”（“小家女子可以托其招致，謀一夕歡”）風味，頗有“牡丹花下死，作鬼也風流”之概。對人說起，仍是“餘今日之所為，亦信陵君醇灑婦人之意也”。因而，他吐露其壯志偉願的方式自與常人不同，常在酒足飯飽、撚花惹草之時慨嘆：
噫！今日中原，豺虎縱橫，干戈擾攘，得享清福、領略閑趣者，能有幾人？能有幾處？思至此，不禁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
要說時局對王韜的興致全無影響，也不盡然。起碼其好友管嗣復從常州脫身至上海，向他講述沿途所見殺戮慘況，又同去勾欄喫枇杷時，王韜便會因想到枇杷的產地已為太平軍攻占，而“食之頗不能下咽”（均見《王韜日記》）。
不管是否有意模仿，王韜的這些舉動總令人想起魏晉名士的作派。明顯的是生死這種大關節，在王韜口中也說得十分輕易。其友郭福衡自松江來信，謂太平軍一到，他即以死報國。王韜嘉許其志，與友人聚飲時，便“請與諸君各浮一大白，以決郭君之必能死也”，並聲稱將為其收骨樹碑，上刻“清故忠烈貞士郭君之墓”。但復信給郭氏時，王韜又要他“暫至此間，亦可與友朋數日聚首。果其大事決裂，死亦未晚”。而且王韜認為，在上海死比在松江死名聲更好：“且雲間城陷，倉猝自殉，人以為避賊及而然耳；何如在此間從容就義之為更美乎？”這種思路，非名士習氣極重的人不會有。實際上，隨著年齡的增長，王韜的成名之心也愈熾。日記中常見“頭顱三十，未能成名，殊自愧耳”、“顧尚未能忘者，名耳”一類話，後來，他也向人坦白過，在滬時，曾“妄欲以虛名動世，求於時下名士中廁一席”（《與楊醒逋書》）。既存此心，在放浪形骸、但求自適的同時，也難免沾染上名士的虛矯氣。
1860年在上海，王韜還信誓旦旦地表示與太平軍不共生，要學魯仲連蹈海而死；僅僅過了一年多，便有上書太平天國事；繼而又一遁千裡，並未踐言。可見文人的話，當不得真。正是因其避難香港，這纔有了從名士進為魁儒的王韜。
此時，這位“三吳甫裡之狂客”顯然已變得頗為持重。盡管喜談時務、上書言事的習氣不改，而曾國藩、李鴻章、丁曰昌等一時重臣均有意招之幕下，王韜卻一概辭謝，寧願作局外人參劃謀議。晚年，他也還請人鬻書以佐刻資，不過言辭之間已十分慎重。他甚至吟出過“纔不能奇未敢狂”（《粵中贈卓司馬湘蘭》）的詩句，狷狂之態確實大為收斂。但是，“未敢狂”恰恰道出其狂氣未除隻是由外轉內，不再似前期咄咄逼人而已。同樣，他也不拒絕虛名。“”的傳說從其《循環日報》同事口中傳出，而王韜並不曾加以更正，焉知他不是因為這件與太平天國有關的事純屬無中生有，對他不構成危險，且頗能聳世動聽，纔喜歡保留這個神話？能見出真性情的到底還是他的文章。著書立說乃儒者分內事，何況其豪情逸興借此一端纔能發露無遺。不輕易臧否人物，倒正好縱論時事，“以胸中所有悲憤郁積，必吐之而始快；故其氣磅礡勃發，橫決溢出，如急流迅湍，一洩而無餘”（《改園尺牘續鈔咱序》）。
至於醇酒、婦人的嗜好，在王韜本無意放棄，也確實終身不變。1879年東遊日本，王韜已五十二歲，卻仍載酒旗亭、看花曲院，興致甚高。日本文士喜談風月的習俗與他一拍即合，使他如魚得水，以致竟有“天壤王郎，欲以十萬黃金購盡東國名花”（眉中翰書》）的狂言。隻是這個“王郎”畢竟年紀大了，偶爾也會被“東國名花”冷落，於是王韜作詩曰：
黃金費盡買來愁，垂老頹唐花見羞。
隻待十年容色改，那時看汝尚風流？
日本人士見其“知命之年尚復好色，齒高而興不衰”，也不禁生疑。王韜卻答道：
信陵君醇酒婦人，夫豈初心？鄙人之為人，狂而不失於正，樂而不傷於淫。具《國風》好色之心，而有《離騷》羌人之感。光明磊落，慷慨激昂，視資財如土苴，以友朋為性命。生平無忤於人，無求於世。嗜酒好色，乃所以率性而行、流露天真也。如欲矯行飾節，以求悅於庸流，吾弗為也。王安石囚首喪面以談詩書，而卒以亡宋；嚴分宜讀書鈐山堂十年，幾與冰雪比清。而終以僨明。當其能忍之時，偽也。世但知不好色之偽君子，而不知好色之真豪傑，此真常人之見哉！（《扶藻遊記》）
比起從前的矯飾，這話可算是極為坦誠。先聖有言：“食色，性也”（《孟子•告子上》）；“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札記•禮運》）。這就難怪王韜振振有詞。隻是一味“率性而行”，不說有傷風化，至少也是自戕身體。王韜晚年自稱“藥爐茗碗，獨遣良宵，幾於一月二十九日病”（《與馬眉叔觀察》），便是縱欲過度的結果。
雖然王韜對“信陵君醇酒婦人”有了新解，但一回到國內，環境的壓迫還是使他不由自主地在原來的意義上使用這個典故：“入春以來，羌無好懷，非藥爐茗碗長夜無聊，即載酒看花跌宕風月耳。信陵醇酒婦人，借以消愁排悶，豈真溺而不返哉！其心獨苦也。”（《與楊醒逋明經》）而在飽經憂患之後，猶出此語，也顯得頗為沉重。
旅港時期，王韜尚友古人，魏公子之外，還多了一個杜牧。杜牧知兵法，有謀略，曾著《罪言》等文講論治亂戰守之道；又性喜征歌狎妓，留有“十年一覺揚州夢，贏得青樓薄幸名”（《遣懷》）之句。王韜南來後，自號天南遁叟，解釋“遁”之意為：
磨蠍在宮，天讒司命；斯世忌纔，所遘尤甚。賈誼獻策，杜牧談兵；拂意當事，便成罪狀。遐荒悶采，含素養貞；吁嗟絕島，乃容我身。此“遁”之所由來也。（《遁窟讕言•自序》）顯然是把自己的上書與杜牧的著論一體看待。他的《歿園文錄外編》與《弢園尺牘》多為政論文字，因此也稱之為“杜牧之《罪言》”（《弢園著述總目》）。而在日本所作的贈妓詩中，王韜更屢次以杜牧自比。杜牧在筵席上看中紫雲，向主人討要（見《樊川外集．兵部尚書席上作》），這也成了王韜詩中常用的典故：座中豈有樊川在？怕發狂言乞紫雲。
除了遭際不遇的相同點外，有經世安邦之纔與風流俊逸之情，正是他思接千載選中杜牧的原因。何況杜牧還留下了不少傳世名作，這也比魏公子更切合晚年的王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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