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得網文學_中國文學的情感狀態

內容簡介

“e批評叢書”是一套關於幾十年代的中國文學評論。由十位大多出生於十二世紀六七十年代的批評家所著，他們在九十年代取得了豐碩的批評業績，他們的地位、名聲和影響也許還無法與八十年代那批批評家相比，但是他們已經開始了全新的追求，他們的第一次“集體亮相”也算得上是對一個時代文學批評成就的一次總結和展鋻。這套書不是宣言，也不是證明，而是一次貨真價實的“呈現”與“展示”，這代批評家將用他們*秀的批評文章標示一個新的時代的到來。以各自不同的一套批評筆墨，或深刻精警、或犀利獨特、或嚴謹扎實、或自由放達，從不同的視角或層面來切入當下的文學創作，表達訴說著他們作為一個文學評論家的良知、正義、職責以及對於當前的文學現像、文學性質、文學發展以及具體作家作品的獨到見解與鮮明立場，撇開浮沫，洞入真知，再現了當下文學的本真狀態與精神走向。本書為作者近年學術論文精選，集中反映了作者近年學術研究成果和主要思想觀念。

作者簡介

葛紅兵，1968年生，文學博士，教授。1987年起從事文學創作及中國現當代文學、文藝學研究，繫當代中國有影響的文學批評家、作家，多次出訪澳大利亞、英國、新加坡等地講學、交流。主要學術代表作：《五四文學審美精神與現代中國文學》、《障礙與認同一中國當代文化問題》、《

瞧，他們走來了——“e批評叢書”總序
20世紀中國文學的“民族化”、“西方化”、“世界化”問題
當代中國文學的情感狀態
論中國現、當代文學史的斷代問題
發聲，還是沉默？
意像主義寫作
直譯都市民間
個體性文學與身體型作家
個體文化時代及其批評策略
重溫1988：全球化時代“人道主義”何為？
論道德批評
20世紀中國文藝理論批評史反思
論恐怖
論爭執瞧，他們走來了——“e批評叢書”總序
20世紀中國文學的“民族化”、“西方化”、“世界化”問題
當代中國文學的情感狀態
論中國現、當代文學史的斷代問題
發聲，還是沉默？
意像主義寫作
直譯都市民間
個體性文學與身體型作家
個體文化時代及其批評策略
重溫1988：全球化時代“人道主義”何為？
論道德批評
20世紀中國文藝理論批評史反思
論恐怖
論爭執
論悔恨
論群集
異見模式的缺乏、奇觀模式的泛濫、深度模式的平庸——中國電影的總體危機
中國文學與中國夢
多媒體時代的批評標準
關於當下小說創作類型化問題的一些思考
有文化共識纔有文化發展
病重的中國——“五四”新文化革命中的“身體”隱喻
中國思想的一個原初立場3世紀前中國思想中的“身”觀念
身體寫作——啟蒙敘事、革命敘事之後：身體的當下處境
“饑餓”的文化圖譜
作為“性”的身體
身體倫理學——倫理奠基於身體之上是否可能？

在線試讀

20世紀中國文學的“民族化”、“西方化”、“世界化”問題
中國文學與世界性文化的矛盾一直困擾著中國文學的現代化，民族化、西方化等問題不僅是困擾著20世紀中國文學創作的實踐命題，也是困擾著20世紀中國文藝理論研究的理論命題。中國文學之現代化，走西方化路線還是走民族化路線？人們一直存在爭議。如何從理論上總結民族化與西方化之得失，對此理論界也莫衷一是。本文試圖歷史地回顧20世紀中國文學發展過程中西方化與民族化傾向糾葛纏繞、交替消長的曲折過程，對“西方化與民族化”這一中國文學之現代化進程中反復出現的基本命題進行反思，並結合中國文學發展的當代狀況正面提出“世界化”觀念。本文從對20世紀中國文學史的分析出發，認為，20世紀中國文學的民族化和西方化實踐都是失敗的。進而，本文在理論上論證，民族化論者失敗的原因在於中國民族文學是完全與西方文學異質的文學，兩種文學語碼完全不一樣，缺乏對話性；西方化論者失敗的原因在於他們用西方式文學和西方文學對話，對話跨越了中西鴻溝，但卻使我們失去了自我，他們的對話對中國文學總體構不成實際意義。對話的根本目的是增進了解、彼此促進，真正的對話應該是建立在彼此有共同的問題需要探討的時候。現在，中國社會已經進人了“現代化”過程，中國文學遇到的問題開始具有“世界性”。這個世界性問題正是真正的跨文化文學對話的基礎，在這個基礎上，中國文學要解決的問題和當今世界文學要解決的問題有了同構的關繫，中國文學的解決方案對世界文學有了借鋻意義，同時世界文學的解決方案對中國文學也有了學習價值。現在，我們要問的是中國文學在面對這些世界性問題時，它的解決方案哪些是獨創的，隻有這個獨創的東西，纔會為世界文學所需要。所以，我說，當代中國文學的世界性，根本的根基不是從西方拿來的問題，也不是從民族傳統中繼承的問題，而是在這些之上，孤獨地面對當下社會的“現代化”這個現實，並且拿出自己獨創的藝術表現方案來。我們要獨創的藝術表現圖式，這個圖式，它是獨創的纔是世界的。所以，我反對民族化，也反對西方化，而主張提“世界化”，首先我們就是世界的一分子，然後是在這個分子的基礎上，提出我們的東西，這個東西本身就有世界性。
一、“西方化”及其歷史20世紀中國文學的“民族化”、“西方化”、“世界化”問題
中國文學與世界性文化的矛盾一直困擾著中國文學的現代化，民族化、西方化等問題不僅是困擾著20世紀中國文學創作的實踐命題，也是困擾著20世紀中國文藝理論研究的理論命題。中國文學之現代化，走西方化路線還是走民族化路線？人們一直存在爭議。如何從理論上總結民族化與西方化之得失，對此理論界也莫衷一是。本文試圖歷史地回顧20世紀中國文學發展過程中西方化與民族化傾向糾葛纏繞、交替消長的曲折過程，對“西方化與民族化”這一中國文學之現代化進程中反復出現的基本命題進行反思，並結合中國文學發展的當代狀況正面提出“世界化”觀念。本文從對20世紀中國文學史的分析出發，認為，20世紀中國文學的民族化和西方化實踐都是失敗的。進而，本文在理論上論證，民族化論者失敗的原因在於中國民族文學是完全與西方文學異質的文學，兩種文學語碼完全不一樣，缺乏對話性；西方化論者失敗的原因在於他們用西方式文學和西方文學對話，對話跨越了中西鴻溝，但卻使我們失去了自我，他們的對話對中國文學總體構不成實際意義。對話的根本目的是增進了解、彼此促進，真正的對話應該是建立在彼此有共同的問題需要探討的時候。現在，中國社會已經進人了“現代化”過程，中國文學遇到的問題開始具有“世界性”。這個世界性問題正是真正的跨文化文學對話的基礎，在這個基礎上，中國文學要解決的問題和當今世界文學要解決的問題有了同構的關繫，中國文學的解決方案對世界文學有了借鋻意義，同時世界文學的解決方案對中國文學也有了學習價值。現在，我們要問的是中國文學在面對這些世界性問題時，它的解決方案哪些是獨創的，隻有這個獨創的東西，纔會為世界文學所需要。所以，我說，當代中國文學的世界性，根本的根基不是從西方拿來的問題，也不是從民族傳統中繼承的問題，而是在這些之上，孤獨地面對當下社會的“現代化”這個現實，並且拿出自己獨創的藝術表現方案來。我們要獨創的藝術表現圖式，這個圖式，它是獨創的纔是世界的。所以，我反對民族化，也反對西方化，而主張提“世界化”，首先我們就是世界的一分子，然後是在這個分子的基礎上，提出我們的東西，這個東西本身就有世界性。
一、“西方化”及其歷史
中國文學的現代化是從五四新文學革命開始的，按照胡適的總結，這個現代化在語言形式上以“白話文”為特征，內在精神上以“人的文學”為特征。胡適進一步認為，“白話文”的理念是他提出的，而“人的文學”的理念是由周作人提出的。無論是提出以“白話文為正宗”的胡適，還是提出“人的文學”理論的周作人，在當時都是西化論者，即主張中國文學的現代化必須走西方化的道路。周作人的“西方化”觀念主要側重在文學精神上，他認為，中國古代的東西就如同遺傳基因一樣是永遠地在我們的血液裡的，所以用不著我們著意繼承或者模仿，而外來的東西則相反，“我們歡迎歐化是喜得有一種新空氣，可以供我們享用，造成新的活力”。周作人希望借西方的新鮮血液使中國文學獲得新的精神動力。當然周作人也強調這種借鋻必須以“遺傳的國民性”作為“它的素地”，也就是說周作人對“西方化”是有一定保留的。比較而言，胡適的“西方化”觀念主要側重在文學形式上，而且態度比周作人徹底、激進，“吾唯願今之文學家作費舒特[Fichte]，作瑪志尼[Mazzini〕，而不願其為賈生，王璨，屈原”。
“西化論”者如何對待中國古代白話文學傳統呢？胡適從“白話語言”的形式角度對遼之後中國白話文學傳統做了肯定，對《水滸》、《西遊》、《三國》推崇備至，不過他對上述古典古代白話文學作品的推崇是從“對歐洲中古路德、但丁反對拉丁文，建立本國的俚語文學的比附”出發的，其立意點依然是在鼓勵中國現代作家向西方人學習，做路德、但丁，並非真的要人們向中國傳統白話文學靠攏。事實也的確如此，周作人、錢玄同換了一個角度——從思想內容的角度——就對上述中國古代白話小說生出了否定的看法。周作人差不多將中國古代白話小說貶得一錢不值，在《人的文學》一文中，周作人把《聊齋志異》看成是“妖怪書類”，把《水滸》、《七俠五義》看成是“強盜書類”，把《三笑姻緣》看成是“纔子佳人類”，把《西遊記》看成是“迷信鬼神書類”，並說“這幾類全是妨礙人性的生長，破壞人類的平和的東西，統應該排斥”。錢玄同，他一方面極贊成“語錄以白話說理，詞曲以白話為美文，此為文章之進化”，“小說為近代文學之正宗，此亦至確不易之論”，但是，一談到內容，他的觀點就立即來了個大轉彎，他說，“詞曲小說，誠為文學正宗，而關於詞曲小說之作，其有價值者則殊鮮。”錢玄同從“高尚思想”、“真摯感情”角度遴選中國古代白話小說，選來選去，卻幾乎把那些古代白話小說全部否定了。周作人、錢玄同者是從思想內容角度對中國傳統白話小說展開批評的，他們把小說定位在為“人本主義思想”做宣傳鼓動上，不約而同地把中國古代白話小說看成是“纔子佳人”、“誨淫誨盜”、“神怪不經”、“迂謬野史”而加以撻伐，主張中國文學必須在精神上西方化（啟蒙化）。
從上述分析，我們不難理解，為什麼五四時期西化派作家強調文學白話化，卻大多對中國傳統白話小說特別不感興趣。五四時期，中國文學現代化的一個重要表征，是現代橫斷面式短篇小說的發達，與之相關的是中國傳統章回小說的式微。明清白話章回小說，大多有“擬話本”的形式特征，保留了小說作為“說書”的口語體式，但是，在中國小說的現代化過程中，現代小說家一方面強調小說要用“白話”、“口語”，另一方面恰恰在形式上革除了明清白話小說的“說書”特征。他們開始用白話文寫作，但是這白話文的“現代小說”卻恰恰不再具有中國古典白話小說因“聽一說”這一“說書”特征而發展起來的特殊的口語化表現技巧，而向著“純書面／案頭讀物”方向發展。這至少從表面上看是個矛盾。
為什麼會出現這種矛盾呢？顯然，五四人是把“書面／案頭化”作為現代小說的標準之一來認識的，其來源是對由知識分子案頭創作，紙面媒體印刷出版發行的西方“書面／案頭小說”的觀察和比附。五四一代人以西方小說來比附中國小說的思維定式，導致他們根本看不到中國古代白話小說特別是話本小說的口語體長處。五四人不僅全面否定中國古代文言文學的士大夫傳統（從啟蒙的動機出發，五四人要求文學成為宣傳啟蒙理念的利器，因而他們要求文學通俗化），也否定中國古代白話文學傳統特別是話本小說傳統（啟蒙要求小說知識分子化，話本小說雖然是通俗化的，但卻是非知識分子化的），其核心動機是在“西方化”上。
這個“西方化”在當時是以文學的“啟蒙化”為特征的，在這種情形下，五四西化派把文學革命的參照繫橫向地定位在了西方，而不是縱向的定位在中國古代某個（白話）文學傳統上。他們之所以強調中國古代文學具有白話傳統，隻是在理論上玩了一個“白話文學古已有之”的論證策略（中國人特別欣賞“古已有之”的論證，這種方法近代維新知識分子也用過，例如《孔子改制考》），這個策略僅僅是出於為五四新文學革命提供輿論支持的目的而提出的，並不是真的要把它用在實踐中，對新文學發展起導向作用。由上述分析，我們可以這樣認為，五四西化派對中國文學現代化之道路的選擇，是令其“向西而去”，五四西化派對中國古代白話小說的語言理路及其現代化轉型的可能性是盲視的。五四西化派有一種中國“萬事不如人”的心態，中國文學要在形式和內容兩個方面雙雙“向西方學習”的心理。
五四西化派的這種心態在20世紀80年代再次找到了回應。隨著五四時代大潮的落幕，又因為中國受到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文學上的西化浪潮漸漸湮滅，1949年以後更是銷聲匿跡。20世紀80年代初，隨著中國大陸再次進入開放時代，文學上的西化浪潮也又一次浮出地表。經過“文革”極端民族主義文學禁錮，20世紀80年代初的中國作家突然發現，他們在思想感情上竟然變得那麼親近西方現代派文學，這個時候袁可嘉適時地翻譯“外國現代派文學作品”，徐遲等推介“西方現代派文學”正好適應了他們的需要，於是一股拿來之風驟然興起。這次西化浪潮，首先表現在詩歌方面，朦矓詩的崛起是它的第一個標志，北京的一小撥愛詩的人在“文革”的禁錮當中如饑似渴地閱讀著當局內部印刷的供領導干部閱讀的西方作品，他們並沒有明確的西化理論主張和趨向，隻是直覺地親近著他們所能看到的西方作品，模仿著這些作品，就這樣他們無意中擠上了西化之路。此後是西化的現代派小說及戲劇的流行，小說理論方面出現了《現代小說技巧初探》等書，該書強調小說要揭示現代社會矛盾，探索人物的內心世界，表現復雜的人性，嘗試新的表現手法。這些和當時的階級論、典型論、工具論文學觀構成了鮮明反差，自然也受到了批判。當時有位老作家就說：“近年來有些年輕作者的創作脫離生活，一味追求所謂‘新、奇、怪’，即盲目模仿西方現代文學的某些技法，走上了邪路。”在這種情況下當時的西化論者面臨的壓力很大，至少不比五四時期胡適、周作人等提倡西化時遇到的小。是的，20世紀80年代的西化論者其理論策略是僅僅把西方現代派文學當作一種技巧來認識，以規避“現代派文學是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社會主義國家不需要也不可能需要現代派文學”論者的反對，他們提出，如果說西方現代派文學本身是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一部分，那麼其藝術表現技巧則是沒有意識形態性的，是可以為無產階級文學借鋻、學習的。的確，論證技巧問題要比論證“西方現代派文學是批判資產階級的文學，因而具有無產階級性，可以為無產階級文學之一部分”容易得多。《現代小說技巧初探》中，作者的討論嚴格限定在“技巧的演變和發展”上，並且就“同一種技巧，是否能為不同的內容服務呢？具體來說，西方現代資產階級作家的體現資產階級思想、趣味、感情的小說所使用的技巧，中國當代無產階級作家可否用來體現無產階級的思想、趣味和感情”的問題作了肯定性的回答。表面上看作者是在呼吁中國作家對西方現代派小說作技巧上的借鋻，實際上作者提出了是一種西化“現代派文學觀”（相比較而言，我們可以稱五四西化派提出的是一種西化的“啟蒙主義文學觀”），該書《序》中葉君健先生說，“我們現在的欣賞趣味，根據我們所出版的一些外國作品及其印數看，似乎是仍停留在蒸汽機時代。我們欣賞歐洲十八世紀的作品，如巴爾扎克和狄更斯的作品，甚至更早的《基度山恩仇記》，超過現代的作品。至於本國作品，現在還有一個奇特現像，有些人欣賞《七俠五義》，似乎超過了任何現代中國作家的作品——如果新華書店的訂貨能作為判斷一部作品的欣賞價值的標準的話。這種‘欣賞’趣味恐怕還大有封建時代的味道。這種現像的形成也可能是我們多年來無形中在文化上與世隔絕的結果。”從上述分析可知，其實作者是在努力推介西方現代派文學，隻是這種推介是羞羞答答的罷了，它的邏輯是“技巧是沒有階級性的，西方現代派文學技巧完全可以為中國無產階級文學借鋻，可以用西方現代派這個形式，表現中國無產階級文學的內容。”這種論說方式體現了經歷過“文革”，對“文革”磨難記憶猶新的一批中老年作家、理論家的比較典型的思維。
但是，更年輕的理論家們則不滿足於這種遮遮掩掩的“西化論”，他們更願意以激進、直露的方式闡明自己的西化觀念。一位在當時非常出名的青年理論家就認為中國當時的現代派都是“偽現代派”，“作家體驗到的東西大多是受到社會理性道德規範束縛的東西，表達出的觀念是社會層次、理性層次、道德層次的東西，可是又采用了現代派的藝術手法，這就造成了外在形式和內在觀念的分離。”（《危機!新時期文學面臨危機》）在更年輕的理論家們看來，中國文學之現代化並不能簡單地從借鋻西方現代派表現技法上獲得的，這隻會導致“偽現代化”，中國文學的真正現代化必須整個地從頭來：不僅僅是從技法上向西方現代派學習，而且更重要的是從思想意識上向西方現代派學習。有西方現代派的形式，而沒有西方現代派的內容，這正是中國文學之危機所在；必須下決心使中國文學在內容和形式兩方面同時西方現代派化。這種觀點實際上是強調中國文學不僅要在形式上西方化（現代主義化），而且還要在內容上西方化（文學體驗的現代主義化）。
這種激進的西化觀，一經出現便遭到激烈批判，這逼迫這一派對中國新文學作西化觀指導下的歷史回溯，以便為自己的觀點提供歷史證據。在這種思路的左右下當時出現了一股用西方現代主義眼光重新解讀中國現代文學史的衝動。1985年黃子平與錢理群、陳平原的三人對話《論“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就是這樣一個文本，該文這樣論述：“二十世紀中國文學浸透了危機感和焦灼感，浸透了一種與十九世紀文學的理性、正義、浪漫激情或雍容華貴迥然相異的美感特征。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從總體上看，它所包含的美感意識與本世紀世界文學有著深刻的相通之處。”該文實際上全盤推翻了中國學界、政界以往對20世紀中國文學的性質所作的論斷，認為20世紀中國文學在性質上是和西方20世紀現代派文學同構的現代主義文學。這是對20世紀中國文學思潮的重新解讀，與此同時，這種重讀思潮也發生在具體的作家作品領域，汪暉、王曉明、吳俊等開始更加重視魯迅小說和散文中的現代主義因素，魯迅作品中，雜文的受重視程度明顯降低了，一時間《野草》成了魯迅的代表作；相應地對茅盾、巴金等作家作品的重讀也熱行起來；以致發展出一波“重寫文學史”浪潮。
西化思路，不僅僅作為指導文學發展的一種方向而在20世紀中國文學發展史上產生了重大影響，而且作為一個文學理論指針在20世紀中國文論史上也產生了影響，如陳平原對中國近代文學轉型的研究。陳平原對中國近代小說流變的觀察實際是建立在一套西化的評判模式上的。陳平原說“……中國小說的主流還是不能不推白話小說。白話小說語言清新通俗，善於描摹人情世態，再加明清兩代文人的改造，滲入不少文人文學的色彩，產生過《儒林外史》、《紅樓夢》等一批傑作……白話小說藝術表現力強，在中國小說史上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可又甩不開說書人的腔調——兩者（指文言小說和白話小說——葛紅兵）都無力承擔轉變中國小說敘述模式的重任，除非在小說觀念和小說傳播方式上來一個大的變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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