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學》旨在適應新世紀人文科學發展和社會進步的要求，積極吸納一切新鮮成分，促進文學研究的新新不已。在學術上，《新文學》追求獨立的精神、高雅的品格、廣大的懷抱、堅實的成果。《新文學》興趣廣泛：包括古今中外的文學研究，文學之間的聯繫與比較的研究；關於文學的思想、理論、方法與批評；有關研究的介紹、翻譯與評論，以及文學研究的研究、文學研究者的研究等等。  

《新文學第8輯》包括“新文學論壇”、“吳宏一小輯”、“文學史觀”、“古典新義”、“禪釋空間”、“文學訪談”、“師友之間”七個主題，邏輯清晰、內容生動有趣，在名家的探討中了解學習。

第三，是文學史家在撰寫文學史論著時所欲寄托的某種思想意義，或評介歷史人物和作品時所引發的某些議論，前者與史家的動機有關，後者與史家的心態有關，二者都帶有濃厚的主觀色彩，說得準確些，是文學史家把某種思想賦予了文學史論著。但盡管這種賦予有恰當與否、合適與否、自然與否之區別，卻並非是純粹主觀的，也並非是絕對的外加，因為史家之所言畢竟不可能與文學史的客觀事實，與文本、人本毫無干繫。任何史著本來就允許（也不可能杜絕）史家主體意識的介入，故在分析文學史本體時也不可完全把這種寄托和議論排除在思本之外-

讓我們對此稍作說明。出於某種動機而在文學史中寄托一種思想意義的，可以黃人的《中國文學史》為例。黃人生活於清末民初，痛感列強環伺、清廷腐朽所造成的國家民族危亡之局，遂欲以文學救國，而文學史也是他手中的一種武器。他在任東吳大學教授時編《中國文學史》，首先便對“文學史之效用”作了詳盡闡述。黃霖《近代文學批評史》第九章《中國文學史學》介紹黃人編史的四大目的，是抵制崇洋之風，激發愛國熱情，宣揚自由民主和分清精華糟粕①。此時的黃人已認識到，文學與文學所賴以生存的語言文字乃是一種權力，他說“占有國家者，亦必並文學權而占之”②。掌握政治權力者，一定也掌握著文學權，而文學權也就是語言文字權，或日話語權。面對列強的侵略，黃人格外重視傳統悠久的中國文學，“國有語言文字．此其國必不劣”，他之爭文學權，他之撰著文學史，歸根到底是為了“動人愛國保種之感情”③。黃人《中國文學史》就是這樣處處貫徹著愛國保種之動機．是一部有寄托的學術著作。這根貫穿全書的思想紅線，是作者黃人賦予它的，那個時代別的作者雖然未必個個清醒意識到這一點，但其實也往往不同程度地把總結贊揚中國文學與鼓勵民氣、御侮自強的想法相聯繫。這種反映著時代要求的思想，對於文學史學的研究者來說，自然不可忽視而應將其列入文學史本體而給以注意。屬於這種情況的顯例，還有像胡雲翼的《唐代的戰爭文學》。這部被譽為“一部孤憤之書”，“可當作古典文學研究界的抗日檄文讀”的專題文學史④，出版於1937年。作者寫作的動機是有感於“近一兩年來中國文壇裡充滿了非戰文學的緊張空氣”，他為了反對“那樣觀世音般大慈大悲的，那樣婦人之仁的，那樣小孩子般恐怖的，一味慈善主義的非戰思想”，“反對卑怯的非戰文學，反對那妨害國民性的鼓吹非戰思想的文學”而撰寫了這部文學史①。此書有選擇和有重點地評介唐人有關戰爭的詩作，或褒或貶，而作者本人則借此提出並發揮了自己的觀點，抒洩丁對時勢的憂憤和對文壇的不滿。史家的思想與文學史融合為一，我們也就不好將他的思想排除在文學史本體之外。屬於這種情況的最近例子，是徐培均主編的《中華愛國文學史》，其《導言》雲：”愛國主義是中華民族民族精神的核心……歷史使命感敦促我們必須總結歷史，正確引導人民高漲的愛國激情，為此，我們特地編寫了這部《中華愛國文學史》，試圖彌補中國文學史研究領域中的一個空白。”②文學史家的愛國思想和古代文學中種種愛國思想的表現合拍、呼應，這自是一部建築在思本基礎上的文學史.

甚至還有這樣的情況，文學史家在行文中隨機地發表自己的意見，且這意見不一定與文學或文學史有關，卻與現實生活有關。如劉大傑《中國文學發展史》原版下冊中屢見的類似段落：“這些作品……完全用客觀的眼光去描寫災民種種的慘況，窮人喫樹根泥土，賣兒鬻女……而那些從事囤積的富豪大賈，正在利用這個機會買田置產，販米娶妾- - - -這種不合理的社會經濟，這種貧富不均的悲慘生活，一直到現在還存在著。”“這一段對白，不僅文字好，意義也好，真是借著野獸，罵盡世上一切，痛快淋漓，深刻無比，字字真深，句句實在。負國家的，負父母的，負師友的，不是到現在仍充滿著政府、家庭和社會嗎？中國的政治、家庭與社會的黑暗與腐化．不就是那種打-半留一半、革命一半妥協一半的人情主義作怪嗎？現在任何一個角落裡，不都存在著中山狼式的人們嗎？”這些引中發揮的議論，既與歷史上的文學有關，是從文學史而來，又是出於作者的現實感受，古今在這裡發生了共鳴和呼應。這種做法有其特定的時代背景和個人色彩，不但應該允許，而且正是“最具個性纔華的”④。這種文字雖然不是每個文學史家所喜所能，在此後統一體制下集體編著的文學史書中更已絕跡，但相信在個人撰史形成風氣，作者們的思想日益解放之後，我們的文學史著作會顯出更多此類的個人風采。而作者那些由文學史引發的思想，對於文學史學的研究者來說，則不妨作為文學史本體之一的思本予以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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