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得網文學_唐詩雜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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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他的《唐詩雜論》……都是精彩逼人之作。這些不但將欣賞和考據融化得恰到好處，並且創造了一種詩樣精粹的風格，讀起來句句耐人尋味。

——學者詩人朱自清

能夠像聞一多先生那樣講唐詩的，並世無第二人。因為聞先生既是詩人，又是畫家，而且對西方美術十分了解，因此能將詩與畫聯繫起來講解，給學生開闢了一個新境界。

——作家汪曾祺

內容簡介

《唐詩雜論》是聞一多先生的一本名著，全書衝破了傳統的學術方法、學術研究的狹隘和封閉，從詩人的角度看待、研究詩歌，多所卓見。他對“初唐四傑”、孟浩然、賈島、岑參、杜甫、李白等人的詩歌成就有獨到而深刻的見解和分析。文章論述精闢，引用的詩歌皆具有代表性；語言生動形像，引人入勝。

作者簡介

聞一多（1899—1946），字友三，湖北蘄水人，著名學者，新月派代表詩人，中國現代偉大的愛國民主戰士。其詩沉郁奇麗，具有強烈而深沉的民族意識和民族氣質，結集為《紅燭》《死水》等。在中國古代文學研究方面亦有非凡成就。

唐詩雜論類書與詩

宮體詩的自贖

四傑孟浩然

賈島杜甫英譯李太白詩詩與批評白朗寧夫人的情詩《鼕夜》評論《女神》之時代精神《女神》之地方色彩《烙印》序《西南采風錄》序《三盤鼓》序時代的鼓手 ――讀田間的詩文藝與愛國 ――紀念三月十八鄧以蟄《詩與歷史》題記詩人的橫蠻詩的格律先拉飛主義戲劇的歧途泰果爾批評談商籟體論《悔與回》

前言

四傑繼承北朝繫統而立國的唐朝的初五十年代，本是一個尚質的時期，王、楊、盧、駱都是文章家，“四傑”這徽號，如果不是專為評文而設的，至少它的主要意義是指他們的賦和四六文。談詩而稱四傑，雖是很早的事，究竟隻能算借用。是借用，就難免有“削足適屨”和“掛一漏萬”的毛病了。按通常的了解，詩中的四傑是唐詩開創期中負起了時代使命的四位作家，他們都年少而纔高，官小而名大，行為都相當浪漫，遭遇尤其悲慘（四人中三人死於非命）——因為行為浪漫，所以受盡了人間的唾罵，因為遭遇悲慘，所以也贏得了不少的同情。依這樣一個概括，簡明，也就是膚淺的了解，“四傑”這徽號是滿可以適用的，但這也就是它的適用性的限度。超過了這限度，假如我們還問到：這四人集團中的個別情形和相互關繫，尤其他們在唐詩發展的路線網裡，究竟代表著哪一條，或數條線，和這線在網的整個體繫中所擔負的任務——假如問到這些方面，“四傑”這徽號的功用與適合性，馬上就成問題了。因為詩中的四傑，並非一個單純的，統一的宗派，而是一個大宗中包孕著兩個小宗，而兩小宗之間，同點恐怕還不如異點多。因之，在討論問題時，“四傑”這名詞所能給我們的方便，恐怕也不如糾葛多。數字是個很方便的東西，也是個很麻煩的東西。既在某一觀點下湊成了一個數目，就不能由你在另一觀點下隨便拆開它。不能拆開，又不能廢棄它，所以就麻煩了。“四傑”這徽號，我們不能，也不想廢棄，可是我承認我是抱著“息事寧人”的苦衷來接受它的。四傑無論在人的方面，或詩的方面，都天然形成兩組或兩派。先從人的方面講起。將四人的姓氏排成“王楊盧駱”這特定的順序，據說寓有品第文章的意義，這是我們熟知的事實。但除這人為的順序外，好像還有一個自然的順序，也常被人采用——那便是序齒的順序。我們疑心張說《裴公神道碑》“在選曹見駱賓王、盧照鄰、王勃、楊炯”，和郗雲卿《駱丞集序》“與盧照鄰、王勃、楊炯文詞齊名”，乃至杜詩“縱使盧王操翰墨”等語中的順序，都屬於這一類。嚴格的序齒應該是盧、駱、王、楊，其間盧、駱一組，王、楊一組，前者比後者平均大了十歲的光景。然則盧、駱的順序，在上揭張、郗二文裡為什麼都顛倒了呢？郗序是為了行文的方便，不用講。張碑，我想是為了心理的緣故，因為駱與裴（行儉）交情特別深，為裴作碑，自然首先想起駱來。也許駱赴選曹本在先，所以裴也先見到他。果然如此，則先駱後盧，是采用了另一事實作標準。但無論依哪個標準說，要緊的還是在張、郗兩文裡，前二人（駱、盧）與後二人（王、楊）之間的一道鴻溝（即平均十歲左右的差別），依然存在。所以即使張碑完全用的另一事實——赴選的先後作為標準，我們依然可以說，王、楊赴選在盧、駱之後，也正說明了他們年齡小了許多。實在，盧、駱與王、楊簡直可算作兩輩子人。據《唐會要》卷八二，“顯慶二年，詔征太白山人孫思邈入京，盧照鄰、宋令文、孟詵皆執師贄之禮。”令文是宋之問的父親，而之問是楊炯同僚的好友。盧與之問的父親同輩，而楊與之問本人同輩，那麼盧與楊豈不是不能同輩了嗎？明白了這一層，楊炯所謂“愧在盧前，恥居王後”，便有了確解。楊年紀比盧小得多，名字反在盧前，有愧不敢當之感，所以說“愧在盧前”，反之，他與王名分是同年，名字在王後，說“恥居王後”，正是不甘心的意思。比年齡的距離更重要的一點，便是性格的差異。在性格上四傑也天然形成兩種類型，盧、駱一類，王、楊一類。誠然，四人都是歷史上著名的“浮躁淺露”不能“致遠”的殷鋻，每人“丑行”的事例，都被謹慎地保存在史乘裡了，這裡也毋庸贅述。但所謂“浮躁淺露”者，也有程度深淺的不同。楊炯，相傳據裴行儉說，比較“沉靜”。其實王勃，除擅殺官奴那不幸事件外（殺奴在當時社會上並非一件太不平常的事），也不能算過分的“浮躁”。一個人在短短二十八年的生命裡，已經完成了這樣多方面的一大堆著述：《舟中纂序》五卷，《周易發揮》五卷，《次論語》十卷，《漢書指瑕》十卷，《大唐千歲歷》若干卷，《黃帝八十一難經注》若干卷，《合論》十卷，《續文中子書序詩序》若干篇，《玄經傳》若干卷，《文集》三十卷。能夠浮躁到哪裡去呢？同王勃一樣，楊炯也是文人而兼有學者傾向的，這滿可以從他的《天文大像賦》和《駁孫茂道蘇知幾冕服議》中看出。由此看來，王楊的性格確乎相近。相應的，盧、駱也同屬於另一類型，一種在某項觀點下真可目為“浮躁”的類型。久歷邊塞而屢次下獄的博徒革命家，駱賓王，不用講了。看《窮魚賦》和《獄中學騷體》，盧照鄰也不像是一個安分的分子。駱賓王在《艷情代郭氏答盧照鄰》裡，便控告過他的薄幸。然而按駱賓王自己的口供：但使封侯龍額貴，詎隨中婦鳳樓寒？他原也是在英雄氣概的煙幕下實行薄幸而已。看《憶蜀地佳人》一類詩，他並沒有少給自己制造薄幸的機會。在這類事上，盧、駱恐怕還是一丘之貉。後，盧照鄰那悲劇性的自殺，和駱賓王的慷慨就義，不也還是一樣？同是用不平凡的方式自動地結束了不平凡的一生，隻是一悱惻，一悲壯，各有各的姿態罷了。這幾乎是不可避免的發展；由年齡的兩輩，和性格的兩類型，到友誼的兩個集團。果然，盧、駱二人交情，可憑駱的《艷情代郭氏答盧照鄰》詩來坐實，而王、楊的契合，則有王的《秋日餞別序》和楊的《王勃集序》可證。反之，盧或駱與王或楊之間，就看不出這樣緊湊的關繫來。就現存各家集中所可考見的說，盧、王有兩首同題分韻的詩，盧、楊有一首同題同韻的詩，可見他們兩輩人確乎在文酒之會中常常見面。可是太深的交情，恐怕談不到。他們絕少在作品裡互相提到彼此的名字，有之，隻楊在《王勃集序》中說到一次“薛令公朝右文宗，托末契而推一變，盧照鄰人間纔傑，覽清規而輟九攻”，這反足以證明盧、駱與王、楊屬於兩個壁壘，雖則是兩個對立而仍不失為友軍的壁壘。於是，我們便可談到他們——盧、駱與王、楊——另一方面的不同了。年齡的不同輩，性格的不同類型，友誼的不同集團，和作風的不同派，這些不也正是一貫的現像嗎？其實，不待知道“人”方面的不同，我們早就應該發覺“詩”方面的不同了。假如不受傳統名詞的蒙蔽，我們早就該驚訝，為什麼還非維持這“四”字不可，而不仿“前七子”、“後七子”的例，稱盧、駱為“前二傑”，王、楊為“後二傑”？難道那許多跡像，還不足以證明他們兩派的不同嗎？首先，盧、駱擅長七言歌行，王、楊專工五律，這是兩派選擇形式的不同。當然盧、駱也作五律，甚至大部分篇什還是五律，而王、楊一派中至少王勃也有些歌行流傳下來，但他們的長處絕不在這些方面。像盧集中的：風搖十洲影，日亂九江文。（《贈李榮道士》）川光搖水箭，山氣上雲梯。（《山莊休沐》）和駱集中這樣的發端：故人無與晤，安步陟山椒。……（《鼕日野望》）四傑繼承北朝繫統而立國的唐朝的初五十年代，本是一個尚質的時期，王、楊、盧、駱都是文章家，“四傑”這徽號，如果不是專為評文而設的，至少它的主要意義是指他們的賦和四六文。談詩而稱四傑，雖是很早的事，究竟隻能算借用。是借用，就難免有“削足適屨”和“掛一漏萬”的毛病了。按通常的了解，詩中的四傑是唐詩開創期中負起了時代使命的四位作家，他們都年少而纔高，官小而名大，行為都相當浪漫，遭遇尤其悲慘（四人中三人死於非命）——因為行為浪漫，所以受盡了人間的唾罵，因為遭遇悲慘，所以也贏得了不少的同情。依這樣一個概括，簡明，也就是膚淺的了解，“四傑”這徽號是滿可以適用的，但這也就是它的適用性的限度。超過了這限度，假如我們還問到：這四人集團中的個別情形和相互關繫，尤其他們在唐詩發展的路線網裡，究竟代表著哪一條，或數條線，和這線在網的整個體繫中所擔負的任務——假如問到這些方面，“四傑”這徽號的功用與適合性，馬上就成問題了。因為詩中的四傑，並非一個單純的，統一的宗派，而是一個大宗中包孕著兩個小宗，而兩小宗之間，同點恐怕還不如異點多。因之，在討論問題時，“四傑”這名詞所能給我們的方便，恐怕也不如糾葛多。數字是個很方便的東西，也是個很麻煩的東西。既在某一觀點下湊成了一個數目，就不能由你在另一觀點下隨便拆開它。不能拆開，又不能廢棄它，所以就麻煩了。“四傑”這徽號，我們不能，也不想廢棄，可是我承認我是抱著“息事寧人”的苦衷來接受它的。四傑無論在人的方面，或詩的方面，都天然形成兩組或兩派。先從人的方面講起。將四人的姓氏排成“王楊盧駱”這特定的順序，據說寓有品第文章的意義，這是我們熟知的事實。但除這人為的順序外，好像還有一個自然的順序，也常被人采用——那便是序齒的順序。我們疑心張說《裴公神道碑》“在選曹見駱賓王、盧照鄰、王勃、楊炯”，和郗雲卿《駱丞集序》“與盧照鄰、王勃、楊炯文詞齊名”，乃至杜詩“縱使盧王操翰墨”等語中的順序，都屬於這一類。嚴格的序齒應該是盧、駱、王、楊，其間盧、駱一組，王、楊一組，前者比後者平均大了十歲的光景。然則盧、駱的順序，在上揭張、郗二文裡為什麼都顛倒了呢？郗序是為了行文的方便，不用講。張碑，我想是為了心理的緣故，因為駱與裴（行儉）交情特別深，為裴作碑，自然首先想起駱來。也許駱赴選曹本在先，所以裴也先見到他。果然如此，則先駱後盧，是采用了另一事實作標準。但無論依哪個標準說，要緊的還是在張、郗兩文裡，前二人（駱、盧）與後二人（王、楊）之間的一道鴻溝（即平均十歲左右的差別），依然存在。所以即使張碑完全用的另一事實——赴選的先後作為標準，我們依然可以說，王、楊赴選在盧、駱之後，也正說明了他們年齡小了許多。實在，盧、駱與王、楊簡直可算作兩輩子人。據《唐會要》卷八二，“顯慶二年，詔征太白山人孫思邈入京，盧照鄰、宋令文、孟詵皆執師贄之禮。”令文是宋之問的父親，而之問是楊炯同僚的好友。盧與之問的父親同輩，而楊與之問本人同輩，那麼盧與楊豈不是不能同輩了嗎？明白了這一層，楊炯所謂“愧在盧前，恥居王後”，便有了確解。楊年紀比盧小得多，名字反在盧前，有愧不敢當之感，所以說“愧在盧前”，反之，他與王名分是同年，名字在王後，說“恥居王後”，正是不甘心的意思。比年齡的距離更重要的一點，便是性格的差異。在性格上四傑也天然形成兩種類型，盧、駱一類，王、楊一類。誠然，四人都是歷史上著名的“浮躁淺露”不能“致遠”的殷鋻，每人“丑行”的事例，都被謹慎地保存在史乘裡了，這裡也毋庸贅述。但所謂“浮躁淺露”者，也有程度深淺的不同。楊炯，相傳據裴行儉說，比較“沉靜”。其實王勃，除擅殺官奴那不幸事件外（殺奴在當時社會上並非一件太不平常的事），也不能算過分的“浮躁”。一個人在短短二十八年的生命裡，已經完成了這樣多方面的一大堆著述：《舟中纂序》五卷，《周易發揮》五卷，《次論語》十卷，《漢書指瑕》十卷，《大唐千歲歷》若干卷，《黃帝八十一難經注》若干卷，《合論》十卷，《續文中子書序詩序》若干篇，《玄經傳》若干卷，《文集》三十卷。能夠浮躁到哪裡去呢？同王勃一樣，楊炯也是文人而兼有學者傾向的，這滿可以從他的《天文大像賦》和《駁孫茂道蘇知幾冕服議》中看出。由此看來，王楊的性格確乎相近。相應的，盧、駱也同屬於另一類型，一種在某項觀點下真可目為“浮躁”的類型。久歷邊塞而屢次下獄的博徒革命家，駱賓王，不用講了。看《窮魚賦》和《獄中學騷體》，盧照鄰也不像是一個安分的分子。駱賓王在《艷情代郭氏答盧照鄰》裡，便控告過他的薄幸。然而按駱賓王自己的口供：但使封侯龍額貴，詎隨中婦鳳樓寒？他原也是在英雄氣概的煙幕下實行薄幸而已。看《憶蜀地佳人》一類詩，他並沒有少給自己制造薄幸的機會。在這類事上，盧、駱恐怕還是一丘之貉。後，盧照鄰那悲劇性的自殺，和駱賓王的慷慨就義，不也還是一樣？同是用不平凡的方式自動地結束了不平凡的一生，隻是一悱惻，一悲壯，各有各的姿態罷了。這幾乎是不可避免的發展；由年齡的兩輩，和性格的兩類型，到友誼的兩個集團。果然，盧、駱二人交情，可憑駱的《艷情代郭氏答盧照鄰》詩來坐實，而王、楊的契合，則有王的《秋日餞別序》和楊的《王勃集序》可證。反之，盧或駱與王或楊之間，就看不出這樣緊湊的關繫來。就現存各家集中所可考見的說，盧、王有兩首同題分韻的詩，盧、楊有一首同題同韻的詩，可見他們兩輩人確乎在文酒之會中常常見面。可是太深的交情，恐怕談不到。他們絕少在作品裡互相提到彼此的名字，有之，隻楊在《王勃集序》中說到一次“薛令公朝右文宗，托末契而推一變，盧照鄰人間纔傑，覽清規而輟九攻”，這反足以證明盧、駱與王、楊屬於兩個壁壘，雖則是兩個對立而仍不失為友軍的壁壘。於是，我們便可談到他們——盧、駱與王、楊——另一方面的不同了。年齡的不同輩，性格的不同類型，友誼的不同集團，和作風的不同派，這些不也正是一貫的現像嗎？其實，不待知道“人”方面的不同，我們早就應該發覺“詩”方面的不同了。假如不受傳統名詞的蒙蔽，我們早就該驚訝，為什麼還非維持這“四”字不可，而不仿“前七子”、“後七子”的例，稱盧、駱為“前二傑”，王、楊為“後二傑”？難道那許多跡像，還不足以證明他們兩派的不同嗎？首先，盧、駱擅長七言歌行，王、楊專工五律，這是兩派選擇形式的不同。當然盧、駱也作五律，甚至大部分篇什還是五律，而王、楊一派中至少王勃也有些歌行流傳下來，但他們的長處絕不在這些方面。像盧集中的：風搖十洲影，日亂九江文。（《贈李榮道士》）川光搖水箭，山氣上雲梯。（《山莊休沐》）和駱集中這樣的發端：故人無與晤，安步陟山椒。……（《鼕日野望》）
在那貧乏的時代，何嘗不是些奪目的珍寶？無奈這些有句無章的篇什，除聲調的成功外，還是沒有超過齊、梁的水準。駱比較有些“完璧”，如《在獄詠蟬》之類，可是又略無警策。同樣，王的歌行，除《滕王閣歌》外，也毫不足觀。便說《滕王閣歌》，和他那典麗凝重與淒情流動的五律比起來，又算得了什麼呢？杜甫《戲為六絕句》第三首說“縱使盧王操翰墨，劣於漢魏近《風》《騷》”。這裡是以盧代表盧、駱，王代表王、楊，大概不成問題。至於“劣於漢魏近《風》《騷》”，假如可以解作王、楊“劣於漢魏”，盧、駱“近《風》《騷》”，倒也有它的妙處，因為盧、駱那用賦的手法寫成的粗線條的宮體詩，確乎是《風》《騷》的餘響，而王、楊的五言，雖不及漢魏，卻越過齊、梁，直接上晉、宋了。這未必是杜詩的原意，但我們不妨借它的啟示來闡明一個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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